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斯蒂芬·卡爾加諾維奇 翻譯/菲利蒲 編輯/觀察者網 李煥宇】
“種族滅絕”，這一西方從去年開始試圖給中國扣上的新帽子讓不少人有些摸不着頭腦。實際上，它隻是西方常用的一種“人權陷阱”，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們就在巴爾幹半島首次“實踐”了一把——後來被稱作“種族屠殺”的斯雷布雷尼察事件。
雖然新疆跟斯雷布雷尼察之間的差别很大，但事實恰恰不是西方這套栽贓迫害手法中的重點。是以我們不難發現西方在用類似的邏輯搭建兩者的叙事架構，即建構并非真實的人權事件以吸煙眼球，然後以建構的故事為基礎開展後續的政治操作和一系列制裁。
兩件事還有一個非常“意外”的相似點：當年在海牙法庭負責審判塞族的檢察官，與如今在倫敦造謠中國搞“種族滅絕”的竟是同一個人——已經被中國官方制裁了英國法官傑弗裡·奈斯。
除了新疆，此前在烏克蘭城市布恰發生的所謂“大屠殺”或在叙利亞發生的諸如“白頭盔”一類的挑釁事件與斯雷布雷尼察也幾乎如出一轍，對前者西方指控了俄羅斯，對後者被指控的則是阿薩德。
對這一切有着清楚認識的俄羅斯在今年4月更是在外交部發言人紮哈羅娃的發言中直接點名了那些“導演了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的（西方）人”。
那麼，斯雷布雷尼察到底發生了什麼？
1995年7月，在波黑内戰即将結束之際，當地活躍的親西方軍事人員，在斯雷布雷尼察地區對數百波黑穆斯林戰俘組織了槍決（譯者注：比如最終因斯雷布雷尼察事件被判刑，但判刑過程存在諸多離奇之處的克羅地亞人Drazen Erdemovic以及他的個别上級）。
之後，為了強化所謂“魯莽和大規模殺害戰俘”的印象，這一數字随後通過各種手段被誇大到約8,000人。西方利用其對全球媒體和電影娛樂行業的絕對統治地位，宣布這一行為為“種族滅絕”，并将責任推卸給了塞爾維亞人。
事到如今，這些行動的幕後操作要麼已經大白于天下，要麼即将被公之于衆。可不幸的是，在斯雷布雷尼察事件之後，被送上荷蘭海牙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的，卻是與殺害斯雷布雷尼察戰俘毫無關系的塞爾維亞軍官和政治人物。該法庭由西方特别成立并全權控制，其任務是将戰争罪幾乎完全歸咎于塞爾維亞一方。在那裡，被押上法庭的塞方人員，因莫須有罪名而受到了極為嚴厲的懲罰。
西方在援引崇高的道德和人道主義原則時，其背後往往會存在與人道完全背離的動機，将這一宣傳攻勢上升到司法層面則更是将其厚顔無恥發揮到了極緻。在波黑，他們想在穆斯林和東正教徒之間制造永久性的裂痕，以便在日後通過強加的方式讓自己成為這一巴爾幹戰略要地中的永久仲裁者和主導力量。
但更重要的，是他們通過虛構斯雷布雷尼察“種族滅絕”開創了聯合國“保護責任”的先河——使西方随後能夠以各種人權借口對拒絕服從西方意志的各個主權國家進行軍事幹預。這些具有顯著帝國主義色彩的行動，其目标不是保護人民，而是摧毀這些國家，以便攫取它們的資源。
是以，對中國、俄羅斯等世界上衆多主權獨立的國家而言，二十多年前發生在斯雷布雷尼察的事情絕對沒有“一個邊緣小國的人間慘劇”那麼簡單。
A點即斯雷布雷尼察
波黑：血腥内戰
