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飯”在大多數人眼中自然是理所應當的事情，在一個現代的文明社會當中很少有人會有着饑寒之虞，然而近年來所發生的一些事情卻為全世界的糧食安全敲響了警鐘。
2019年，突如其來的蝗災席卷了東非的埃塞俄比亞，作為非洲重要的産糧國和糧食輸出國家，埃塞俄比亞在随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不僅未能足額地向非洲其他國家輸出糧食，甚至連其自己國民的口糧都大成問題，不得已之下隻能向周圍國家和聯合國求援，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另國家元氣大傷。
然而誰也沒有料到這隻是全球性糧食危機的一個前兆。當時間來到了2020年後，先是澳洲的一場持續的山火讓這個農業現代化程度極高的大國已經建成的體系幾乎坍塌，也給全球糧價帶來了震蕩。禍不單行的是當澳洲山火尚未熄滅時，一場涉及全球的疫情又加深了這種糧食危機。我們曾經把“餓死”當做是一種揶揄戲谑之詞，然而到了此時，這樣的字眼卻極有可能成為現實。
當這種危機剛剛顯露的時候，全球大部分的國家都将目光投向了在綜合實力方面是龍頭老大的美國，希望其在這種危局當中挺身而出，在全球範圍進行糧食安全方面的統籌協調，帶領世界度過這次的難關。然而這樣的時刻美國卻展露了自己自私的一面，平素以“救世主”自居的他們不僅未能輸出其農業現代化的技術和成果，甚至立馬以增加關稅的方式限制國内糧食的出口，這讓本就已經混亂的國際糧價更加無序。而且更為惡劣的是，美國方面還試圖将這盆髒水潑到中國的頭上，糧食危機後不久美友善向中國方面施壓，要求中國無償地向全球提供糧食方面的援助。對于這種言論，歐洲和日韓等國家作為美國一直以來的吹鼓手自然也是紛紛跟進，壓力似乎陡然來到了中國一方。
歐美這一舉動無異于司馬昭之心，其之是以鼓吹“中國救世論”，一來是可以站在“普世”的制高點上向中國施以道德的壓力，如果中國并沒有如他們所說的那樣向世界“開倉放糧”，那麼這些國家就會大肆攻擊抹黑中國辛苦建立起來的“負責任大國”形象，以達成其孤立我們的目的，退一步說如果中國真的去如他們所願那般一味妥協，無原則地拿出糧食“救世”，又顯然會直接影響大陸國内的穩定乃至于對國力産生削弱。可見歐美人的這番話術暗藏毒辣。
然而令這些人沒有想到的是，大陸方面則用了一種“四兩撥千斤”的方式回擊了他們的言行。首先我們在重申不去借機擾亂國際糧價的同時，出于負責任大國的做法為世界遭受糧食危機的國家和地區提供援助。與此同時在一系列政策的指導下，大陸在疫情當中仍舊保證了糧食的産出，沒有因為向外輸出糧食的壓力而造成自己國民陷入困境。一番博弈下來，中國的大國形象不僅沒有是以而失色，國民口糧更是一如既往保持穩定，這也讓世界不少國家大呼神奇。其實歸根結底，這樣的結果對于中國來說并不是由于所謂的“神奇”而造成的，曆來國家對于糧食安全的重視以及兼顧靈活和穩定的糧食政策才是中國能夠做到“巋然不動”的根本所在。
從曆史傳統來說，中國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農業大國。中國境内的兩條最大的河流長江和黃河是中國曆史極為重要的發祥地。由于大陸中原腹地大部分并不臨海，是以想要維持自身的生存也隻能通過在土地上進行耕作活動，而與之相比對的農業也就應運而生，例如我們所知道的河姆渡和半坡文化，農作物都是與其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封建社會當中農耕的地位進一步上升，成為了維系王朝穩定統治的重要紐帶。曆朝曆代統治者都會把農業放到一個極為重要的位置，如果一個社會農業穩定那麼這也就意味着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口能夠獲得較為安樂的生活進而使得王朝長治久安。而曆數中國古代曆史上的亂世，無不都是由于苛政或者天災而導緻農業大幅減産，在饑民遍地的情況之下将整個社會變得割裂和無序。是以每當一個統治者想要有一番作為，“恤農”的仁政自然是不可缺少的，曆來有着“士農工商”一說，農民在當時社會中的地位也僅次于入仕做官的人。
