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堡女詩人希爾德·多敏
（Hilde Domin，1909-2006）
2012年冬天，我與波蘭朋友芭芭拉相約參加了一次海德堡文學徒步遊。帶隊的是一位白發朱顔的老學者。從荷爾德林的老橋，到艾興多夫的紀念碑，從歌德筆下的城堡廢墟，到馬克·吐溫筆下的内卡河。一天的行程十分豐富，卻也免不了陳詞濫調。接近黃昏時，我們一行約十人在大學圖書館邊拐了個彎，突然走進森林中。穿過一片猶太人墓地，我們來到格萊姆山小徑（Grambergweg）5号。這是一棟帶角塔的二層小别墅，女詩人希爾德·多敏（Hilde Domin）曾住在一樓，直到她生命的最後。房子雖然古舊，但視野特别好，多敏的書房就在角塔裡，從四面窗望出去，可以看到對面蓋斯山（Gaisberg）上的雲杉樹林、萊茵河平原上的落日、散落在老城裡的大學建築，以及城裡來來往往的學生。
結束一天的遊覽前，帶隊的老爺爺在大廈前朗誦了一首多敏的小詩：
不要變得疲倦，
而是要把手遞給奇迹，
輕柔地
如同伸向一隻小鳥。
在此之前，我沒怎麼讀過她的詩歌，雖然她的詩集在海德堡大大小小的書店總在文學類占據最顯眼的位置。她在海德堡太受歡迎了，讓我誤以為她是某個暢銷作家，反而與她失之交臂。
我瞥了一眼芭芭拉，她的眼角挂着和我一樣的莫名淚珠。我們的生活都太疲倦了。芭芭拉有一個智力發育受限的大兒子，在家中與能将拉丁文變位表倒背如流的小兒子沖突不斷。我的重負不僅是進展緩慢的博士論文，還有耗盡的愛情。大部分的誓言最終都失聲，始終真實如初的寥若晨星。
女性的命運，仿佛一個反複講述的故事。每個女性在每個故事中都瞥見熟悉的身影，看到某個朋友，看到自己的母親，看到自己。一切宛若從某個往昔或未來回眸所見。是以那天，在縱觀了一整天的男性書寫後，我們聽到她的故事，聽到這首短詩，仿佛看到一個柔弱的女人，彎下腰，小心謹慎地伸出手，伸向一隻同樣柔弱的小鳥。她的指尖觸碰到它的翼尖，她戰戰兢兢，害怕奇迹溜走。
女詩人與同為猶太人的丈夫相識于海德堡。彼時的她是個心系天下的女大學生，先後師從卡爾·曼海姆和雅斯貝爾斯，而他也是個熱衷古代文化和藝術的才子。惺惺相惜的兩個年輕人愛得熾烈。他說想去心馳神往的意大利留學，她義無反顧地跟随。沒想到僅一年後，希特勒在德國掌握政權，留學成了流亡。然而那檸檬花綻放的地方也并未在時代的瘋狂中幸免，這對猶太夫妻成了意大利的“國家敵人”，最終不得不再次踏上逃亡的路途。栖風宿雨地輾轉多國之後，他們終于在加勒比海上的島國多米尼加停下腳步。1940年開始，她的時間以另一種速度流逝。
女性好像總是輕而易舉、不知不覺就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受虐者，但起初或許是自願的犧牲和奉獻。她和丈夫一樣擁有博士頭銜，一樣才華橫溢，卻或是為了生計奔走在各個德語教育訓練班的講台，或伏案将丈夫的論文翻譯成英語、西班牙語。他流連于在多米尼加發現的安達盧西亞式庭院古迹，她則如同勤勤懇懇的秘書，埋頭整理、記錄他的每一份研究。
丈夫很快就在多米尼加找到了自己的學術和創作領地，她卻越來越活成了海島上的孤島。1951年，她的母親逝世，她幾乎崩潰。這個世界太孤獨了！準備自殺前，她拿起筆，開始寫詩。她無法孕育孩子，卻不代表無法孕育生命。詞與詞連接配接，句與句疊加，好似骨與骨，肉與肉。假如擁有孩子，或許多少能撫平她的傷痕，然而創造詩句，卻庇護了自己，也安慰了别人。詩行構成了呼吸的空間，她在打字機上敲出的一詞一句中一呼一吸，終于又重獲生命。
丈夫在學術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奧德修斯的漫長歸途終于迎來句點：他得到海德堡大學的教職，繞地球大半圈之後，兩人終于重回相識相戀的小城。她曾經相信，隻要有他，無休止的航行終有盡頭。航行的确結束了，隻是物是人非。
1959年，年過半百的她出版了第一本詩集（上圖），出版社甚至不得不讓她篡改自己的年齡，不然誰又有興趣讀一個五十歲女詩人的處女作呢？詩集中有這樣一首詩：
我在空中為自己布置房間，
在雜技演員和飛鳥中間：
我的床架在感覺的吊環上，
