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靖
一個嚴謹的靈魂在孤獨的痛苦中燃燒。
——伯特蘭·羅素
伯特蘭·羅素這個名字，不僅在西方世界影響巨大，在中國同樣有着廣泛的知名度，這與他那一長串跨越多個領域的頭銜密不可分，包括哲學家、數學家、邏輯學家、曆史學家、文學家……除此之外，他還是分析哲學的創始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世界和平運動的倡導者群組織者，被稱為西方最後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對羅素略知一二的中國讀者不太可能接觸他那些艱深的數學和邏輯學著作，也未必讀過他三卷本大名鼎鼎的《西方哲學史》（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1945），甚至都不知道他還寫過一本專門論述中國的《中國問題》（The Problem of China，1922），卻可能熟稔他那篇廣為人知的經典随筆《三種激情》（Three passions）。羅素本人也特别看重這篇文章，以至于在他寫的《自傳》開篇就援引那段著名的文字：“有三種單純然而極其強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以及對人類苦難痛徹肺腑的憐憫。”的确，這三種激情貫穿了羅素近百年的漫長人生，成為他一生的注解——其中充盈着他那令人眼花缭亂的婚史和情史，在人類衆多知識領域的探索和成就，以及在反戰鬥争中的種種努力，以至于普羅大衆極易被羅素那明星般的耀眼生涯所遮目，誤以為他緊接上文的這句隻是故作傷感：“這三種激情，有如狂飙挾我四海漂泊，遊移不定，直至苦海的深淵，瀕臨絕望的邊緣”，而看不到這“三種激情”背後所屹立着的乃是羅素時而痛苦、時而絕望的孤獨人生。
伯特蘭·羅素
新道德觀實驗：熱鬧與荒涼
1920年，羅素一行人來訪中國期間發生過一件趣事。當時，羅素帶着他那位美麗幹練的劍橋弟子朵拉·布萊克（Dora Black）同行，不明就裡的中國媒體按常理稱呼她為“羅素夫人”，結果鬧出了笑話。接到《申報》的道歉信後，羅素大度地回信表示“無足輕重”，同時轉彎抹角地說，“其實他倆的關系，除了需法律上的認可外，與夫妻也沒多大差别了”。如夢初醒的記者們這才發現，一條爆炸性新聞來了！于是，《民國日報》《婦女雜志》等争先恐後地推出了“離婚問題号”“羅素婚姻研究号”，借“羅素式婚姻”對包辦婚姻大加批判，從婚姻自由談到戀愛自由和婦女解放，甚至是青年應該沖破封建枷鎖束縛，将羅素的“自由戀愛精神”大大吹捧了一通。
其實，雖被稱為“自由戀愛”，但羅素心裡清楚，這是大相徑庭之事。彼時，羅素與妻室分居多年，正在鬧離婚。婚姻之外，他享受着英國貴族圈風行的婚外戀和開放式婚姻。到上海之前，他身邊還有三四個情人，朵拉隻是其中之一。不過，羅素雖然多情，卻不是輕浮之人，他對婚姻問題有着深刻而獨特的思考，最終寫成影響力廣泛的《婚姻與道德》（Marriage and Morals，1929）一書，其中倡導試婚和離婚從簡，對婚外性行為和同志現象持一種寬容的态度，即使在近百年之後的今天依然代表着某種前衛的思想。
後來，錢鐘書在寫作《圍城》時就祭出了羅素的婚姻觀以點題，他在小說第三章借褚慎明之口說道：“關于Bertie（羅素）結婚離婚的事，我也和他談過。他引一句英語古話，說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内的鳥想飛出來；是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這段話正好應和了羅素一生豐富的婚史和情史。和他在學術領域的先鋒精神類似，羅素在婚姻生活中也嘗試進行了激進的新道德觀實驗，然而在一段段看似熱鬧的婚姻和感情背後，卻是徹徹底底的大潰敗。在某種意義上，羅素的所有夫妻、戀人和情人們共同注解了他萦繞一生的孤獨而荒涼的人生底色。
