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楊帆 攝影 陳羽嘯
7月5日下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雷雨做客“名人大講堂”，給觀衆帶來一場名為《從三星堆看古蜀文明在中華文明中的地位》的精彩講座。從古蜀文明的溯源一直到三星堆考古新發現，作為親曆三星堆最新六個祭祀坑發掘全過程的曆史學家，雷雨用大量鮮活的考古案例和文物實證，将三星堆文明與中原文明的緊密聯系娓娓道來。
溯源古蜀文明，“蜀”字曾出現在甲骨文和金文中
6月13日，作為“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的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釋出了最新考古成果，龜背形網格狀器、銅豬鼻龍形器、頂尊蛇身銅人像、金面罩銅頭像等文物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再添新證。但關于古蜀國的曆史，在中國的正史中幾乎不見蹤影，地方上零星的記載都極其簡略，且多帶有神話和傳說性質。是以，要正确了解古蜀國的曆史，隻能依賴于考古發掘與研究成果。在衆多的古蜀文明遺址中，三星堆是最為核心的遺址，它的發現和發掘使得撲朔迷離的早期古蜀文明逐漸展現在世人面前。
本期主講人雷雨，畢業于北京大學曆史系考古專業，現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研究員。30多年來，他主持和參加了四川什邡桂圓橋遺址、廣漢三星堆遺址、雅安沙溪遺址、什邡船棺葬墓地等一系列新石器時代至戰國時期古蜀文明重要遺址、墓葬以及越南義立遺址的田野發掘、室内整理和報告編寫工作，目前正主持《三星堆——1980-2005年考古發掘報告》、2012-2018年三星堆遺址系列考古發掘報告的整理、編寫工作以及“十四五”期間三星堆遺址的考古勘探與發掘工作。
“蜀”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多有記載
在講三星堆之前，雷雨首先聊起了一段記載于上古典籍中的“古蜀曆史”。他說：“古蜀國是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一個古老的國家。‘蜀’這一名稱曾多次出現于殷周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曾參加過武王伐纣之戰。根據西漢史學家揚雄所著《蜀王本紀》記載，古蜀國先後經曆了蠶叢、柏灌、魚凫、杜宇、開明五朝。公元前316年，蜀被秦國所滅，蜀地從此納入了中央王朝的統一管理中。”
回顧三星堆發現往事，古蜀文明内涵不斷被豐富
在曆史學家眼中，要正确了解古蜀國的曆史，更要依賴于考古發掘與研究成果。 雷雨介紹說：“1949年後，經幾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四川盆地西部發現、發掘了包括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三星堆、金沙遺址、成都商業街船棺墓地等在内的一系列距今5100-2200年的遺址和墓葬，從它們所處的地理位置、年代範圍、文化面貌、社會發展階段觀察，可以肯定它們是古代蜀人的曆史遺存，這極大地提升了我們對古蜀文明的認識。”
這一系列關于古蜀曆史的考古新發現中，三星堆遺址無疑是其中最璀璨的明珠。雷雨還給大家回顧了三星堆“初醒驚天下”的往事。“1929年，三星堆遺址首次被人們發現。當時廣漢農民燕道成在月亮灣燕家院子門前掏溝時，發現一坑400餘件精美的玉石器，部分玉器流散到古董市場，一時間，‘廣漢玉器’聲名鵲起。三星堆遺址的首次正式發掘是在1934年，在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館長葛維漢的帶領下，曆史學家在燕家院子及其附近進行了發掘，進而拉開了持續90年的三星堆考古的序幕。”
