文/Rachel Sandler
在盧旺達一個偏遠的村莊，三個孩子的母親、47歲的埃斯特 (Esther) 坐在一張木凳上，向聽者解釋她将如何花費超過85萬盧旺達法郎。這筆能改變人生的款項——大約850美元，相當于她一年多的工資——将由總部設在紐約的非營利組織GiveDirectly在兩個月内以贈款的形式發放。
6月初，埃斯特參加了一場展示非營利組織GiveDirectly在這個東非國家的業務的視訊會議。會上，一名翻譯告訴一小群捐助者和記者：“她将購買一個農場。”有了這座農場，埃斯特打算為自己和家人種植足夠的食物。和村裡大約100人中的絕大多數人一樣，她靠務農為生。随後，GiveDirectly的從業人員遞給埃斯特一個袋子，裡面有如何通過手機收款的說明。
成立于2009年的GiveDirectly旨在讓埃斯特所在村莊的每戶家庭都被納入其直接現金轉移項目，讓那些通常每天生活費不足2美元的人獲得前所未有的收入。現金補助通常分兩個月發放。
這種不附加任何條件地為非常貧窮的人提供資金，而不是向他們提供他們可能不想要或不需要的服務的概念曾經很陌生，但在過去兩年裡，它受到了來自科技和加密貨币領域的一批新晉億萬富豪慈善家們的青睐。迄今為止，GiveDirectly的富豪贊助人包括：慈善家麥肯齊·斯科特（MacKenzie Scott，亞馬遜創始人傑夫·貝索斯的前妻，自2020年以來已經向GiveDirectly捐贈了1.25億美元）、30歲的加密貨币億萬富豪薩姆·班克曼-弗裡德（Sam Bankman-Fried）、特斯拉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Elon Musk，世界首富）和推特前首席執行官傑克·多爾西（Jack Dorsey，億萬富豪）。得益于這些富豪們的慷慨解囊，捐贈給GiveDirectly的善款從2019年的4,200萬美元躍升至2020年的3.03億美元，增幅超過600%。據估計，這使得GiveDirectly成為2020年全球增長最快的非營利組織，其營運預算在一年内增長了近五倍。
在盧旺達的Mugombwa，一位名叫Uwitonze的GiveDirectly善款接受者展示她用來接受現金轉移的手機。圖檔來源：GIVEDIRECTLY
GiveDirectly的理念關鍵是：給窮人現金，進而使他們能夠解決自己的具體需求，同時保持他們的尊嚴。GiveDirectly的總裁兼聯合創始人邁克爾·費伊（Michael Faye）在接受《福布斯》采訪時表示，在其他形式的援助之下，“每個人得到的東西都是一樣的，而現實情況是，人和人的需求并不一樣。我剛從馬拉威回來，你可以去一個那裡的村莊看看——一個家庭決定（用善款）喂養他們剛出生的孩子，另一個家庭決定（用善款）在他們頭上蓋一個屋頂。他們的需求真的各不相同。”
這個非營利組織在肯亞、烏幹達、盧旺達、賴比瑞亞、馬拉威、剛果民主共和國和摩洛哥七個非洲國家開展工作，這些國家都有大量人口生活在極端貧困中。由于許多農村村民沒有手機，GiveDirectly還會為他們提供非常簡單的手機，價格通常為14美元，從他們的現金資助中扣除。GiveDirectly表示，自2009年以來，它總共向125萬個貧困家庭發放了超過5.5億美元的現金。
GiveDirectly還在非洲以外的地區開展規模較小的直接現金轉移項目。在葉門，内戰導緻了災難性的人道主義危機和嚴重的饑荒，是以GiveDirectly正在籌集資金，準備從8月份開始為至少4,200個家庭啟動一項現金轉移計劃。在肯亞，該非營利組織還正在進行全民基本收入（UBI）試驗，在五年内每月向受援者提供補助。在美國，GiveDirectly于2017年開始為受飓風“哈維”影響的德克薩斯州人提供慈善捐贈。現在，它正在喬治亞州運作全民基本收入計劃（兩年内為650名婦女每月支付850美元），并在今年早些時候被聯邦政府選中管理由政府撥款資助的芝加哥基本收入試點項目。上個月，該公司開始向5,000名低收入的芝加哥人每月發放500美元。
GiveDirectly的捐款激增，很大程度上與該組織對新冠疫情的應對有關。在疫情期間，無條件現金轉移支付計劃從一種相對不為人知的政策幹預變為現實。全球200多個政府為應對疫情實施了現金轉移項目，包括美國。費伊說，這使現金轉移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合法化了。2020年4月，GiveDirectly啟動了由私人捐款資助的新冠疫情經濟刺激計劃——“100+項目”，資金開始滾滾而來。到2021年10月該計劃結束時，GiveDirectly已經捐出了2億美元，向美國近20萬個家庭發放了1,000美元的款項。此外，還有1.42億美元被用于現金轉移，目标是肯亞、馬拉威、賴比瑞亞和盧旺達因新冠疫情而失去收入的人。