南斯拉夫于上世紀90年代初的解體，其主要原因是這一多民族國家内部被激活和放大的激進分離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而宏觀大背景則是走向終點的冷戰以及西方所推動和主導的具有顯著全球主義色彩的新秩序。新秩序的核心是西方利益向全球的擴張，以及西方對非西方主權國家的肢解，目的是讓這些國家被分裂成若幹個依賴西方的、容易被操控的弱國。
在這種大背景下，首先到來的是蘇聯的解體，而且該國解體後并不合理的國家邊界在實際層面未能充分反映不同族群真實生活的地理範圍。
南斯拉夫的解體與蘇聯在這方面有諸多相似性。1991年大規模内戰先在克羅地亞爆發，當時其境内有約1/4的塞族。随後内戰蔓延到了波黑，其境内除了克族和穆斯林，還有占到約1/3的塞族。很快，所謂“國際社會”趁虛而入幹預了局勢，希望以犧牲當地人民的利益為代價來實作其地緣政治目标。
在波黑，主要的沖突雙方是塞族和波黑穆斯林。兩個群體均屬南部斯拉夫人，本質上同宗同源同語言，隻是後者在奧斯曼帝國數個世紀的統治期間皈依了伊斯蘭教。而信奉天主教的克羅地亞族作為波黑内部的第三個族群，在逢塞必反的西方的直接影響下，在大部分時候與波黑穆斯林為盟友關系。
在曆史的陰影以及當時面對的政治現實下，占相對少數的塞族并不願意與希望控制波黑全境的穆斯林居住在同一個國家内，于是于1992年塞族成立了（波黑）塞族共和國，并建立了自己的軍隊和制度性機構。但西方随即直接站在了波黑穆斯林和克族一邊，開始拉偏架。塞族在當時能指望的隻有被大幅度削弱的俄羅斯以及隔壁鄰國南聯盟（塞爾維亞和黑山）有限的政治支援和物資支援。
粉紅色代表塞族共和國，綠色和黃色代表穆斯林和克族控制區
波黑爆發的内戰一直持續到了1995年，戰事從各方面都是無情且殘酷的。戰争進行的過程中，在塞族控制的地區内部，穆斯林武裝圍繞斯雷布雷尼察形成了由當地軍閥納賽爾·奧利奇控制的波黑穆斯林飛地。在内戰三年的時間内，其軍隊頻繁進攻了周邊的塞族村莊和居住區，對平民以及其生命和财産的燒殺搶掠屢見不鮮。就連聯合國進入斯雷布雷尼察地區并把該地宣布為“安全區”之後，因為始終沒有能完成對該地的非軍事化，是以這類攻擊行為沒有絲毫減弱的态勢。
在三年的時間内，有超過一千塞族平民遭到殺害，其中不乏十分暴力和殘忍的蹂躏手段。塞爾維亞病理學家佐蘭·斯坦科維奇（Zoran Stanković） 的調查結果記錄了這些虐殺行為的方式和程度，後來 2002 年荷蘭戰争研究所“NIOD”的報告也證明了斯坦科維奇的調查。報告指出：
“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斯林士兵共襲擊了79個塞爾維亞村莊，主要分布于斯雷布雷尼察和布拉圖納茨（Bratunac）。他們的行為方式總體遵循類似模式。首先他們會将塞族從混居的村莊裡趕走，其次他們會攻擊被波黑穆斯林包圍的塞族小村落，最後甚至全面入侵純塞族村落。當地居民被殺害後，他們的房屋會被掠奪，然後被燒毀或炸毀。
波黑穆斯林一般會想在塞爾維亞東正教節日期間發動攻擊（如聖喬治節、維多夫節、彼得羅夫節和東正教聖誕節），因為這類時間段塞方的警覺意識較為松懈，但這種行為反過頭來助長了塞族對穆方的仇恨和憤怒。很大一部分這類襲擊極其血腥，比如一些受害者直接被砍斷脖子，或者被農業用具刺死，再或者被直接燒死。
據估計，有1000-1200塞族被殺害，約3000人受傷。最終在9390名斯雷布雷尼察塞族居民中，僅僅在四個村莊剩下了860人，分别是斯凱蘭尼（Skelani）、茲爾維察（Crvica）、佩特裡察（Petrica）和裡耶什切（Lijesce）。”
時任聯合國駐波斯尼亞維和部隊的指揮官菲利普·莫裡永将軍曾說，由這些罪行引起的兩個共同體之間的仇恨在空氣中彌漫，一觸即發，渴望複仇的情緒已經變得無處不在，仇恨情緒指向的内容無所不包。
