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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講談到秦始皇東巡，在博浪沙遭遇了張良的伏擊，有驚無險躲過一劫，但遊興并沒有是以減弱，随即重走了一遍海濱度假之旅，然後取道上黨，傳回鹹陽。
上一次東巡，回程走的是南線，經過了原屬楚國的南郡，然後北上武關，傳回鹹陽。這次回程改走北線，沿途經過的上黨原先是南韓的北方大郡，當初正是因為南韓上黨軍民主動請求趙國的接納，這才引出了著名的長平之戰，是以這樣一片領土對于新興的秦朝而言，确實不太讓人放心，很有必要重點關照一下。
接下來，《資治通鑒》進入始皇帝三十一年（前216年），隻有一句話交代，原文是：“使黔首自實田。”這句話沒法翻譯，因為它來得莫名其妙，誰都看不懂。你在任何一本書裡看到的任何一種解釋，都隻是很多種猜測當中的一家之言。
而首先會讓我們疑惑的是：始皇帝三十年（前217年）呢，怎麼被司馬光直接跨過去了？
這是因為在《史記·秦始皇本紀》裡邊，編年編到這一年的時候，隻有兩個字：“無事。”
這一年很可能真的風平浪靜，歲月靜好。
然後就到了始皇帝三十一年（前216年），問題來了：《資治通鑒》所謂“使黔首自實田”，《史記》完全沒講，而《史記》記載的幾件大事，《資治通鑒》一概删節不錄，這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先來看看《史記》的記載，這一年發生的事情很有戲劇性，首先是在12月，把本月的祭祀名目“臘”改了稱呼，改為“嘉平”。交代一點後話，到了漢朝，名目又被改回去了，直到今天我們還把農曆12月稱為臘月，不知道嘉平為何物了。但如果書畫家給作品落款，嫌棄“乙酉年臘月”這種表達方式有點土氣的話，那麼可以寫成“乙酉嘉平月”，檔次感馬上就不同了。我們看書畫落款，總能看到這種調調。
話說回來，當年秦朝發生的第二件大事，是給老百姓發福利——政府給每一個被稱為“裡”的基層行政機關，我們可以粗略了解為“街道”——發放6石米，2隻羊。但很難想象這會是全國境内的普遍福利，有可能僅僅針對關中地區，甚至隻在鹹陽周邊。
為什麼突然發放福利呢？《史記·六國年表》給出了解答，說目的是“以嘉平”。這話很可能有一點雙關性質，所謂嘉平，顧名思義，是慶祝天下太平——現在天下一統了，不打仗了，值得慶祝和紀念，是以才會把“臘”祭改稱嘉平。這個改名的小事件和天下和平的大事件都很值得政府給民間發放福利，與民同樂一下。
第三件事比較驚悚：秦始皇開微服私訪之先河，隻帶了4名武士，到鹹陽城裡逛街去了，沒想到夜晚在蘭池一帶遭遇盜賊，險些沒能脫身。雖然武士終于擊殺了盜賊，但盜賊應該還有逃掉的，是以關中地區迅速布下天羅地網，折騰了20天，結果竟然就像博浪沙事件一樣，不了了之了。
在《史記》原文裡，秦始皇一行人遇到的是“盜”，很可能并不是普通強盜，也不是誤打誤撞冒犯天威，而是一個專門針對秦始皇的刺殺小隊。前邊講過，在先秦時代的文獻裡邊，“盜”的涵義和今天很不一樣，既可以是黑社會組織，也可以是犯上作亂的貴族。
事件發生地“蘭池”，就是鹹陽蘭池宮的所在地。前邊也有講過，秦始皇求仙不得，于是引渭水為池，修築假山，還用石材雕刻成鲸魚的模樣，活脫脫打造了一個海外仙山的盆景版，這就是蘭池宮。秦始皇微服出行的這個時間，即便蘭池宮還沒有竣工，至少也是一大片皇家工地，是以這些盜賊恐怕并不是什麼普通劫匪。
《史記》在本年度的最後一條記載是：大米漲價了，一石米竟然賣到了1600錢。
