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中央保衛部門的從業人員在審查将要與鄧小平會面的金庸時犯了難。
原來，從業人員們在審查過程中發現，金庸身上有兩件令他們頗為頭疼的事情，不适宜與中央上司會面，否則恐怕會造成一些不良影響。
而他們圍繞于此也産生了不同的意見。
“考慮到萬一出現問題，影響會不太好，我建議從大局出發，懇請小平同志拒絕這次會面請求。”
“可是，小平同志先前也明确說了想見見這位大作家。”
最終，從業人員還是決定如實将這一情況上報，由鄧小平裁決。
然而，令他們沒想到的是，鄧小平在稍加思索後，以一句“不用管它”力排衆議，一手促成了與金庸的這次會面。
一、神交已往的兩人
1959年，金庸在香港建立《明報》，從此開始一邊連載自己的武俠小說，一邊釋出獨立的社評言論。
六七十年代“特殊”期間，金庸在《明報》上公開抨擊當時的種種亂象，并為受到迫害的鄧小平等人打抱不平。
1976年春，鄧小平因“四五運動”而被撤銷一切職務。
此時，金庸再次在社評中支援鄧小平，還預測其不久就會重掌權力。
1977年，第三次複出的鄧小平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主張，得到了向來關注百姓生活的金庸的極力擁護。
後來，金庸更是在香港公開支援和宣傳鄧小平所主張的改革開放政策。
金庸為此高度評價了鄧小平：“他是個有魄力和遠見的人，令人佩服。真正的英雄，并不取決于他打下多少江山，而要看他是否能為百姓帶來幸福。”
後來，還感慨說：“幾十年了，我最想見的上司人就是鄧小平。我一直佩服他剛強不屈的風骨和性格。”
反觀鄧小平這邊，其實也對素未謀面的金庸充滿了好感。
金庸在《明報》所發表的社論，鄧小平是知道的，也很感激金庸在香港對他的聲援。
值得一提的是，鄧小平還是目前有據可查的在内地最早閱讀金庸小說的人。
由于金庸經常釋出關于内地的時論社評，批判内地的一些政策，是以金庸的小說在大陸長期屬于“禁書”。
1973年2月，鄧小平自江西回京後，曾托人秘密從境外買到一套金庸小說全集以打發時間。然而，當鄧小平在閱讀了金庸的小說後從此便一發不可收拾，成為了一名“金庸粉”。因為，他從書中看出了金庸濃厚的家國和人文情懷。
鄧小平最喜歡的金庸小說是《射雕英雄傳》，十分喜歡郭靖這一人物形象，其“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價值觀令他産生了深深的認同與共鳴。
是以，後來鄧小平在與金庸會面後不久，就宣布“開禁”，允許金庸小說在内地流動和出版。
而金庸也給鄧小平專門寄了一套明河出版社的精裝版《金庸小說全集》作為紀念。
二、邀請金庸通路内地
1981年，随着十一屆六中全會的召開，黨和國家的工作走上正軌，工作重心也逐漸調整到經濟建設上來。
這一時期，向港澳台以及海外華人傳遞内地的工作資訊便成了一項重要任務。
至于對外的傳話人選，鄧小平選中了金庸。
一來，金庸有着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底，在華人世界有一定的影響力。
二來，金庸多年敢于公開批判兩岸三地的時弊，在華人世界享有正直獨立的聲譽。
再者，金庸有着強烈的愛國心，十分關注統一問題。他為此曾感歎道：“能夠親眼看到一個統一的中國政府，實在是我畢生最大的願望！”
是以，鄧小平代表黨和國家正式邀請金庸通路内地。
接到邀請後，金庸在欣喜之餘又提出了一個請求：“能否在通路内地期間去北京拜訪鄧小平先生？”
此話正合鄧小平的心意，于是，他親自在報告上批示：“願意見見查先生。”
然而，當保衛部門的從業人員按會見程式對金庸進行審查時，卻發現了他有兩件事情會影響到這次會面。随後他們上報給鄧小平，并建議拒絕這次會面。
第一件事有關金庸的個人感情問題。
金庸在白手起家時，全靠妻子朱玫陪他一同艱難走過來。
在金庸最困難的時候，朱玫甚至不惜變賣自己的首飾來支援丈夫的事業。
可以說，朱玫就是金庸的賢内助。
但是，在1976年，金庸在酒吧中卻意外愛上了小他29歲的林樂怡，而後堅持要與朱玫離婚。作為香港的知名人物，這種婚内“出軌”，背叛患難妻子的行為自然鬧得滿城風雨。一時間，包括金庸四個子女在内的衆多香港人都對金庸展開了聲讨。
