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魏翔（中國社會科學院财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社科院大學商學院教授）
前段時間，一篇名為“為了不被中國超越，美國再次修改GDP統計方法”的網文引起很大關注。文章指出“美國又改變GDP計算方式了”“居民自己在家炒菜、做飯、掃地拖地、照顧孩子都要納入GDP”。文章還驚呼“2020年美國GDP同比下降3.4%，按新計算方法，僅下降0.9%”。這種“新方法”重新整理了大多數人的認知，美國真的偷換了GDP核算法嗎？家庭生産是否應該被納入GDP核算？
筆者查證後發現：第一，美國還沒有修改GDP核算方法；第二，這篇文章中關鍵資訊的來源——美國經濟分析局進階經濟學家Benjamin Bridgman等人的一篇論文，（見文末參考文獻1），其主旨是提請國家和大衆關注“家庭生産”的重要性，并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導緻家庭生産的時間增加，為相關衰退提供了緩沖。
盡管家庭生産是否應該被納入GDP核算尚存争論，但是，面對疫情帶來的全球性經濟沖擊，對家庭生産經濟價值的再認識能為我們熨平經濟動蕩、搶占複蘇新機會提供寶貴的指引資訊。
新冠疫情使傳統核算法過時了嗎？
Bridgman對閑暇時間配置、家庭生産和經濟核算漏損的研究并非2022年之新舉動。早在十幾年前，國内就有對家庭生産和統計核算的相關研究，并呼籲對家庭生産進行系統核算（林玉倫，2009）。而Bridgman（2022）在此前也對同一議題做了較為深厚的研究積累，撰寫了 “國民經濟中的家庭生産核算—1965-2010”和“國民經濟核算中的家庭生産核算-1965-2014更新”兩篇重磅論文。
在2022年之前的研究中，盡管Bridgman指出，在現代經濟體國家中應認識到除了工作内的生産外，家庭内的生産也會産生明顯的經濟價值，但是他強調，家庭生産對整個國民經濟核算的貢獻度随着時間的推移正在下降。這是因為随着經濟發展，越來越多的女性從家庭轉向工作，家庭生産的主力軍正在被市場力量所替代（Bridgman et al.，2012）。例如，算上家庭生産的價值，美國1965年的GDP将增加37%，到2008年這一數值下降為26%，到2014年則進一步下降為23%（Bridgman，2016a）。而且，在最近幾次純粹經濟衰退中，家庭生産對GDP的幾乎沒有産生積極影響，反而抑制了複蘇（Bridgman，2016a）。這是因為，當經濟衰退時，勞動參與率的下降主要來自男性的失業，而男性退出市場工作并不會助長家庭生産，因為無論他們是否工作，他們做的家務都差不多。
不過，這次新冠大流行使家庭生産的經濟地位發生了不少改變。疫情帶來巨大的經濟沖擊，但和傳統的經濟危機沖擊不同，這次疫情的主要特點是增加了人們在家裡的時間。這就産生了一個自然的推測：人們在室内的家庭生産增多了（圖1顯示，人們在2020年的家庭生産時間出現了明顯的“翹尾”）。
“家庭生産”這個詞最早由經濟學諾獎得主Becker（1965）所定義，是指對應市場活動的家庭活動。比如在家照料孩子對應的市場活動是保姆業務；在家鍛煉身體對應的是市場上的健身房活動；在家做飯對應的是餐廳裡的廚師活動等等。既然有對應的市場活動，就必然存在市場上的交易價格，這個價格就是家庭生産的價格或機會成本。
按照通行的GDP核算法，即便家庭生産具有隐形的價格和實際的産出，但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測算，就算将家庭生産統計進GDP，在過去幾十年（1965-2014年）中其對GDP的影響僅僅是聊勝于無。然而，這次疫情顯著增加了人們的家庭生産，家庭生産對GDP的影響就顯得較為突出了。由于實際上仍然屬于無償活動，是以并不納入GDP。沒有在市場上工作的人更多地從事家庭生産，這一變化對婦女來說尤其強大。為此，Bridgman等（2022）增加評估了2018-2020年間家庭生産對美國GDP的作用，他發現，家庭生産對新冠帶來的衰退起到了緩沖作用——如果考慮到家庭生産的貢獻，那麼美國2020年的經濟衰退就不是-3.4%，而隻是-0.9%（如圖2所示）。這一發現與leuhina and Yu(2020)的研究結果類似。
值得注意的是，Bridgman等（2022）明确指出，上述結果不足以過分強調家庭生産的額外作用，更不足以提示政府更改GDP核算方法。因為新冠疫情屬于特殊沖擊，工作時間的變化主要是由于人們從就業轉向失業，這種沖擊隻是一次性地臨時增加了人們的家庭生産時間。
家庭生産——識别“高品質發展”、重審不平等的新抓手
誠然，家庭生産的價值不足以引發GDP核算方法的大改造，但是，關注到家庭生産廣泛存在于現代經濟體中是一個光輝的進步。家庭生産的概念有助于我們更好地了解與衡量“高品質發展”。
在高品質發展中，一個巨大的難題是對幸福、休閑、家庭和諧等高品質因素的量化測算。如果我們隻能抽象而主觀地測度這些高品質名額，當然就難以将高品質發展落實到具體的生産任務和發展目标中去。為此，雖然我們不需要将這些抽象名額都納入GDP，但仍然需要對此進行量化測定。為了達到這個目标，早在1970年代，Nordhaus和Tobin（1973）就開發了一套特殊的核算賬戶來衡量家庭資産、非市場工作和休閑的價值。這種估算在1965年使國民生產毛額(GNP)翻了一番。而更為主流的方法是利用“時間利用調查”（Time Use Survey）的資料來建立衛星賬戶，通過衡量人們在家庭中的時間配置及其産出價值來測度家庭生産的價值，這些家庭生産的價值可以“折算”為家庭和諧、休閑娛樂、幸福感的具體經濟價值（Bridgman et al.，2012）。