聯系到秦始皇銷毀全國武器鑄造十二金人，那麼米價暴漲應該無關于通貨膨脹，而是糧食嚴重歉收的緣故。這倒不難想象，畢竟天下初定，連年大戰注定影響農業生産，秦始皇這幾年裡不但沒能休養生息，反而各種折騰——又是修建馳道，又是連年巡遊，又是大規模遷徙人口，又是大興土木營建宮室，從來都不消停。
以前秦國本土坐擁關中平原、成都平原兩大糧倉，又有鄭國渠、都江堰增進灌溉水準，但山東六國沒有這麼好的農業底子。秦國摧毀山東六國的經濟，雖然有助于自己的滅國大業，而一旦吞并六國，六國百姓變成了秦朝黔首，秦政府就總不能不管這些百姓的死活。以前有多希望他們吃不上飯，現在就有多希望他們安居樂業。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隻有休養生息這唯一的辦法，但秦政府總在反其道而行。
所有這些事情，至少蘭池遇盜和米價暴漲兩件事很值得被《資治通鑒》采錄下來，但并沒有，司馬光僅僅記載了一句話：“使黔首自實田。”這句話的出處，并不在《史記》正文，而是在正文“三十一年”下面，《史記集解》引南朝劉宋學者徐廣對《史記》所作的一句注釋。徐廣的時代，上距司馬遷足有500多年，也不知道徐廣拿出這麼一句話來到底有什麼文獻依據，《史記集解》引述徐廣這句話更顯得沒頭沒尾，相當突。即便我們不去苛求在上下文裡準确了解它的涵義，隻想從字面上了解它的涵義，也做不到。
但也正因為文義看不懂，是以解釋特别多，有的解釋成鼓勵開荒，讓百姓自由占有土地的，有解釋成讓擁有土地的老百姓自行向政府申報土地面積的，有解釋成秦朝推行了稅制改革，按土地面積征稅的，有解釋成改革目标不是稅制，而是土地所有制，秦朝從此在全國範圍内确立了土地私有制的…
以上種種，都是推測，沒有定論，而我們能夠準确知道的，隻有下面這4件事：
（1）這句話并不出自《史記》原文，而是出自《史記》500年後徐廣的說法。
（2）徐廣的原著《史記音義》已經看不到了，我們看到的隻是裴骃（yīn）在《史記集解》裡邊對徐廣發言的摘引。這位裴骃是給《三國志》作注的那位裴松之的兒子，和徐廣一樣都在劉宋朝廷做官。
（3）徐廣這句話不但語意模糊，而且沒有給出史料出處。
（4）裴骃的摘引也有點莫名其妙，把徐廣這句注釋放在了《史記》原文的“三十一年”和“十二月”之間，以至于有學者懷疑這裡存在錯簡。所謂錯簡，是說串聯竹簡的繩子斷了，寫有文字的一支支竹簡在被重新編排次序之後，有些竹簡被放在了錯誤的次序上，行文也就不連貫了。
總之，“使黔首自實田”這句話，不但來曆不明，而且含義不清，按說最穩妥的處理方式就是擱置不論。但一方面正是因為它的模糊性，一方面又因為它似乎關涉着我們一直知之甚少的秦朝土地和稅收制度，是以就是這麼一句話，竟然成為秦史研究的一大焦點問題。
在今天的各種權威著作裡，相對保守而穩妥的說法不妨以《劍橋中國秦漢史》為代表，中譯本是這麼說的：“據未見于《史記》本文、而見于公元4或5世紀一個注釋者的一句暧昧不明的話：公元前216年，‘使黔首自實田也’，這就是說百姓為了納稅，應該向當局報告其土地的價值。這句話如果準确，并且解釋無誤，意味着到這個時候，土地私有制在全帝國已成為既成的事實。”
這是以極其審慎的限定語小心翼翼地推導出一個或然性的結論，而我們迄今所能看到的在這個問題上各種斬釘截鐵的論斷，可信度都并不更高。但可以确定的是，就是在米價暴漲之後的這段時間裡，秦始皇對農業問題确實給予了特殊的關注，這從下一年刻石立碑的碑文内容裡可以看到。我們下一講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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