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8年恢複軍銜制度之前，大陸經曆了一段長達二十多年的“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紅旗挂兩邊”的無軍銜時期。這二十多年裡，因為軍銜不明确的問題，大陸在部隊的規範和指揮以及對外交流上都遇到了不少問題。為什麼軍銜的缺失會造成這樣的局面，當初為什麼要取消軍銜制度，又是在怎樣的情況下，重建了新的軍銜制度呢？在追尋這些問題的答案之前，我們不妨先來看看，軍銜在大陸曆史上的發展曆程……
軍銜的前世今生
前世
清末，兵部會同練兵處向朝廷上奏，“參仿八旗官員之秩序，旁采各國軍營之規則”。在清政府将移植西方軍銜制度提上議程之後，又曆時數年漸漸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體系。當時的軍銜等級劃分基本上與國際一緻，都是把軍官劃分為三等九級，但在稱謂上沿用了八旗軍的許多舊稱。
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成立，軍銜的名稱改變，軍官三等由高到低分别被稱為将校、領、尉，并增設了士兵等級的三級劃分。三個月後，南京臨時政府被北洋軍閥政府取代，軍官軍銜依舊分為三等九級，稱謂改為将、軍校、尉，額外軍官一級改稱準尉。此後的南京國民政府依舊沿用了這一軍銜制度，同年，還有另一支力量才剛剛誕生。
今生
1927年，人民的軍隊在南昌起義中誕生;經過12年的平均制，“從軍長到夥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夥食。發零用錢，兩角即一律兩角，四角即一律四角”，1939年，軍銜制度在人民軍隊中被第一次提出并初步完善。當時軍銜制的建立，一方面是因為壯大的革命軍組織體制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當時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了友善雙方長官的聯系對接。是以，當時的軍銜制基本照搬國民革命軍的編制。而後來，随着國共關系破裂，抗日戰争局面逐漸艱難，我軍又回到了以遊擊為主的戰鬥模式，軍銜制度也就此擱置。
新中國成立後，确立軍銜制度被再次提及，1955年一月，中央軍委釋出《關于評定軍銜工作的訓示》，九月，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授勳典禮，授予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十位開國元勳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
但在軍銜制度設立時，對蘇制進行了大量的參考，留下了不少隐患：軍銜的下壓以及軍銜和職務全然挂鈎；以軍銜的高低作為政治和其他物質待遇的标準。這些問題導緻一些錯誤的認知開始出現。晉升軍銜被視為受提拔的捷徑，追求被授予更高的軍銜在某些人心目中甚至變得比為人民服務和保家衛國更加重要。
随着這種不良風氣的發展，1964年，經中央軍委辦公會議讨論，認定軍銜制度存在許多不利因素，建議取消。“我軍的軍銜制度，是照搬蘇聯和其他國家的。過去沒有這種制度，也-樣打勝仗。實踐證明，這種制度不符合我軍的優良傳統，它是一種資産階級法權，等級表面化，助長了個人名位思想和等級觀念。”
就此，軍銜制再一次退出了大陸部隊的曆史舞台。
消失的軍銜制度
在取消軍銜制後的20多年中，軍隊上司指揮為了适應軍銜的差別劃分，想出了一系列辦法：如“代理人制度”，即指揮官陣亡後由之前指定好的各級“代理人”接替指揮；如協同作戰時由上司自報職務，由職務最高者指揮；如在沒有軍官在場的極端情況下，先鼓勵戰士們主動站出來，扛起臨時指揮的責任。在對越自衛反擊戰中，這些方法在戰場指揮上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但在另一些情況下，如我軍人員到國外通路，對方在接待規格上不能确定相應的标準，國際軍事交流與合作受到了極大的困擾。
軍事學院的蕭克院長出國通路時就遇到了軍銜問題。通路伊朗時，當時的伊朗同美國關系良好，部隊也按照美軍的一套實行軍銜制。接待時，伊朗方面的接待人員向我方詢問蕭克将軍算什麼銜，屬于哪個等級，我方從業人員難以回答。
張愛萍将軍前往美國通路時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由于沒有了軍銜，讓美方接待人員十分為難。因為張将軍在1955年就已經被授予了上将軍銜，而通路美國已經是70年代，20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了，他不可能還隻是上将。最後，美方書面文字将張将軍粗略描述為資曆高深的上将，按照美軍四星上将的規格接待了張将軍。
恢複的軍銜制度
到了八十年代，大陸社會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包括部隊在内的方方面面都在向科技化、專業化、正規化方面轉變。大陸軍方和世界各國的軍方交流日益頻繁，出國執行任務也開始常态化。軍隊内部的人員、體制、組織機構有了本質性的變化，軍銜化已經不能再繼續适應新的軍隊生态體系。
