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0月2日，顧維鈞如願迎娶了27歲的首富千金黃蕙蘭，自此，富與貴完成了合一。
兩人在布魯塞爾的中國使館舉行了盛大的婚禮：中外賓客如雲，達官顯貴數不勝數，衆人感慨：天作之合，佳偶天成…
可沒有人知道，新娘黃惠蘭卻沒有聽到自己的丈夫一句關于愛的表白。
在他們三十多年的婚姻生涯，顧維鈞對黃惠蘭說了無數次的“我需要你。”，卻從來沒有說過一句“我愛你。”
她以為他情感内斂，卻不知：新婚夜的兩個細節，早這段婚姻的真相。
作為新娘的黃蕙蘭，走進飯店的洞房時，徹底驚呆了：
隻見客廳裡的沙發上，居然坐着四個秘書；而丈夫顧維鈞，正在全神貫注地向他們部署工作事宜，完全沒有注意到黃蕙蘭的存在。
她有些失望，但還是安靜的等他忙完這些工作。
但是讓黃蕙蘭更想不到的是：顧維鈞告訴黃蕙蘭，自己要連夜趕往日内瓦；作為妻子的她，可以選擇一起去。
就這樣，黃蕙蘭的新婚夜，在漫長的火車上度過。那個時候的黃蕙蘭，隻是覺得：丈夫太忙了。
尚沉浸在新婚喜悅中的她，絲毫沒有意識到：她與顧維鈞的相識和相愛，也許隻是一場被浪漫點綴的騙局。
彼時，艱難行走在外交路上的顧維鈞，需要的不是愛情，而是需要一個長袖善舞、多金美麗的妻子來助力罷了…
就像新婚夜2個細節所預兆的那樣——往後的婚姻生活中，顧維鈞對黃蕙蘭，沒有愛，隻有情，隻有需要，隻有利用。
這份情也是複雜的，有助他事業高升的感激之情，有對女子為愛癡狂的憐憫之情，亦有夫妻多年的相伴之情…可種種情意裡，卻唯獨少了女人最想要的“愛”字。
他不愛她，卻需要她的幫助和配合。
作為外交官的夫人，黃蕙蘭無疑是優秀的。
她對丈夫顧維鈞的事業，更是不惜一切揮金成全。
她為了讓丈夫體面，直接買下最新款的勞斯萊斯；
為了向世界展示中國形象，更是斥巨資重新裝修了中國駐巴黎的大使館；
做完這些後，又自掏腰包，從國内花大價錢購買家具和器物運到大使館，隻為給世界展現出一個富麗堂皇的“中國櫥窗”。
作為受寵的女兒，父親給予黃蕙蘭數不盡的錢财；但這些錢，卻統統被黃蕙蘭花在了顧維鈞身上，因為她知道：中國外交應酬經費，已經極為拮據尴尬；她不能讓丈夫失了顔面，更不能讓中國失了顔面。
一場備受矚目的婚姻，成全了黃蕙蘭的顯赫身份，但更成全了顧維鈞的寬廣仕途。
在黃蕙蘭的财力支援下，顧維鈞的事業扶搖直上，回國後，他始終把持着“外交總長”的職務，甚至一度成為了代理國務總理。
曾有人問章士钊：“顧維鈞要組閣，你看可能成為事實嗎？”
章士钊則說：“以顧夫人的多金，少川要當總統也不難，何況一個國務總理！”
是以當外人都對顧維鈞的外交事業贊美有加時，素來看得透徹的宋美齡，卻把視線投向了黃蕙蘭：“大家可别忘了，大使夫人起的重要作用啊。”
可是：以錢财作為支撐的婚姻，真的能長久嗎？
對顧維鈞來說：妻子的尊貴和耀眼，曾讓他無比自豪；可随着事業逐漸穩定，兩人相處的時間愈長，顧維鈞對黃蕙蘭的行不滿了。
在黃惠蘭繼承自父親的财産在顧維鈞身上消耗殆盡的時候，顧維鈞成為了駐華盛頓大使兼聯合國安理會代表。
過去，黃惠蘭不認為自己的丈夫有狂妄自大--過分驕傲的缺點。在倫敦時，他舉止文雅，一貫循規蹈矩，小心謹慎，絕無傲慢表現。