在羅素廣為人知的四段婚姻中，第二任妻子朵拉·布萊克對他的人生有着最深遠的影響。這位女權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的确在很多方面與羅素想法契合，他們之間不僅有愛情，有孩子作為情感紐帶，還有共同的奮鬥目标和相近的價值觀。朵拉曾認為，她和羅素在反對陳規陋習的鬥争中是同志，是引導人們獲得“幸福的權利”的教育家，是宣傳新的性道德觀的先驅者。為了推行新式教育，他們還一起創辦了燈塔山學校。同時，兩人簽訂協定，互不幹涉對方的婚外情，甚至邀請各自的情人同居一屋。然而，他們顯然都低估了人性的弱點，冷酷的現實狠狠地打了他們的臉，這場激進的婚姻實驗最終帶來的是一地雞毛。
婚姻的本質是一個契約，盧梭在《社會契約論》開篇寫道：“人生而自由，但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所有的自由都有其邊界，一旦被打破，導緻的崩潰必然帶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昔日無比恩愛的夫妻，可以成為明天的仇敵。除了性以外，嫉妒在感情關系中的影響力可謂無遠弗屆，隐忍隻不過是黑暗中的發酵。當羅素在學校工作期間和同僚彼得發展出情人關系，而後者想方設法要取代朵拉成為“羅素夫人”的時候，嫉妒這朵人性中的“惡之花”盛開得異常熱烈，更為諷刺的是彼得竟是朵拉親自招聘進校的教師。出于報複心理，朵拉也将自己的情人、美國記者格裡芬帶到了學校，并為後者先後生下一雙兒女。
在這場因過度自由而導緻的混亂婚姻中，最終形成了一個近乎畸形的家庭：羅素和朵拉以及他們的兩個孩子，還有朵拉的情人，以及朵拉和情人的孩子，外加羅素自己的情人，一個20來歲的牛津大學學生彼得，生活在一起。結果，這場新道德觀實驗在很大程度上把所有人都摧毀了。羅素的兒子約翰在他和朵拉苦澀的離婚拉鋸戰中變得迷失、内向，内心破碎，并最終陷入瘋狂的境地。更可悲的是，這種瘋狂甚至延續到了他的孫女一輩，這個敏感美麗的女人最終也堕入瘋狂，自焚死去。更不可思議的是，羅素在80歲的高齡又開啟了自己的第四段婚姻，那位曾經“篡位”成功的彼得最終也黯然離開，嘗到了與朵拉當年一樣的苦果。作為報複，她始終不讓羅素再見孩子。
《羅素傳：孤獨的精神1872-1921》
終其一生，羅素遊走在衆多的女性之間（除了四任妻子，還有數不清的情人），始終處于理性冷靜與激情狂熱、個體生活與人類整體、豐富現實與抽象意義、靈魂交流與性愛享受等關系的彼此對立中，颠沛流離，顧此失彼。或許一個人的智力和激情過于超群時，周圍的人都會感到疲憊、無助甚至絕望，他的一位情人科萊特曾這樣評價他：“羅素智性超群，讓其他男人精疲力竭；情感強烈，讓女人們精疲力竭。他讓他的朋友們精疲力竭，榨幹他們的精力，從一個人轉向另外一個人，從未給予任何人真正的快樂。或者說從未發現任何快樂。”或許，這正是羅素一生悲劇性的孤獨寫照。
轉行自由作家：理想與代價
從來沒有任何人懷疑過羅素的天才，即使這份天才在他遇到維特根斯坦之後有些萎縮，羅素曾感歎：“對于哲學的激情，維特根斯坦是雪崩，我似乎隻是雪球。”不過，羅素有着與衆不同的多方面天才，這在他的少年時代就已顯露無遺。羅素第一次接觸哲學問題時才5歲，跟姑姑一起在沙灘上玩耍，拾帽貝、抓海葵時，他突然問姑姑：“帽貝會思考嗎？”11歲時，羅素開始學習歐幾裡得幾何學，他說：“我沒有想到，在世界上居然還有如此美妙的學問，它像初戀一樣，令人眼花缭亂。”後來，他在劍橋大學任教時，經過短短數月的研讀，就對萊布尼茨的著作形成了具有說服力的新觀點，一舉成為萊布尼茨研究的權威。按照他自己的說法，這些都源自他人生中一次次的頓悟。除了天才，别無解釋。
不過，羅素的數學天賦的彰顯與他的童年經曆密不可分。由于父母早亡，童年時代的羅素就深感人世無常，倍嘗孤獨況味。在全然孤獨的氛圍中，幾何學那種不依賴于任何特定的個人而單憑證明為真、以及不依時間流逝而有所變的性質，給予了羅素極大的慰藉，這便是他所謂的“初戀般的美妙感覺”。可以說，羅素早年間對幾何與邏輯知識的追求，并不是某種技術性的東西，而是他生活的依憑和動力。了解了這一點，才能讀懂他所謂的“三種激情”中的第二種——對知識的追求的準确涵義。可惜的是，在遇到維特根斯坦之後，他的哲學激情顯得渺小了許多，而數學激情更是被幾乎澆滅。因為維特根斯坦讓他痛苦地意識到，數學在本質上是重言式的，那個沒有人事紛擾的永恒世界突然一去不複返了。
