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明朝作為封建社會末期王朝，不僅君主專制制度達到高峰，宦官擅權也是其主要特征，人們熟知的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都是當時赫赫有名的大宦官。
他們擅權攬政，賣官鬻爵，中飽私囊，為大明朝帶來極為惡劣的影響，王振開啟了明朝宦官專權之先河，其中既有特殊的時代背景，也有體制機制弊端，和王振個人也脫不開幹系。
王振其人——為成大事甘願“自宮”的秀才
王振出生年月不詳，河北蔚縣人，年輕時的王振是一個本分上進，刻苦讀書的有志青年，他夢想自己有朝一日能夠像曆史上的王安石、寇準、司馬光一樣，在大明政壇上施展抱負，封侯拜相。
可作為一介布衣，他隻能通過科舉才有實作夢想的可能，可是王振的資質實在平平，考了多少次最後都是名落孫山，落得個落地秀才的境遇。
看來科舉這條路是行不通了，按常理，他隻能回鄉做個私塾先生，可王振偏偏是個犟種，他不甘心一輩子默默無聞，平平淡淡，隻想闖出一番天地，于是他另辟蹊徑，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
在明朝除了讀書科舉，進入文官政府實作飛黃騰達外，還可以進宮當太監，也能實作自己的富貴理想。
因為明朝時期的太監待遇優厚，而且宦官有自身的一套官僚晉升體系十二監，其中的司禮監、禦馬監都是位高權重，油水大的衙門，幹好了不亞于朝廷文官。
隻是有一樣比較煩人，那就是欲成太監，必先自宮！是以很少有男性為了當官願意犧牲自己“命根子”的，隻有一些家庭貧困、走投無路的才會以這種方式進宮。
可王振是個例外，王振是屬于一切向權看的類型，是以王振決定賭一把。
他甚至都沒等正規閹割程式，心一狠手一快，自己把自己閹了，然後順利的入宮，光榮的成為一名太監。
那一年是明成祖朱棣末年，他進宮沒多久朱棣就駕崩了，僅僅十個月後，皇位沒坐熱乎且擔任監國二十餘年的明仁宗朱高熾也因病離世。
1425年朱瞻基繼位，是為明宣宗，而王振因為善于伺察人意、察言觀色，再加上略通文墨，受到了朱瞻基的賞識，不久被任命為東宮局郎，服侍皇太子朱祁鎮，也就是後來的明英宗。
這為以後王振專權埋下伏筆，再加上王振所處的時代也為其提供先決條件。
“王先生”抓住曆史機遇，向仕途理想邁進
王振後來的擅權離不開當時的宦官制度，是明朝極具特色的皇權專制為其提供宦官亂政的溫床。
起初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之初對宦官作了種種限制，規定不許宦官識字，不許兼任外臣，任職不許超過四品，并在宮門外立一鐵牌，刻有“内臣不得幹預政事，預者斬”的字樣。
是以，明初對宦官的控制是非常嚴格的。然而到明成祖朱棣時期情況發生改變。
朱棣在1399年發動靖難之役，從侄子朱允炆手中成功奪下江山的過程中，朱棣收買了大量朱允炆身邊的宦官，為其通風報信，遞送情報，宦官在其中曾起到不小的作用。
因而朱棣繼位後開始對宦官提拔任用，宦官的地位也逐漸有所提高，比如朱棣成立特務機構東廠，就由宦官擔任提督，專理诏獄，監視文武百官。
另外大航海家鄭和也是一名宦官，在靖難之役中立下赫赫戰功，并接受重任七下西洋。
到宣宗朱瞻基年間，宮中正式設定宦官學校“内書堂”，選一些聰明伶俐的小太監入堂讀書，許多宦官能夠粗通文墨，有的甚至能夠通古曉今，拟旨援筆立就。
由此打破朱元璋立下的宦官不得識字的規矩，随着時間的推移，負責伺候皇帝左右的司禮監太監參與到朝政中來。
朱瞻基執政後期逐漸懈怠，沉溺于鬥蟋蟀，于是便讓司禮監太監替他批複奏章，日久成例，稱為“批紅”，司禮監中權力最高的宦官是掌印太監，其次是秉筆太監。
王振就是在宦官勢力上升階段被選到太子身邊，王振深知自己身邊的孩子就是将來的大明皇帝，是以竭盡全力讨好太子。
而且認真教太子讀書寫字，十分負責，兩人形影不離，關系十分密切，朱祁鎮甚至直接稱他為“先生”或王伴伴。
1435年年僅九歲的朱祁鎮繼位，是為明英宗，作為皇帝最喜愛和信任的宦官，王振很快被提拔為司禮監掌印太監。
在當時票拟和批紅制度已經成熟，内閣“票拟”後呈送宮廷，司禮監秉筆太監用紅筆将皇帝的意見批寫在奏章上，稱為“批紅”，最終由掌印太監審定，交内閣撰拟诏谕頒發。
司禮監實際上成了皇帝的代言人，而英宗把這樣一個重要官職交給王振，再加上英宗年幼，深居簡出，與外廷大臣接觸少。
這為王振的日後擅權開辟道路，但這一“理想”在當下卻很難實作，因為有兩個最大障礙攔在他面前。
王振突破“三楊”内閣和張太皇太後的限制
