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旺達大屠殺幸存者中的好幾個人告訴哈茨菲爾德，他們非常清楚地記得自己淪為動物的生活方式——幾乎是赤身裸體，渾身長滿了虱子，用手吃着他們在夜幕降臨後在田裡挖出的東西。他們為當時的自己感到羞恥。 （受訪者供圖/圖）
“有的人殺人很慢，是因為害怕、虛弱，或者滿不在乎，還有的則是因為惡毒。至于我，我動作很快，沒有心思想這些事情，我隻想趕快結束一天的日程。”
讓·哈茨菲爾德終于讓殺人者開了口。說話的人是潘克拉斯，盧旺達南部小鎮尼亞馬塔的一個普通農民。在1994年4月之後的一百多天裡，潘克拉斯和成千上萬像他一樣普通的胡圖族人，拿起屠刀，砍向他們的鄰居、他們一起看球的球友、他們的老師……
此後是長久的沉默。盧旺達大屠殺的幸存者隐身鄉間，而加害者的秘密被帶進了監獄和墳墓。關于盧旺達大屠殺的研究和記錄并不少，美國記者菲利浦·古雷維奇1999年出版的《向您告知，明天我們一家就要被殺》展示了一幅宏觀圖景，殖民主義的曆史糾葛、獨立後的政治漩渦，以及大屠殺的血腥全景——胡圖族人在短短100天時間裡，殺了80萬圖西族人（以及胡圖族溫和派）。這裡有政治家、殖民者的聲音，也有維和部隊和外國記者的聲音，卻少了幸存者和加害者的聲音。
在一年中農忙來臨前的那個雨季，一個民族的普通人日複一日地屠殺另一個民族的普通人，是什麼樣子？幸存者是如何躲過這個噩夢的？幸存者現在過得怎麼樣？兇手們是否在晚上聊天，然後第二天早上起來殺人？他們是否也給小孩講睡前故事？他們哭了嗎？
法國記者讓·哈茨菲爾德的采訪和寫作打破了這樣的沉默。和很多當時奔赴現場的記者一樣，哈茨菲爾德與盧旺達的第一次接觸在1994年，當時他為法國報紙《解放報》工作，被派往那裡進行戰争報道。
但當他回到法國，他意識到記者們犯了一個錯誤。“我們忘記了一個群體——圖西族幸存者幾乎完全從我們的報告中消失了，這與1945年集中營的幸存者被遺忘的情況完全相同。”他回憶。
盧旺達種族滅絕與納粹大屠殺在某些方面極為相似。1959年，胡圖族上司者發動革命，推翻了圖西族持續将近四個世紀的貴族統治，廢除了其對胡圖人的壓迫。“但這些民粹主義上司者将從前享有特權的圖西族貴族和貧苦的農民混為一談，将整個圖西族說成是這個國家中的陰謀家、投機者和寄生蟲。”
這與二戰前歐洲的反猶宣傳如出一轍。“它們出奇地相似，要麼是指認身體特征，比如長臉、高挺的鼻梁或修長的手指；要麼是概括精神特征，比如懶惰、狡詐或背叛。對猶太人和圖西人的稱呼概括了兩種宣傳的呼應性：寄生蟲和蟑螂。”哈茨菲爾德在他所寫的關于盧旺達大屠殺的書中指出。哈茨菲爾德在盧旺達的采訪前後跨越了12年，寫了六本關于大屠殺的書。2022年3月，其中的三本《赤裸生命》《屠刀一季》和《羚羊戰略》被翻譯為中文出版，合訂為一冊《與屠刀為鄰：幸存者、劊子手與盧旺達大屠殺的記憶》。與菲利浦·古雷維奇不同的是，哈茨菲爾德把筆對準了屠刀下的普通人，進入他們的生活，聆聽他們的回憶，寫下十幾年裡他們的變化。
