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中國南北特有的一種暧昧性，多數人都忽視了 | 文化縱橫

✪ 許紀霖 | 華東師範大學

【導讀】何為“中國”，這一地廣物博、文化多元的文明大國如何延續至今？這是近年來再度興起的一個重要議題。而南北差異與關聯，無疑是了解中國多元文明的一個關鍵。

本文作者許紀霖先生認為，曆史中國是一個多元文明的複合體，“中原中國”、“邊疆中國”和“南方中國”分别代表農耕文明、遊牧文明和海洋文明，共同構成文明意義上的“多元一體”。在古代，盡管文化與經濟優勢都在南方，但通常是北方征服南方，建立大一統政權，這是因為北方有來自草原的尚武傳統，通過與源遠流長的中原文化結合，才具備維系一個龐大古典帝國所需的“實力+文明”兩大基點。從明代開始，南北關系發生逆轉。南方海洋文明開始崛起，預示着以農耕-遊牧文明為主軸的傳統中國，将轉型為以農耕-海洋文明為核心的近代中國。及至晚清，南方海洋族群很快融入西方人建立的以法權為中心的海洋秩序，成為殖民統治者的經濟代理人。到了中華民國時期，新興南方勢力無法統領全局，新舊、南北、沿海與内地、中原與邊疆、農耕秩序與遊牧秩序，不斷産生内在撕裂與沖突，直到一個新的北方大陸文明——蘇俄的社會主義在全球出現。此後，以農耕文明為中心的中國，受到英美海洋文明與蘇俄大陸文明的雙重制約。何去何從，令現代中國人感到困惑。

許紀霖認為，隻有把握農耕、遊牧和海洋三大文明的互動關系，才更能了解中國曆史上的南北互動。三個空間的犬牙交錯、三種文明的競争沖突，就是中國曆史的深層秘密；它們能否實作和解，将是中華民族的希望所在。

本文轉自“許紀霖之窗”，原題為《你所知道與不知道的南北文化》。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你所知道與不知道的南北文化

以秦嶺淮河為界，中國在地域上分為南北兩大文化闆塊。南方文化細膩文雅，北方文化大氣豪放，成為風格迥異的兩道風景。在地理上，南與北是确定的。

但在文化上，南北之分卻是相對的：對北方遊牧區而言，中原就是南方，而對長江流域來說，華夏文化的誕生地中原卻又是北方，而對更南方的閩人、粵人而言，無論是黃河流域的中原、還是長江流域華中、江南，對他們而言都是北方；所謂的江南，在靖康南渡之後，隻是又一個中原，在文化上是更正統的中原。南與北的相對性和暧昧性，是中國這個地域遼闊國家的顯著特征。

曆史上的中國文化，最核心的問題有兩個，一為東西，二為南北。東西以胡煥庸先生提出的黑河-騰沖線為界，乃是漢民族的農耕文化與邊疆民族的遊牧文化之分界線。南北為中原漢文化在永嘉南渡之後，形成的南北兩種不同的風格。

于是，曆史上的南北關系有兩種不同的了解，一種是中原漢文化内部的南北分野，另一種是胡漢之間的對峙，如中世的南朝與北朝、近世的兩宋與遼金，這兩種對南北文化的了解，并非毫不相幹，而是互相滲透。自魏晉南北朝之後，東西（胡漢）的對峙深刻地鑲嵌到南北關系之中，北方文化之中既有漢化的胡文化，也有胡化的漢文化。胡漢文化經過魏晉南北朝、兩宋遼金和元清三次大融合，在北方中原文化之中已經難分彼此。

觀察中國大曆史，有兩種不同的中心觀，一種是中原中心觀，以華夏-漢民族的中原文明為尺度，衡量曆史與文化的大變遷。中原中心觀預設了文明的漢文化/野蠻的胡文化之二進制對立，似乎中國的進步就是中原文明如何同化周邊蠻族的曆史。以中原中心觀思考南北問題，很容易陷入大漢族主義的陷阱。

另一種是拉鐵摩爾提出來的長城中心觀，将長城之内的農耕民族與長城之外的遊牧民族作為兩個平等的文明共同體，考察二者之間的交往與鬥争。長城中心觀注重的是北方邊疆（塞防）地域兩大民族的互動曆史，但對南方邊疆（海防）是其研究的盲區。自南宋特别到了明代之後，瓯閩粵的海洋文化開始崛起，成為思考中國不可忽視的因素。

