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革命鬥争的迅速發展，引起了國民黨營壘的極大恐慌。1932年夏，蔣介石又親自出馬，任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共調集了39萬餘人，其中還包括四個航空隊，向紅軍發動了第四次“圍剿”，企圖一下子消滅鄂豫皖根據地。
面對敵人的進攻，張國焘卻被勝利沖昏了頭腦。他拒不采納徐向前關于休整部隊，作好反“圍剿”準備，尋機殲敵的正确建議，而是盲目輕敵，認為紅軍已從根本上消滅“圍剿”，主張“不停頓的進攻”，強令紅軍南下圍攻麻城，進逼武漢。徐向前等人不同意這種意見，但卻遭到了張國焘的否定。
徐向前和紅軍被張國焘捆住了手腳，不能進行擅長的運動戰，不是避實擊虛，而是過早地同敵人決戰，因而一開始就陷入了被動。在麻城、黃安、七裡坪等地，接連苦戰五個多月，殲敵近萬人，但難以粉碎敵人的重兵合圍。
困難面前，徐向前親臨前線，精心指揮，誓與廣大指戰員共存亡。新集反擊戰和土橋鋪突圍戰，是紅四方面軍向西轉移中進行的兩場惡戰。戰鬥中，敵人一度攻到離徐向前的指揮所僅50米的地方，子彈常常從身邊呼嘯而過。徐向前仍然沉着地指揮着部隊，表現出驚人的鎮靜和膽略。
然而，紅軍還是無法改變被動的局面。許多傑出的指揮員倒在了血泊之中。參加過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的紅二十五軍軍長，徐向前黃埔軍校的老同學蔡申熙戰死;紅一師政委甘濟時犧牲;十二師師長陳赓，身負重傷……
1932年11月初，徐向前率領紅四方面軍，轉戰到鄂豫皖交界的漫川關。這是一個險關隘口。當紅軍先頭部隊進抵漫川關時，發現陝軍的三個團已占領漫川關，卡住關口，擋住紅軍西進去路。敵胡宗南等部又追了上來，從四面八方壓向漫川關。敵人企圖一舉圍殲紅軍于漫川關東十餘公裡懸崖峭壁的深山峽谷之中。
形勢萬分危急。“在這個最緊要的關頭，我們開會，研究對策。張國焘這個人一到叫勁的時候就稀松，也不懂軍事，往往瞎指揮。他提出，化整為零，讓部隊分散打遊擊。這怎麼行呢?我說:這支部隊不能夠分散，在一塊兒才有辦法。我們好比一塊整肉，敵人一口吞不下去;如果分散，切成小塊，正好被人家一口一口地吃掉。是以，無論如何不能分散打遊擊，要想盡一切辦法突圍。陳昌浩等同志支援我的意見，最後決定集中突圍。情勢很緊張，分秒必争。所謂開會，無非是幾個人碰碰頭，商量一下，決定了就行動。”
生死決戰的漫川關突圍開始了。
徐向前指令紅十二師為開路先鋒，在七十三師配合下突圍;以紅十、十一師各一部抵禦南面和西面夾擊之敵。
紅十二師以三十四團為突擊先鋒隊。這是一支特别能打硬仗、惡仗的部隊。團長許世友是一名虎将。
戰鬥一開始，就異常的激烈。紅軍以一個英勇的反沖擊，占據了垭口的有利地勢。敵人以優勢兵力，整連整營甚至整團地一次次向紅軍陣地反撲，都被許世友率領紅軍打了下去。
經過一番猛烈的厮殺，紅軍終于從敵人的結合部撕開了一條四裡寬的缺口。全軍冒着敵人的火力，勝利地通過了紅三十四團控制的通道，脫離了險境。
當年從漫川關戰鬥中殺出來的羅應懷，回憶道:
“漫川關戰鬥，是關系到紅四方面軍生死存亡的一仗。當時，我軍處境之險惡，戰鬥之激烈、殘酷，是前所罕見的。槍子和彈片把無名高地上的松林枝葉削得光秃秃的，隻剩下一根根半截子樹樁。我們營上去的五六百人，戰鬥結束時，隻剩下八十多人。我打的旗，被彈片撕成了一條條碎片，連旗杆也被子彈打穿了好多孔。二營撤離陣地時，發現有兩個班的十幾名同志由于長時間趴卧在冰天雪地裡，竟被嚴寒奪去了生命。……我們以一個團的兵力，硬是頂住了敵人四十四師兩個旅的進攻，消滅了敵人大批有生力量，掩護了全軍的勝利轉移。這種頑強的戰鬥作風和勇敢精神，在全軍傳為佳話。直到事隔五十年後的今天，徐帥同我們回憶起當年的戰鬥情景，還無限感慨地說:漫川關突圍，真是危險啊，多虧了三十四團在山垭口頂住了。”
