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琦
2020年12月24日，從江滢河兄處得知蔡鴻生先生因胃穿孔已經在ICU救治，消息突如其來，令人擔憂。此前雖聽說先生腸胃不好，身體消瘦，但見到他時精神矍铄，談話總是滔滔不絕。接下來的幾天心中常常挂念，不時探問，唯願先生早日康複。然先生卻多日未能轉回普通病房，2021年2月15日滢河兄發來先生去世的噩耗，痛悼良久。蔡先生離世已一年有餘，音容笑貌，仿佛時時仍在眼前。今年5月17日（陰曆四月十七）是他的九十誕辰，重讀先生的論著，卻再不能緻電問學，近二十年來與先生的交往，點點滴滴都在心頭，唯有述諸筆端，聊表紀念。
蔡鴻生先生照片，2020年10月17日攝于家中。秦穎攝。
就我個人的學術經曆而言，在歐美和日本的訪學，打開了國際學術交流之網，開拓了我中西關系史研究的視野。而2001年在香港大學的通路以及此後在香港城市大學的經曆，則是我學術生涯的另一個重要轉折，身在嶺南，自然也對澳門史、香港史乃至廣州的曆史産生了濃厚的興趣。香港各高校收藏了大量近代中西交流史的論著和史料，特别是大航海以來至晚清有關澳門和香港的專著，而且可以館際互借，借閱十分友善。
2002年12月起，應香港城市大學張隆溪先生的邀請，在跨文化研究中心做了為期七個月的通路，有機會翻閱了廣州和澳門史研究的諸多論著，讀到了蔡鴻生先生主編的戴裔煊先生九十誕辰紀念文集《澳門史與中西交通研究》，其中收有多篇有關中西交流史的佳作，蔡先生的《王文诰荷蘭國貢使紀事詩釋證》一文和江滢河兄有關康熙年間葡萄牙貢獅的論文令我印象深刻。蔡先生的文章寫得好，字斟句酌，凝練精要，立論高遠，無浮詞廢話，頗有一番文學的匠心，令人手不釋卷，回味無窮，故而萌生了到廣州拜訪先生的想法。
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場所，學人經常到訪，學術活動頻繁。城市大學位于九龍塘，交通便利。在港期間，得到區志堅博士的熱情引見和介紹，時常步行到浸會大學參加學術活動，并結識了多位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先生。2003年2月17日，我到那裡旁聽近代史研究的講座，巧合的是，會後聚餐，同桌的還有中山大學的趙立彬博士，他特别提到蔡先生教書育人的風采，如何深受學生的愛戴和歡迎，更是平添了我對蔡先生的景仰之情。
當年6月23日，我應邀到廣州演講，首次順訪中山大學，哲學系的張賢勇博士專門接我到曆史系永芳堂見立彬兄，在那裡初遇蔡先生的高足江滢河博士，便冒昧地請他聯系蔡先生，希望有機會向先生當面請益。第二天下午，即專程到永芳堂拜見先生，章文欽先生和江滢河博士陪同。首次見到蔡先生，不免有點緊張，就像趕考的學生，心裡十分忐忑。但先生即至如溫，幾句寒暄，如沐春風，緊張的氣氛随之消失。先生侃侃而談，從三點多鐘開始，一直聊了三個多小時。先談到了他研究《尼姑譚》“三姑六婆”的起因，随後的話題多集中在陳寅恪先生，特别是陳先生在唐代政治史和制度史方面的貢獻，陳先生與Arthur Waley的交往，以及陳先生被批判的前因後果。蔡先生思路靈活、邏輯清晰，極其睿智、淵博和幽默，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頓生無限敬仰之意，大有相見恨晚之感。之後蔡先生送我他所編的《廣州與海洋文明》《澳門史與中西交通研究》等三種著作，正是我一直求之不得的。
蔡鴻生先生著作
此後我就與蔡先生、章先生、滢河兄以及中山大學的許多朋友建立起良好的關系，能得以時時叨擾先生，請益求教，實是我一生之大幸。
同年10月28日，我和台灣清華大學周維強博士趁到澳門開中西關系史會議之機，途徑廣州。第二天下午應章文欽先生之邀在中山大學演講，題目是“奉教天文學家和禮儀之争”，講座由章先生主持，蔡鴻生、林悟殊、林中澤諸先生還特意來捧場，讓我頗為驚喜和緊張，聽講的還有蔡先生的弟子周湘博士，以及研究所學生三十餘人。演講結束後，蔡先生作了認真的點評，對我的研究給予了諸多鼓勵。沒想到的是，蔡先生還專門把他的評論寫成文字，以“關于立論的分寸感”為題，發表在他的《讀史求識錄》上，這也是蔡先生文字當中唯一提到我的地方了，與有榮焉。蔡先生還送我《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清初嶺南佛門事略》兩書，讓我日後的中西關系史學術視野，從明清延伸到唐代。最令我難忘的是，蔡、章兩位先生，還特意陪同我和周維強博士瞻仰陳寅恪先生故居金明館，此情此景，仍曆曆在目。蔡先生向我們生動講述了他當年聽陳先生講授《元白詩箋證》之故事，陳先生如何在衰殘老病中在學海“夜航”，創造出精神生産的奇迹，以及“文革”期間狂熱的紅衛兵小将在樓下敲鑼打鼓，隔空批判陳先生的場景，讓晚輩對陳先生晚年境遇有了真切的了解。晚上章文欽先生請客，蔡先生、周維強、博士生董少新等人在座，相談甚歡。
