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春天，東京籠罩在恐慌不安的氣氛中，因為有兩位重要人物先後被暗殺。
2月9日，前任财務大臣井上準之助在東京進行競選活動時，在演說會場遭到殺害。
3月5日，三井财團理事長團琢磨倒在血泊中，當時他正站在位于東京中心街區的公司總部門口。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兩位政經界重量級人物死于非命，引起當局的警覺。在迅速而嚴密的偵查之後，警方發現一個驚人的暗殺名單，包括元老重臣、現任首相、外務大臣、司法大臣、著名财閥等在内，總計20人，井上準之助和團琢磨僅是其中兩人而已。假如暗殺計劃全部實作，意味着日本政壇将遭受毀滅性打擊。而主持制訂這個暗殺計劃的，竟然是一個僧人。
井上日召
這個僧人名叫井上日召，1886年出生在群馬縣，當過兵，退伍後在早稻田大學讀過書，但中途退學。而後他作為軍事密探和走私商人，在中國東北和華北地區流浪12年。當時有許多日本浪人活躍在中國内地，他們各有使命，四處活動，有時嘯聚在一起，喝酒取樂。
“我在中國10年間的生活差不多可以說是‘酒與煩悶’的生活。那時在中國的日本人，特别是青年，在不知不覺中，一見面，先是喝酒，”井上日召後來回憶說，“讴歌的是我們的祖國日本其國體之優秀、國土之美好、人情之笃厚、水的清潔等，不厭其煩地重複談論這些，青年的胸中都懷着‘内地’這個絕世的美人作為戀人。”
1921年，這個自稱對國家、社會、人間什麼都不了解的人回到日本，失望地發現心中的“戀人”不再是“絕世的美人”。當時日本政治上左翼派别占據主導地位，用井上日召的話說，“因為耳聞目睹社會主義者的增加，極左翼的橫蠻，勞動大衆的赤化，指導階層的兇暴、不自覺等，對此極端地憎惡，‘誰玷污了我的戀人’似的令人詛咒的感情，如洪水般湧來淹沒我的全心”。
34歲的井上日召感到絕望，憤而出家，皈依日蓮宗，“日召”就是這時改的名字。他熱衷于誦讀流浪期間學到的《法華經》和坐禅。這和北一輝的經曆非常像，隻是井上日召更為癡迷，廢寝忘食地誦讀《法華經》。在誦經過程中，他感到“全身沐浴着靈光，四面八方所見之物都大放光明，與佛教經典所描述的那種莊嚴世界毫無二緻”。不僅如此，而且明顯地聽到有一個聲音對自己說：“你就是救世主！”
有些人或許會覺得奇怪，經曆過“大正民主”時代，日本怎麼還會有這樣不開化的愚昧之人呢？其實，當時科學和理性之光并沒有達到每個人的心靈。根據著名民俗學家柳田國男的研究，當時日本農村裡仍然流傳着與學校裡教導的合理、科學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古老傳說。在民主的波濤已經蔓延至全日本的時代，“常民”（一般群眾）仍然覺得祖先或妖怪、狐狸、河童們住在自己的村子周圍。不隻農村，都市傳說、占蔔或詛咒等也仍然是都市居民生活的一部分。井上日召也是常民之一，無非是他比别人更關心國事而已。
影視劇中的二二六兵變
根據《日召自傳》記載，他還可以和青蛇、小鳥交談，和樹木花草心靈相通，可以預見疾病，念咒治病。1924年5月的一天，他看到一群螞蟻在打架，側耳細聽，傳來了不可思議的話語：“昭和16年日美開戰。起初日本占優勢，但不久美國勝利，日本徹底失敗。但是，不久就有太陽旗飄揚于世界的時候。看啊，那群黑色小螞蟻是日軍，那群紅色大螞蟻是美軍。”
讀者諸君，如果這段自述是真實的話，顯然井上日召已經走火入魔。可是就是這樣一個精神異常的人，卻想改造國家。他說：“我的國家改造運動就是我的宗教。”1927年，他 在離東京40公裡的茨城縣開設“立正護國堂”，以念佛和坐禅鍛煉附近的農村青年，進行所謂“宗教形式的啟蒙教育活動”。最初他的計劃是：将信徒能發展到幾萬人，然後帶領這些人包圍東京，在無抵抗的情況下包圍議會，推舉談判代表，以建立“日本天皇國”為目标，進行有關解散政黨、撤銷議會的交涉。
假如井上日召停留在這樣的階段，倒也不失為一個“和平”的國家改造者，但是這個異想天開的方案根本不可能實作。他費盡力氣，也隻招了不到十名信徒。這些人來自凋敝的農村，隻希望從煩惱中解脫出來。
1929年10月23日，紐約證券交易市場崩潰，全球經濟危機随之而來，日本也陷入經濟蕭條的泥潭。大企業開工不足，中等企業迅速破産，小企業則拖欠工資，上百萬的勞工加入失業大軍，許多年輕人打算回到鄉下老家躲避危機，卻發現農村的日子更為艱難。一些農戶在冬天隻能啃樹皮充饑，數以千計的農村家庭将他們的女兒賣到城裡的妓院。雖然美國的失業、生産下降狀況很嚴重，但是日本群眾的恐慌感更為嚴重，人們都認為國家陷入了“緊急時期”，各種解決方案也被提出來。