2004年2月12日，在米洛舍維奇的審判中，莫裡永作證期間表示：“我當時害怕當地塞族會希望因歸咎于納賽爾·奧利奇的行為而複仇。但納賽爾·奧利奇已經不再是塞族的唯一目标，塞族還希望為更早之前在克拉維察（Kravica）遇難的人複仇（指1993年1月7日聖誕節的一次襲擊）。”
當羅賓遜法官問及對穆斯林戰俘的清算是否與塞爾維亞群眾先前所遭受的恐怖襲擊有關時，莫裡永回答說：“是的，是的，法官先生。我确信确實如此。這并不意味着應該赦免這些罪行的肇事者或減輕他們的責任，但我确信事實的确如此（即他們的行為與襲擊複仇有關）。”
在同一次審判中，莫裡永将軍還表示，在他看來，塞爾維亞指揮官姆拉迪奇将軍“走進了斯雷布雷尼察的一個陷阱”。之後他緊接着意味深長地補充說，在斯雷布雷尼察後來發生的事“有利于紐約和薩拉熱窩一些更有權勢的人的利益。”（訴米洛舍維奇案，抄本，2004 年 2 月 12 日，第32029頁）
一次毫無邏輯的撤軍
1995年中期，波黑内戰有望結束之際，在塞族軍隊後方由波黑穆斯林軍隊不斷進行的軍事挑釁已經到了塞方忍無可忍的地步。來自斯雷布雷尼察飛地的穆斯林軍隊不間斷發動了針對塞族村莊的襲擊，并阻斷了塞方軍隊的物資供應鍊。
1995年6月26日，這些襲擊達到高潮并使塞爾維亞方面徹底喪失耐心，當時來自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斯林軍隊襲擊了附近的塞爾維亞村莊維什涅察（Višnjica），穆方搶劫并燒毀了該村莊，最後還殺害了所有未能逃離村莊的村民。塞軍隊指揮層做出決定，移除作為穆斯林軍隊軍事飛地的斯雷布雷尼察，以徹底解決塞族平民和軍隊在後續可能面臨的威脅。
1995年7月的上旬，為期十幾天的軍事行動得到了有效的推進，塞方成功占領斯雷布雷尼察城。波黑穆斯林軍隊在幾乎沒有抵抗的情況下開始撤退，并在斯雷布雷尼察地區遺棄了約兩萬婦女兒童，仿佛是給塞族武裝故意留下的誘餌，希望引誘塞族對他們施暴，進而以後用作宣傳材料。後來經證明，将斯雷布雷尼察直接遺棄的有軍事能力的男性，曾試圖穿過近60公裡的塞方控制區，穿越重重塞方包圍圈，到達穆斯林控制區圖茲拉。
這種冒險的撤退行動實際上毫無邏輯（譯者注：當時克林頓和伊澤特貝戈維奇方面為了獲得攻擊塞方的充分合法性，有意尋求過擴大穆斯林方面傷亡人數的辦法。甚至出現過在穆斯林逃兵即将到達穆方控制區之際，穆方向自己人開槍的情況）。
1994年的波黑戰争形勢圖 兩個紅點即斯雷布雷尼察和圖茲拉
之後，由拉特科·姆拉迪奇将軍指揮的塞爾維亞軍隊應聯合國薩拉熱窩維和部隊司令部的要求，同意将穆斯林軍隊遺棄在該地的婦女兒童撤離到前線外的安全地區。在塞方組織婦女兒童撤離的過程中，同樣試圖到達穆斯林控制區的穆方軍隊開始趁機通過武裝攻擊的方式撤退。其中很大一批在撤退的過程中陣亡，還有一批最終向塞族軍隊投降。
需要注意的是，試圖從斯雷布雷尼察逃跑的穆斯林軍隊，對塞族軍隊來說作為依舊處于交戰狀态的敵方，是合法打擊目标。根據後來幸存者的叙述，穆斯林軍隊在撤退的過程中傷亡的确相當慘重。
是以，有充分理由認為，大部分所謂的穆斯林“受害者”實際上是那些在合法敵對行動中喪生的人，但是後來他們被故意編入了槍決和所謂“種族滅絕”的受害人名單中（譯者注：在死亡人員中，有一些人死于其他戰役，甚至還有一些人實際死于疾病或屬于正常死亡，但其遺體被挪用來填充死亡數字） 。