紅軍突破了敵人的重圍之後，沿着山間小路，攀岩涉水，向北疾馳。1932年12月底，徐向前率主力紅軍1.4萬餘人，到達了四川北部通江地區。西行轉戰兩個月，行程3000裡，敵人前堵後截，紅軍多次面臨險境，徐向前都處變不驚，果斷指揮，終使紅軍化險為夷，轉危為安。
素稱“天府之國”的四川，此時正被大大小小的軍閥統治着。這些軍閥和蔣介石有沖突，互相之間也有沖突。他們各占據着一塊地盤，稱王稱霸，作威作福。
然而，這正給紅軍創造了一個可以利用，可以立足的條件。
徐向前後來分析說:“當時，四川境内共有劉湘、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楊森、劉存厚、李家钰、羅澤州等股軍閥勢力，各領‘防地’，獨霸一方，連年混戰，互争雄長，鬧得不可開交。不僅四川軍閥之間有沖突;蔣介石同四川軍閥之間也有沖突。四川當時是‘國中之國’，川軍的天下。各路軍閥名義上接受蔣介石中央政府的統一委任和上司，實際上則以維持川人治川的軍閥統治局面為本旨。他們生怕蔣介石‘剿匪不分地域’，把觸角伸進四川，吞并自己的軍隊和地盤。因而，在對付蔣介石上，四川軍閥之間，又存在共同的利害關系，大家都有點不願‘開門揖盜’的味道。我們入川，利用了這兩種沖突。”
“紅四方面軍進據通南巴，選在田頌堯傾其主力參加‘成都之戰’的當口，可以說是恰到好處的一着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田頌堯隻顧在成都參加混戰，沒有防備這一點。這就便于我們迅速打開戰局，立即生根。當時，蔣介石的勢力想不想進川呢?倒是想的。而四川軍閥呢?怕請神容易送神難，硬是不要他們進來幫忙。是以，劉茂恩部進到萬源，不久便退回去了;胡宗南部已從漢中進到川陝交界處，爬上了巴山的，但也吃了‘閉門羹’、不得不悄然回兵。假定那時沒有四川軍閥混戰的局面，我軍入川，川軍聯合起來一緻對付我們，我們的處境将會困難得多。假定那時四川軍閥和蔣介石之間沒有沖突，同意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入川‘剿共’，那麼，蔣軍由北而南，川軍由南而北，兩邊一壓，我軍腹背受敵，首尾難顧，要想在大巴山下立腳，更是不可能的。”
四川的自然條件，也是一塊天然的用兵、養兵之地。山川縱橫，險峰交錯，路隘林深，許多地方被原始森林覆寫着，大部隊集結、隐蔽、穿插，敵人很難發現;以少數兵力把山口子一堵，敵人就難以攻上來;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長東西，飛禽走獸不少，部隊的吃穿問題，比較好辦。
然而，客觀上的有利條件，仍然不能代替紅軍主觀上的努力奮鬥。作為一位人民軍隊的一方上司人，徐向前不僅善于領兵打仗，同時深深懂得創造革命根據地對于這支軍隊生存、發展的重大意義。而川北恰恰沒有經過大革命的洗禮，共産黨的活動薄弱，群衆對共産黨知之甚少。
在一次幹部會議上，徐向前闡述了紅軍分兵發動群衆，打土豪，分田地的重要意義。他說，天下窮人是一家，群衆對你有了 “一家人”的感情，才能相信你的宣傳，跟你鬧革命，否則，雷打他也不會動彈的。要使群衆相信，紅軍就是穿上軍裝、拿起武器的窮人，是窮苦人自己的隊伍，是全心全意幫助窮人翻身解放的。正是根據這一思想，徐向前和紅軍廣大指戰員一起，開展了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各項工作。
(一)分兵發動群衆。紅軍既是戰鬥隊，又是工作隊、宣傳隊。各部隊陸續抽調了數以千計的指戰員，由師、團政治部主任帶領，組成工作隊，宣傳群組織群衆。工作隊員走村串戶，深入到廣大貧苦農民之中，幫群衆挑水、砍柴、背糧，很快和群衆打成一片，得到了群衆的信任。