作者與蔡鴻生、章文欽先生在中山大學陳寅恪先生故居金明館前合影。2003年10月29日，周維強博士攝。
《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
此後的歲月，每逢春節或其他節日，我都會緻電問候蔡先生，或趁便向先生請教，或聽先生講述學界往事和治學心得，令我受益匪淺。蔡先生每次見到我，隻要有新作問世，都會贈送給我，并簽上名，寫上日期，它們現在已成了我藏書中的珍本。蔡先生知道我對明清中西關系史感興趣，有時還會找出舊作相贈。記得2004年10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所五十周年所慶，國内史學家彙聚一堂，蔡先生應邀出席并做報告，我當時躬逢其盛，聆聽先生和其他學者的報告，那天他還專門帶來了《俄羅斯館紀事》贈與我，讓我感動莫名。
《俄羅斯館紀事》
因為蔡先生和中山大學同仁的緣故，近二十年來，我到廣州的次數也多了。不僅能在永芳堂或寓所向他請益，也有機會多次在學術會議期間見到先生的身影，與先生對話，當面請益，總有茅塞頓開之感。2004年11月，福建師範大學林金水先生在武夷山主辦中西關系史會議，有幸見到蔡先生和林悟殊、章文欽兩先生，并一道暢遊武夷美景。2006年11月，香港曆史博物館召開羅香林先生百歲誕辰的會議，也有幸與蔡鴻生先生和黃時鑒、章文欽等先生再次相聚，蔡先生告以《俄羅斯館紀事》一書修訂本即将出版。2013年9月，廣州大學召開“廣州十三行文獻研究暨博物館建設”學術讨論會，蔡先生、章文欽先生也到會。最後一次在學術場合見到先生則是2018年10月，在中山大學嶺南堂召開的紀念戴裔煊先生的會議上，蔡先生聲情并茂地回憶了戴先生的為人和學術成就，在場的人無不動容。
蔡先生在金明館雖然求學隻有一年，但陳寅恪先生的熏陶和耳濡目染在蔡先生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陳先生“動人心弦”的講解給蔡先生留下了深刻的記憶，“所憾知識準備不足，領悟未深，有負師教。不過，細雨潤物，聽者是難免會被默化的。”（蔡先生文，載《中山大學學報》）陳先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隋唐史和明清史研究，蔡先生的研究領域之時代也頗為相近，橫跨中西一千多年的曆史。依我個人淺見，陳寅恪先生諸多學生中，最具靈氣并能得其學術真傳的，莫過于蔡先生了。
蔡先生在許多論文中，多次總結了陳寅恪先生的治學特點，而這些特點也完全反映在蔡先生的論著上。在《仰望陳寅恪》一書中，蔡先生指出陳先生在史學方面的“發覆”之功和史學魅力之所在，強調陳先生的“覃思妙想”。同樣，蔡先生的著作中也不乏哲理性的思考，并将之上升到學理的高度。和陳寅恪先生一樣，蔡先生的研究，通過紮實的案例研究，恢複了隋唐乃至明清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諸多面向，從中可以看出他對陳先生衣缽的繼承。他寫《尼姑譚》，受到陳先生治學方法的啟發，後來又寫《清初嶺南佛門事略》，也是依陳先生的路數，隻是人物對象不同。
《仰望陳寅恪》
蔡先生特别強調治史要有世界眼光，他在《自選集》自序中特意引用了陳寅恪先生在《吾國學術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一文中語重心長的話：“今世治學以世界為範圍，重在知彼，絕非閉戶造車之比。”在蔡先生看來，唯有如此，才能克服“小農意識”，“安于一隅，不屑知彼，往往會淪為‘鄉曲之學’”。正是秉承陳先生的教導，蔡先生在諸多領域是“有所前進的”（借用蔡先生《自選集》中自謙語）。
蔡先生不僅注重原始資料的研讀，也非常關注國外研究和最新動态。大學期間，學習了三年俄文，留校初期教授中世紀世界史。對俄文的熟練掌握，使得先生能夠借此從事突厥史的研究。先生不時通過館際互借和朋友的幫助，吸收外國學者的成果和最新動态。先生在學而優書店背影的照片，同樣讓我們看到一位長者對學術新知如饑似渴、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精神。蔡先生對曆史的學理化也傾注了許多心血，他十分關注西方學術名著的研讀，并化為自己的學問，在他所引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黑格爾、維特根斯坦等人的著作都在他參考之列。先生還向我道及，他曾和法國著名學者謝和耐、勒高夫有一面之交，對法國年鑒學派也十分關注，還和學生一起研讀布羅代爾的著作，對中外史學理論的借鑒，無疑是蔡先生學術出神入化的關鍵所在。
