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福”“十全”的乾隆爺
“皇帝輪流做，今年到我家。”
大陸曆史上，能坐上龍椅的，充其量，不過500号人。其中絕大部分不是自求其位，而是繼承大統。其實這是個風險極高的位置。祖上憑着野心，膽識，智慧和運氣，在血雨腥風中坐上了龍椅，傳承給子孫後代，緻使他們骨肉相殘，最終逃不過被逐，被篡，被誅。是以，“願世世不生于帝王家”，不是什麼“凡爾賽文學”，而是心聲。是以，皇帝，不是被人羨慕的職業。造反，不過是官逼民反，為了活路，有人當上皇帝，也是順勢而為。
但是，曆史上，有一位皇帝，可算是例外。他25歲開始做皇帝，在位六十年，做了三年太上皇。
他沒有像李世民，楊廣那樣通過弑父殺兄奪位。
他沒有像漢宣帝，明萬曆那樣被權臣左右或控制。
他沒有像漢武帝，明嘉靖那樣為求長生不老而苦惱。
他沒有像漢惠帝，唐中宗，清同治那樣被強勢母後所壓制。
他沒有像唐高祖，隋文帝那樣被兒子逼宮。
他享盡人間“福祿壽喜财”，活到八十九歲。
他就是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乾隆皇帝（生于1711-卒于1799），1735年登基，1796年遜位。“乾隆”，取意“天道昌隆”，《康熙字典》裡的一些吉祥，大氣，悅耳動聽的形容詞，被用于清朝皇帝的廟号，年号，尊号，也被用于後妃的徽号。有的名符其實，大多數是名過其實。
如果，皇帝都能像他這樣活着，估計，隻要有一丁點希望，都有無數人去搶着做了。
還好，乾隆，絕對是一個異數，僅此一個，沒有第二。估計，自有生民以來，古今中外，沒有第二個，像他這樣同時享盡人間所能給予的福氣。
最難得的不是至高無上的權力，也不是強健的身體和無盡的财富，最難得的是他正常的心理，不折騰，不變态，這一點對皇帝來說，非常罕見。
六下江南，勞民傷财；大興“文字獄”，禁锢思想；縱容和珅，姑息養貪；好大喜功，自誇“十全”。等等，與曆史上那些荒唐的，變着法子折騰的同行們相比，實在算不上什麼。
唯有一個缺點，缺少遠見，或者說缺少世界視野，錯過睜眼看世界的絕佳良機。當一個十二歲的英國小男孩單膝下跪在他這個八十二歲的老人面前時，無異于天啟啊！無異于他的大清帝國代表的整個十八世紀的終結和這個小男孩的大英帝國代表的整個十九世紀的開始。以乾隆的天賦異禀，也隻能囿于定見，不能突破局限，可見，遠見卓識，是怎樣的難得！
或許，是因為太完美了，
或許，是因為太富足了，
乾隆，一個異數，埋伏了一個國家最大的變數。
“窮則變，變則通”隐含了另一層意思：不窮不變。變，不是來自内生的動力，不主動求變，而是迫不得已！
乾隆的子孫們迫不得已，被迫簽下《南京條約》《北京條約》《馬關條約》《辛醜條約》，割地賠款。這樣，一切都變了。
完美和幸運，暗示了衰敗和巨變。乾隆的“五福”“十全”，埋伏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二，乾隆讓大清錯過一次融入世界的機遇。
小斯當東（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生-1859卒）
我選擇從這個知名度不高的英國人開始，講述晚清七十年的曆史。
1793年，英國的馬嘎爾尼使團訪華，時年十二歲的小斯當東擔任随團翻譯，觐見時年82歲的乾隆皇帝，老皇帝将随身的一個荷包賜予這個聰明而不怯場的小孩。
英國使團的使命是和大清建立貿易和外交關系，但是均被大清拒絕。
1810年，《大清律例》由他翻譯在英國出版，這是第一本直接由中文翻譯為英文的書。
1816年，35歲的小斯當東作為副使，随阿美士德使團訪華，此前，他已經在廣州生活了18年。此次訪華依舊沒有達成目的，由于雙方在禮節上争持不下，使團沒能觐見嘉慶皇帝。