1994年，潘克拉斯“淪為了動物”。觀察人如何成為野獸一直是哈茨菲爾德的核心視角。1973年，胡圖族少将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發動軍事政變，奪得政權，進一步鞏固了歧視圖西族的政策，為了孤立這些被指控有陰謀行徑的圖西人，他下令沒收圖西族财産、轉移人口、出台驅逐法律、設定教育配額，最重要的是，“他煽動了循環往複的屠殺浪潮”……1994年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法國政府得到了有組織的大屠殺将要發生的情報，但沒有引起重視。1994年，哈比亞利馬納在空難中去世，成為普通胡圖族人拿起屠刀的導火索，他們組織嚴明，規則細緻，上千支屠殺小隊深入鄉間社群“圍獵”，每日的“工作”便是拿刀砍人，重複、單調，有條不紊，殺人如撲滅蟑螂，隻是更花力氣。圖西族淪為動物，殺人者亦如是。
平和的人為什麼揮起屠刀
記憶會随着時間漸漸改變。很多幸存者會忘記細節，會弄錯日期，會把不同的襲擊弄混，會把不同的名字記岔，還會對某個親朋好友死去的細節産生分歧。“我們親身經曆的種種可怕時刻，仿佛就發生在去年。時光流逝，我們儲存下來一份非常具體的記憶清單，過不下去的時候就再互相講述這些回憶。這些事情變得越來越真實而确鑿，但我們幾乎不再能夠按照正确的順序講述它們。”幸存者讓内特對哈茨菲爾德說。
1997年4月，哈茨菲爾德帶着新的問題再赴盧旺達，“我的起始問題不是要知道在種族滅絕期間發生了什麼，而是想知道當一個人經曆了種族滅絕之後會發生什麼，此後如何生活？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必須在一個地方定居，與同一個人一起工作多年，将時間的流逝融入故事中。”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那年他在盧旺達全國各地旅行，試圖尋找幸存者。他去首都基加利，去農村，去見政治人物和外國證人……有一天，他在小鎮尼亞馬塔遇到了年輕的社會工作者西爾維。他向她道出了自己的疑惑：“每當我采訪一個人時，他們告訴我他們經曆了殺戮，然後他們便沉默了，可在他們停下來的地方，才是我真正想知道的。”于是西爾維帶他去見住在灌木叢中的女農民們。哈茨菲爾德打動了她們。幾個月後，哈茨菲爾德在一個當地婦女的家裡找到了一個房間，在尼亞馬塔住了下來，他的裝備是一輛越野車和一台錄音機。“我就是這樣開始的。”他說。
尼亞馬塔的景色讓他着迷，但這曾是一片血腥之地。大屠殺發生前，尼亞馬塔的人口有11.9萬，散布在鎮中心和周邊14個山丘共398平方公裡的土地上。大屠殺之後，尼亞馬塔的人口驟降至50500人。當地大約六分之五的圖西人被殺害了。
屠殺現場已經被和平所覆寫。每天清晨，哈茨菲爾德被一群小孩子的喊叫喚醒，上午與幸存者見面，穿過灌木叢去拜訪隐藏其中的人；中午小憩一下，下午繼續在田間地頭走訪；傍晚時分比較空閑，就跟孩子們玩一會兒，或者整理錄音，“把每個字都聽寫下來，重溫對話的内容”。晚上，在小酒館或西爾維家喝啤酒。周末則留給寫東西、聽合唱、看球賽。每本書的采訪周期大約為兩年，在此期間，哈茨菲爾德在尼亞馬塔停留三到四次，每次大約四到八周。但有一次隻待了一周，有一次則待了13個星期。
伊諾桑是哈茨菲爾德找到的另一位幸存者，與其他人不同，他不是農民，而是一位教師。“我們學校的校長和我所在部門的督學都揮舞着狼牙棒，參與了大屠殺。”伊諾桑的證言證明了兇手遍布各個階層，“還有我的同僚、鎮長、區長、一個牧師和一個醫生，也都殺了人。這些知識分子并沒有經曆過圖西族國王統治的時期，也沒有被人脅迫。他們都曾是平和的人，但卻揮起了屠刀。對于像我這樣教了一輩子人文學科的人來說，這些罪犯着實是一個可怕的謎團。”