“我認為新冠疫情迫使我們每個人都扪心自問，你想要什麼？你要幫助的人想要什麼？而很多人得出的結論就是，他們想做出自己的選擇。他們想要錢。”費伊說。
越來越多的億萬富豪有着同樣的想法。自2020年以來，斯科特已經向該援助組織捐贈了1.25億美元，這是她迄今為止向單個組織作出的第四大捐贈。斯科特會把錢捐給GiveDirectly是很容易了解的，畢竟她自己也會進行無附加條件的捐贈。Facebook的聯合創始人達斯汀·莫斯科維茨（Dustin Moskovitz）則自稱是一位“注重效率的利他主義者”，他的身家約105億美元。自2012年以來，他已經通過自己的基金會Good Ventures向GiveDirectly捐贈了5,800萬美元。平面設計創業公司Canva的創始人梅蘭妮·帕金斯（Melanie Perkins）和克裡夫·奧布雷希特（Cliff Obrecht）也向GiveDirectly捐贈了1,000萬美元，用于在馬拉威啟動一個現金轉移的試點項目，這是迄今為止GiveDirectly在該國最大的項目，其目标是在12個月的時間裡，每個月為超過1.2萬人提供50美元，并在此後逐漸擴大。
在疫情爆發後的第一年，像麥肯齊·斯科特和推特聯合創始人傑克·多爾西這樣的億萬富豪向GiveDirectly捐贈了數百萬美元——斯科特更是捐贈了1.25億美元。該組織後來擴大了慈善項目，向美國的窮人也提供現金資助。
在2021年2月加密貨币繁榮的高峰期，埃隆·馬斯克向GiveDirectly捐贈了價值1萬美元的狗狗币，然後以他典型的行事風格，在推特上随意宣布了這次捐贈：以太坊創始人Vitalik Buterin在推特上說他向GiveDirectly做出了捐款，馬斯克則回複說：“剛剛也捐了一些。”一個月後，多爾西将他的第一條推文進行了拍賣，并将所得的全部收益捐贈給了GiveDirectly，價值280萬美元。這是他在一年前捐贈給該機構的“100+項目”的1,000萬美元之外的又一筆捐款。馬斯克和多爾西都沒有回應《福布斯》關于他們向GiveDirectly捐款的置評請求。
加密貨币大王班克曼-弗裡德是FTX交易所的創始人，他通過FTX基金會向GiveDirectly捐贈了50萬美元，因為後者完全符合班克曼-弗裡德作為一個“注重效率的利他主義者”捐贈财富的哲學，這種哲學的信徒使用資料和推理來試圖使慈善事業的利益最大化。
“這是讓人們生活得更好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班克曼-弗裡德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談到GiveDirectly時說。
2009年，費伊與他的朋友、經濟學家Paul Niehaus、Rohit Wanchoo和Jeremy Shapiro一起創立了GiveDirectly。費伊和Wanchoo在2002年時都曾擔任聯合國的研究分析師。在那之後，費伊繼續在哈佛大學的研究所學生院學習經濟學，然後在那裡又遇到了Niehaus和Shapiro，後兩人都是經濟學博士。
在閱讀了有關現金轉移有效性的研究報告以後，這幾位朋友想找到一家允許任何人直接把錢捐給窮人的慈善機構，但是他們沒有找到，于是決定自己開一家。移動支付的出現——即用手機給人們轉賬的能力——讓這個想法變得可行。費伊說:“當時還不存在一個可以讓捐贈者向生活在極端貧困中的人直接轉賬的端到端管道，雖然我們從一開始就在尋找這個管道。”
但必須要說，現金轉移并不是GiveDirectly發明的。墨西哥和巴西政府早在20世紀90年代都曾試行過這類試驗，不過當時這些項目的不同之處在于，隻有把孩子送到學校和診所接受治療的人才能拿到這筆錢。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的一些政府迄今仍在複制這一模式，并且許多國家仍保留着某種條件。GiveDirectly也不是第一個實施沒有附加條件的現金轉移的人道主義援助團體。總部設在内羅畢的非政府組織Adeso的執行董事德甘·阿裡（Degan Ali）于2003年就在索馬裡啟動了一項無條件現金轉移計劃。她最初建議無條件發放現金，是因為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WFP）發放的食物與當地文化不符。她說：“世界糧食計劃署給這些人的糧食（被受助者）拿去喂給了牲畜。他們不吃這些糧食，因為（世界糧食計劃署）給他們的是谷物和玉米，但他們不吃這些食物。他們吃米飯和意大利面。”