(二)開倉分糧，平分土地。這是紅軍發動群衆的基本武器。廣大農民祖祖輩輩受封建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真是牛馬不如。如今紅軍來了，打倒了土豪劣紳，分得了土地，有了耕牛、房屋、山林，過上了從未有過的好生活。他們的革命積極性空前高漲，支援紅軍，努力生産，為建設根據地貢獻力量。
(三)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這裡黨的基礎薄弱。在紅軍的幫助下，地方黨組織很快建立起來。1933年2月，在通江縣召開了川陝省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有了地方黨組織，就有了上司根據地群衆鬥争的中堅力量。
(四)建立紅色政權。紅軍入川之初，從省、縣、區至各鄉、村，普遍建立了臨時革命委員會，履行政權機構的職責。臨時革命委員會擔負配置設定土地、組織生産、支援紅軍、肅清反動分子、動員群衆的任務。1933年2月，正式成立了省蘇維埃政府。各級臨時革命委員會，也由正式的蘇維埃政府機構取代。紅色政權的普遍建立，标志着川陝革命根據地的正式形成。
(五)擴大紅軍隊伍和建立地方武裝。土地革命開展後，廣大窮苦農民紛紛要求參軍，保衛勝利果實。師、團均成立了新兵營、連，婦女獨立營也組建起來了。全軍發展到1.8萬人。李先念為十一師政治委員，王樹聲為七十三師師長。各縣區均建立了獨立營、連，鄉、村普遍有了赤衛軍組織。地方武裝的口号是“保衛地方，保衛家鄉”。他們負責維持地方治安，捕捉反動分子，協助紅軍做工事、修橋鋪路、偵察敵情等。
此外，還建立工會、婦女委員會等群衆組織，戒絕鴉片煙，肅清反動分子，打擊和瓦解土匪隊伍等。大巴山下，出現了群衆鬧翻身、求解放的熱烈情景。
徐向前和廣大紅軍指戰員，正是以根據地為依托，立腳在川陝邊，繼續為新中國的誕生而英勇戰鬥着。
敵人不會坐視紅軍的生存和發展。很快，四川軍閥的混戰暫告結束。蔣介石任命田頌堯為川陝“剿匪”督辦，企圖消滅紅軍。
紅四方面軍總部立即在通江召開緊急軍事會議。
從實際出發，規定戰略戰役方針和戰術原則，是徐向前用兵的重要特點。他在分析了川北的地形和敵情後，建議以“收緊陣地”、“決戰防禦”的方針來打破敵人的圍攻，即以少許兵力，卡住山險隘路狹谷，憑險堅守，節節抗擊，逐次退卻，誘敵深入，消耗和疲憊敵人;待敵人兵力分散、疲勞沮喪攻勢衰竭時，我軍再舉行反攻，重點突破，兩翼迂回，一舉殲敵。
徐向前進一步分析說，川北與鄂豫皖不同，鄂豫皖地區适合打運動戰，搞“圍點打援”，搞遠距離奔襲，這裡就得靠陣地戰和運動戰相結合，要搞新的打法。
徐向前的獨到見解，引起了熱烈的讨論。會議完全同意這一新的作戰方針，并确定作戰事宜由徐向前負責。
根據這一戰略方針，1933年2月至4月，徐向前率軍作戰四個月，粉碎了田頌堯的三路圍攻。
緊接着，徐向前又接連指揮了三次進攻戰役:從8月12日開始到27日結束的儀南戰役，半個月之内殲敵 3000 餘人，攻占嘉陵江以東、以南大片地區，占領了100多口鹽井，解決了軍民缺鹽吃的困難;從 9月22日開始到10月6日結束的營渠戰役，曆時14天，殲敵 4000 餘人;10月中旬，發起宣達戰役，曆時10天，殲敵6個團，俘敵 4000 餘人。
三次進攻戰役，使川陝根據地擴大到4萬多平方公裡，紅軍擴大到8萬人。紅四方面軍建立的川陝根據地，是全國第二塊最大的紅色區域。徐向前的威名，震動了四川和南京。
1933年10月，蔣介石任命敵三十一軍軍長劉湘為四川“剿匪”總司令，糾集140餘團，兵分六路，向川陝根據地發動了六路圍攻。
徐向前運用“收緊陣地，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經10個月作戰，使劉湘的“六路圍攻”徹底破産。
正當徐向前在川陝鏖戰的時候，中國革命的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