這個謎團困擾着所有近距離觀察大屠殺的人。哈茨菲爾德通過伊諾桑的線索，采訪到了一個十人兇手團夥，其中一個兇手曾是伊諾桑的朋友。“我們以前時不時地一起分喝一瓶啤酒，非常友好。他跟我們說：‘如果愛國陣線進入盧旺達的話，我們就不得不殺掉你們了’。”伊諾桑說。愛國陣線是盧旺達内戰中代表圖西族的一支軍事力量，1990年代以來一直試圖推翻胡圖族政府的統治。“但他那麼熱情友好，我們就當這是個玩笑，然後再給他開瓶啤酒。而就是這個常跟我們一起喝酒講笑話的人，後來成為這個地區大屠殺的三四個發起者之一。”
哈茨菲爾德和這個兇手團夥之間的談話，有着令人震撼的細節。他們殺人和種地一樣早出晚歸，當天殺得越多，到了晚上就喝得越多，“可能是為了放松，或是為了遺忘，或是為了慶祝”，而喝的酒越多，他們第二天的殺人計劃就推得越晚。在那個雨季，躲在沼澤地裡啃食樹葉的圖西族人隻能寄希望于兇手的精疲力盡。“正是搶劫、酗酒這些‘瑣碎’的事情挽救了我們。”伊諾桑說。
“人可以習慣于殺人，如果他不停地殺人。”一位兇手對哈茨菲爾德說，“我們看到人死得越多，我們就越少考慮他們的生活，越少談論他們的死亡。”
在大屠殺期間，這一夥人組成了一支殺人小隊，每天在鄉間搜捕圖西人。哈茨菲爾德在監獄裡采訪到了他們，條件是承諾不向法官、律師、官員、受害者的親屬和他們自己的家人透露任何談話内容，以及在他們的訴訟結束和最終判決下來之前，不發表任何相關内容。 （受訪者供圖/圖）
死亡不是他們最大的痛苦
南方周末：你在書中說采訪到胡圖族的十名加害者有一部分是運氣，能否詳細說說你是如何找到他們的？
哈茨菲爾德：第一本書的許多讀者向我詢問關于殺手的問題。殺手總是比受害者更讓公衆感興趣，因為他們展現了邪惡的問題，但第一本書中沒有出現他們。我見過許多胡圖族的聯攻派殺手，胡圖族政權倒台之後，他們在森林中逃亡，或在剛果的難民營中，或在法國。他們重複說：我不在那裡，我什麼也沒看見，我是被迫的，我跟着其他人，但沒有參與。他們撒謊或保持沉默，我放棄了與他們見面，當時我很失望。
之後有一天，我第一本書裡寫到的幸存者之一伊諾桑對我說：“我知道有一群殺手被囚禁在裡利馬監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自我的家鄉，有幾個是我的學生，我們可以去看看他們。”我去了離尼亞馬塔大約15公裡的裡利馬監獄。他們是由十個朋友組成的團體，其中有該地區的大酋長、一位牧師、一位了解殖民事務的老人、一位公務員、一位教師和一些農民。他們接受了我的提議，參與了第二本書。我們與監獄管理層達成協定，制定了一個訪談協定。每天早上，我都會依次聯系囚犯，在監獄外的一個小花園裡與他們交談。在最初的六個月裡，這些采訪毫無意義，像往常一樣，他們說什麼也沒看到，不在那裡，什麼也沒做……然後，一點一點地，随着他們對此習以為常，他們開始談論他們曾經的生活，做過的事情，以及他們今天如何生活……然後這本書慢慢浮出水面。
為什麼？因為我有機會在特殊情況下見到他們。他們在監獄裡。他們已被審判并被判處12至20年的監禁，其中一人被判處死刑。他們認為他們将在監獄中結束自己的生命。是以，他們告訴我的東西不再對他們有用或有害。這些殺人犯在他們的家鄉殺人，匆匆忙忙逃到剛果，在那裡的難民營生活了兩年，回到盧旺達後直接入獄。他們生活在這個監獄裡，就像活在一種隔絕的泡沫中，并相信他們會在那裡生活一輩子。是以，他們在持續兩年的采訪中自由地談論他們的經曆。而當他們中的幾個人在2003年獲得總統赦免後，他們就不再說話和講述，但他們從未否認他們說過的話。