曆史上的中國，是一個以農耕文明為中心，又蘊涵着遊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多元複合體。隻有置于三大文明的互動背景，才能更深刻地了解曆史上的南北文化關系。概括地說，中國的北方是農耕-遊牧文明的複合體，中國的南方（自明代以後），是農耕-海洋文明的複合體。這三種文明的互動，構成了曆史上南北關系的複雜性，也是以可以了解為何在古代，通常都是北方征服南方，而到了近代，形勢倒過來，南方戰勝了北方，但最後又被新的北方所宰制。

▍ 遊牧—農耕文明的北方

中原文化的中心原在黃河中下流域，自永嘉之亂、王室南遷之後，江南的人口、經濟有了大發展，文化的中心逐漸轉移到長江中下流域。南北格局由此形成。南方文化承中原之正統，又與南方的土著結合，形成了南方農耕民族勤奮、細膩、儒雅、潇灑的性格。而中原文化的發源地北方，因為五胡入侵帶來了遊牧民族獨特的彪悍、粗犷和元氣淋漓，形成了與南方迥然不同的風格。

孔子有言：“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文與質，這兩種本來在農耕民族中平衡的氣質，到了南北分立之後，各自向極端的一面發展，南方文化文勝于質，具有文明的矯飾一面，而北方文化質勝于文，帶有原始的淳樸與蠻氣。

五胡亂華之後的1600年曆史，北方有800年時間處于異族統治之下。而南方隻有350年。于是，胡漢之間的差異逐漸也蛻變為南北文化的不同。日本京都學派第二代掌門人宮崎市定認為漢族是“文明主義”，胡族是“樸素主義”，如同孔子所說的文與質一樣，成為南北文化日趨固态化的精神辨別。

關于南北文化的實力變遷，永嘉與靖康兩次南渡是轉折點，日本學者桑原骘藏的名篇《曆史上所見的南北中國》中分析說，在永嘉南渡之前，北方文化一直占優，大人物皆都出自北方。到南北朝期間，南北走向平衡。隋唐統一之後，南派較北派占有文化上的優勢。

而靖康南渡之後，經濟和文化中心轉移到江南，人才大都出自南方，自此北方完全無法與南方相比，到了明清之後尤甚。明初的科舉，會試結果，所有的進士皆來自南方，竟無一個北人，令朱元璋大怒，即是明證。丁文江從《二十四史》的列傳中選出籍貫可考者5783人，統計發現，全國性精英在南宋之前，集中在黃河流域；南宋之後，逐漸趨于長江流域。

既然文化與經濟的優勢在南方，那麼為什麼隋唐結束南北分治，北宋終結五代十國之亂，都是北方戰勝了南方，建立的都是北方大一統政權呢？之後的元朝和清朝，更是由草原和森林走出來的少數民族，一統農耕區與遊牧區，建立了橫跨中西、貫通南北的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關于這個原因，要放在全球史的背景中加以分析。

從公元7世紀到17世紀，整整十個世紀，歐亞大陸的霸主，并不是農耕民族，而是遊牧民族。在冷兵器時代，誰擁有了優質的駿馬和彪悍的騎兵，誰就左右了戰場。不僅是軍事的實力，而且在精神氣質上也是如此。來自草原的蠻族元氣一旦來到黃河流域，與中原的軸心文明結合，就不是流亡到南方的中原王室與貴族所能對抗的。南方之強，在于精緻的文化與開放的經濟，而北方之強，在于來自草原的組織力與行動力。隋朝與唐朝的開國者們，都有鮮卑的血統，又經曆了幾代人的漢化，胡漢兩族血脈與文化的相融，造就了北方在軍事實力、政治組織力都形成了遠遠高于南方的強勢。

南方雖然在文化上有優勢，但在氣質上較之北方，畢竟弱了一層。東晉有風流的名士與美妙的玄學，南宋有繁華的江南與儒雅的士大夫，從西晉到南朝再至南宋，來自中原的儒家禮樂傳統與南方的道家浪漫主義結合，産生的隻是柔弱的南方文化與偏安的小朝廷心态。而中國政治的重心一直在北方。北方有來自草原的尚武傳統，再加上與源遠流長的中原文化結合，亦文亦武，是古典帝國必須具備的雙重氣質。