1934年秋，中央紅軍由于“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被迫離開中央蘇區，開始了戰略轉移。
對于這一重大的戰略行動，徐向前十分關注。他親自向電台負責人交代:要随時注意偵聽、破譯敵人的電訊，及時向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提供情況。徐向前深深感到，中國革命又處在一個嚴重困難的關頭。
這時，蔣介石在大舉圍堵中央紅軍的同時，加緊“川陝會剿”的準備，企圖一舉消滅紅四方面軍。川陝蘇區雖然取得了反六路圍攻的勝利，但經過10個月的戰争消耗，紅軍和人民都受到了重大的損失。大巴山下，到處是荒蕪的土地，到處是饑餓的人群。
形勢十分嚴峻。張國焘整天愁眉苦臉，打不起精神。他曾探詢徐向前的意見，想放棄川陝蘇區，去漢中地區。徐向前不同意。他說:“漢中地區是去不得的，南面是巴山，北面是秦嶺，回旋餘地不大。我們還是依托老區想辦法為好。”
11月中旬，在巴中清江渡召開的軍事會議上，徐向前提出了下一步的戰略行動計劃:依托老區，發展新區，以打擊胡宗南部為主要目标，奪取甘南的文(縣)武(都)成(縣)康(縣)地區，将川陝根據地，發展為川陝甘根據地。這一計劃在會上被通過。
會後，紅四方面軍趁胡宗南部剛入川，立足未穩之際，發動了廣昭戰役。
正當徐向前指揮廣昭戰役之際，中央紅軍已離開遵義，向赤水城前進。1月22日，中共中央及軍委緻電紅四方面軍上司人，通報了中央紅軍的戰略行動方針，要求紅四方面軍積極策應。
為策應和迎接中央紅軍入川，1935年3月28日，徐向前率軍渡過嘉陵江，24 天之内，連克阆中、南部、昭化、劍閣、平武、北川等九座縣城，控制了東起嘉陵江，西至涪江、縱橫300裡的廣大區域。
6月8日，李先念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與紅一方面軍先頭部隊在夾金山北麓勝利會師。
6月12日，徐向前在理番代表紅四方面軍上司人親筆起草了緻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央上司的信。信中詳細介紹了川西北的敵情我情，認為:“西征軍萬裡長征，屢克名城，疊摧強敵，然長途跋涉，不無疲勞，休息補充亦屬必要，最好請西征軍暫住後方固陣休息補充，把四方面軍放在前面消滅敵人，究以先打胡先打劉何者為好，請兄方按各方實況商決示知為盼。”并熱烈地表示:“紅四方面軍及川西北工農群衆，正準備以十二萬分的熱忱歡迎我百戰百勝的中央西征軍。”這封機密信件，徐向前派警衛員帶一個警衛班送到懋功。并再三叮囑:“信一定要送到毛主席手裡。”
6月14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央上司同志到達達維鎮。當晚，兩個方面軍舉行了勝利會師大會。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講話，号召紅一、四方面軍全體同志，在黨中央的上司下，互相學習，親密團結，完成黨所給予的一切任務。
在會師後的戰略行動方針問題上，張國焘同黨中央發生了分歧。6月26日，黨中央在兩河口召開會議，作出了《中央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指出，兩軍會合後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
張國焘在兩河口會議上雖表示同意黨中央的北上方針，但在會後又提出與中央決定完全相反的南下川康邊的主張，并制造謠言，诋毀中央路線，攻擊中央上司人，挑撥紅四方面軍同中央紅軍的關系，進行破壞黨和紅軍團結的活動。當紅軍分為左、右兩路軍從毛兒蓋分兵北上時，張國焘又背着黨中央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并企圖危害黨中央。
