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嶽兵：從東遊日記看晚清中國人的日本觀

編者按：随着清末民國中國赴日熱潮的興起，東遊日記不斷湧現，成為考察中國日本觀之重要史料。日本國内的新生事物，對于尚處摸索階段的中國而言十分新奇。宛如一面鏡子，晚清國人立于東瀛之土，不由得進行自我審查與反思。中國近代化正是在外部刺激與自我内省中逐漸推進。作者綜合考察晚清東遊日記，揭示了此時遊曆官們小中見大，深入反思的理智認識，有助于彌補中日認識研究上的缺憾。

近代日本的中國觀已經成為讀書界的一個熱點，而且出版了一些有體系的著作可供讀者參閱。清末民國中國人遊曆、考察日本的原始資料，既有王寶平主持影印的《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內建》（本文主要參考呂順長編著《教育考察記》上下卷，杭州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又有鐘叔河主持點校的“走向世界叢書”（一百種中日本占三十四種）。但是系統的研究，似乎還不是很充分。這對于了解那個時代中日之間的互相認識，是一個很大的缺憾。

一

甲午戰争，日本赢了。日俄戰争，日本又赢了。優勝劣敗，日本人自然容易生出優越感，人們也很容易認為勝利者是優秀的，值得學習。尤其對于當時病急求醫的中國而言，着眼于日本的好處，遊曆者常常發出欣羨與贊歎。

丁鴻臣這樣記載他踏上日本的第一觀感：“就其風土人情之可見，則無乞丐、無争鬥、無吸鴉片者。其民皆有執業，不敢逞忿以幹禁，故能健體以勤業。即此數端，可以考其國本之強。”接着又看到幾十個十來歲的國小生在公園“習操”，“皆持槍列隊，作向敵狀，進退秩然，一惟教習之令是聽”。“人人皆有殺敵緻果之意。日本自維新以來，國小即教以兵操，故國人鮮有昧于兵者，自強之道基諸此矣。”（《東瀛閱操日記》）

遊曆者基本上都是從長崎入日本，再乘船到神戶，由神戶換火車到東京。三月的車窗外“菜花散金，茶芽鋪翠”，“夾道叢灌，蔥蒨宜人”（樓藜然：《蘠盫東遊日記》）。第二年冬月另一位遊曆者乘坐同一趟火車由神戶到東京，“路之所經，目之所入，無論山上田間，無一隙地無樹，其中以松為最多，此外各色俱有。但多似圖畫中見過，一時目不暇給，亦未辨其名色，隻覺耐看而已”。感歎“其國除荒山大洋而外，無寸土隙地。農業之發達如是，由此并可偵其國之利無不興、民無不治。活活潑潑之一般新氣象也”（定樸：《東遊日記》）。

東京的狀況，王韬的《扶桑遊記》中就已有記載：“東京為日本新都，壯麗甲他處，尤為繁華淵薮。每當重樓向夕，燈火星繁，笙歌雷沸，二分璧月，十裡珠簾，遨遊其間者，車如流水，馬若遊龍，辚辚之聲，徹夜不絕，真可謂銷金之窟也。”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其文明程度，不僅硬體設施如“遍地電車，四通八達”，警察、消防、水道、公園、衛生、教育等有形無形的制度建設也大為完備，黃黼一九○七年的《東遊日記》記載：“出觀三越吳服店，東京市吳服店冠也。資本五十萬，樓四層。最上層花壇數弓，殊有幽趣。花奪鮮豔，籬際五色紛披可愛也。有池有魚有噴水機。更奇特，門前車馬如織，而席無纖塵，如在空谷，阒無人聲。其好潔性與文明程度，殊令人佩。”