同時，一戰的爆發讓羅素加入了反戰行列，對政治問題的積極介入讓他學術體制中難以度日，而他對僵化的學術體制也深感失望。羅素認為，自己是教條時代的自由思想家，無理性時代的理性主義者，烏合之衆統治時代的精神貴族，他本能地欣賞靠寫作謀生的人。于是，在各種内外部因素的合力推動下，羅素從一個學院派向一個自由作家的轉變幾乎是必然的。不過，成為自由作家讓羅素名利雙收的同時，也讓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為普羅大衆進行通俗寫作是對他個人天才的極大浪費。對此，傳記作家瑞·蒙克（Ray Monk）寫道：“與自由作家的生活相比，講師的職位更沉悶，更乏味，但是，他至少可以從事哲學研究，不受流于膚淺的誘惑。當一個人必須出售自己所寫的一切文字時，必然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在一定程度上，公共寫作和演講滿足了羅素的虛榮心，也稍稍緩解了他内心深處難以擺脫的孤獨，并在普羅大衆中成就了現代“聖人”的名聲。然而，他在一戰前輝煌的哲學和數學生涯幾乎被中斷了（他與懷特海合著的《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1910-1913）被盛贊為“人類心靈的最高成就之一”），哲學學術界對于羅素之後的研究成果隻有一種表面的尊敬，實際上卻是漠不關心。即使是他的高足維特根斯坦，也隻是對他早年的工作抱有尊敬，對其後來所寫的一系列通俗著作，則持一種激烈批評的态度。至于維特根斯坦本人，從未撰寫過應景的報刊文章。更糟糕的是，身為自由作家的羅素有時迫于經濟壓力，會炮制一些膚淺的文字，甚至出現找人代筆的情況，這不得不讓人深感遺憾。
《西方哲學史》
至于那本在讀者大衆中影響巨大的《西方哲學史》（一度被譽為“20世紀最暢銷的哲學書”），羅素本人卻并不看重，這與該書的誕生背景密不可分。上世紀40年代，羅素由于早先在婚姻、性及相關道德問題上的自由化主張，在紐約受到了不公正的道德非議和審判，以至其失去了本已得到的教職。這時，正好有一家基金會邀請羅素擔任某個通俗講座的主講人，而聽衆大多沒有哲學背景。羅素為準備這一講座，匆忙撰寫了《西方哲學史》，為當時的聽衆考慮，他突出了哲學與一般政治、社會狀況的聯系。但從專業眼光看，卻存在諸多問題，比如介紹康德的篇幅太短，黑格爾和尼采被當作泛泛而談的諷刺對象，隻字不提克爾凱郭爾、胡塞爾和海德格爾這樣的大師，卻用整章篇幅大談影響較小的柏格森、杜威及拜倫勳爵。究其根由，作者在書中将哲學視為一項解決政治或社會問題的工具，而不是一門具有獨立價值的、自由的學術，這令該書在學術界飽受非議。
當然，在羅素轉行自由作家的後半生的大量作品中，也并非都是“速成品”。《物的分析》就是十餘年思考的結晶，在他的經典著作中占有極高地位，也是他後半生出版的屈指可數的重要著作之一。但總的來說，他的這一轉型是令人遺憾的，他在邏輯學上的成就始終沒有超過“書呆子”氣息更濃的哥德爾和圖靈，而在哲學上的成就也不如弟子維特根斯坦，而他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所撰寫的政論文章，雖非一無是處，但與其在專業著作中所展現出來的敏銳與才智相比，不免顯得乏善可陳、前後沖突，絕非像一般公衆所期待的那樣高明。如果将其中的衆多文章和演講與他所謂的第三種激情相聯系的話，不免讓人想到薩特在《存在與虛無》中作為結語的那句頗含諷刺意味的格言：人是一種無用的激情。
化身反戰鬥士：預言與空想
作為一名世襲貴族，上輩的政治熱情一直深深地烙印在羅素的心裡。是以，羅素在早年間就十分關心國家的發展，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憤青”。後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深深地刺激了羅素，他的許多朋友因為戰争而變得面目全非。他說：“這些日子就是活在地獄裡，我真希望自己在1914年以前就死掉。”對戰争的反對和質疑态度幾乎貫穿了他的一生。為此，羅素曾感歎：“這個世界最大的問題，就是傻瓜與狂熱分子對自我總是如此确定，而智者的内心卻總是充滿疑惑。”他告訴群眾：“凡事不要抱絕對肯定的态度”、“不要為自己持獨特看法而感到害怕，因為我們現在所接受的常識都曾是獨特看法。”