黨中央為貫徹北上方針，決定率一、三軍團先行北上。在紅一方面軍主力北進時，紅四方面軍中曾有人請示是否派部隊攔阻，徐向前一聽就火了，斬釘截鐵地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
徐向前在關鍵時刻為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立下了特殊的功勳。
南下期間，徐向前和朱德、劉伯承等人對張國焘分裂黨的罪惡行為，進行了抵制和鬥争。張國焘在卓木碉召開進階幹部會議，宣布成立僞中央。徐向前表情嚴肅，坐在角落裡沉悶地抽煙，一言不發。會後，張國焘找他談話，他明确表示:黨内有分歧，誰是誰非，可以慢慢地談，總會談通的，把中央罵得一錢不值，開除這個，通緝那個，隻能使親者痛，仇者快，即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們也不能這樣搞。現在弄成兩個中央，如被敵人知道有什麼好處嘛!
南下期間，紅四方面軍先後發起綏(靖)崇（化)丹(巴)懋(功)戰役和天(全)芒(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戰役，苦戰半年之久，雖殲敵近3萬人，但自身也損耗了半數兵力，僅百丈關一仗，紅軍就傷亡近萬人。紅四方面軍在川康邊陷入了絕境。
由于南下方針的失敗，也由于黨中央采取了正确的黨内鬥争方針，張國焘被迫取消了僞中央。1936年7月，紅二、四方面軍在甘孜地區勝利會師。
為促進黨和紅軍的團結，紅二方面軍政委任弼時分别找上司人談話。徐向前對任弼時的基本主張十分贊同，并坦誠地講了自己的意見，大意是:
(一)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北上方針是對的。自己當時沒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紅四方面軍分成兩半，而且主力部隊也不是一個人能帶得動的。
(二)大敵目前，團結為重。張國焘另立中央，很不應該。但是誰說話他都不聽，朱老總的話他也不聽，現在取消了“中央”，對團結有利。北進期間，最好不談往事，免得引起新的争端。
(三)二、四方面軍會合，我們很高興。但中央有的同志說四方面軍是軍閥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後呀，太過分了，傷害了四方面軍的感情，我和四方面軍許多指戰員都想不通。
(四)我們從參加革命起，就表态擁護第三國際，臂章上也是那樣寫着的。由共産國際出面解決以往的分歧，我贊成。
任弼時認為，徐向前的看法是積極的，态度是真誠的。他滿懷信心地表示:願為促進黨和紅軍的團結而努力。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會甯勝利會師。
10月25日，徐向前奉中央軍委指令，和陳昌浩率二萬多紅軍從靖遠縣的河包口渡過黃河，任務是執行中央軍委決策的甯夏戰役計劃。
由于情況的變化，甯夏戰役計劃被迫中止。11月10日，中央指令河西紅軍組成西路軍，由陳昌浩任軍政委員會主席，徐向前為副主席。
徐向前又經曆了西路軍的悲壯曆程。
1937年5月，徐向前在曆經磨難之後回到延安。他在《曆史的回顧》中回憶說:“剛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見了我。他簡單問了問西路軍的情況，我如實作了回答。他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能回來就好，有雞就有蛋。這話使我很受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