1982年，鄧公發話了：“這次辦公會議準備了一個《軍官服役條例》，發給大家征求意見，大家要好好研究一下。這個必須搞，不搞不行。”
經過幾年的準備，1988年，新的軍銜制度，再次建立起來。新軍銜制度規定，大陸軍銜共設六等十八級，其中軍官設三等十一級：
将官——一級上将、上将、中将、少将;
校官——大校、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士兵軍銜共設三等七級:
士官——軍士長、專業軍士;
軍士——上士、中士、下士,
士兵——上等兵、列兵。
新制度的變化
同舊的軍銜制度相比，新的軍銜制度下元帥軍銜被取消，大将軍銜更名為一級上将。但從1988年首批授銜以來，軍官軍銜中的一級上将軍銜一直設而未授，是以，在1994年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第七次會議上，決定修改《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條例》,軍官軍銜隻設三等十級，不再設一級上将軍銜。
這樣一來，我軍目前軍官和士兵的軍銜共分為六等十七級，與1955年實行的軍銜制度相比，軍官軍銜的等級有所減少，而士兵的軍銜增加了士官這一等級。
軍銜改制原因
當年确定新的軍銜等級設定時，鄧小平同志曾指出:“和平時期，軍銜設到上将為止。“軍職以上，一職三銜。”這兩個原則，是根據當時我軍的實際情況決定的。小平同志曾解釋:“軍職以上實行一職三銜、道理很簡單,年輕幹部需要培養,他們的軍銜可以低一些，職務可以高一點。”當職位的高低有關
軍銜不完全等同後，年輕軍官的積極性，便被更加充分地調動起來。
但當時，我軍絕大多數現役軍官都是建國後選拔提升的，沒有經受過戰争鍛煉，将軍以下軍官基本都是在和平條件下成長起來的,而今後進階将領也不會有像開國元勳們那樣在血與火之中沖殺出來的特殊經曆。
此外，和平年代軍隊員額壓縮，編制等級減少，新軍銜制實行時，已取消了兵團職、副排職和軍、師、團的“準級"，軍官職務等級已由1955年的21級減為15級，因而軍銜等級應當簡化，規格不宜太高。參照多數國家的軍銜設定，組織決定不設大元帥、元帥、大将等高銜，最高軍銜為上将。
同時，考慮在特殊時期軍委主要上司需要授銜時,應與軍委和總部其他上司的軍街(一般為上将)有所差別，是以，在上将之上又設了一級最高軍銜，即一級上将。1994年取消一級上将銜後，最高軍銜便以上将“封頂"。
至此，1955年授勳的十位開國元帥，成為了新中國僅有的元帥，也至此沒有一人被授予一級上将軍銜。這兩個軍銜，就這樣停留在了曆史之中。
無勳之帥
在授元帥勳時，有資格被授予元帥軍銜的，其實絕不止十人，但一次授予太多的元帥軍銜未免顯得不太妥當。于是在當時，以毛主席為首的一些中央上司同志高風亮節，主動提出不授軍銜，感動了許多為共和國的誕生出生人死的将領們，大家在榮譽面前互相謙讓,這就使評銜工作中的許多沖突得以順利解決，大大推動了評銜工作的進行。
“我穿上大元帥的制服，多不舒服嘛！到群衆中去講話，活動，也不友善 。”不友善深入群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九月召開授銜典禮，當時的毛澤東同志已任黨和國家的主席職務，鄧小平同志已任黨中央總書記，劉、周等也都已有了相應的政府公職，而且又處在和平時期，是以中國就有了這樣一批沒有軍銜的“将帥”。
軍銜制度的意義
軍銜對于軍人來說，能确立身份，明确非隸屬系統軍人的上下級關系，還是軍人福利待遇方面的主要參照标準。此外，軍銜還是軍人社會榮譽的标志。大陸在立法檔案中規定有“軍銜是軍人的終身榮譽”、軍官退役後“軍銜予以保留”等條款。1986年德國格丁根市為朱德誕辰100周年挂的紀念牌上镌刻的朱德頭銜，就不是委員長，也不是總司令，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
除了對軍人的意義，軍銜制度還是我軍《現役軍官服役條例》、《現役士兵服役條例》和《軍官軍銜條例》的具體貫徹和實施，是我軍正規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軍銜制度的實行，使我軍内部的上下等級關系标準化、公開化。
包括軍銜制度在内的部隊制度的确立，明确了軍人的身份與職責，增強軍人的責任心，保證了部隊不論在平時還是在戰時，都能不散不亂，形成嚴密的組織結構;不僅便于組織指揮和管理，而且有利于養成軍人服從指令、聽從指揮的良好作風與習慣，不僅可以增強官兵的榮譽感，調動官兵的積闆性和創造性，而且可以形成良好的激勵機制，促進軍隊的全面建設。
結語
自南昌起義後，曆經三十多年的波折，最終還是在摸索和試錯中确立了适合我們的人民部隊的制度。這意味着在我們的子弟兵部隊走向正規化，現代化的曆程中，系統、規範、适應國情的制度是不可或缺的。我們堅信着，在黨的上司下，在廣大人民群衆的信賴下，我們的部隊必然向着更加先進、更加強大的方向不斷發展前進，必将成為守衛國家的最堅硬的盾，和保衛國家的最鋒利的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