後來，根據聯合國等負責安置難民的國際組織統計，截止1995年8月4日，在不到40,000斯雷布雷尼察飛地的居民中，有約35,632人被成功轉移或成功撤退至穆斯林控制區圖茲拉。這些已經被證明的資料，已經足以推翻所謂塞族屠殺“8000多被俘的男性和男孩”的“種族屠殺”宣傳說法（資料可參見這裡，共四份報告）。
後續進行的屍檢結果表明，在據信埋葬穆斯林受害者的亂葬坑中，根據其傷口呈現的特征，在被埋的人中至多幾百，不超過一千人死于槍決。對詳細資訊感興趣的讀者可在網站“斯雷布雷尼察項目”中查閱相關檔案共3568份。這些檔案是由海牙法庭檢察官辦公室的法醫專家專門為法庭需要而準備的，參見這裡。
這些檔案最終指向的情況是，斯雷布雷尼察亂葬坑中共有約 1,920 具屍體，遠低于宣傳所稱的 8,000 多具屍體。在對傷口和死亡方式進行分析之後可總結認為，其中隻有至多1000 人可以被認定死于槍決。其餘的人要麼死于戰鬥，要麼死于其他原因（譯者注：比如地雷、高出墜落等）。
變來變去的“傷亡數字”
在考察死于交戰和死于槍決的人員時，美國情報人員約翰·辛德勒（John R. Schindler）的分析是比較突出的一個。1995年期間，辛德勒曾是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的情報分析人員，常駐薩拉熱窩。根據他的說法，在波黑軍隊戰俘中有約2000人死于槍決，至于其他傷亡人員均是在撤退期間的交火中喪命的（可參見這裡）。可以說這一位能接觸最高機密的情報官的言論也直接駁斥了所謂8000多名男性和男孩被“種族屠殺”的叙事。
在建構和誇大8000人這一數字的過程中，實際上連西方自己長期以來都未能達成一個共識。數字一直在變來變去，最終判決書上的數字更是沒有經過科學證明。海牙法庭的各類案件判決書和檔案中，出現的數字也是參差不齊：
從塞爾維亞将軍托利米爾（Zdravko Tolimir）審判中所謂的 4,970 名受害者到波波維奇上校（Vujadin Popovic）判決書中的 5,336 名受害者，再到對塞族共和國總統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将軍判決書中官方的 “7,000至8,000人”（譯者注：至于上述這些人與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究竟有何種關系，究竟是否有下達槍決指令，一直沒有被證明）。
在海牙遭西方指控的前波黑塞族共和國總統卡拉季奇、前波黑塞族共和國軍隊總司令姆拉迪奇
在海牙所有涉及斯雷布雷尼察的判決中，出庭的證人基本一緻，使用的證據也基本相同。但為什麼在最關鍵的事實，即傷亡人數方面，從檔案，到證人再到判決書，數字之間卻存在如此大的差異？這一切看起來是如此的不自然且令人困惑。
西方國家考慮事情的時候，早已放棄了以事實為根據的原則，反而是先入為主的把自己的觀念和故事預設為“事實”加以傳播。這種故事在政治層面或許能讓他們獲利，但歸根結底還是虛構的。這類故事會被各種西方壟斷下的大型媒體機構和國際組織加以傳播，重複成千上百遍，并無視甚至阻礙另一方的聲音出現在輿論場内。
這種制造虛構現實的機制，在如今的俄烏沖突和西方歇斯底裡但行動一緻的反俄宣傳中，以及對俄羅斯聲音的打壓中，再一次得到了印證。西方群眾隻能看到故事的一個版本，輿論隻能允許有一種聲音，即使這一種聲音與現場發生的實際情況完全不同。
虛構的罪惡感下，被忽視的塞族受害者
西方通過建構的所謂“斯雷布雷尼察種族滅絕”，希望将所有責任歸因于波黑的塞族人民，希望不斷挑戰塞族共和國基于國際條約所享有的實體地位，并希望給塞族人民灌輸罪惡感進而更輕易的實作對他們的控制。這一切都是西方對那一些不願意服從其意志的國家所慣用的心理戰和政治輿論宣傳戰的組成要素。