1949年後，三星堆遺址的考古工作進入關鍵時期，一個接一個的新發現不斷颠覆人們對古蜀曆史的固有認識。雷雨稱，20世紀50-70年代，四川多家考古機構在三星堆遺址進行了多次調查，并對月亮灣台地進行了小規模試掘，認識到三星堆遺址應為古蜀文化遺址，并可能是古代蜀國一個極為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遺址面積達12平方公裡，青關山夯土台疑似“宮城”
很多人去過廣漢三星堆博物館，那裡展陳的精美絕倫且造型獨特的青銅器讓人啧啧稱奇，但大多數人對三星堆遺址的面積和規模不甚了解。雷雨介紹，20世紀80年代以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機關在三星堆遺址持續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考古調查（150平方千米）、考古勘探（12平方千米）和考古發掘（20000平方米）工作。
雷雨說：“目前，我們已基本掌握了遺址的分布範圍、堆積和儲存狀況，三星堆遺址分布範圍達12平方千米，是西南地區最大的先秦時代的遺址。三星堆遺址的核心是分布面積約3.6平方千米、中國南方地區最大的夏商時期古城——三星堆古城（一大城、數小城，先小城、後大城），随着‘十二五’以來聚落考古工作的開展，城址的布局也開始逐漸清晰，一個都邑性遺址的面貌已逐漸顯現出來。”
據了解，多道城牆将三星堆古城劃分成若幹個不同的功能區，由于在月亮灣小城的青關山夯土台上發現了商代大型建築群，因而推測月亮灣小城可能就是三星堆王國的宮城所在地。青關山大型建築群共發現三座大型建築基址，其中一号建築基址的面積超過1000平方米，是南中國地區最大的商代單體建築。
出土文物造型奇異，縱目面具曾被誤認為是太師椅
三星堆遺址迄今出土了陶、石、玉、銅、金、象牙、海貝、絲綢等文化遺物逾5萬件，1986年發現的兩個商代晚期的祭祀坑，更是出土了一大批前所未見、造型奇特的器物。 雷雨說：“除部分中原地區商時期常見的玉器、青銅禮（容）器外，很多是中國過去從未發現過的新器物：如青銅群像（人像、神像、面具等）、神樹、神壇、太陽形器、眼睛（眼形器）、金杖、金面罩等，構成了三星堆文化中最為輝煌又最為獨特的部分。”
在雷雨看來，三星堆文化的青銅器以介于具象與抽象之間的人像、神像、半人半神像以及祭祀用具等為造型主體，對在宗教禮儀活動中主持儀式的祭司、巫師等神職人員的形象着墨頗多。“與中原商文化相比，三星堆文化的神巫和神權色彩更為濃郁和突出，展現出鮮明的地方特征。”
陳顯丹教授和青銅縱目面具
聊到這裡，雷雨展示了一張三星堆青銅縱目面具剛出土時，發現它的陳顯丹教授與其合影照片。他還說了當時的一件趣事，“這個面具剛發現時是倒着埋在2号祭祀坑裡，對于這個中空的、U形器物，縱使是像陳顯丹教授這樣科班出身的曆史學家也從未見過，是以當時誤以為這是一個青銅太師椅。”雷雨稱，三星堆遺址出土文物反映出古蜀人對“人與神”充滿想象力的獨特了解以及古蜀國上層獨特的權力架構。
多元複合型文化面貌，顯示三星堆并非“閉門造車”
201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遺址南部的祭祀區進行了考古勘探和小規模試掘，取得重大成果。在1986年發現的一、二号坑周圍又發現了6個新坑，面積從3.5-19平方米不等。雷雨表示，在新坑裡發現的文物呈現了三星堆的多元複合型文化面貌，“總的來講，三星堆遺址出土數量最多的器物當屬陶器和石器，這些最常見的日常用品絕大多數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征，在文化因素中占據主導地位。”
雷雨還說，與此同時，三星堆文化又深深地烙上了其他地區文化的印記，展現了三星堆文化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以人像、神像為青銅器造型主體以及崇尚黃金的傳統或者習俗，在同時期的中國大地上找不到它例，是以客觀上不排除三星堆文化與更遠地區的文明進行了交流與互鑒，但目前我們找不到這種聯系的直接證據，或者說在更遠地區找到相似度較高的同類器。是以，可以了解為古蜀人有可能在借鑒其他文化因素基礎上的獨特創造。”