最令遊曆者感到欣羨的還是日本國民的精神狀态，比如勇武、愛國，這些都是教育培養的結果。日本從幼稚園開始重視體操和運動，楊泰階一九○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參觀以“勤儉尚武”著稱的第一高等學校，學生“課餘之暇多從事于運動技術，有擊劍部、柔術部、野球部、競船部、弓術部……蓋日本尚武之風，不獨此校如是，自國小以迄大學無不注意，從可知彼國武士道、大和魂之是以養成軍國民者，匪一朝一夕之故有以緻之”（《東遊日記》）。左湘鐘一九○八年五月底連續幾日參觀東京富士見六丁目尋常國小附屬幼稚園，發現“即遊憩之處，無非教誨”。而國小體操，“雖遊戲事亦寓兵法，尚武之風，即于此窺見一斑矣”（楊泰階：《東遊日記》）。吳汝綸《東遊叢錄》中記載的日本人重視體育的觀點：“抑體育者，教育之基礎，富強之淵源，而天下之得失系焉。（中略）身體既健，精神既旺，則文教可以興，武備可以精，殖産興業可以隆盛焉。果然，則富國強兵之策，全在于茲，況如中國之土廣而群眾乎。”（《日本體育會體操學校松井次郎兵衛來書》）而遊曆官項文瑞一九○二年九月十六日參觀高等師範學校秋季大運動會後亦有同感：“争競之世界，既不能閉關謝客，即不能不奮勇以力與之角。而欲與之角，不能不在學校中寓武于文，而發端在體操，故體操不可不急講求也。”（《遊日本學校筆記》）

忠君愛國之念則主要由學校的倫理修身科培養而成。丁鴻臣觀成城學校：“其功課如中學校，而以預備士官學校之用，故于體操、兵式尤重。其教之宗旨，則以倫理學端其心志，體操學練其膽力，使其忠君愛國之心油然而生。雖當危亡，效死勿去。若是者，為精神教育為第一義……知識教育為第二義。”（《東瀛閱操日記》）林炳章一九○三年閏五月二十二日觀士官學校：“諸科中均以倫理修身為本……噫！武備，但尚武耳。而拳拳于綱常名教若此，可知子輿氏所雲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為不誣。”文凱的《東遊日記》具體記載了一九○七年正月二十二日參觀東京牛込區第四中學校的情況，與校長“辯論約二時許。大緻言教育需求切實，智育、德育、體育三者之間，而德育為重。凡人民忠君愛國之誠，須由中國小校養成之。各科目最重修身科。談畢，引至一大室，言即修身教室。又三大節時，與行開學卒業式時，教員生徒均齊集于此，分班遞進，莊嚴整齊，同唱國歌，奏樂和之。即向壁間所懸禦影行禮。禮畢，校長捧教育敕語，宣讀講解，令學生知教育宗旨之所在。繼校長對學生發訓詞，勖以忠孝觀”。留下了珍貴的禮拜天皇“禦真影”與捧讀《教育敕語》的場景。

二

看到日本的新鮮事物，會不由自主地與國内的情況進行比較，并做反思。遊曆考察記中類似的文字随處可見。先看比較概括的論述，黃慶澄一八九三年《東遊日記》五月二十日條記載：“嘗細察其人情，微勘其風俗，大緻較中國為樸古；而喜動不喜靜，喜新不喜故，有振作之象，無堅忍之氣。日人之短處在此，而彼君若相得以奏其維新之功者亦在此。若夫中國之人，除閩粵及通商各口岸外，其缙紳先生則喜談經史而厭聞外事，其百姓則各務本業而不出裡闾。竊嘗綜而論之，中國之士之識則太狹，中國之官之力則太單，中國之民之氣如湖南一帶堅如鐵桶、遇事阻撓者，雖可嫌，實可取。為今日中國計，一切大經大法無可更改，亦無能更改；但願當軸者取泰西格緻之學、兵家之學、天文地理之學、理财之學及彼國一切政治之足以矯吾弊者，及早而毅然行之。”這種觀點基本上還是屬于“中體西用”論。吳汝綸一九○二年考察日本，八月二日訪前文部大臣濱尾新，濱尾強調：“處萬國交通時，非一國之學所能獨立，必兼各國之長，與之角勝，乃能與列強并立于世界。”而吳汝綸則認為：“懸揣中國，先宜設立醫科工科，二者皆實業，有速效，足使國人信向。吾兩國本有文明，今所增者，西國之文明。本國原有之文明，皆精神上事，西國之文明，皆制度上事。以吾精神，用彼制度，是用彼之長而不為彼所用，不似波斯埃及，本無文教者比。”（《東遊叢錄》）在“大經大法”或“精神”上，當時許多中國人還是頗有優越感的。