一個龐大的帝國之維持，建立在文明與實力兩個基點之上，中原的農耕民族有文明，邊疆的草原民族有實力。五胡亂華之後的北方，草原的原始蠻氣與中原的政教傳統融合，呈現的是漢化了的胡文化與胡化了的漢文化，既有文明，也有實力，從隋唐到蒙元、大清，都表現出雄心勃勃的帝國野心和擴張欲望，與滿足于偏安、格局逼仄的南方小朝廷恰成對比。在中國曆史當中，帝國的氣象皆是來自北方，霸氣的遊牧文明一旦與精細的農耕文明嫁接，那是南方純粹的農耕文明所無法抗衡的。

在這一方面，北宋與明朝是一個鮮明的對比。宋朝雖為北人建立，但宋太祖立國之初，為提防藩鎮割據，立下規矩，尚文輕武，以儒家的文官壓抑蠻氣的武夫。雖然宋國為一北方政權，但其精神氣質卻是南方的。唐宋轉向的精神要旨，乃是轉向内在。唐代那種來自北方的飛揚氣魄日益萎靡，因受到南方佛教的影響，宋朝轉向精神化與内在化，于是抵擋不住遼金的鐵蹄，最後被逐出北方。

再來看明朝政權。明太祖朱元璋定都于南京。其兒子永樂帝在靖康之役奪得皇位之後，遷都北京，象征其繼承的是蒙元的尚武傳統，而非兩宋的尚文遺風。他命鄭和率領萬人船隊七下西洋，展示的是北方帝國的稱霸雄風。隻是永樂帝之後，大明王朝日益内斂化，北鑄長城，南設海禁，重新表露出其南方政權的底色，隻是一個封閉性的大陸王朝。

然而，時勢比人強，放眼世界，一個全新的海洋文明大時代已經在敲門了。

▍ 注入了海洋文明的南方

南方的活力，不在于農耕文明的純粹，而是海洋文明的誕生。在南北關系逆轉上，明代是一個轉折點。這一轉折點，與全球的海洋文明時代的來臨有關。

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同時，西方人也出現在亞洲。1493年，葡萄牙進入印度，1513年，葡萄牙的船隻駛入了廣州港。16世紀末，利瑪窦來到中國，以自鳴鐘打開了宮廷大門，17世紀初，荷蘭人進入台灣和東南亞。南方沿海，成為海洋文明的突破口。

從全球史的角度看，1500年之前是阿拉伯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天下，在歐亞大陸的心髒地區中亞（内陸亞洲），各路遊牧民族控制了東西交通的命脈，也掌控了世界曆史的導航權。遊牧民族所建立的，與中原王朝一樣，都是大陸帝國，從遼金政權到蒙元帝國，他們可以輕易征服農耕區，卻從來無法越過大海。忽必烈兩次東征日本，都被可怕的海上神風擊敗，铩羽而歸。中原王朝亦是如此。

15世紀的鄭和下西洋，隻是永樂帝個人意志的偶然之舉，他一方面實行海禁，扼殺民間貿易，另一方面弘揚國威，拓展朝貢貿易。這種勞民傷财的帝國擴張，自然無法持久。當永樂帝将首都從南京遷往北京，遠離南方，貼近草原，就注定了其回歸大陸帝國的命運。永樂之後，其後代日益封閉，将海權拱手讓給前來叩門的西洋人。

中原的每一次曆史性變化，都與外來文明的沖擊有關。16世紀之前，對中原農耕文明構成挑戰的，是北方草原的遊牧民族，16世紀之後，對中國形成沖擊的，逐漸變成海上來的西洋民族了。蒙古帝國的滅亡，是全球史上千禧年式的大事件，它标志着陸權帝國時代開始終結，一個全新的海權帝國時代即将降臨。這樣的大變化，展現在中國曆史當中，就是“元明轉向”：當明朝統治者回歸北方的時候，在南方的民間，海洋文明露出了曙光，曆史重心開始從北方轉移到南方。