在以農業為紐帶和基礎的社會環境之下，在華夏大地之上自然也就有了傳統的農耕文明，這是一種炎黃子孫所特有的，極為穩定的文明。當這樣的文明延續到我們祖先的血脈當中之後，則為我們的傳統文化增添了更多的韌性。自宋元以來華夏屢次遭受外族的入侵和内部的動亂，然而中華文化卻始終沒有是以而斷流，即使曾經遇到人口銳減的境況，但是靠着農業文明所賦予我們的這種“韌勁”，炎黃子孫們還是一次又一次地挺了過來。
而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的黨和國家上司人也以史為鑒、以人為本，在農業上投注了更多的關懷和精力。很多人會去思考在當時的國共之争當中号稱有着“八百萬精銳”的蔣介石一方為什麼會失敗。表面看來這是由于蔣介石指揮和用人失當，喜歡做一些不合理幹涉軍隊排程外加情報戰效率低下的結果，然而歸根結底來說，這還是由于蔣介石所代表的從來都是地主和資本家等壓迫勢力，對于處于弱勢一方的貧下中農極盡剝削。而反觀我黨，在建立初期就已經以造福蒼生為己任，即使是在戰争形勢極為緊張的時刻，也盡其所能在根據地當中進行造福農業和農民的土改行動，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下，更多的老百姓站在了我黨的一邊，終于推翻了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反動勢力。
在之後我全黨對于農業和糧食的重視也絲毫沒有松懈。建國後的短短數年當中國家便出台了一系列惠及農民的好政策，沐浴在新時代的光環之下農民們則有了更多的積極性投身于新時代的農業事業當中。抗美援朝當中我們雖然沒有美國人的武器以及火力，然而真是國内漸已穩定的農業對于戰士們口糧補給所進行的保障才讓我們的子弟兵能在異國他鄉和敵人周旋到底，可以說抗美援朝的勝利也離不開我們這個古老農業國在自己的“本行”上所爆發出來的潛能。
随後的多年當中國家的發展雖然也經曆了波動和曲折，然而在對于農業以及糧食的重視上卻沒有絲毫的懈怠。資料表明從1952年開始大陸的糧食産量逐漸上漲，這種勢頭從未被打斷，而到了1978年大陸的糧食人均占有量更是翻了一番，考慮到建國初期二十餘年大陸極速上漲的人口數量，這樣的成就也堪稱是一個壯舉。由此觀之我們能在之後有了改革開放和經濟騰飛，前三十年所奠定的糧食安全基礎也是功不可沒。
1978年之後，“改革開放”成為了中國社會的主旋律。現在人們把這次偉大轉折的焦點都聚集在對外開放之上，其實追根溯源，揭開改革開放偉大序幕的則是由鳳陽小崗村村民推廣而來的農業“大包幹”。在曾經的計劃經濟下，較為僵硬的模式限制了農民的積極性，而小崗村的這一次實驗顯然使得廣大農民擺脫了思想上的枷鎖，走出來了曆史性的一步。在此之後這種農村改革模式推行到了全國，不僅讓糧食産量屢創新高，更是讓全國人民對于改革開放事業和國家的未來更有信心。
新時代有了新的制度保駕護航之後，科技的發展也讓中國的産糧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曾幾何時農業是低端的代名詞，然而随着時代的步伐也有着許多高科技的進入來為糧食增收添磚加瓦。這其中袁隆平便是一個繞不開的人物，由于他在自己的試驗田中數十年如一日的研究，産量極高的雜交水稻終于是以而誕生，它的推廣讓國内的糧食畝産有了一個質的飛躍，也讓我們中國人真正能夠遠離饑餓，袁隆平院士也配得上“國士無雙”的贊譽。
目前我們國家以占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放眼世界這已經是一件奇迹和壯舉。而我們在糧食上也不會躺在過去的功勞簿當中，畢竟在現在國内外糧食問題愈發嚴峻的情況下，嚴守18億畝的“耕地紅線”和保證糧食的品質都是任重而道遠的。
在中國鐵肩擔道義的時候。一些居心叵測的歐美國家卻在鼓吹要讓中國拿出自身百分之二十的糧食來對全世界“救世”，反觀其自身不僅沒有去承擔相應的責任反而在這種危機之下為了一己私利擾亂國際的糧食價格和市場，這也讓更多的人看清了他們的真面目。
從人道主義角度出發，中國人民當然願意為世界的危機盡其所能提供援助，但這一切的前提卻不該是在他國的脅迫之下，畢竟糧食的穩産才是我們中國人民敢于面對一切挑戰的底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