在一些具體的細節上，遊曆官們也有許多有意思的發現，并且能夠小中見大，深入反思。比如，李文幹一九○六年十月十九日早晨八點鐘就到了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國小第三部參觀，因為到校早，見女學生一手提書包一手提一網袋裝的小盒，他好奇地打聽，當得知那是午餐的便當便當，而且教師也自帶，他不勝感慨：“日本尚樸之風，令人欣羨。揆之大陸學生，每因飯堂肴膳不精，屢起風潮者，極可浩歎！”（《東航紀遊》）再看，左湘鐘一九○八年七月初八日在去神田訪友的路上遇見“乘馬車而過”的日本當時的首相桂太郎，他不勝感歎：“倘論其勳，則侯爵也，論其位則内閣也。而其出也，一馬車、二仆夫，何其簡也！大陸衮衮諸公，雖亦不尚虛文，然以一州縣出衙，旗鑼牌傘，仆從如雲。親民之官，張皇如是。腐敗積習，相沿已久，而不能改。湘每思勉除此等習氣，非不得已事，不必多帶從人。（中略）觀日本司法警長，與民交接，藹然可親，心焉慕之。管子有言：‘堂上遠于百裡，堂下遠于千裡。’痛哉壅閉之為害，未有甚于今日之州縣也。”（《東遊日記》）在出行的排場上，将日本的内閣總理大臣與中國的州縣之官進行比較，由此想到中日兩政府官民之間的距離，“痛哉壅閉之為害”，這應該是作為清末直隸省選授知縣一員的左湘鐘的肺腑之言。

又如對商戰和商學的觀察與反思。樓藜然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訪故人蔣君觀雲于本鄉區北辰館”，他們都深感“敗于兵戰者猶可重振旗鼓，敗于商戰，則有如人身然，膏血吸盡，軀殼立僵”（《蘠盫東遊日記》）。如何才能做到商以富國呢？首先還是要重視商學。同年五月二十一日，黃黼參觀東京高等商業學校：“是校教授以講求實業、養成商材為宗旨。”因為時值暑假，無法課堂觀摩，隻是參觀了商品陳列室、圖書室及可容五六百人的大講堂。他寫道：“觀于此而知日本商業發達、進步神速，由其養之者有素也。……商無學則識淺趣卑。人以奪外人之利為目的，我則以奪内地之利為上策。至内地之利無可得，而外勢又愈激愈厲，唯有坐以待斃而已。為今之計，莫如多設商業、實業各學校，培養人才，不遺餘力。當此商戰劇烈之時，或尚可挽回于萬一。倘仍因循坐誤，惟其名不惟其實，僅托振興商務之空言，則雖遍國中立千萬商會，吾恐将來商業之堕落更有不堪設想者矣。”（《東遊日記》）