在歐洲人到來之前，在南中國海，已經出現了一個由民間自由貿易為主體的南海世界共同體，這一海洋貿易網絡，以白銀為媒介，将東亞與歐洲通過海路連接配接在一起。由此在中國的南方，出現了一個海洋中國。廣東、福建和南洋，對于閩人和粵人來說，并沒有今天所謂的國内、國外的概念，圍繞着南中國海，構成了一個可以自由來往、出入和交易的生活世界，華人的地方宗族關系網絡，也從廣東、福建，延伸到東南亞，形成了一個跨國家的文化共同體。

蔔正民教授指出：“13世紀末到14世紀，發端于元朝的大陸型世界經濟體，橫跨草原，向西拓展至波斯和歐洲。16-17世紀，一個以南海為中心的海上世界貿易經濟體将明朝與進出印度洋和橫跨太平洋的各貿易體系連接配接在一起。這兩個不同的世界以不同的方式将中國納入其中”。元朝的大陸型世界經濟共同體，以北方為軸心；而明朝的海洋型世界經濟共同體，則是以南方為中心。明代以後南方海洋文明的崛起，預示着農耕-遊牧文明為中軸的傳統中國，将轉型為以農耕-海洋文明為核心的近代中國了。

南方的沿海地帶，特别是瓯閩粵，無論與黃河中下遊的北方，還是與長江中下遊的兩湖、江南，都有顯著的差異。這些在海邊長大、靠海吃飯的漁民們，不像中原那樣恐懼海洋，也不似自耕農那般保守、封閉。在他們身上，中原小農經濟的文化積澱不深，反而具有海洋民族的那種敢于冒險、向外開拓、精明算計的商業精神。海洋是自由的象征，陸地是集權的淵薮。

中原王朝所建立的，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自上而下的普遍王權結構。但在天高皇帝遠的瓯閩粵，南方的海洋族群（溫州人、閩南人、潮汕人、客家人、廣府人等），有非常豐富的、自下而上的民間宗族網絡。憑借這些擴張性的宗族網絡，他們漂洋過海，移民海外，在整個南洋地區、後來延伸到北美，建立了一個全球性的華人商業貿易共同體。在當地，他們很快融入了西方人建立的以法權為中心的海洋秩序，成為殖民統治者的經濟代理人。

不過，中國南方的商人與西歐的商人畢竟生活在兩個迥然不同的社會結構。西歐的海洋民族以契約和權利為核心，發展出一個自發的擴充性的市場秩序，而中國南方的海洋族群，則是在千百年的中原大一統王權-官僚秩序下生長，血脈裡面一種殘留着農耕民族對權力天生的依附性，他們商業上大膽，政治上卻極為孱弱。在權力面前，不是積極捍衛自己的權利，而是熱衷于尋租，獲得獨家的專賣權，以當一個紅頂商人為榮。

在南洋謀生的華僑商人，也具有南方沿海農耕—海洋族群的類似特點，将西洋統治者視為另一個皇帝，以獲得殖民主子的經濟特許權為最高目标。正如美國著名學者孔飛力在《他者中的華人》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無論商人多麼富有，也難以在仕途上有所作為，商人隻能屈居于君主與士大夫之下。當華商身居海外時，讓他們往往也不會與當代統治者争奪公權力。反之，如同在祖籍地中國一樣，他們向當地統治者俯首稱臣，以換取某種信任，更希望能夠得到某種優惠，如得到行使包稅權的特别權益。”

由此可以了解，盡管明代以後南方的海洋經濟開始崛起，但南方的海洋族群因為其根深蒂固的農耕性，隻是一群缺乏政治意識的經濟動物，是以，南方經濟的繁榮、海洋商業的蓬勃，并沒有是以轉化為自主性的政治要求。強大的南方經濟，依然鬥不過北方的公權力，南方的農耕-海洋文明，在北方的農耕-遊牧文明面前，始終是經濟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明末清初，鄭成功的南方海上帝國一度北伐攻陷南京，隻是一次偶然的例外，即使如此，也是以南方對北方的屈服而告終。

▍ 近代以後的南北之争

滿清王朝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波草原/森林民族對中原的沖擊，其所建立的農耕/遊牧文明雙重體制，是繼蒙元帝國之後，将農耕的漢民族與遊牧的邊疆民族統一在同一個帝國版圖之中，既是曆史上北方帝國的巅峰，也是最後一次回光返照。特别是進入19世紀之後，西方的海洋文明無論是經濟與軍事實力，還是政教體制，已經領先于歐亞的内陸文明。