然而到美國後，他一身兼駐華盛頓大使和聯合國安理會代表。這雙重要職使他俨然以大人物自居起來。甚至丢掉第二個職務後，他依然盛氣淩人，令黃惠蘭難以忍受。
黃惠蘭到華盛頓後，發現顧維鈞自己占了使館最好的一套房間——一間卧室，配有梳妝室和浴室。還有一間與卧室相接的起房間，起房間另端通向一座紫藤遮蔭的大陽台。
隻留下同一層樓剩下的兩間小卧室留給黃惠蘭挑選。兩間卧室都小得容不下黃惠蘭的中式大床，而且與卧室相連的浴室也很小。
黃惠蘭選擇了離他房間最遠的那間卧室。
黃惠蘭發現，自己的丈夫似乎變得日益高大。他開始為所欲為，不與妻子商量任何事情。
黃惠蘭自傳中寫道：
他對待我，就是忍讓，供吃供住，人前客客氣氣，私下抛在一旁。不經允許我甚至不能動用他的汽車和司機。
黃惠蘭用車時，甚至要向管家申請。管家請示這位大使後，再将“裁決”轉告給黃惠蘭。
黃惠蘭辦私事就用一部舊别克車，由她的秘書駕駛。
如果沒有客人，維鈞和我從不同桌進餐。他每天十點半起床，在屋内吃早飯，很晚去餐廳吃午飯。我也習慣了把他的種種決定當作“訓示服從，不作争議。這使人有種不折不扣的感覺。
終于有一天，黃惠蘭決定不再擠在那間小卧室裡受罪了。
她搬到上一層樓，那裡也有間大屋子，黃惠蘭把它改成卧室兼起房間。
把門漆成綠色，牆壁刷成淡紫色，天花闆刷成鮮藍色。把自己的畫像懸在樓道的迎面牆壁上，又在地闆上鋪上中國地毯，然後拆箱取出自己的中式卧床、衣櫥、椅子和屏風。此外，又繞室懸挂中國的宮燈，這一切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黃惠蘭屋内一切總是收拾得一塵不染，消息一傳出，許多人--有女士也有男賓--要求來參觀黃惠蘭的卧室。當時的《生活》雜志還為它拍了彩色照片。
這時候，兩個人的婚姻已經是名存實亡，顧維鈞甚至對黃惠蘭的寵物都比對黃惠蘭本人關心。
有一次，黃惠蘭病了多日，沒有下樓。
顧維鈞午飯後喂狗時，發現黃惠蘭的寵物小狗沒露面就問是怎麼回事。
别人告訴他，狗在樓上，并說黃惠蘭發高燒，病得厲害。
黃惠蘭自己回憶：
午飯後他來到我房間，打開門探進腦袋。我正躺在靠對面牆我那張中式卧床上，他問我是否見好。
我告訴他我患了流感，要他躲開。他點點頭，過一會兒說:“那好，多多保重。”
他關上門走了，直到我病好才見到他。
黃惠蘭回憶錄中，提到了顧維鈞的婚外情：
維鈞每個星期要到紐約去度周末，從星期五一直待到下個星期二，與他那位在聯合國工作的女相好相會。他帶着她去波多黎各。
有一次他被召回台灣時也帶上她。有人寄給我一張他走下飛機時的報紙照片。照片上，他獨自走在前面，他那位女朋友挽着他的私人秘書顧毓瑞的胳膊跟在後面。别人一定也能認出她來。
顧維鈞沉浸在“愛情中”，開始大量時間“不辦公”，使某些素有往來的人頗為煩惱。
比爾·蒲立德在台灣時就抱怨說，顧維鈞上午從不待在辦公室，而且外出度周末，一去就是好幾天。
這在當時，不是什麼新鮮事。
顧維鈞有位好友是大使,比維鈞年長。他把他的情婦安排做他夫人的護士，外出時帶上。終于，這女人有了兩個孩子，于是被收房。
而這兩個女人誰也不覺得難堪，因為那個時代的中國婦女就是這樣生活。這位大使夫人自幼纏足，被丈夫勸說後放開了。這樣，那位“護士”的職責就是每夜為她揉腳。
許多其他中國官員也把自己的情婦帶到駐在國，列入人員名冊，給以秘書或是管家的名義。