日本為什麼成功？中國的問題在哪裡？何去何從？這也是甲午戰争之後數以萬計的中國赴日留學、遊曆者想要解開的謎底。丁鴻臣東遊回國之後，一九○○年暮春所作《東瀛閱操日記·跋》這樣寫道：“日本，一島國耳，仿泰西法以緻富強，蒸蒸雲上，與歐西各大國相颉颃，非必風俗政教特異也。觀其學校之設，以知兵為本。蓋環顧歐洲，皆以兵立國，舍此則無以為自強之基耳。……異乎中國之所學非所用，而遂得使國如身，營衛舒暢，無痿痹不仁之患也。然而，日本之強為日甚淺，三十年前，若甚中國。乃者經之營之，敝己之法，修人之法，不數年而暴興。夫以日本之褊小孱羸，且能振奮若是，而我中國于制槍炮、造輪舟、通電音、修鐵路，創辦亦曆有年矣，卒未獲一收其效，其故何欤？豈真地廣人稠，聲教未易訖，風氣未易開耶？抑徒知守法，不知變法，徒知愚民，不知用民之禍烈至此，誠可歎也！”（《東瀛閱操日記》）那時所謂三十年的差距，一百多年之後的我們又該作何感想呢？

三

當時的遊曆者也看到了日本的消極方面，有些是屬于文明發展帶來的所謂“文明之累”，有些則是文明普及未到的遺憾，還有些則是需要徹底批判的社會醜惡方面。

比如城市污水。張謇的東遊日記一九○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條記載，他當天早起，發現“旅館門外臨江戶城濠，濠水不流，色黑而臭，為一都流惡之所，堪不宜于衛生，此為文明之累”（《癸卯東遊日記》）。

街道不整潔，甚至還有在街上小便的。左湘鐘發現“小弄之内，亦有掃出穢屑堆積路旁，貓狗雞矢皆有，亦似中國。惟無養豬者而已。正街地如瓦背，旁亦鋪小石子。晴天灰起，店家潑清水，塗濕無塵。行人稍不經心，則濕衣矣。幸尚無穢污之水也”（《東遊日記》）。還發現“一日人急奔至同口小解而去。然則街市禁小解之說，亦不盡然也”。到日本之後，他也發現日本人的教育程度并非如一些崇拜日本者所言“日本文明甲于大地，其農夫俗子下女車夫，皆谙文墨，能閱報章”。其日記中記載：“嘗步行小市，見一婦閱書，故作問路者，用鉛筆書與看之，則茫然不知。索其書視之，則白話也。城市如是，鄉農可知矣。又常獨出訪友，喚人力車，亦用鉛筆作字，與之議價，亦冥然莫解。數目且然，文理何有哉。”

社會治安，也有未盡人意之處。一九○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左湘鐘讀報發現：“前日早稻田大學後旅館中有一下女，十六有姿首，一奸夫誘與遠飏，若無川資。女竊客寶石約指、金表，與遁。被館主拘留。是夜放火圖脫，即救滅。送警部。如此等事，層見疊出。日俗雖佳，此等人究不能免。其所謂道不拾遺者，有警部處不敢拾耳。”

日本的工商業雖然發達，但是也有私德敗壞，為盈利而坑蒙拐騙、不擇手段的。實業家張謇的東遊日記中就記載了一件他自己親曆的受騙事件，即欲聘森村扇四郎為通州鑿井并購買鑿井機械之事，還涉及羅振玉、日本駐滬領事及外務省翻譯，森村請借墨銀百元，張謇當面索要，森村“父子果相與推诿，圖诳語，反複至三四無定”。後來“以借券付松山堂書肆代索”，不知結果如何。在一九○三年閏五月四日的日記中反複提到：“日人商業甚無信義，十餘年來中人之受诳者指不勝屈。”感歎：“日人謀教育三十年，春間教科書獄發，牽連校長、教谕等近百人。今察其工商業中私德之腐潰又如此，以是見教育真實普及之難，而人民性質遷貿于開通，有不期然而然之勢。然以不信不義之國人，而冀商業前途之發達，是則大車無輗小車無軏之行矣。聞半年來，中人受诳于日人者，複有數事，其甚細值僅五元。”（《癸卯東遊日記》）又據程淯《丙午日本遊記》一九○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所記：“日商近以教育用品為吾國要需，信口昂值，如五百元之貨，竟減至百八十元，亦可見其虛浮矣。”而實際這些東西在他看來“僅值數十元耳”。這樣漫天要價，也是一種“不信不義”的表現吧。