過去的是草原文明沖擊中原，餘波蕩漾自沿海，如今卻倒過來了，來自于大海的新文明沖擊波，由南向北，由沿海而内地，向神州大地的縱深地帶，甚至草原輻射。民國時期對南北問題有專門研究的陳序經指出：“曆史上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固有北方而南方；但是現代中國文化發展的趨勢，卻是由南而北。”

19世紀以後影響中國的重大事件，幾乎都是在南方醞釀，随後沖擊北方：打開五口通商的鴉片戰争、席卷南方的太平天國革命、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南方封疆大吏在長江中下遊推行的洋務運動、從偏遠的廣東登上全國舞台的地方士大夫康梁新黨、南洋華僑支援的興中會、兩湖為背景的華興會、江浙人的光複會、南方士紳發動的國會請願運動，直至1911年首先在南方發難的辛亥革命。得風氣之先的南方，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向北方發動了一波又一波的主動攻勢。從文明的角度了解，無異是南方新崛起的海洋秩序向北方的農耕-遊牧秩序的挑戰。

在海洋文明誕生之前，南方通常不是北方的對手，唯一的成功，是朱元璋驅逐了蒙古人，建立了大明王朝。然而，朱元璋出生于淮河邊上的鳳陽，身處南北交界之處，長期在底層混迹，沾染了北方遊牧民族的蠻性，當了皇帝之後，明承元制，接過了草原來的絕對君主專制。過去漢人的中原王朝，從漢唐到兩宋，皆是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但朱元璋政治上征服了北方，卻在靈魂上被北方所征服，将元朝開創的說一不二的絕對君主獨裁，加以漢化和制度化了。

但近代之後南方對北方的攻勢，顯然具有不一樣的時代内涵和格局。辛亥革命的南方，無論是立憲派士紳，還是革命黨人，都是海洋文明的代表，他們對清廷所象征的北方遊牧-農耕文明的沖擊，乃是希望建立一個與國際海洋秩序接軌的新中國。隻是在辛亥年間傳統的舊秩序太強大，新興的南方勢力無法統領全局，辛亥革命最後的結果，隻能是南北妥協，達成海洋、農耕和遊牧秩序的臨時性和解。中華民國是一個大妥協、大和解的産物，但也是以留下了衆多内在沖突的後遺症。

元朝和清朝所建立的橫跨農耕、遊的大一統帝國，是以王權為中樞與象征的，當清帝遜位象征性的普遍王權解體之後，以憲法為核心的立憲秩序又遲遲未能出現，于是，繼承了清朝龐大版圖的多民族的中華民國，立即發生了國家認同危機。新與舊、南與北、沿海與内地、中原與邊疆、農耕秩序與遊牧秩序，不斷産生内在的撕裂與沖突。

其一表現在東與西、中原與邊疆的撕裂。清帝國以王權為軸心所實作的大一統，乃是一種多元象征、多元宗教和多元治理結構。“一個王權，各自表述”，清帝在漢人那裡，被稱為皇帝，在蒙古人那裡，是草原共主大可汗，在藏人那裡，乃是文殊活菩薩。當民國以現代的民族國家模式建立之後，一些邊疆民族便不再認同民國這一國家符号，也不認為自己屬于中華民族這一新興國族，他們試圖脫離混亂而多變的中央政權，實作獨立或分治。

西藏在1949年之前始終處于事實上的半獨立狀态，外蒙在俄國的鼓動下，試圖脫離中國，終于到二戰結束通過雅爾塔密約獲得成功。新疆一再發生分離主義的暴動，曾經二度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東北在日本扶植下出現了僞滿洲國。當民國處于五代十國式的内憂外患之時，西部中國的遊牧文明對東部中國的中原文明的離心力便愈加強化，尤其當分離活動得到了外國勢力的加持之後，更具有嚴峻性。

其二是南與北、海洋文明與農耕文明的沖突。南北朝之後的南方文化，主要是長江中下遊的南方農耕文明，到了南宋、特别是明代以後，瓯浙粵的海洋文明開始出現，領先于南方，原來偏遠的海防邊地一躍成為文明的中心，這可以了解為什麼從清朝到民國，最南端的嶺南文化，以廣州為中心，會開時代之風氣，領先于全國。廣州原先是中原帝國版圖中南方最邊遠之地，到了明清一躍成為最開放的南方中心。