2022年4月，盧旺達胡耶地區，GiveDirectly總裁邁克爾·費伊與GiveDirectly烏幹達負責人伊萬·恩特瓦利（Ivan Ntwali）和前英國國會議員羅裡·斯圖爾特（Rory Stewart）在一個移動支付代理機構的展位上。圖檔來源：GIVEDIRECTLY
阿裡補充說，西方的人道主義援助有着醜陋和種族主義的曆史，因為它們喜歡無視當地的實際需求，而支援那些實際上不起作用的解決方案。她說，最終，她希望看到公民們能靠自己的力量茁壯成長，而不用依賴像GiveDirectly這樣的外國組織。她說:“終有一天，你需要從無條件轉賬過渡到想辦法讓人們長期就業。”
GiveDirectly對注重效率的利他主義者有很大的吸引力。對于像班克曼-弗裡德這樣優先考慮效率的捐助者來說，GiveDirectly對每一美元直接給受援者的比例是透明的——在其所有項目中占94%。現金項目繞開了政府的官僚作風，無條件直接打錢項目的管理成本也通常低于其他類型的援助項目。與救助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和世界宣明會（World Vision）等其他國際發展慈善機構相比，GiveDirectly的間接成本也更低。總而言之，現金資助的管理成本更低，而且美元在非洲的用途還更大，例如850美元在美國僅夠支付每月房租，但在盧旺達，這筆錢這足以讓埃斯特這樣的村民購買一個農場。
還需要什麼理由嗎？關于直接現金轉移的全部研究都表明，這是一件好事。而且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有很多了：GiveDirectly在其網站的可搜尋資料庫中列出了300多項。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研究現金轉移項目影響的經濟學教授克雷格·麥金托什（Craig McIntosh）說:“曾經有一種觀點認為，窮人是不負責任的，如果給他們現金，這些錢就會被浪費或揮霍掉，你需要家長式的政策來産生福利效益；現在這種觀點肯定被推翻了。”
麥金托什與他人共同撰寫并于本月發表在《發展經濟學雜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上的一項同行評議研究發現，GiveDirectly的無條件現金轉移資助比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針對盧旺達失業青年的工作崗位教育訓練計劃更有效。其他同行評議的研究也表明，現金轉移可以改善福祉和經濟成果。
不過，在美國開展的研究結果則更加複雜。今年早些時候，密歇根大學的研究人員發表了兩篇論文，發現GiveDirectly在疫情期間開展的現金轉移資助項目對低收入受援者幾乎或根本沒有影響。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今年6月發表的另一篇論文也發現，500美元和2000美元的現金轉移對受援者的影響在15周後都消失殆盡。研究人員甚至推測，獲得一些但不夠多的錢來滿足人們的需求，實際上會讓他們感覺更糟，因為這讓他們的問題更加凸顯。GiveDirectly的傳播主管泰勒·霍爾（Tyler Hall）說，這些結果意味着研究人員“必須研究如何最好地設計美國的慈善項目，以産生最大的影響。”
“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看到的有關美國現金轉移資助的研究總和仍然表明，它對貧困人口有顯著的積極影響。美國一些近期的無效或負面結果并不意味着現金援助是無效的。”他補充道。
但關于無條件現金轉移支付對貧困地區的長期影響的研究還不夠多。雖然有幾項研究記錄了現金轉移後三到五年的持久結果，但除此之外就沒有更多了。“顯然，這些影響會随着時間的推移而消散，但它們如何完全消散，這一點仍有一些争論。”麥金托什說。“我認為一次性現金轉移本身能夠真正讓人們擺脫貧困的情況非常少。”
費伊承認，無條件的現金資助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窮人的萬靈藥，而GiveDirectly并沒有直接解決導緻全球貧困的結構性問題，這是對現金轉移資助的普遍批評。
“現金轉移不應該是人們唯一做的事情，”費伊說。“現金轉移不會研發出新冠疫苗。現金轉移不能修建道路或保護邊疆，也不能做任何你想在公共政府層面做的事情。是以我們需要認識到現金資助的局限性。”盡管如此，費伊對GiveDirectly還是有很大的野心。“消除極端貧困所需的資金很少，我認為我們應該為此建立管道，我也認為我們應該去做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