在井上日召看來，那些特權集團、特别是政客和大公司頭頭們的陰謀詭計給日本人民帶來了災難，他們是一切災難的源頭。于是，他的“無抵抗”思想開始動搖，“立正護國堂”的鄰居、霞浦海軍航空學校的青年軍官加速了他的思想轉變。這些青年軍官出入護國堂，經常和井上日召談論“國家改造”方法。中尉藤井齊思想激進，主張“暴力的改造運動”，批評井上日召的“無抵抗”迂腐無用。
井上日召的思想變了。他轉向暴力手段，組織“血盟團”，籌劃暗殺政界、财界要人。加入這個激進恐怖組織的，除了絕望的青年農民，還有滿懷理想主義情結的學生。本來，井上日召計劃與藤井齊上司的海軍青年軍官一起，在1932年2月11日紀元節這天襲擊前往皇宮祝賀的大臣。恰逢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藤井齊等人奉命開赴中國戰場，計劃擱淺。
井上日召變更計劃，先實行“一人一殺”的暗殺，再由海軍青年軍官發動政變。按照井上日召的計劃，從大臣到元老，每一個暗殺對象都有人分工負責，而且“血盟團”内部嚴格保密，除井上本人外，殺手絕對不允許互相透露被暗殺者的名單。
為什麼要采取暗殺這種過激的手段呢？井上日召的回答是：“什麼能夠促使他們自覺？有什麼方法？一想馬上就應該明白。對他們的銅牆鐵壁而言，出版物和志士的誠意都沒有用，那麼剩下來的隻有在他們所珍惜的最重要的生命上的危險感才能夠開導他們自覺了。”
井上日召對他的同志說：“我們的暗殺，不是以殺人為目的，而是憂國青年為了促使其覺醒而不得已所訴諸的唯一手段。”在他眼裡，“暗殺是菩薩行為”，是“信善行事”。他通過海軍軍官秘密取得手槍，交給那些被他洗腦的青年，釀成了兩次恐怖攻擊的“血盟團事件”。
殺害井上準之助的小沼正年僅23歲，他在被捕後說：“我殺掉井上準之助，朦朦胧胧地覺得能夠掌握佛教的某種東西了。成為殺人犯後，在拘禁中我更加熱情地閱讀了佛教經典。這都是托準之助的福。這樣，對我來說殺人是如此的友善。”
财務大臣井上準之助
“血盟團事件”發生後，日本警視廳迅速查獲并逮捕了血盟團全部成員，井上日召意識到無法逃脫，遂向警察投案。他在獄中的自述裡，講述了自己關于“國家改造”的構想，包括天皇親政（即君民一體政治）、廢除議會制度、改革教育、限制私有财産等内容。人們從中可以看出，和北一輝等理論家不同，井上日召沒有關于“國家改造”的系統的指導理論，隻是注重實際行動，主張實施“一人一殺”的恐怖主義。
用井上日召心腹的話說，解決日本社會危機的辦法就是“把總理大臣一個一個地殺掉”。除了個人暗殺之外，團體的武力行動也是“必要的”。井上日召也對自己的恐怖主義做了說明：“我們的同志應該抱成一團，作為肉體的炸彈投出去，用我們自己的肉體作炸藥炸死我們的敵人。”
可是，這種簡單粗暴的血腥手段根本不可能解決社會問題，反而增添了20世紀30年代初期的危機氣氛，刺激了那些狂妄的青年軍官。當局查清“血盟團”和它背後的關系後，并沒有對秘密支援暗殺計劃的海軍軍官采取任何處理措施。僅僅兩個月後，這些人就發動了“五一五事件”，殺害了首相犬養毅。盡管這場法西斯政變很快就被鎮壓下去，但卻又為4年後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法西斯政變“二二六事件”埋下了伏筆。
從1921年朝日平吾暗殺财閥安田善次郎，到1932年春天“血盟團”暗殺前任财政大臣井上準之助、财閥團琢磨，從1932年夏天青年軍官發動“五一五事件”殺害首相犬養毅，再到1936年青年軍官發動“二二六事件”殺害數名大臣，日本的法西斯恐怖行動形成了“棘輪效應”，不斷加速，越來越公開化。毫無疑問，“血盟團”是這個鍊條中重要的一環。
1934年11月，法院判處井上日召和兩個殺人兇手無期徒刑，血盟團其他成員分别判處3~15年有期徒刑。此時的日本已經率先擺脫了經濟危機，進入了一個新的高速增長期，當時最負盛名的經濟學家有澤廣巳甚至認為這是一個“經濟奇迹”。可是，日本的政治生态卻已經完全改變，右翼擁有了越來越大的發言權。
6年後的1940年，日本政府将井上日召和血盟團成員全部釋放。一年後日本就挑起了太平洋戰争，在法西斯力量的推動下，制造了人類曆史上空前的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