對此，金庸本人卻對輿論不以為意，反而帶着林樂怡高調地出入港島各種場合。
婚外出軌，又是老夫少妻，這種事情連香港輿論都無法接受，更别說在當時還很保守的内地。
加上當時金庸還要帶着林樂怡一起出席與鄧小平的會面，這勢必會損害國家和上司人的形象和聲譽。
第二件事是金庸在意識形态和立場上有問題。
金庸在《明報》上除了支援鄧小平之外，其實還發表過不少關于大陸的過激言論。
由于父親查樞卿于1951年在内地的“鎮反”中被冤殺，是以，金庸對黨的意識形态并不認同。以至于金庸這些言論在當時的華人圈子産生了一些不好的影響。
此外，金庸于1973年時曾赴台通路。當時蔣介石身體不适，便讓兒子蔣經國親自去接見。
蔣經國在與金庸的會談中探讨了許多政治問題，其中自然少不了尤為敏感的兩岸統一問題。
會後，金庸還來到了台灣對内地的前沿陣地金門島，參觀了島上的防護工事和守島軍民。
回到香港之後，金庸在《明報》上發表了自己訪台的所見所聞及感觸，其中更是贊揚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蔣家父子。
是以，從業人員這邊一時拿不定金庸的政治立場，唯恐金庸在結束會面後，回港再發表一些不當言論，給黨和國家造成一些不良影響。
聽到這些彙報後，鄧小平同志略加思索，就直言道：“不用管它。關于查先生的個人感情問題，那是人家的私事。至于政治上的東西，那是查先生的個人自由。而他回香港後會不會發表不當言論也不需要有過多的顧慮，我們行得正、坐得直，相信他一定會正确評價我們。”
就這樣，鄧小平力主促成了這次會面。
三、人民大會堂内的暢談
1981年7月18日上午，鄧小平早早就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的門口做好了迎接金庸的準備。
一見到金庸，鄧小平立即熱情地迎了過去，說：“查先生，久仰了。你的小說我讀過，說起來我還算你的忠實讀者呢！”
金庸在與鄧小平握手後，說：“我也對您仰慕已久了，今天能相見，我感到很榮幸。”
随後，金庸将随行的家人一一介紹給鄧小平，鄧小平也一同緻意。
寒暄過後，兩人便進入了福建廳，坐下來坦誠地交談，談話的内容涉及到不少尖銳的問題。
金庸先談起了黨内外職務變動一事：“鄧先生，以您的功績當上主席本是唾手可得之事，但您卻甘居副主席之位。這般不看重個人名位的事，在中國乃至世界的曆史上都少見，令人敬佩。”
鄧小平聽後微微一笑，說：“名嘛，我已經有了，不需要更多的了。況且我年紀大了，現在每天隻能工作8小時。如果當了主席，我就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時間長了會壞事的。”
随後，鄧小平又談到了《明報》的社評：“你的社評我看了，大部分同意，小部分不同意。我知道你有很多地方很難與我黨保持一緻，但我們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愛國，都希望中國統一和強大，這一基本原則是完全一緻的。”
金庸點了點頭，對此表示認同，然後說：“我覺得在國家統一這件事上，内地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是最基本的因素。”
鄧小平回道：“經濟建設确實最重要，是國家統一和強盛的根本，是以目前的經濟政策還需要調整。”
兩人讨論的話題很廣泛，甚至還談到了中美關系。
談話最後，鄧小平提起了金庸父親查樞卿當年的事情，希望金庸能向前看。
金庸此時也放下了心結，感慨道：“人死不能複生，算了吧！當年情況複雜，我父親的命運是時代的悲劇。”
會面結束的當晚，央視播放了鄧小平與金庸會談的新聞，在海内外轟動一時。
那一天的暢談，鄧小平的談吐和風采深深地折服了金庸。
而回港後的金庸自願成為了鄧小平的堅定支援者，向港澳台以及海外傳遞大陸的聲音。
1995年，心系祖國統一的金庸被任命為香港特别行政區籌委會委員，并于兩年後親眼見證了香港回歸的全過程。
可惜的是，當時鄧小平已經逝世。
在那個激動人心的時刻，金庸心中無限懷念鄧小平，懷念那天兩人的暢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