當時，清朝出口三寶:茶葉，瓷器，絲綢，賺取大量白銀，對外貿易大額入超。英國是世界第一強國，印度已被納入版圖。但是美國已經獨立。英國對原料和市場的胃口很大，希望和中國做生意。但是清朝的立場是：“天朝物産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産茶葉、瓷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并沾餘潤。”
由于《馬可波羅遊記》的宣傳之功，中國對歐洲而言，因為富庶文明，被歐洲視為向往之地，象伏爾泰這樣的思想巨擘也不吝對中國贊美有加。
因不了解而生向往之情，因了解透徹而生隔閡甚至敵意。馬嘎爾尼，斯當東這樣的英國人和中國的關系就是這樣的。他們在中國沒有達到發展貿易的目的，但是他們通過這兩次訪華，摸清了虛實，掌握了沿江，沿海的航道，了解了清朝軍隊裝備的落後，對清朝官僚的專制腐敗也有近直覺的了解。是以，他們的通路不異于“木馬屠城”。
馬嘎爾尼更是在1793年訪華後，說:"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它之是以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中沒有沉沒，僅僅是由于一班幸運、能幹而警覺的軍官們的支撐，而她勝過鄰船的地方，隻在她的體積和外表。但是，一旦一個沒有才幹的人在甲闆上指揮，那就不會再有紀律和安全了"。
這以後，再也沒有馬可波羅式的對中國的想象了。包括像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内，對中國的評價開始偏向負面甚至敵意。
1840年，英國議會就是否遠征中國進行辯論，時年59歲的小斯當東支援首相帕默斯頓對中國的侵略。這個帕默斯頓或許被人淡忘，但是他的話經常被引用：沒有永遠的朋友，僅有永遠的利益。（We have no eternal allies, and we have no perpetual enemies. Our interests are eternal and perpetual, and those interests it is our duty to follow。）投票結果是：主戰271票對反戰262。由于小斯當東是當朝少有的中國通，他的意見應該有決定性的影響。
1840年6月，鴉片戰争爆發。
1842年8月29日，在英軍旗艦”汗華“号上，中國清政府全部接受了英國提出的議和條款，耆英與璞鼎查簽訂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 中英《南京條約》。
馬嘎爾尼，阿美士德，小斯當東兩次訪華通過談判沒有得到的，英國從《南京條約》全部得到了。
有些人因為小斯當東對中國态度的改變，将他看作白眼狼，這是一種自作多情的受傷。仿佛乾隆爺賞他一個荷包，他就應該投桃報李。這和當下的一種情緒相似：隻要美國出現一個華裔官僚，我們這邊有些人就自作多情地将他視為同胞。其實，我們倒是應該學習他們以國家利益為第一要義，而不受私情影響。
三，守成之君嘉慶的“罪己诏”。
嘉慶（生于1760-卒于1820），愛新覺羅.颙琰，清仁宗是一個平庸有智慧的守成之君。
“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乾隆一崩，和珅就被嘉慶收拾，和珅A錢的2億兩白銀被充公。從這個意義上講，乾隆縱容和珅，幫了兒子一把。
嘉慶從乾隆那裡繼承的是表面上的“康乾盛世”，實際上，他繼承了危機四伏。十九世紀從川楚地區的白蓮教起義開始，以義和團結束。按了葫蘆，起了瓢。内亂在一百年裡就沒有消停過。
嘉慶平穩地從乾隆那裡繼承了皇位，不僅僅因為乾隆的思慮周全，更重要的是因為嘉慶本人所具備的耐性和修為。他極度厭惡和珅，在乾隆遜位的那三年裡，嘉慶也能夠隐忍不發。這需要極強的定力，非等閑之輩可以做得到。縱觀中國曆史上的皇位繼承的曆史，血雨腥風是常态。盡管嘉慶傳位嫡子旻甯（道光帝）的傳位诏書有諸多疑點，但是沒有意外事件發生。嘉慶承上啟下的繼位與傳位都是非常平穩的，可以算得上一個有智慧的皇帝。