衆所周知，陳寅恪的唐史諸“稿”，内含有待修正補充之意。同樣，蔡先生也頗為自謙，并追随陳先生的榜樣，在《清初嶺南佛門事略》一書後記中他這樣寫道：“作者無力為它作全景式的記述，僅就所知所感，片段立言，無甚高論。書名《事略》，寓有略其所不知之意，無非是一種藏拙的政策罷了。”蔡先生無論在書中，還是在與我見面時，都強調要多讀二陳一錢的著作，他的這部論述嶺南佛事的書，探讨明清之際宗教、文化地理，無疑也受到陳垣先生《明季滇黔佛教考》的影響。
蔡先生治學領域十分廣泛，涵蓋唐代蕃胡的曆史文化、市舶時代的南海文明、清代廣州與海洋文明、俄羅斯館與中俄關系，以及嶺南僧史和尼史；不僅關注“兩道二西”（“西域道”“南海道”“西域”“西洋”），而且融會貫通，從事胡商蕃客異同之比較。他注重人的曆史，兼顧精神文化史和物質文化史。認為隻有通，才能識。要有整體觀，“要堅持全景式的思維，把曆史過程化。”蔡先生認為自己的學術領域“不今不古，非洋非土，其客觀的規定性就是要立足中國，放眼世界，考察不同時期雙邊互動的曆史情景，尤其是兩種異質文化從接觸到交融的情景。略人所詳，詳人所略，是我一貫堅持的著述原則。”他還自謙地寫道：“可惜悟性不高，一直未能深入學境的腹地，至今仍然是一個碌碌的‘邊民’，無任何前沿意識可言。”（《自選集》學術自傳）蔡先生“甘于寂寞”，承繼陳寅恪先生的學術志業，沿襲陳先生的治學範圍，踐行陳先生的治學方法，在諸多領域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不僅如此，蔡先生勤于教書育人，獎掖後進，在中外關系史諸領域，造就了一批出色的人材，薪火相傳，綿延不絕。
蔡鴻生先生照片，家屬提供
蔡先生尊師重教、誨人不倦，也許是因為他“按個人治學的習性，慣于進窄門，走小路，找陌生人交朋友。”（《自選集》學術自傳）才樂于提攜像我這樣在跨學科邊緣徘徊的後進。先生是一位十分謙虛的學者，每當我向他彙報讀書心得，或是國外遊學新見之時，先生總是鼓勵有加。2008年上半年，我作為Mellon基金通路學者，在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訪學，在英國意外發現了倫敦皇家學會主席Joseph Banks與十三行行商潘啟官二世的往來書信，這段往事正好可與先生所寫《清代廣州行商的西洋觀》互為補充。先生此文談到了十三行行商潘有度的《西洋雜詠》，特别提到了千裡鏡等西洋物品，為研究鴉片戰争前夕國人對西洋物質文化的認識獨辟了蹊徑，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國後，我馬上向蔡先生做了彙報，蔡先生聽後對這一新發現十分欣喜，并補充說早在康熙時代就有和尚吟詠望遠鏡的詩歌，讓我有耳目一新之感。蔡先生還特意叮囑我以後要多多聯系，互通資訊，充分展現一位長者對晚輩的厚愛與期望。
蔡先生對晚輩一向十分關愛，2005年1月，當我們全家到廣州，蔡先生得知後專門設宴招待，并邀請林悟殊、章文欽兩先生陪同。前年9月，當我決定要調到浙江大學工作，需要兩封推薦信，我馬上想到了蔡先生，并請滢河兄代為面請。蔡先生當即答應，并在三天之内寫就，請滢河兄快遞給我，信中對我多有溢美之詞，讀後令我既慚愧又感動。我在第一時間向蔡先生緻電表示感謝，沒想到這次長談之後，我竟再也未能向蔡先生請益。
蔡先生長逝，一位傑出的學者和史學家從此隕落，我也是以失去了一位和藹可親、可以時時請益的尊敬長者，每念及此，辄怅然歎息。我此生雖然未能忝列蔡先生門牆，但一直執私淑弟子之禮，真心感念先生的諄諄教誨和提攜之恩，并以先生的為人、治學為楷模。願先生的著述，能曆久而彌新，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注：原文撰寫于去年夏天，将刊載于林悟殊主編：《脫俗求真：蔡鴻生教授九十誕辰紀念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即出，有修改。）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栾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