雷雨強調，三星堆幾個祭祀坑裡面出土了很多前所未見、與以往人們對中國文明的認知有較大出入的器物，但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古蜀文明仍然是中國文明的一部分。“來自中原夏商文明的青銅鑄造技術、青銅禮器制度和尚玉傳統以及可能源自于其他文明的雕塑藝術和尚金習俗，在四川盆地這個獨特的地理單元中産生了碰撞和交融，進而形成了鮮明的區域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講，那一套看似怪異的東西仍然可以視為地域文化的範疇。”雷雨說。
中原文明元素比比皆是，一、二号坑龍形飾件多達29件
在很多細心的觀衆和曆史愛好者眼中，一些三星堆的文物和中原地區同時代文物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而當天雷雨的現場講述更證明了他們的猜想。“即便那些看起來最怪異的青銅器，其身上還有很多很多的中原元素和符号：比如那件青銅跪坐人像手裡拿的是牙璋（中原禮器）。而1号青銅大神樹上的自天而降的飛龍、青銅大立人的龍頭座和上面的龍紋，都是典型中原符号，且一、二号坑光是單獨的龍形飾件就有29件之多。”
青銅神樹
青銅神樹上的中原紋飾
此外，雷雨還介紹，三星堆青銅器上出現的雲雷紋、夔龍紋、獸面紋、回紋、岐羽紋、炯紋、竊曲紋，雲目紋、勾雲紋、圓珠紋、重環紋、波曲紋、幾何形雲雷紋、蟬紋等，幾乎是一整套的中原商代青銅器上的典型紋飾。“它們都被應用到了大立人、小立人、獸首冠人、凸目大面具、人身鳥爪形足人、神樹、神壇、神殿等那些看起來最怪異的器物上面。”
寫實風格的銅人頭像
雷雨還舉了一個例子，就是三星堆遺址出土的一件寫實風格的人頭雕像，他說：“一些人認為三星堆人物青銅像是高鼻大眼、非黃種人的形象，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這件雕像，很多人認為它才是黃種人或者是本地人的形象，其實，它是三星堆最寫實的一件人頭雕像，因為他（她）沒有戴面具。而其他所有人頭像都戴有青銅面具或黃金面罩。面具嘛，由于被賦予了神的特性，線條自然會更簡練、輪廓感自然做得要誇張一些，沒那麼寫實，是以給人家一種高鼻大眼、非黃種人的錯覺。”
三星堆雖然很特别，但仍然很中國
說到這裡，雷雨引用了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所說的一句話：“鑒于古蜀文明的獨特性，如果沒有對古蜀文明的深入研究，便不能夠構成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完整圖景。”
雷雨表示，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衆多區域性文明中發展程度最高、同時也是最為獨特的一支，它以鮮明的地域文化和傳統的中原文化為基礎，廣泛吸收了周邊以及其他地區的文化因素，呈現出獨特而瑰麗的文明特質，進而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文明的文化内涵。“李學勤先生那句話的第二層意思是，盡管它很獨特，但它仍然是中華文明的一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星堆雖然很特别，但仍然很中國。”
三星堆曾于2013年和2022年兩次被列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雷雨認為，三星堆遺址的發現與發掘，從根本上改變了世人對古蜀文明發展水準的傳統認識。“就文明的發達程度、對後世以及周邊地區的影響而言，以三星堆文化為代表的古蜀文明整體來說沒有達到中原夏商周文明的高度。但在藝術的想象力和創造性、大型銅器的鑄造、黃金的鍛打利用等方面，則在相當程度上超過了當時的中原。”
最後，雷雨總結道，三星堆出土文物以獨特瑰麗的造型昭示了中華文明發展過程中的多樣性，更實證了中華文明從多元走向一體的發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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