嘉慶是一個稱職的守成之君，在位期間，力行節儉，勤于理政。“體皇考之心為心，本皇考之治為治。”隻要祖宗說過或做過的，他都依樣畫葫蘆地執行貫徹。因為過于平庸，在曆史上的存在感似乎很弱。但是，不能不提的是“癸酉之變”
1813年）。
1813年9月14日這天，天理教首領林清派約二百名天理教教徒，裝扮成商販模樣混入京城。按計劃，原定等待另一個首領李文成增援到來之後再起事，不料，李文成已被拘禁，隻得匆忙起事。次日中午（嘉慶閏八月十五日），太監劉金、高廣幅等作為内應，教徒們從東華門及西華門兩個方向攻入紫禁城。大約有四五十名教徒攻入隆宗門（據說，當時的一個箭頭還保留在匾額上），直達養心殿。
把守午門的将領策淩，在接報天理教攻入的消息之後，臨陣逃跑。宮中那些養尊處優的女人們花容失色，亂成一團。幸好鈕祜祿氏皇後保持了鎮定，她派人找來了正在上書房讀書的皇子皇孫們。
皇次子旻甯（孝淑睿皇後喜塔臘氏之子，後來的道光皇帝）帶着鳥槍在養心殿前守衛，沉着冷靜地指揮随後趕來的各路官兵與天理教衆展開戰鬥。混戰進行到傍晚時分，在一千多名裝備精良的官兵齊心協力的圍攻下，天理教徒終于寡不敵衆，被全殲于武英殿一帶。林清本人也在兩天後被捕。
天理教攻打皇宮的消息， 次日奏報給從熱河回京路上的嘉慶帝。嘉慶震驚之餘徹查事件始末。他發現，給天理教教徒提供皇宮私密的竟是皇帝的近臣太監，天理教教徒起事的計劃早已有知情人告發，接獲情報的王公大臣們置若罔聞，毫無作為，聽任事件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無論如何，這個事件将金玉其外的大清剝開了，原來卻是敗絮其中。拱衛京師的禦林軍竟然如此玩忽職守，各級官僚如此屍位素餐，太監如此目無王法，勾連賊衆。
嘉慶帝為此下了“罪己诏”，驚呼此案“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诏書曰：“變起一時，禍積有日，當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在國家中樞，在紫禁城發生這樣的事情，确實前所未聞，算得上是一個驚天動地，撼動國本的嚴重事件。
嘉慶在位25年（1796-1820），蕭規曹随，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癸酉之變”不隻是糾纏嘉慶的揮之不去的陰影，也戳穿了“康乾盛世”的童話，帝國江河日下的頹勢隐然成形。
不過，一國之君能夠為此下達罪己诏，說明自信心還在，責任心還在，說明國家還有希望。
四，道光甩鍋林則徐。
當學生的時候，曆史課的前兩冊是古代史部分，我能考滿分。到了第三冊，學不下去了，翻開書本，隔三岔五，就是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憋着一肚子氣，那些曆史事件也就記不牢了。年歲漸長之後，心平氣和地補上了近代史這一課。古代史，距離現實遙遠，隻能當成故事閱讀；現代史，沒有距離感，看不清虛實。近代史，殷鑒不遠，可以知興替。
道光皇帝支援林則徐禁煙，近代史從此開端。
道光，愛新覺羅.旻甯，清宣宗（1781-1850）在位三十年（1820-1850），一個王朝能有幾個三十年？在年富力強的年齡登基，以他的才智和精力，本可以勵精圖治，扭轉頹勢。面對前所未有的強敵入侵，面對完全陌生的遊戲規則，依舊抱殘守缺，拒絕通變，錯過轉危為機的機遇。
道光在位期間，平定張格爾叛亂，改革漕運和鹽政。這些政績與《南京條約》的喪權辱國之過相比，簡直可以忽略不計。
道光執政有兩個重大失誤。