有時，某個情婦施加壓力，這位官員索性就讓他妻子離開，盡管她是在國務院注冊的太太。然後他在一家中餐館設宴，當衆把情婦作為夫人來引見。而她也就算是夫人了。
這種做法卻曾遭到過中國駐聯合國大使、也是後來駐華盛頓大使蔣廷敝的夫人的抵制。
這個女人受過教育，能講英語，但既不年輕也不漂亮。她一無朋友，二無财産。他們年輕時，她曾出資供她丈夫上學。後來她丈夫抛棄她，收一個管家做了“夫人”。
她眼見婚姻無可挽救，于是背上一塊智語牌，站在聯合國大廈之前，向公衆宣示她丈夫違法重婚。她的照片登在紐約各家報紙上。
這個女人在大樓門前等候前來參加聯合國大會的當時台灣“外交部”部長葉公超，呈遞一封封申訴信，訴說她所蒙受的傷害。
葉客客氣氣地把信收下，回到華盛頓中國使館後便嘲笑起這位可憐的夫人，說她肩扛智語牌，樣子實在荒唐。
這位夫人曾寫信給黃惠蘭，問黃惠蘭能否安排她與羅斯福總統的遺孀見面。
黃惠蘭問她，“那又能起什麼作用呢?”她也說不清，她隻想求得公道，她從未得到的公道。
顧維鈞越來越肆無忌憚的跟自己的情人出雙入對，他的所作所為令黃惠蘭很不高興。
可是面對黃惠蘭的不滿，顧維鈞卻大言不慚地說：正是因為他，黃惠蘭才享受到當大使夫人的榮耀。
這種話，讓黃惠蘭無法接受！她在自傳中寫道：他從不承認，我已經把父親的一大筆錢給了他。
在黃惠蘭的婚姻風雨飄搖的時候，黃惠蘭的母親去世了。黃惠蘭姐妹在哈茨代爾買下一塊墓地，把母親安葬在那裡。
在嶽母的葬禮上，顧維鈞表現出對妻子黃惠蘭最後的善意/良心！雖然更多的原因是為了他自己的面子，也許還為了贖回一點點自己把妻子财産揮霍完的愧疚。
顧維鈞為嶽母舉行了極隆重的葬禮，請了一位中國牧師緻悼詞，中國官方許多知名人士也前來為她送葬。
在衆多名譽人中還包括在紐約參加聯合國會議的一些大使。
送葬隊伍有警察護送，這樣，葬禮隊伍可以浩浩蕩蕩地通過紅燈而不必再停下來。
顧維鈞以此種方式向世人表明了他這個學者對嶽母所應盡的尊敬，同時表明，隻有他的重要地位才能舉行如此盛大的葬禮。
黃惠蘭自傳中寫道：我知道母親喜愛體面和排場，是以我心裡非常感激。
1956年1月底，顧維鈞從台北傳回華盛頓當晚，告訴黃蕙蘭他已辭職。
次日一早，黃蕙蘭不辭而别，離顧維鈞而去。作為她對這位對她無情的丈夫最後的反抗！
他們兩人的婚姻早已名存實亡，兩人多年分居，沒有了大使夫人的頭銜，她不願再與顧維鈞維持有名無實的婚姻了。
黃惠蘭在自傳中寫道：我的婚姻失敗了，但是有一件事我做到了，就是保住了我這個家沒有散。顧維鈞把那個女人（嚴幼韻）帶到了墨西哥，還在當地中國使館做了介紹，以後居然在衆人面前把她當成了夫人，但我是不會承認的！
讓黃惠蘭引以為豪的是，孩子們都站在她這一邊，真心的尊敬她、愛她。包括顧維鈞前妻生的一兒一女。每逢新年，顧家所有的孫輩全部聚集在黃惠蘭紐約的住處，給她拜年，祝她長壽。
孩子們都非常尊重她的意見，每次顧維鈞邀請兒媳去吃飯，兒媳都要先征求黃惠蘭的意見。
黃惠蘭最後一次見顧維鈞，是在她姐姐的葬禮，她在自傳中寫道：無論如何，他還算顧及體面，沒有帶那個女人來。他身體看起來不錯，除此之外，沒引起我任何反應。自然，他比以前老了。
此後，黃蕙蘭一直住在紐約。1993年12月，百歲生日那一天，她無疾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