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蘭代斯大學副教授 王璞
《本雅明傳》，[美]霍華德·艾蘭、邁克爾·詹甯斯著，王璞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908頁，145.00元
“沖突而流動的整體”
“……我多元的信念所代表的那個沖突而流動的整體”——二十世紀猶太裔德國批評家、理論家和文人瓦爾特·本雅明（1892-1940）曾如此形容自己的思想生活。他的多樣作品、不幸經曆以及遲來的聲名，不論在英語世界還是中文世界，都仍然散發出近乎奧義般的吸引力。2014年夏天，最初接到翻譯Walter Benjamin: A Critical Life的邀請時，我一口答應，幾乎不假思索。這部傳記，“英語中第一部完整的”本雅明傳，出自霍華德·艾蘭（Howard Eiland）和邁克爾·W. 詹甯斯（Michael W. Jennings）的“四手聯彈”。我上大學在圖書館亂翻瓦爾特·本雅明著作英譯本時，已經注意到這兩位本雅明專家的名字。艾蘭曾長期擔任麻省理工學院的文學講師；詹甯斯則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德語系教授。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起，在編輯林賽水（Lindsay Waters）的強力推動下，哈佛大學出版社成為本雅明著作英語譯介的重鎮，這兩位學者的努力和配合貫穿于哈佛社版四卷本《瓦爾特·本雅明文選》（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的編譯工作。從1996年至2003年，這套選集終于出齊，時至今日仍是英語世界對本雅明作品的一份相對完備的呈現。同時，艾蘭也是本雅明遺稿《拱廊街計劃》（The Arcades Project）和專題選集《現代生活的作家——論波德萊爾》（The Writer of Modern Life: Essays on Charles Baudelaire）的英譯者之一。而詹甯斯不僅編輯了《現代生活的作家》，還是《可技術複制時代的藝術作品及其他讨論媒介的文字》（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 and Other Writings on Media）的編者之一。這些譯本也都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陸續推出。可以說，2014年哈佛社版《本雅明傳》是這一長期全面介紹本雅明遺産的項目的收官之作，甚至有集大成的意味。
《瓦爾特·本雅明文選》（1996-2003）
《現代生活的作家——論波德萊爾》（2006）
《可技術複制時代的藝術作品及其他讨論媒介的文字》（2008）
說回自己，高中時第一次見到“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張旭東、魏文生譯）這一書名，我真有觸電之感。但即便我和其他文藝青年、文科同學一道早早在腦海中印下了本雅明的形象，每次翻開這個并不厚的譯本，我還是隻能在震驚和眩暈的不斷折返中，跌倒在曆史意象的界碑之間（倒是《可技術複制時代的藝術作品》等文化批判，似乎更容易進入）。真正讀完《發》，我已是碩士生（自己最早發表的評論之一，也是以它為題）。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閱覽室中，我沉浸于本雅明文選《啟迪》（張旭東、王斑譯，當時隻有香港牛津版行世），一擡頭，秋光正緩慢地透過金黃的銀杏葉照進來——當時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會有幸成為本雅明中譯者張旭東老師的學生。