如同風中的鳥巢
築在枝桠最外端的樹梢。
我為自己買了軟毛織出的被褥
那是在月光中
被溫柔梳理的羊毛，
如同閃着微光的雲朵
在堅實的土地上移動。
我閉上眼睛，将自己裹入毛被，
那是确實可信的動物的毛皮。
我想感受小小蹄掌下的細沙，
想聽見在傍晚時分，
羊圈門闩扣上的聲音。
但我躺卧在鳥兒的輕羽中，扶搖直上，
高翔入虛空，頭暈目眩。我無法入眠。
我的手
伸向某種依靠，卻隻找到
一朵玫瑰的支撐。
土地是堅實的，她卻隻能如雲般飄動，如鳥般遷徙。誰不曾希望找到可以永遠紮根的家？然而土地似乎與猶太人的命運背道而馳，她隻能在空中建造房子，把寝床架在吊環上。誰不想要聽到門闩扣上後，裹着溫暖的毛被沉入夢鄉？但無盡的歎息與頭暈目眩讓她無法入眠。誰不曾在痛苦中疾呼渴求強大的依靠？她卻隻找到一朵玫瑰的支撐。這朵玫瑰當然已不是他的愛情！她的玫瑰是她自己栽種的。生活中的一切都難以忍受，但手裡還握着筆，筆裡還淌着墨，描述難以忍受之事本身就是希望，筆杆與暈染在紙上的墨構成了一朵玫瑰，雖難稱救贖，卻足以支撐。
齊哥·科德（Sieger K?der）筆下的玫瑰
從這大廈裡，甚至還能望見她和他三十年前曾經住過的學生宿舍。或許在别人眼中，他們是一對夢幻學術伴侶。但對她來說，這景象不過是往日的殘痕。他們已形同陌路，大廈裡靜默無聲。雖然他還是丈夫，她還是妻子。
想抵抗。但弱小如她。
她更換了自己的名字。她曾是希爾德加德·呂文施泰因（Hildegard L?wenstein），婚後成了希爾德·帕爾姆（Hilde Palm），現在她是希爾德·多敏（Hilde Domin）：“多敏”（Domin）來自曾經的流亡地“多米尼加”（Dominicana）。她随丈夫在那個陌生的島嶼流亡了十四年。最終，她成了島嶼，漂泊成了她的根：
人必須可以離開，
卻依舊如樹般存在。
宛若根紮在土裡，
即使土地變遷，
依然穩穩立定。
人必須屏住呼吸，
直到風慢慢減弱
陌生的空氣，
開始在身邊打轉。
希爾德·多敏定居海德堡後，反而成了多重意義的邊緣人：她生活在老城裡，卻住在山上的林中；她沒有遠離大學學術圈，卻是個詩人；她踏上了魂牽夢繞的德國故土，卻還依舊在心的島嶼漂流；她和同樣經曆漫長流亡的保羅·策蘭（Paul Celan）、奈莉·薩克斯（Nelly Sachs）、羅澤·奧斯蘭德（Rose Ausl?nder）一樣，書寫着猶太人永恒的流離失所，卻并不灰暗；還有最觸動我的一重邊緣身份，那就是，她是公衆寫作者、發聲者，但她是女性。她在多重意義上将自己置于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外圍區域”（Au?engebiet）。韋伯認為，唯有生活在遠離文化、尤其是權力中心的“外圍區域”者，還未被打磨或鎮壓到忘記如何提出自己的問題，發出自己的聲音。隻有他們，才有可能遠離麻木不仁，才具有向世界真誠叩問的勇氣。隻有在這狹長的地帶，才能裸露自己，即使隻是用微弱的聲音，但無畏無懼地，呼喚出正确的名字——自己的名字，世界的名字，希望的名字。
一百多年前，德國浪漫主義時期最傑出的女詩人阿奈特·封·多斯特·霍斯豪夫（Annette von Droste-Hülshoff）站在博登湖邊的高塔上疾呼：
假如我是開闊田野上的獵人，
哪怕隻是士兵的碎片
假如至少我是個男人
上天就會給予我忠言；
如今我卻必須端坐優雅，
好似一個聽話的孩子，
隻能偷偷散開我的頭發，
任其在空中飛舞恣肆！
一個多世紀過去了，女性的言說在很大程度上依舊籠罩在男性的陰影下。從來就沒有什麼平等。被割舌頭的菲洛梅拉、隻能哞哞叫着哭訴的伊娥，不僅是往昔神話裡的失語者，如今依舊是女性的鏡中自照。正因為如此，多敏的聲音觸動我心。她的聲音不是從幹渴的喉嚨裡爆發的哀嚎，也不是喪失信心後的自暴自棄自憐自哀。她比霍斯豪夫更纖細，也更勇敢。
冬日的海德堡又飄起了雪。雪花落入攤開的掌心，輕若無物。這就是指尖與翼尖輕柔相觸的瞬間，是愛的融合的瞬間，就是奇迹。
望着雪中的大廈，我的目光呼喚着她的名字。
那朵筆與墨構成的玫瑰回應了我的目光，她說：“我也在！”
作者：姜林靜
編輯：謝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