基于時間配置的家庭生産折算法為我們衡量經濟品質尤其是生活品質提供了絕好方法。正如許多經濟學家所指出，在衡量經濟品質方面GDP是一個有明顯缺陷的名額。休閑、不平等、死亡率、發病率、犯罪和自然環境是影響國家經濟品質的重要因素，可它們在GDP中沒有展現出來（Stiglitz，Sen, and Fitoussi 2009）。為此，來自斯坦福大學的著名宏觀經濟學家查爾斯·瓊斯建議結合消費、休閑、不平等和死亡率來反映經濟福利的品質增長（Jones and Klenow，2016）。其中，消費、不平等和死亡率均有可行的量化名額來衡量，唯有如何休閑的經濟價值在學術上存在相當的難度。注意到和生産或工作不同，休閑活動幾乎都是發生在家庭時間而非工作時間中，是以家庭生産的價值評估必然包括對休閑經濟價值的評估。據此，可以發現，對家庭生産的價值重估顯然為經濟學家們度量經濟發展品質開辟出一條康莊大道。
基于以上事實，家庭生産能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發展速度和發展品質”之間的關系。将家庭部門的價值考慮進國民生產毛額，會加大GDP的年産值數量，但卻會減緩産出的增長速度。例如， 1965年至2014年，美國的名義GDP年均增長6.6%。如果将家庭生産計算在内，這一增長率将降至6.4%（Bridgman，2016a）。也就是說，考慮進生活品質後總GDP的體量會增加，但是由于代表生活品質部分的經濟活動（如家庭休閑、陪伴父母、烹調美食）幾乎都是不追求效率而追求體驗的“慢生活”，于是考慮家庭生産後的總GDP增長速度就會“主動地慢下來”（Bridgman，2016a）。經濟體這種主動放慢速度有别于由于經濟困難被動地慢下來，前者是高品質的“悠閑增長”，後者是高成本的“經濟衰退”。
此外，利用時間配置資料衡量家庭生産的價值還為國家重審不平等提供了新抓手。除了少數國家外，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仍處于男權社會，男女之間的收入不平等長期存在、難以根治。而男女之間的收入不平等表面看存在于工作場所内（如同工不同酬問題），而實際上卻根植于家庭生産之中。例如，進入21世紀後的十年内，美國所有男性群體的家務勞動時間均比相應的女性要少得多，而男性的平均工資收入也比相應的女性群體要高。是以，如果考慮到家庭中的價值，那麼這段時期内美國男女的收入不平等也許沒那麼大——女性創造了更多的家庭隐形收入（例如妻子照料孩子可以節省保姆費，相當于為家庭掙取了收入），雖然這種收入沒有被傳統的收入核算體系表現出來。
此外，一個觀察經濟發展品質的新視角是觀察家庭生産價值的增長率和經濟增長率之間的相對關系。例如，從1965年到2010年，美國家庭生産的總體價值年增長率為5.6%，比同時期的GDP年增長率6.7%低了1.1個百分點，相應地，在1965年家庭生産的價值大約占GDP的30.1%，到2009年這個比例下降到17.7%。這很好地反映出經濟發展品質的兩個事實：一是經濟發展創造出更多的市場價值，将人們從簡單重複的家庭活動中解放出來，市場分工帶來了品質改進；二是家庭服務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作用随時間而下降，人們可以通過市場交易和交換更容易地購買或替代家庭服務。
家庭經濟與中國的疫後複蘇
關注、測度和追蹤家庭生産的經濟價值對中國在疫後恢複經濟和開創産業新機會具有豐富的啟迪作用。
在宏觀方面，關注和測度家庭生産能幫助城市管理者厘清發展名額、擷取下一步的發展抓手。我們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但是，經濟學家已發現，經濟體量難以反映一個經濟體的發展潛力和發展動力。在許多快速增長的國家和地區，人均GDP增長的一個重要來源是要素積累：投資率和工作時間的增加（Young，1992）。然而，實踐證明，這種增長是以犧牲目前的消費和休閑為代價的，是以缺乏增長潛力（Jones and Klenow，2016）。這些經濟體包括中國香港、愛爾蘭和波紮那等。根據Jones and Klenow（2016，table 9）的測算，在1987-2007年間，中國因休閑等代價損失了近1個百分點的潛在增長率。那麼，該如何了解一個國家或一個城市的增長潛力呢？
在疫情之前，中國的大部分城市通過投資拉動的規模經濟實作了較高的經濟增長、跨越了基本的收入門檻（全國的人均GDP已跨過12000美元門檻）。這是偉大的成就，但也給疫後的區域經濟複蘇帶來了挑戰：再靠要素投入實作增長必然面臨邊際遞減的困境，隻有孕育并展現出“增長潛力”才能進一步地招商引資、招才引智，實作可持續增長。在此，家庭生産和家庭經濟的理論揭示，增長潛力來自于福利增長——幾乎所有開發中國家不斷的高速增長均需伴随相應的福利增長（見圖5），中國顯然也處在這樣的程序中。當福利增長失速，增長潛力便會迅速暗淡下去（Jones and Klenow，2016）。與人均GDP相對應，家庭生産及其産生的家庭資産是衡量福利的重要微觀名額。在所有家庭生産活動中，最活躍也最能展現現代家庭福利價值的因素是“閑暇資産”（leisure capital）（Bridgman，2016b）。人們在家庭中實作休閑活動（即生産閑暇産品）時需要兩種投入要素：閑暇時間和閑暇資産，後者包括健身器材、電視機、智能手機、書籍、咖啡機、茶葉、露營帳篷、越野車，這些資産在經濟系統中是消費品，在家庭生産中卻是生産投入要素。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随着個人所得的增加，富人和窮人的休閑時間都在增加，但是在很多國家（比如美國）閑暇資産卻更加向富人家庭集中，這就加劇了社會的收入不平等狀況：富人不但擁有更高的收入而且擁有更高的休閑享受和家庭福利（Bridgman，2016b）。這會給城市發展帶來兩個嚴重後果：一是不平等加劇會抑制經濟穩定發展；二是普通家庭的福利損失會降低整個城市的增長動機和發展動力。