而到了晚清之後，上海作為一個通商口岸的遠東第一大都市，俨然成為南方之領袖，足以與北方的象征北京分庭抗禮。民國是南北妥協的産物，袁世凱代表北方，在民初以北馭南，成為終身大總統，甚至稱帝。但時代的潮流已經倒向南方一邊，袁很快身敗名裂，抑郁而死。袁之後的民國，南北之争重新表面化，在廣州與北京形成了南北兩個法統、兩個國會和兩個政府。

南北之争，表面是權力之争，實質是新舊之争。周作人說：“‘南北之争’不是兩地方的人的戰争，而是思想的戰争。南北之戰，應當改稱‘民主思想與酋長思想之戰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雖然在北京發動，但無論是《新青年》的作者，還是北京大學新派教授，大都是南方人，來自于得風氣之先的沿海省份，在上海、日本和歐美有求學經曆。南方趨新，北方守舊，在民國之初成為不争之事實。

民國時期的學者梁園東說：“北方是以統治南方，是因為北方經濟供給不及南方，為維持統治階級的地位，北方必要取南方，南方卻不必統治北方已可維持。”無論是古代還是近代，北方的大一統意識強，而南方的分治意識強。從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到倒袁運動、聯省自治，民國之後南方的幾次對抗北方大一統，都是以“各省獨立”、“分省自治”的方式表現出來。政治中心的北方的霸氣，與文化經濟中心的南方的離心，構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

正當南北新舊文化交鋒之際，一個新的北方大陸文明在全球出現了，那就是蘇俄的社會主義。蘇俄是一個具有共産主義意識形态的的大陸文明帝國，其與英美為代表的海洋文明帝國，形成了二十世紀兩大對抗的陣營。以農耕文明為中心的中國，從此受到英美的海洋文明與蘇俄的大陸文明的雙重制約。何去何從，令現代中國人感到困惑。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原本吸取的是來自西方的海洋文明，但欲在以農耕文明為背景的中國加以實施，卻沒有下手之處，無法動員群眾參與到革命中來，他痛定思痛，決定以俄為師，聯合中共，于是改組後的國民黨獲得了強有力的宣傳、組織和動員能力，北伐勢如破竹，繼朱元璋之後，第二次南方統一了北方。

不過，海洋文明與大陸文明很難治于一爐。國民黨本質上是英美為體，蘇俄為用。體用不一，二者勢必要發生内在沖突。于是國共分裂，勢所難免。之後國民黨與共産黨的對抗，頗有新南方與新北方之争的意味。蔣介石政權的大學營在江浙沿海，故定都南京，以江南為政權的根據地。國民政府來自于開放的沿海，但又殘留許多中原民族的傳統，是一個半海洋、半農耕的政權。中共雖然起家于南方，但真正的發展是長征之後轉移到北方，具有強烈的北方性，是一個蘇俄式的大陸型政權。

農耕民族本來就具有強烈的實用性、可塑性，既可以與海洋文明結合，也可以與遊牧文明互融。中國自明清之後，是一個受到海洋文明影響的農耕-遊牧文明大陸型國家，不海不牧，亦海亦牧，一直在自由與專制二者之間動蕩。南方與北方的長期較量，與此有關。1949年中共對國民黨的勝利，可以了解為大陸文明對海洋文明的征服，而1978年之後鄧小平開始的改革開放，亦是海洋文明在大陸中國的回歸，是又一次的文明北伐。但是，如同曆史上一樣，政治中心始終在北方。北方與南方在空間上的錯位，形成了了解中國曆史的關鍵。

了解了曆史上的南北關系，也就明白了“何為中國”。曆史上的中國，是一個多元文明的複合體，中原中國、邊疆中國和南方中國，各自代表了農耕、遊牧和海洋文明，它們構成了文明意義上的“多元一體”。中國不是隻有一個中原空間，還有遊牧的世界與海洋的世界。三個世界的犬牙交錯、三種文明的競争沖突，是中國曆史的深層秘密。農耕、遊牧與海洋文明，能夠在未來的時空中得以和解嗎？或許，這是中華民族的希望所在。

本文 轉自 “許紀霖之窗” ，原題為《 你所知道與不知道的 南北文化 》 。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