朱祁鎮雖成為皇帝，但因為年齡太小，不能親自處理國家大事，于是由其祖母、太皇太後張氏（誠孝張皇後）聽政，内閣大臣“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輔政。
說到“三楊”大有來頭，在朱祁鎮繼位前，三人均曆仕朱棣、朱高熾、朱瞻基三朝元老，位高權重，門生故吏遍布朝野。
在任輔臣十年間，安定邊防、整頓吏治、發展經濟，使明朝的國力繼續沿着鼎盛的軌道發展，并使明代閣臣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由原來的皇帝辦事員轉變為具有丞相性質的輔臣。
他們每個人都曆經宦海沉浮幾十年，尤其是首席内閣大臣楊士奇從靖難之役到太子朱高熾與其弟朱高煦為争奪皇位的明争暗鬥，到朱祁鎮時期已成為文官集團之首。
而張太皇太後就更加強大了，她是明仁宗朱高熾元配，明宣宗朱瞻基之母，在她是太後的時候，就幫助朱高熾處理政務，朝堂之事了然于胸。
成為太後以後，軍國大事多聽從她的裁決，雖然張太後參與朝政，但為人正直，從不許家人親屬參政，朱瞻基繼位後張氏升為太皇太後。
在“三楊”和朝廷大臣的懇求下垂簾聽政，成為朱祁鎮初期權勢最大的人物，是以王振雖已成為掌印太監，但面對前有狼後有虎的局面，隻能選擇隐忍。
在“三楊”面前笑臉相迎，鞠躬哈腰，時時刻刻表現出謙卑恭敬的樣子，雖然朱瞻基留下的顧命大臣班底強大，但卻有一個緻命弱點，那就是年齡結構偏老。
楊士奇已經70歲，楊榮、楊溥也早已過花甲之年，是以王振完全可以耐心等待。
但王振的野心早已被老道的張太皇太後看破，一天，張氏在便殿落座，英宗面西站立，召英國公張輔和楊士奇、楊榮、楊溥等一衆老臣。
在勉勵諸大臣輔佐皇帝後，又派人把王振叫來，王振跪下後，張氏突然臉色一變，厲聲喝道：
“你侍候皇帝不循規矩，應當賜死！”
身旁的女官們立刻将刀放在王振的脖子上，吓得王振渾身顫抖。張氏的舉動驚吓了英宗和幾位大臣，他們全都跪下為王振講情，張氏才饒了他，但警告他:
“你們這種人，自古多誤人國，皇帝年幼，哪裡知道！現因皇帝和大臣為你講情，且饒過你這一次，今後再犯，一定治罪不饒。”
此後，張氏時常派人到内閣詢問政事，一旦得知有王振獨斷而未交内閣商議的，就馬上派人召王振來責備他，是以在張氏有生之年，王振一直無法真正擅政。
而王振對此毫無辦法，隻好在幹預朝政的道路上停一下腳步，采取以屈求伸的辦法，等待時機，并改變政策。
先不去幹那些直接幹預朝政的事，而是進一步讨好英宗，并在暗地裡廣交朝臣，大量培植私黨，羽翼漸豐。
最明顯的是1441年王振進宮參加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竣工宴會，他剛剛到門外時，宮中百官即向他朝拜，表示歡迎，這充分說明王振雖然受到張太後和三楊的限制，但他勢力已逐漸強大起來。
1442年，太皇太後張氏病逝，王振失去了對其最有控制能力的人，而三楊中的楊榮在1440年病死。
在王振的鑽營下，楊士奇、楊溥日益孤立，王振随着張氏的去世，其勢力越來越大，百官若有不滿均被逮捕，以至朝臣人人自危，楊士奇也無法制止。
王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勢，開始向楊士奇下手，尋找其把柄，偏偏楊士奇的兒子很不争氣，其子楊稷為人傲橫，施暴殺人。
1442年在王振授意下，各位禦史相繼彈劾并羅織罪狀給楊士奇，年近八十的楊士奇已無力争鬥，心灰意冷下隻能以老疾告辭，兩年後憂郁而終。
打掉了楊士奇，剩下的老邁的楊溥無論是資曆威望還是心計均不如楊榮和楊士奇，根本不足為慮。
這樣王振擅權的一切條件都成熟了，在掃除阻攔自己掌權的所有障礙後，第一件事就是把朱元璋挂在宮門上那塊禁止宦官幹預政事的鐵牌摘下來。
随後又在京城内大興土木，為自己修建府邸，至此曾經的窮秀才王振終于實作了自己位極人臣，大紅大紫的夢想。
後續
掌權後的王振貪婪的本性逐漸暴露，利用手中權力，一面結黨營私，大力提拔那些溜須拍馬、谄媚逢迎之徒；一面殘酷地鎮壓那些反對自己和對自己不恭敬之人。
同時他還遍受賄賂，大肆A錢，在王振死後籍沒其家産時，僅金銀就有六十餘庫，玉盤一百多個，珊瑚樹高六七尺的二十餘株，其它珍玩不計其數，足見其A錢受賄的程度。
1449年王振慫恿朱祁鎮親征征讨瓦剌，但在土木堡慘敗，史稱土木堡之變，王振本人也被護衛将軍樊忠用鐵錐捶死，可謂惡有惡報。
但明朝的專制體系注定宦官亂政還會持續下去，大明在文官集團與宦官集團的彼此消耗中走向衰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