以上結論提示我們的城市管理者，跨過一定的經濟收入門檻後，要想進一步吸引人才、招商引資，就需要讓外界樹立本地區具有增長潛力的信心，一個重要做法就是建構本地的人文産業帶、提高普通家庭的閑暇資産、增強老百姓家庭生産的品質——區域内家庭福利的潛在增長就是本地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強烈信号。
在微觀方面，家庭内的時間配置研究極具産業預示涵義。疫情增加了人們在家庭内的活動時間，這種趨勢在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助推下有延展下去的趨勢。對此，如果我們能追蹤到人們在家庭時間配置上的偏好和特征，就能很好地預示産業的新機會。圖6顯示，2003年-2010年，美國人在家務勞動、業餘打零工、國内旅遊上的時間大幅度減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做飯和園藝上的時間大大增加了。無獨有偶，這個時期美國的廚具自動化産業和小型園林裝置業出現了井噴式發展（Bridgman et al.，2012）。
隻要企業家能更好地跟蹤和發現家庭生産中人們的偏好變化，就能很好地預測未來産業的新機。以這次疫情中湧現出的“露營熱”為例，一些專家認為這是疫情帶來的休閑需求在特定情形下的外溢，不具備長期性，隻是“臨時井噴”而已。但是，如果觀測到休閑裝備和戶外設施正在成為家庭生産休閑産品的“閑暇資産”，而且閑暇資産正在進入家庭的常備采購清單，那麼，就會對疫情後的休閑裝備市場複蘇和增長持以更樂觀的态度。
參考文獻：
- Benjamin Bridgman.,B. Dugan,A. Lal,M. Osborne,M. and Villones,S. 2012. “Accounting for Household Production in theNational Accounts, 1965–2010”,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5:23-36.（注：文章開頭提到的網文沒有列明引用文獻來源，但從文章中直接拷貝的資料“3.4%”和“0.9%”來看，文中所提的“新核算方法”來自這篇文章。）
- 林玉倫，2009：“中國住戶生産核算相關問題研究”，《統計研究》第6期，第66-71頁。
- Bridgman,B.，2016.“Accounting for Household Production in the National Accounts-An Update 1965–2014.”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2:1-5.
- Bridgman,B.，Craig, A. and Kanal,D.,2022.“Accounting for Household Production in the National Accounts-An Update 1965–2020.”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Volume 102, Number 2:1-13.
- Leukhina, Oksana, and Zhixiu Yu. 2020. “Production and Leisure During the COVID-19 Recession.” Working Paper 020-025B. St. Louis,MO: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 Nordhaus, William D., and James Tobin. 1973. “Is Growth Obsolete.” I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edited by Milton Moss,509–53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tiglitz, Joseph E., Amartya Sen, and Jean-Paul Fitoussi. 2009.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http://www.stiglitz-sen-fitoussi.fr/.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責編郵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