自1914年英國參戰到1917年底，羅素一直為反戰活動而奔波，組織了“拒服兵役委員會”，1918年又因撰寫一篇反戰文章而被判刑入獄，并辭去了三一學院的教職。他離開劍橋時的最後一句話是：“愛國就是為一些很無聊的理由去殺人或被殺”。一天，羅素走在街上，一位怒氣沖沖的老太太朝他走來，責問他：“現在别的青年人都穿上軍裝為文明而作戰去了，你難道不為自己的這身打扮而感到慚愧嗎？”“太太”，他回答道，“我正是他們為之而戰的那種文明。”這種獨特的思想一直影響着羅素的政治态度。
一戰後，羅素先後到訪蘇聯和中國。在北京，羅素一行受到梁啟超的熱情接待，兩人大談中西方文化優劣，羅素表示對古老悠久的中國文化極為敬佩。後來，他又多次前往美國訪學。1922年，羅素就承認美國是世界強國中最強大的國家，他是最早洞察到這點的英國人之一。對此，他曾預言：“美國将開始其帝國主義生涯——這與其說是領土上的，不如說是經濟上的”。他對美國聽衆說：“統治美國的不是華盛頓政府。統治你們的乃是石油和摩根。美國這個金融帝國淩駕全世界，它的粗鄙和殘酷都達到極點，它為我們的未來投下一道魔影。”在一百年後的今天，任何一個地球人不得不驚歎羅素的神預言。
更為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讓羅素看到了核武器對人類的巨大威脅，這讓他毅然投身到反核運動之中。1955年，他和愛因斯坦共同發表了著名的《羅素－愛因斯坦宣言》，以此反對核武器。三年後，為促進核裁軍活動，羅素發起非暴力反抗運動百人委員會，并在英國各地的群衆集會上演講、發表廣播講話。他組織了一大批科學家，研究原子能的公害、核武器的控制和科學家的社會責任問題，最後有效地促成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簽訂。1961年，由于組織反核遊行，89歲高齡的羅素遭到短暫的監禁。當宣判結果公布時，有人喊道“羞恥啊羞恥，89歲了還蹲監獄”。羅素聽了勃然大怒：“年齡跟這個有什麼關系？”當他走出法庭的時候，人們像歡迎英雄一般地迎接他。
羅素-愛因斯坦宣言（1955）
當然，我們必須看到，雖然羅素的反戰生涯可圈可點，并有着不少神預言，但他的政治思想并不像他在哲學和數學領域那般突出，有時甚至顯得膚淺可笑。例如，二戰期間，希特勒在整個歐洲大陸風卷殘雲，許多國家都寄希望于這個老牌帝國——英國，羅素提出的解決方案卻是：解除所有武裝，隻要我們無欲無求，希特勒就會失去進攻和征服的欲望。這不禁讓人想起阿列克耶維奇在《二手時間》裡的名言：“在我們看來西方人很天真，因為他們不曾遭受我們一樣的苦難。”對于羅素的政治和社會改革思想，當年27歲的毛澤東在聽完他在中國通路時的演講後就深感失望，他在給好友蔡和森的回信中說：我對于羅素的主張有兩句評語，就是“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做不到的隻能是空想。
其實，羅素在政治問題上的觀察和見解與他的數學訓練有着某種隐秘的聯系。他在數學方面的訓練，使他在思考一般問題時傾向于以一種高度簡化的方式來進行，但對一個政治觀察家而言，這種思考方式并不一定是好事。對于這一點，羅素自己早有認識，“雖然他在數學和數學哲學方面擁有專業知識，可是這并未賦予他就政治問題發表看法的權威。”具備多種天才如羅素這般的智者依然會犯許多可笑的錯誤，可見要做一名公共知識分子何其之難。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羅素還關心着中東和平。1970年1月31日，他發表了譴責以色列襲擊埃及和巴勒斯坦難民營的聲明。兩天後，羅素與世長辭，享年98歲。
責任編輯：臧繼賢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