道光的一個重大失誤，就是選錯接班人,棄六用四（六子奕䜣，四子奕詝），這有點馬後炮的意思。盡管這裡面确實有不可知的命運因素在冥冥之中注定了。我們隻能從結果來判斷。恭親王奕訢是一個政治幹才，身強體壯。健康狀況對日理萬機的皇帝來說，非常重要。鹹豐身體虛弱，終于在英法聯軍和太平天國的雙重大山的壓頂之際倒下。
後宮幹政，被愛新覺羅家族防範了兩百年，道光的錯誤決定，讓虛弱的四子繼位，間接成就了慈禧的47年執政。
其二，就是鴉片戰争期間的首鼠兩端。
林則徐1838年以湖廣總督身份上書道光條陳鴉片之危害：“若猶洩洩視之，是使數十年之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饷之銀。心思及此，能無股栗！”
道光授權林則徐為禁煙欽差大臣。
林則徐在兩廣總督鄧廷桢和巡撫怡良的密切配合下，收繳2萬餘箱鴉片，奉旨于1839年6月3日銷毀于虎門。林則徐在廣東禁煙，得到道光的支援和贊賞。
林則徐盡管禀性剛直，辦事認真，但是并不擅權獨斷，他非常注意政策，從當年林則徐的奏折和道光的谕旨可知，林則徐確定道光全程知情，并遵旨行事；林則徐團結同僚和下屬，注意發動群衆，獲得他們的配合；林則徐和英商英軍打交道，注意有理有據有節。最難能可貴的是，林則徐防患于未然，沒有輕舉妄動，而是做足戰備，留心洋務。
英軍畏懼林則徐和鄧廷桢，繞道廣東和福建，攻陷浙江定海之後，直奔天津。權臣穆彰阿和琦善乘機毀謗林則徐，将英軍入侵歸結為林則徐的禁煙。琦善奏陳“英國所不滿的隻是林則徐一人，隻要林則徐被懲處，問題就可解決”。道光就坡下驢，委過林則徐，忘記了當初自己如何嘉勉林則徐的禁煙之功。道光的朱批如下：
“外而斷絕通商，并未斷絕；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淨盡。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懑，看汝又以何言對朕也。特谕。”
林則徐向道光皇帝上奏折：“粵海關已征銀三千餘萬兩，收其利者必須預防其害。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則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粵東關稅，既比他省豐饒，則以通夷之銀，最為防夷之用，從此制炮必求極利，造船必求極堅。
道光皇帝在林則徐“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一，制炮造船”一句的旁邊批示：“一片胡言。”
20年後第二次鴉片戰争，三十五年後甲午戰争，四十年後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追根究底，道光的四個字：一派胡言。
林則徐被降職，谪戌伊犁四年。
道光對待林則徐的态度，和後來慈禧對待支援義和團（毓賢，載漪，載瀾，載勳）的那些官員的态度如出一轍。道光和慈禧一樣，讓臣僚頂缸背鍋。嘉慶可以為“天理教事變”（癸酉之變）下诏罪己；後來當甲午戰争失敗之際，一些大臣奏請光緒處罰李鴻章，光緒說自己也有責任，道光竟然可以為鴉片戰争的失利裝糊塗，找一個林則徐這樣的忠臣當替罪羊，天理不容啊！
如果僅僅因為裝備不如人，打不過英國，被迫簽下城下之盟，迫不得已，有可以原諒之處。但是，鴉片戰争的失敗，道光棄用林則徐，是一個原因；前後有兩年時間可以周旋和轉回，錯過亡羊補牢的大好時機，是其二。開始莫名其妙地自大颟顸，後又不可思議地畏葸退讓，從此成為清廷與西洋打交道的标準兩步走。
鴉片戰争之後的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歸因于落後挨打，我認為是開脫之詞。鴉片戰争的失敗，是道光自作孽，不可活。
道光的錯誤抉擇坑了子孫，也坑了大清。
身為一國之君，讓忠誠的能臣來為國君的決策失誤背鍋頂缸，國家不亡即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