在紐約大學求學期間，我和同學們在張老師指導下，從事《拱廊街計劃》的合譯。2008年秋冬，我到巴黎遊學，穿過拱廊街，坐進了法國國家圖書館老館，本雅明曾“隐藏”（借用他自己的詞geborgen）于此，為深描十九世紀商品資本主義“幻景”而搜集各種邊角材料，使得《拱》的引文筆記蔓生為浩瀚宇宙，而辯證意象如星叢般閃現其中——作為從中國經由“新大陸”來到“老歐洲”的學子，我的确感覺，主閱覽廳拱頂上镌刻的各大都會之名仍輝煌如恒星。我一面翻閱本雅明所引用的法語材料，一面通過張老師修訂的《發》新版，重新校正我自己在德國猶太人本雅明和“布爾喬亞世紀”之間的位置。我由此發願，将本雅明著作納入我的博士大考題目，并請理查德·希伯斯（Richard Sieburth）教授（《莫斯科日記》的英譯者）在這方面給我指導。2012 年，我畢業後去布蘭代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任教，這所美國大學的特殊之處正在于它的猶太精神傳統，甚至可以說，作為美國最年輕的研究型大學，它在“二戰”後的成立，也回應着猶太人所經曆的現代苦難——這也讓我再再想到本雅明逃亡赴美途中的死難。恰在這時，有機會把一部英文的本雅明評傳譯介到中文世界，我自然心動，還沒有拿到樣書就接受了這一任務，甚至感覺自己和本雅明遺産實在有緣。
但是，這“緣分”很快就顯出“魔咒”般的力量。正如本雅明的一生仿佛無法擺脫“厄運”及“險情”，這本傳記的翻譯也一再拖延，伴随着“小我”和“大我”的跌宕。它不僅因為我個人學術升職過程的焦灼和煎熬而屢屢遭到耽擱，而且，在生活的潰散之中，它還見證着我們所身處的曆史現場的地殼運動。2019年，我終于完成了草譯稿，本想在訪學法國期間全力校改，誰料全球新冠疫情降臨。等我重新拾起校譯工作時，我已經分别在法國、美國和中國受過了防疫的考驗。這一回回的延宕，大抵也是因為我“拙”于規劃，和“駝背小人”别具“親合力”，而在時代氛圍的變化中，翻譯也幾乎成為一場“悲悼”戲演——我們的處境或遠比本雅明幸運，但四處也浮起災變的寓象。我甚至不由得想起本雅明那麼多次創辦刊物的失敗、那麼多擱淺的出版計劃、那麼多走不通的出路和逃路，幾乎感覺宿命襲來：這次的翻譯該不會也終于無法完成吧？到了校改階段，我得知艾蘭已經從麻省理工學院退休，而林賽水也不再擔任哈佛大學出版社的總編輯。疫情中，每次林賽水打來電話，我都不好意思彙報進展，反倒是這位資深大編輯寬慰起我來，說這樣的大部頭傳記，譯到中文必然費時費力。的确，當我需要為拖延近八年開脫時，我總會首先提到這部書的厚度。厚實，或許是這本書給人的最直接印象，它厚到讓人無法捧着讀（英文原版近八百頁，其德語譯本和西班牙語譯本均超過一千頁）。而在譯作終成之際，我還想強調，這一基本特征也聯系着這本傳記的意義——我願稱之為“評傳的可能性”。
《本雅明傳》英文版封面
正如比較文學學者大衛·費裡斯（David Ferris）在書評中所暗示的，這本書沉甸甸的“分量”恰恰是傳記意義所在。在他看來，艾蘭和詹甯斯因為他們過去三十年在本雅明譯介、研究方面的貢獻而成為本書作者的最佳人選，同時，他們還面對傳記寫作的特殊“任務”：在二十世紀思想史、批評史的種種難題中，一部本雅明傳如何可能？本書的厚實來自傳記的翔實。它不僅是英語世界中，而且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内最翔實、最完整、最全面的本雅明傳。這也就是為什麼當它被翻譯為德語（也即本雅明的母語）時，它甚至一度登上德國（也即本雅明的祖國）非虛構類讀物的暢銷排行榜。德譯本的出版方正是出版《本雅明全集》的蘇爾坎普（Suhrkamp），德語書界宣傳此書為一座由“細節”砌成的“紀念碑”。