數以萬計的大批留學生赴日求學，這對日本教育界而言也是一個很大的“市場”。遊曆官也注意到其中的種種亂象。左湘鐘的《東遊日記》一九○七年三月十七日條中記載了其友人之言：“近因中國留學者多，新立數十校，專為羅緻華人，縮短學之程，濫與證書，但取學費，不計功課，專于謀利，必達其是以經營之目的而後止。而中國之希圖速成者，相率而入。于是日人之華屋起，家室富，荒蕪辟，貨物銷。向為曠地，今成市井矣。而華人方源源而來，以灌輸之，不察之甚也。”日人之唯利是圖之是以能夠得逞，也是因為中國赴日的許多留學生有這種“需求”。這一點呂珮芬（一九○七年八月作者以翰林院侍讀的身份受學部派遣赴日考察，曆時三個月）的《東瀛參觀學校記》中《觀宏文學院記》一文已經描繪得非常形象透徹了：“餘聞之人言曰：昨歲之留學東京者，幾不下一萬六七千人，以宏文人數為最多。而校規之窳敗，亦以宏文為最甚。推原其故，則皆速成科之為也。嘗有人以四十元請學速成師範，宏文受之；尋又以三十元請兼學速成警務，又受之。其人入學未半月，遂一去不再至；及十月期滿，竟得修業證書而去。旋有黠者效之，由中國寓書其友，待之納費報名，宏文亦受之；及期，亦給予證書，不之問。彼固未出國門一步，已俨然宏文之師範生、警務生矣。于是持證書走谒大吏，求任師範之事，往往得之。既不得，則又出警務證書以為請，大吏多其能，辄可之。彼未嘗聞教科一語，又俨然師範員、警務員矣。是以留學者聞其事，鹹以入宏文為恥。今速成科已停課矣，固不至複有此事。然即此一事推之，而欲望普通科之若何成材，恐亦不可必得。金錢主義之說，觀于此其益信乎！”對此現象，日本的教育家自然也有所察覺，為此，早稻田大學在一九○五年成立“清國留學生部”，其主事者青柳笃恒在定樸一九○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通路之際就說到要力圖解決這一問題。他說：“蓋數年以來，清國留學生來此者以千數，此間諸學校争割席待之。然法度未備，無以副其意。其卑近者概期速成，輕俊子弟具一知半解，即小成自安；其高尚者多費歲月不足應急。我大學有見于此，特設清國留學生一部，參酌損益，稽諸國情，學科不切者，缺之；功課過繁者，簡之。難易速成，務執其中。使彼來學者自普通學進至專門學，循序而進，自無踏等之病。火燃水達，豈有後時之憂？時不徒費，力不徒勞而功倍矣。語曰：欲速則不達。傳曰：業貴及時，庶幾不賊。夫人之子也夫。”（《東遊日記》）

以上種種晚清中國人東遊觀感，雖然挂一漏萬，但是總體而言，還是比較理智的。當然，遊曆者記錄的其所受接待上的怠慢，以及看到當時日本為慶祝甲午戰争勝利而在靖國神社等處所做的帶有侮辱性陳列的屈辱感，今天讀來依然令人痛心。可貴的是，他們明确地認識到自己留下的這些史料是使國人人人“知恥”，其目的乃在于“洗恥”，對日本人的言論和行為有清醒的認識（程淯：《丙午日本遊記》）。面對強敵驕肆，我們應持何種态度？張謇在一九○三年的遊曆記中所言所思頗為發人深省：“彼驕則我益下，彼肆則我益恭。以求進于學問，下則志苦，恭則氣肅。進退消長，于實業教育程度衡之，我果有自立之日，今日之受侮，皆我玉成之資也。苟不自立，人即朝摩而夕咻之，其恥均耳。是說也，我思之。”（《癸卯東遊日記》）無論是卧薪嘗膽還是居安思危，這種度量都很可貴。

來源：《讀書》2022年第5期，第85-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