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引領着行動，而理論實踐也在指導着國家，在大陸的曆史上，每到國家的建設、發展和轉型走到了關鍵時刻的時候，都有一些優秀的理論被提及。
這其中，就包括了毛主席所提出的“十個沒有”以及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十個如果”，在這些理論提出時期，本身就具備着充分的意義，到了現在，還依然具備着極大的現實意義。
時代背景下的思想指導
延安，是舉世聞名的中國革命聖地，在當年很多有志之士的眼中，延安是一處“世外桃源”。
從抗戰時期開始，全國各地有着大量的青年奔赴延安，他們的心中也燃燒着希望，在那個時候就已經做出了正确的判斷：延安的精神，必然會傳遞到全中國。
根據統計，到了抗戰後期的時候，已經有4萬多知識分子彙聚在延安地區，在他們當中，也不乏有一些過去的“大家閨秀”以及“豪門公子”。
在現實面前，他們選擇了為自己的理想而奮鬥。
在物資如此匮乏的年代，延安卻朝氣蓬勃，充滿了生機，成為了無數進步青年所追尋的寶地，這裡，創造了“十個沒有”的奇迹。
在1940年2月1日，毛主席曾在延安群眾讨汪大會的演講視訊中非常自豪地說：“這裡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财。”
也正是這“十個沒有”，推動起中國革命向前推進。
而這“十個沒有”的背後，也代表着一代人的艱苦努力。
要知道，那個年代很多上司幹部都是農村出身，由于家庭貧困的原因，他們也沒有受到太多的教育，一切都是在革命的道路中學習而來的。
最好的學習方式，就是看級别最高的上司人們是如何去做的。
那會，包括毛主席、周總理以及朱德在内的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是當時的最高上司人，他們也總是穿着粗布制服和戰士們、老鄉們聊家常，所居住的，也是再普通不過的窯洞，辦公所用的桌椅闆凳，也是部隊統一配發的。
而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毛主席從1937年1月到1940年2月這段時期内，寫出了包括《實踐論》、《沖突論》等多篇著名的著作，給中國的革命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延安當時的情況，所有人也都在面臨着物資奇缺的狀态。
想要改變這樣的現狀，就必須要搞“大生産運動”，美國記者斯諾在延安的所見所聞，就已經說明了一切。
那會，毛主席等上司幹部帶頭種菜，而周總理、任弼時等主要上司人也在帶頭紡線。
為了克服經濟困難，他們同甘共苦，從來不去搞特殊。
其他記者來到延安的時候，甚至在一時間内都分不清誰才是上司人，他們身上的穿着，和其他人根本沒有什麼差別。
有愛國華僑得知延安的狀況後，考慮到中共上司可能面臨的出行困難問題，還專門捐贈了小汽車，可毛主席在收到了這份禮物後，就直接将車分給了腿腳不友善的老同志去使用，自己仍然以馬匹作為交通工具。
著名的宋慶齡女士給幾位上司捎來了營養品，可他們都沒有舍得使用，全部送到了當地的幼稚園之中，在他們的眼中，孩子們才是未來的希望。
在抗戰期間，陳嘉庚先生不顧國民黨當局的反對，來到了延安想要看看情況，毛主席見到了這位著名愛國慈善人士後，也僅僅隻是在窯洞裡招待了他吃飯，這頓飯也僅僅花了幾角錢，陳嘉庚先生回想過去在重慶的大魚大肉，不由感慨良多。
延安就是這樣一個神奇的地方，從上到下的各級上司全都共同走着艱苦奮鬥的道路，誰都沒有以權謀私，更不會A錢腐化，他們和所有群衆一起度過艱難的現狀，這才鑄造了良好的社會風氣。
精神對于人的重要性，在延安地區就是最好的佐證：艱難困苦擋不住這裡的欣欣向榮，物質的極端匮乏卻也能夠使人心情舒暢。
在社會治理方面，“規矩”的建設也格外重要。
隻要是有人的地方，就自然會出現一些棘手的問題需要處理，都說：有了問題不可怕，關鍵是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給廣大百姓一個交代。
延安時期，也發生過一件非常出名的事情。
1937年，從紅軍時期走來的将領黃克功，因為感情問題槍殺了大學生劉茜，這件事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震動。
無數戰士們站了出來，為這位久經沙場的老英雄求情，希望紀律能為他網開一面，讓他在今後的日子裡戴罪立功。
具體說明情況的檔案，很快就來到了毛主席的案前，可黃克功還是被判處了死刑。
包括肖玉璧的事情也是如此，他曾是英雄人物，卻因為居功自傲走向了貪腐的道路，在處理他的時候，毛主席對身邊人說：“你還記得我怎麼對待黃克功吧？這次和那次是一樣的，我堅決擁護法院的判決。”
整個延安時期，這裡都被稱作為“民主的政府”、“廉潔的政府”。
“延安作風”和國民黨的腐化作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為後來的治國理政提供了良好的借鑒。
“十個沒有”所代表的，也是組織光明磊落、一切為民的清風，群衆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大家也都能明白，誰才是真心為民的組織，大家自然會有一個自己的判斷。
這些，都和國民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同時期的國民黨，自上而下的不少官員都在發着财，絲毫沒有顧及到百姓的貧困生活，娶小老婆的人也自然不在少數。
在這之後，一切都是一脈相承。
在新中國成立前後的那段日子，毛主席更是提出了“不能學李自成”，讓全黨上下始終都要保持着清醒的頭腦。
舊中國幾十年的時間裡，留下了很多污垢，想要真正讓國家煥然一新，就得将“十個沒有”擴散到全中國。
就這樣，在毛主席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形成了曆史上唯一一個多數人當家做主的新國度。
從建國之後的曆史也不難看出，正是廣大群衆感受到了新生，也爆發了極強的凝聚力和空前的愛國熱情，中國人的創造力也實作了空前的提高，在面對西方世界封鎖的時候，中國人民也更加團結。