在此之前，我們心中當然早已有一系列本雅明的思想肖像：通靈氣質的左翼同路人、藝術的救贖論者、資本主義總危機中的逆飛天使、語言亂世的海底采珠人、歐洲猶太傳統的異類、物化世界的漫步者、布爾喬亞夢境的收藏家和回憶者、靈氛消失後的文體試驗家、密宗般的政治神學家、邊角史料中的拾荒人、法蘭克福學派的編外成員、經驗世界的哀悼者和技術身體的倡導者，等等，不一而足。兩位傳記作者在本書《尾聲》也提到，在本雅明的身後名中，“他的生平故事被神話所掩蓋……随着闡釋者捕捉到他思想的各種獨特側面，數不勝數的不同的本雅明也開始浮現”。以往的評論者慣于從某個母題出發，得出關于本雅明思想曆程的叙事，這些叙事雖有時互相抵觸，卻都能自圓其說，因為從現有本雅明文獻中選取出一個線索，并非難事：“瓦爾特·本雅明的人生和著作為所有這些建構都提供了材料。”兩位作者在書中開宗明義：
過去對這位作家的研究，不論是傳記性的還是評論性的，都傾向于有選擇地處理問題，給本雅明的作品強加某種主題性的秩序，這往往會消解掉其作品的整體面貌。結果常常是給出一個局部的，更糟的時候甚至是神話化了的扭曲肖像。本傳記追求一種更全面的處理方式：嚴格按編年順序展開，聚焦于本雅明的寫作誕生于其中的日常現實，并提供關于他主要作品的思想史語境。這一取向使我們可以關注到他生命中每個階段的曆史性，并由此關注到他各種作品的曆史性——它們植根在具體的曆史時刻和本雅明自己的思想關切之中——同時我們也要為這樣一條顯著可感的思想發展軌迹賦予充分的可信度。
是以，這部傳記并沒有提出，更不去強化任何一種單向度的本雅明面貌。如果非要為本書加上一條“主線”，我們就必須回到作者對本雅明自況之語的再三征引：“我從來都按照自己的信念寫作……但我從沒有試圖去表達我多元的信念所代表的那個沖突而流動的整體。”在本雅明生命的曆史“賭局”中，我們看不到“底牌”。那麼“整體”的“可信度”來自哪裡？這一可信度不僅在于作者力圖囊括本雅明的全部作品，包括所謂“次要”作品以及大量書信等，而且更在于他們不倦地彙集着和本雅明有關的一切細節。這樣的細節幾乎無所不包，正如費裡斯的書評所說，“既有私人的，也有思想的，既有曆史也有逸事”。而我們尤其需要記得，本雅明的相關資料多有散佚，有的收藏在德國、美國和以色列，有的曾遺落于蘇聯和東德檔案、法國國家圖書館的隐秘角落，這樣的散佚本身也是本雅明生命的一個征象。憑借近乎窮盡式的搜尋工作，兩位作者用細節編織“沖突而流動的整體”，使得這部傳記成為資料大全，成為一部本雅明研究的“基準之作”。本書編輯林賽水也曾向我表達，在他心目中這正是該傳記不可替代的價值之一。
細節“紡織”和評傳的可能性
然而，身陷浩繁的細節之中，作為譯者，我也曾心懷疑慮。我真的有必要知道這麼多嗎？我真的需要了解兒童本雅明最初的性幻想來自一個穿水手服的妓女嗎？我感動于這本書對本雅明妻子朵拉·波拉克（Dora Pollak）這一重要女性的再現。她對本雅明才華的極度愛慕，她在離婚後對前夫的大力支援，讀來都令人唏噓。可我一定要看她的那些最為私密的信嗎？朵拉曾說丈夫“沒有肉身”，又在離婚訴訟期間認為本雅明和拉脫維亞蘇聯人阿西娅·拉西斯（Asja Lacis）在一起時腦子裡“隻有性”（而傳記作者總結道，本雅明的“無肉身的靈氣”之下，又流湧着“暴烈的感官能量”“性愛的冒險主義”）……本雅明和後來成為阿多諾妻子的格雷特爾·卡爾普魯斯（Margarete “Gretel” Karplus）的關系到底親密到何種程度，我們一定要去考證嗎？還有他和肖勒姆（Gershom Scholem）私下編纂的那些大學笑話，我也必須享用嗎？我們有必要知道同代德國學者在争取研究經費和職位時是多麼充滿算計嗎？