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大化改新之後，就開始全面借鑒大唐的制度，引進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文化更是成為了日本貴族階層的社交符号，日本文人們互相見面，如果誰要是不會吟誦幾首唐詩宋詞，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
就拿日本的國花櫻花來說吧，在大化改新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它都沒有被日本文人寫進詩歌裡。為什麼櫻花會被冷落呢？這是因為，那時候的日本文人和貴族們，都在忙着詠梅。梅花我們都熟悉，在中國的文化中，它代表着孤獨、清高和高貴。中國文人鐘愛梅花，是以，日本古代的貴族也流行詠梅，即便日本的本土并沒有梅花，他們依舊樂此不疲。
随着文化的發展，日本人經過一段模仿中國文人主流文化的熱潮之後發現，自己總是這樣照搬人家的東西很沒面子。而且，中國那邊被蒙古人建立了政權，忽必烈還兩次遠征日本，若不是天照大神的後裔們有神風保佑，日本四島就成為蒙古的兀魯思了。于是，在與蒙元的對抗中，日本人的民族意識開始覺醒。他們甚至否定蒙古人在中國建立的大元政權的合法性，聲稱自己才代表中國的正統（繼承唐宋文化）。
在文化上，日本精英也不甘于總是活在中國文化的陰影之中，想要有意識地發展具有自己風格的藝術。然而，日本獨創文化的理性很豐滿，但現實卻很骨感。這也不能怪日本人無能，他們模仿中國開設太學，其實隻是針對貴族子弟進行教育，大多數的日本人，其實還是在忙着上山下海，抓刺身，整體的文化水準擺在那，确實也搗鼓不出來什麼搬得上台面兒的東西。
日本人心想，原創确實對他們來說太難了，但搞二創應該還可以。去中國尋找一些小衆的文化成果，拿回來稍微改造一下，不就行了？從後來的曆史程序來看，日本人還真是搞二創的一把好手。而且，中國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确實也隐藏着很多小衆的寶貝。日本也确實淘到了很多寶貝，經過它們的改造之後，大放異彩。如果你去過日本的博物館，你就會發現，宋代以後，日本人從中國買回去的東西，幾乎都不是中國主流的東西。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在中國已經消失了的藝術品，失傳了的技藝，卻在日本能看到。其實，不是因為他們儲存文化傳統的意識更好，而是因為他們選擇的标準跟我們不一樣。我們的主流文化重視的，他們會刻意地回避；我們的主流文化界所忽視的，正是他們的主流文化所珍視的。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去過日本的人會發感慨，中國文化中的很多寶貝生在了中國，
被譽為日本“民藝之父”的著名美學家柳宗悅的意思是說，牧溪的畫作不被中國人認可，但日本人認可他。雖然他生在中國，但是他的藝術、他的精神是屬于日本的。是以，他的故鄉就在日本。
日本人到中國去買“非主流”的黑釉茶碗，推崇在中國繪畫史“不入流”的牧溪，表面上是他們的審美很特别，其實，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們引進了中國的文化，卻又不希望被中國文化徹底同化，是以他們必須樹立自己的文化身份。
在曆史上，日本可以說是長期處在被強大的中華文化的壓制之下，一直處于文化弱勢的地位。中華文明如此之偉大，日本想要擺脫它的影響，建立自己的文化，你想這得有多難？這就像是從大山旁邊再起高峰，日本人的否定必須要決絕。是以，從豐臣秀吉的時代開始，日本人不再亦步亦趨地效仿中國，而是引進中國的“非主流”文化，經過一系列的“本土化”改造，再去跟中國強大的主流文化對抗。
日本文化中很多的内容，其實就是靠否定中國的主流文化，再引進并改造中國的“非主流”文化，進而創造出來的。就拿日本最有名的茶道來說吧。最初，日本人是不喝茶的，在中國南北朝到隋朝年間，茶傳入了日本，日本貴族階層就模仿起中國的士族，不僅喝茶，還流行起奢華的茶室。
到了豐臣秀吉時期，豐臣甚至在北野大茶會上，擺出一個完全用黃金打造的黃金茶室，奢華至極。然而，豐臣秀吉的茶師——日本茶道的鼻祖千利休卻别出心裁，簡化了茶道，用樸素的道具，建簡陋的茶室，選擇可一種跟之前完全相反的畫風，将中國的茶文化改造成一種全新的日本文化。
千利休覺得，茶道的本質應該在于茶的本身，而不是那些精緻的茶具和奢華的茶室。是以，他要否定“黃金屋”這種審美，用樸素否定奢華，用簡化去否定繁缛。從此，日本的茶道就徹底脫離了中國的茶文化。
日本否定中國文化的方式也很有意思，他們并不是另起爐竈，而是在原有的文化基礎上，建立一套新标準。這就是日本人的本事，一種在外來文化基礎上進行二創的本事。不管從是中國來的，是從西洋來的、還是從南洋的，隻要這文化比日本的先進，它都能坦然接受，然後基于自己的了解和需要，對外來的先進文化進行改造。最後，這種改造也好，傳承也好，還都能儲存下來。
日本的這個本事，是其自身的“文化邊緣性”所塑造的一種優勢，這也是為什麼，曾經視中國為智慧中心的日本思想家，可以在“黑船來襲”後可以輕而易舉地轉尋其他效仿對象。日本的八道——歌道、書道、茶道、花道、劍道、藝道、柔道、香道，追本溯源，其實都是從中國文化中攝取來的。
中國的文化經過日本人精心的改造，為這些文化在形而上注入了一種統一的标準。這套标準也屬于“侘寂”的範疇。日本改造中國文化所使用的這套标準，其思想資源，也是來源于中國，它就是禅宗。
日本人用禅宗思想重建立立了一套審美标準，這就是侘寂的第二個關鍵詞：物化。日本的僧人将中國禅宗引入日本後，經過日本人的改造，也跟中國的禅宗沿着完全相反的路徑發展。中國禅宗是向上的，而日本禅宗是向下的。
從禅宗思想所影響的社會階層來看，在中國，禅宗所影響的是中國上層社會的文人士大夫，而在日本呢，則完全相反，日本的全民都受到禅宗影響。南宋時期，日本的榮西和尚把禅宗從中國帶到日本後，先是吸引了武士階層，然後在社會中迅速發酵，傳播到平民中。
禅宗在中日兩國為何會有如此大的差别呢？從禅宗思想的本身來看，中國禅宗更像是一種思維訓練，是形而上的；而日本的禅宗呢，從一休和尚開始，禅宗就往形而下的方向發展，日本人把禅意物質化，跟現實生活結合在一起，将禅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以日本人有一種理念，就是“一切皆可以為禅，生活中的一切皆有禅意”。
日本禅宗的修禅的方式也很随意，你沒必要出家當和尚，也并不限于寺廟和各個道。社會各行各業的人，無論男女老少，高低貴賤，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踐行禅宗，所有的東西都可以通向禅。
明治維新後，日本人又鼓吹自己的文化特殊性，日本精英們開始大肆吹噓，說日本人特殊，平凡的日常生活，一到日本人手上就都具有了禅意，變成了高雅的藝術。在日本，什麼都可以跟禅意挂上鈎，茶碗可以禅，房間可以禅，甚至院子裡的石頭都可以禅；吃飯可以禅、喝茶可以禅、讀書可以禅，“修為高”的日本人呢，甚至在蟬鳴鳥叫的聲音中，都可以感受到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