這種逢塞必反和對塞族全體民族施壓的情況，在整個持續了近20年的海牙鬧劇中清晰可見。在所有的前南人員中，波黑戰争罪方面，有110個塞爾維亞人被判有罪，累計刑期高達974.5年。相比之下克族僅12人，累計277年，波黑穆斯林更是隻有5人，累計43.5年。
然而如上述所言，僅僅在斯雷布雷尼察周邊地區就已經有上千塞族平民因各種燒殺搶掠和暴行而喪命，更不用提1999年北約對南轟炸所造成的數千平民傷亡。難道他們的命就不是命？難道下令殺死他們的人就不應該審判？然而現實的情況是，克羅地亞、波黑穆斯林、科索沃阿族等上司人，完全無需為自己曾經犯下的罪行負任何責任，甚至沒有人逼着他們說任何道歉的話。
相反，他們獲得了繼續從政的權利，而塞爾維亞的上司人則要麼被移交至海牙，要麼被迫循環往複的為自己不曾犯下的事情道歉。
2003年，塞爾維亞《阿爾巴尼亞族在科索沃恐怖主義和有組織犯罪勢力白皮書》對科索沃的“前總理”哈拉迪納伊（Ramush Haradinaj）的簡介
斯雷布雷尼察的所謂“屠殺”成為了西方國家勒索塞爾維亞的工具，是以就連塞爾維亞政府面對這種壓力，都會出現左右搖擺的情況。如果不承認這是屠殺，國家和上司人将被制裁、被貼标簽，如果承認了那标簽隻會被貼的更重。是以塞爾維亞政府對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總體非常謹慎，甚至多少有些膽怯，擔心若采取更具體和更堅定的立場會使塞爾維亞與“國際社會”的關系出現進一步的裂痕。
1995年7月，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發生 27年後，許多事實已經浮出水面，完全駁斥了西方堅持強加的叙述。就連在海牙審判塞族的一些法官，如來自尚比亞的傑出律師普裡斯卡·尼安巴，甚至還有來自法國的法官讓-克洛德·安東内蒂，也對這種不具說服力的故事深表懷疑。在各自表達的意見中，他們對斯雷布雷尼察事件官方解釋的可信度，從法律層面進行了根本性的批判。
盡管在斯雷布雷尼察之後，在世界的不同地區發生了與之模版類似的劇本，但斯雷布雷尼察作為旨在滿足他國地緣政治利益而發動僞旗行動的開創性案例，依舊有着其獨特性和标志性意義。1995年為斯雷布雷尼察制定的原則和模版，後來在世界各地進行了調整和應用——當西方決定對自己的某個眼中釘發起攻擊或掠奪時，這一套标準的人權幹預模版就會出現。
虛構的斯雷布雷尼察事件以及對塞爾維亞人民在斯雷布雷尼察處決“8000名男子和男孩”的诽謗，是對世界所有主權國家的警告。在這背後我們能看到，霸權主義者會使用什麼肮髒的手段來維持他們對世界統治或者試圖征服拒絕服從他們指令的人。
（譯者注：若讀者對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的細節和進一步的情況感興趣，可參考本文作者在2015年斯雷布雷尼察事件20周年研讨會之際撰寫的英文版說明手冊：http://predstavnistvorsbg.rs/pdf_dokumenti/2015/info_knjizica_srebrenica_engl.pdf或參見“斯雷布雷尼察曆史項目”網站：http://us.srebrenica-proj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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