這些細節對于了解本雅明寫作的獨特風格和思想的辯證律動，有哪些幫助？費裡斯在書評中認為，本傳記并沒有提出關于本雅明的颠覆性觀點，而隻是“平靜地、沉着地、富有說服力地”構造出一種“細緻而精準的綜合”。這也代表了英語學界對這本書的大體評價。傳記的厚實來自細節的翔實，而細節又彙入叙述之平實。德譯本的書評人甚至專門舉出本雅明《單行道》中的散文“三台階”論——“音樂的”“建築的”“紡織的”——用以衡量這部傳記。我們或許可以說，平實是傳記的音樂調性，厚實即其建築感，而翔實，便是它的紡織術。
肖勒姆（1925）
我曾擔心，傳記散文的細節紡織，雖抵禦了單一化主題，但其編年長流難免會淹沒本雅明的辯證機鋒、他的“思想圖像”的靈光閃動、他的哲思的華彩、他的概念與情緒之間的色調。這長流，如一部沉緩的悲悼劇，終不同于本雅明文字的“感官體驗”和“智識體驗”的互動（我的恩師希伯斯教授似乎就抱有這樣的保留意見，嫌此書冗滞）。有評論者表示，這部傳記讓我們了解到“大量”的資訊（比如他對某些“紙張文具”的挑剔和偏愛，他對島嶼旅行的熱情，他的“賭瘾和藥物濫用”），但給人“生平細節優先于思想成就及其内涵”之感。還有一些評論者更為嚴厲，認為該書以“無關緊要的細節”見長，傳記的叙述偏于本雅明的日常經驗，有“自閉”的特征，沒能把生活的“小節”和政治、曆史的“大勢”及思想上“更廣泛的論争”有效連結起來。這類批評着實不公，但我們的确需要思考：細節如何“紡織”出本雅明生命作品的“整體”，傳記的“任務”如何可能？
也正是在翻譯時間的不斷延長中，我開始體會到細節所漸漸釋放出來的能量。我慢慢親近着本雅明作品中的殘篇、斷片和獨幕喜劇（vignette），這些并非批評理論“名篇”的“小”作品，有時既不見于英譯本，也不見于中譯本，卻成就了傳記的紋理。在傳記中，它們萦繞于日常，作為細節和局部帶我進入一個生活世界，而隻有在生活世界的具體輪廓中，本雅明的說服才作為經驗浮現出來。比如，本傳記認定1929年為本雅明生命中各種要素會合的一個臨界點，對這一年的叙述尤其呈現出多調性，而這些調性間的過渡細節，深深吸引了我。這不僅是本雅明的離婚之年，也是他的馬克思主義轉向之年。同一年，他和布萊希特奠定了友誼，還完成了普魯斯特評論。而在離婚訴訟的“殘酷性”展現出來之前，他又曾不止一次旅行（終其一生，他都是“一名漫遊中的學生，不斷尋找新的開始”）。于是傳記讓我們跟随本雅明來到意大利。在遊曆聖吉米尼亞諾後，他寫道：
要為我們眼前的一切找到詞語，是多麼難啊。而當詞語終于到來，它們用袖珍的錘頭擊打着真實，直到它們從真實之中鑿出意象，就像從一張銅闆中鑿出一樣。“傍晚，婦女們就在城門前的噴泉處，用大瓶取水。”直到我找到這些詞語，這一意象——凹陷的、帶着深深陰影的——才從過于令人暈眩的體驗中升起。
聖吉米尼亞諾
他接着談到亞平甯的太陽如閃光石：“早先的世代一定擁有一門技藝，知道如何把這塊石頭當作護身符來儲存，進而把時辰變為恩惠。”這些文字結晶為旅行獨幕喜劇文《聖吉米尼亞諾》（San Gimignano），發表于《法蘭克福報》（Frankfurter Zeitung）。它并沒有完整的英譯，我看到傳記中的摘譯，已經感到全身心的震動。托斯卡納風景之美，德意志文字之美，不可想象（而我的拙劣譯筆，不能抵其萬一）。本雅明以此文題獻給當時剛剛去世的霍夫曼斯塔爾（Hugo von Hofmannsthal），其忌日卻偏巧為本雅明生日。
兩位傳記作者概括出三條貫穿本雅明精神活動的主題：生命經驗、曆史記憶以及作為二者的絕對媒介的藝術。在這樣的詩意獨幕喜劇中，我們看到了三者統合的一個極為細微而又明确無誤的可能性。生命經驗在曆史的日照下和時間的捶打中成為藝術。同樣，本雅明的人生也在這部傳記中得到了曆史化的媒介和必要時間。隻有在盡可能多的細節的“袖珍錘頭”的擊打之下，本雅明的真實存在才能作為曆史記憶的意象現于“銅闆”之上。一如本雅明筆下的每個“詞語”，每個細節也都可以是“沖突而流動的整體”的一個中心，既發散開去，又具回心之力。傳記讓細節在“時辰”中做功。