在那會，帝國主義總想着用各種各樣的辦法幹涉新中國，可是，他們最終也隻能是引火上身，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經過多年的艱苦奮鬥，中國的各方面建設已經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準，這是毛主席思想在起作用，更是全國人民共同奮鬥的結果。
“十個沒有”，更是讓總理自豪地說出從“一無外債，二無内債”到“本世紀将要實作四個現代化”的轉變。
現在提到“十個沒有”，還總是會讓人感受到驕傲和自豪。
在國家建設經曆了幾十年時間後，面對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到了鄧小平同志主政開始，曆史也決定了國家需要走向一條經濟發展的道路了，而這個時候，“十個如果”應運而生。
“十個如果”具備充分的指導意義
當曆史的使命落到肩膀上之後，鄧小平同志要面臨的，更是曆史的考驗。
他是發展階段的總設計師，中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發展的問題，關系到了千家萬戶，他當然是希望，經濟能夠在健康有序的情況下發展，而不是直接踏上急于求成的道路。
“十個如果”的提出，也是檢驗開放是否成功，防止有人動用歪心思。
而“十個如果”簡化來說，在當時也回答了很多問題，也展現了小平同志的實際想法。
特别在“道路”問題中，小平同志也提到了，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那麼隻能解決極小一部分人的富裕問題；如果導緻兩極分化，那麼就失敗了；如果又出現個新資産階級，那麼就走了邪路。
并且，他也同時提到，如果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風氣敗壞了，那麼經濟成功就沒有意義；如果按照目前的開放辦法，到了國民生產毛額人均達到了幾千美元的時候，我們也不會産生新資産階級，因為基本的生産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
“十個如果”，是鄧小平同志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為改革開放事業所确定下不可逾越的底線。
過去他一直都認為，如此多中國人口怎麼樣實作富裕問題是重要的大問題，經濟建設若是能夠搞好，那麼就牽住了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牛鼻子”。
在後來的1992年“南方談話”以及後來黨的十四大之後中國發展面臨的新問題來看，他對于中國發展之路的深刻提醒，也具有極強的前瞻性。
從現在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大陸的經濟也在過去的幾十年時間裡獲得了上百倍的增幅，創造出巨大的社會财富。
社會主義國家，決不能出現新生的資産階級也決不允許出現兩極分化，這就是改革開放不可動搖的基本原則。
到了1993年，鄧小平同志和弟弟的談話中，也預見了之後中國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貧富懸殊。
他的那一番話，也更像是對各級上司幹部的告誡，“十個如果”是改革開放事業的一個指導原則，那麼他在晚年時期的講話，就更像是發人深省的警示。
小康社會是被儒家所認同的社會形态，在儒家的觀念之中，“大同”是世界的終極目标，而小康則是現實目标。
中共也同樣有着終極目标和現實目标：終極目标是要實作共産主義，而現實目标就是小康社會。
在毛主席的理念中，也有很多這樣的展現，比如他有一句詩是這樣寫的：六億神州近舜堯。
在1983年，鄧小平同志考察蘇州和杭州農村的時候，就談到了小康社會的7項标準。
“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這也是鄧小平同志的基本認識，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之路存在着深刻反思，表明了鄧小平對于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發展思路在新的曆史條件局限性下的深刻洞察。
社會主義本質上所要求的“共同富裕”是配置設定公平的總目标，處理好貧富差距增大的問題，也要處理好“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共同富裕”的關系，也要求所有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必須處理好效率和公平之間的關系。
隻有處理好了這些，人民才能夠團結，社會也才可能穩定，這就是鄧小平提出“十個如果”對于建設小康社會的指導意義。
在當今社會的治理理念之中，無論是“十個沒有”還是“十個如果”，理論都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十個沒有”對于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準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要求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弘揚團結奮鬥，權為民用；堅守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
而“十個如果”，則是在“十個沒有”基礎上關于經濟問題的思考，隻有做到了“十個沒有”，那麼在處理經濟問題的時候，才能更加得心應手，無論是什麼方面的問題，隻要堅守住了底線，穩定住本質問題，才能走向成功。
發展是為了人民，發展的成果，也應該由全體成員共同享受。
無論是回顧過去還是展望未來，“十個沒有”和“十個如果”都能經得起時間和實踐的考驗，這些理論，同樣能夠在未來指導實踐，朝着百年目标而努力奮鬥。
參考
三次巨變和鄧小平理論的曆史由來 中國共産黨新聞網
畢野青. 延安時期何以三年做到“十個沒有”[J]. 政工學刊
賀全勝. 毛澤東“十個沒有”及其當代意義[J]. 毛澤東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