細節的“時辰”既指本雅明的生命時間，又是兩位作者經數十年之功，面對“傳記的任務”的時間，甚至也是屬于譯者和讀者的時間。在翻譯的歲月流變中，傳記中的細節——有些經過細心的搜羅和嚴格的考辨，有些是二位作者信手拈來——發揮着意想不到的作用。本雅明一直記錄兒子的“意見和思想”，觀察兒童的語言習得和色彩認知等，而這些私人文字也包含了家庭生活的創傷。我不僅由此了解到本雅明的摹仿理論和他作為父親的生活經驗的關系，甚至轉而研究起自己的孩子。是的，這本傳記的翻譯也正好重合于我的孩子的成長。困居法國的那些春夜，我想起了本雅明對比利時偵探小說家喬治·西默農（Georges Simenon）的如癡閱讀。本雅明關于通俗文學、大衆文化的許多論述，我們早已不陌生，但在翻譯此書之前，我并不了解這位推理小說聖手在他生活中的地位：三十年代的艱難時世和“陰郁時光”中，西默農的法語小說是“最好的解救”，陪伴他度過了許多孤寂的夜晚。在伊維薩島，他和上百隻蒼蠅共處，就着一豆燭光讀西默農的小說。我是否也可以嘗試着和本雅明“最喜愛的作家之一”相遇？也是在疫情期間的校改過程中，我回到了初譯時并未特别留意的一處“小節”：1918 年，當“西班牙流感”肆虐歐洲時，本雅明夫婦都曾感染，不過症狀輕微，而那之前不久，他們剛剛搬到瑞士伯爾尼，“搬進一套四室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聘請了一名居家女傭”。到了他的人生晚期，本雅明修訂完成《1900年前後的柏林童年》“最終稿”時，又在記憶問題上發展出了疫苗接種的隐喻。他這樣形容“接種的益處”：
那時在意大利，我已經開始明白，我即将不得不與自己出生的那座城市做長久甚至永遠的告别。在我的内在生命中，我已經幾次體驗到疫苗接種的益處。在這次的境地中，我決意依舊遵循此法，有意在心中想起那些在流亡期間最能喚醒鄉愁的圖像：童年的圖像。我的設想是，正如疫苗主宰不了健康的身體，思念之情也不會主宰我的精神。我試圖通過領悟過去的不可逆轉——不是偶然的傳記意義上的不可逆轉，而是必然的社會意義上的不可逆轉——來克制思念之情的效力。
童年本雅明
這近乎“普魯斯特+唯物史觀”。在即将到來的戰争陰影下，在越來越漫長的流亡生活中，童年記憶就是一種疫苗接種，以最能喚醒鄉愁的圖像來阻止鄉愁對精神的主宰。1938年的這段話也無形中提出一種傳記的可能性，它不是人生履曆的偶成，而來自曆史記憶的不可逆轉。與此相關的另一個隐喻細節，則把曆史時間比作太陽運作，它同樣來自本雅明的晚期書信。他告訴肖勒姆，“在太陽的曆史運作過程中”，他的存在也終将得到了解，而他的作品，将成為測量工具，讓“最緩慢的”運作中最細小的段落也轉化為“曆史索引”。細的紡織“緩慢”地形成細密的曆史感。
而最終要得到測量的，是流亡的時間，是散佚的時間。順着傳記的編年之流，我惦念的不僅是人的流散，而且還有物的轉徙——本雅明是收藏家，他的書籍、兒童畫冊、玩具、藝術品，在歐羅巴“滿載淚水的大氣層”中，又經過哪些轉運和轉賣？他的文稿曾沿着從未能執行的逃亡“三角形路線”向巴勒斯坦、蘇聯和美國“轉移”，而留在柏林的那部分，将出現在蓋世太保的檔案中。他一生的收藏最後變為翻山越嶺前往法西邊界時随身攜帶的“黑色公文包”——那其中的“新手稿”究竟是什麼，是傳記也解不開的“謎團”。在時間“太陽”的運作中，在“進步”的強風中，與本雅明有關的一切細碎文字和大小物件，都帶有一種“不可逆”的流逝，朝向不可能的救贖或“萬有複興”的空位，朝向自然史的死亡潮湧，也朝向我們。我共情于“沖突而流動的整體”中的人、物、風景、事件和關系，不僅是因為翻譯所産生的“代入感”，而更多是出于曆史時間的“疊印”。翻譯的境遇、傳記的叙事和本雅明的生命過程發生着“疊印”，仿佛一種微弱而必要的“可辨認性”，因為我們的存在也是曆史流逝的一部分。
在翻譯中，我無法再忽略那些似乎“無關緊要”的“小節”。我甚至難以忘記本雅明在巴黎貝納爾路（Rue Bénard）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的合租人。她名叫烏澤爾·布德（Ursel Bud），同為流亡的德國猶太人，但她和本雅明完全不同，并非來自上層布爾喬亞家庭，并未受過高等教育，是一位年輕的文書職員，後來甚至在轉租問題上和本雅明小有沖突。顯然，她和本雅明并沒有思想上的交流和精神性的聯系，但傳記卻從本雅明的生活細節中發散而出，順帶偏移到這樣一位“普通”猶太女青年的命運上。兩位作者告知，布德戰時也曾被拘留在法國囚禁營。1942年，她試圖從馬賽逃亡。“此後她的所有蹤迹都消失了。”發散、偏移和旁逸斜出：我們僅僅得到了“細枝末節”嗎？翻譯日久，我的心卻愈發牽系着烏澤爾·布德和其他“小事”，因為這種種也都是具體曆史情境的一部分，本雅明的思想、生活、工作和身心潰敗在其中發生。我也愈發體認到，所有這些線索，蕪雜如灌木叢，都不是外部，而内在于“沖突而流動的整體”。細節所釋放出的潛能，正是這樣一部評傳的意義。由此，本雅明作為一個“整體”既包含各種拱廊通道、思想線索、生活道路所形成的隐秘交會網絡，發散向各個意想不到的隐秘角落，又是一個密不透風的單子，施展曆史真理的回心力，玄奧而具體，甚至具有毀滅性。
細節的能量指向評傳的可能性。原書的副标題為“A Critical Life”，正可直譯為“評傳”。但考慮到critical在英語中的多義性和Kritik這一德語思想關鍵詞的内涵，考慮到“批評”概念在本雅明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也考慮到本雅明曾有志成為德語世界最重要的“批評家”，我以為這個副标題還有其他意指，或可引申譯為：“批評/批判之生命”“批評的一生”“緊要的人生”……我的想法也得到了證明，艾蘭在通信中告知，多重意指的确是作者們的初衷（值得一提的是，詹甯斯第一本學術專著即以本雅明的文學“批評”理論為課題）。一部評傳，也即一部具有批評性的傳記，更需要呈現出一個不斷釋放出批評潛能的生命。換言之，評傳的真正對象應是生命的“可批評性”。而“可批評性”正是本雅明的理念。2008年秋，我曾參與塞缪爾·韋伯（Samuel Weber）教授在巴黎的每周研讨班。當時，他關注本雅明的一系列“可能性”概念：可批評性、可傳達性、可翻譯性、可引用性、可複制性、可辨認性。在本雅明的理論中，作品的可批評性、可傳達性和可翻譯性都涉及藝術的“後世生命”。或許可以說，一部評傳也是傳主的“後世生命”，生命的“整體”由此在後來的曆史時間中成為可批評的、可傳達的、可翻譯的，乃至可引用的。這是評傳之為“評”的可能性。兩位作者盡力把每個細節都呈現為線索和通路，發散向曆史，同時又把每個細節都當作“整體”的潛在中心。他們特别指出，本雅明的寫作總是在細節的“力場”中獲得“整體感”。這部評傳也由此獲得可能性，它通過讓内蘊豐富的細節在“後世”時間中釋放潛能并産出“生命”，為曆史的太陽“照亮”本雅明的“整體”提供了條件，為經驗和記憶的進一步“測量”奠定了豐實的基礎。在我們自身曆史存在的相關性中，我的翻譯，作為“後世生命”之一種，也成為評傳的可能性的一部分，成為本雅明的生命的“可批評性”和“可翻譯性”的一部分。
責任編輯：丁雄飛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