南方周末：你在書中提到，幸存者的記憶會随着時間逐漸改變，有遇到比較典型的例子嗎？
哈茨菲爾德：我開始采訪的對象是一位16歲的農民。她的名字叫讓内特，與其他像她一樣的孤兒一起生活在一個香蕉種植園裡。有一次我問她，為了躲避殺手的追捕，她在沼澤地住了多久。她回答說是六個月。我知道，在盧旺達愛國陣線軍隊到來之前，尼亞馬塔地區的殺戮持續了七個星期。我告訴她，這是不可能的。她改口說是六個小時。我很驚訝。她說，我不知道了，然後沉默。她記得自己曾赤身裸體地生活在泥濘的紙莎草下，晚上吃木薯根，在雨後舔着樹葉喝酒。看到她的母親被砍掉胳膊和腿，痛苦了三天的時間。她記得自己的最後一句話，但她不知道自己在沼澤地裡存活了多長時間。
另一位幸存者說，她在奔跑中躲避獵人，摔倒了，被吓暈了，然後奇迹般地活着醒來，身邊是其他幸存者。多年以後，她突然想起自己其實被追捕者抓住了，被強奸，并是以留下了性命。
一位幸存者說，關于記憶，有的像玻璃一樣被打磨，有的被扔進了遺忘的洞裡。一些記憶通過在夢中重複而被轉化，而另一些記憶則被拒絕，因為它們是可恥行為的證據——在沼澤和森林裡，逃亡者光着身子，吃樹根、樹葉，每天隻在樹腳或谷倉裡睡幾個小時。
南方周末：在這個意義上，你的書可以說記錄了幸存者的某種記憶，如果把這次大屠殺描述成一條記憶的洪流，你的書在這條洪流中會處于什麼位置？
哈茨菲爾德：我的書的主題是動物性和人的動物化。在種族滅絕的殺戮中，人類被降低到動物的狀态。他們赤身裸體，生活在泥土中，在紙莎草下。晚上，他們生吃用手抓住的虱子和昆蟲，他們像做遊戲一樣奔跑，他們失去了信仰，失去了愛情。他們至今生活在這種無法洗去的恥辱之中。
很長時間以來，我以為死亡是他們最大的痛苦，他們孩子、父母的死亡，他們每天早晨發現的屍體。然後我意識到，動物化的屈辱是一種更可怕的痛苦。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農民弗朗辛無法說話。我以為這是因為她所遭受的強奸。其實是因為另一回事，有一天她說：“我和泰奧菲勒之間，不再有任何觸摸對方的手勢，不再有任何交流的話語。”她已經不再愛她的丈夫，并為此感到羞愧。
殺手也在動物化。皮奧、菲爾讓斯、阿方斯都是非常好的人。他們非常善良，與圖西族的鄰居們和諧相處。但幾天後，他們變成了野生動物，甚至更糟，因為野生動物殺人是為了吃或保護自己，他們在不知道為什麼的情況下殺人。每天早上，他們都要“出征”，唱着歌，肩上扛着砍刀，一直殺到下午。他們要如何再次成為人類，再次了解人類的狀況？
殖民主義的曆史責任
南方周末：2021年法國上司人對盧旺達人民表達了歉意，并承認法國對此負有責任。目前法國國内對這次大屠殺的态度是怎樣的？
哈茨菲爾德：從1993年10月到1994年4月7日晚的殺戮的第一天，所有的警報信号都是紅色的，但當時的法國政府拒絕看見它們。他們為什麼這樣做？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比看起來要複雜。今天，法國開始回顧其曆史上的這段黑暗時期。法國人在質疑其“人權祖國”的稱謂的同時，也在審視自己的曆史——維希政權、殖民化、越南戰争和阿爾及利亞戰争……但他們仍有巨大困難。
南方周末：由殖民者傳入非洲的民族主義是不是對強化他們的民族認同、加深民族壁壘起到了作用？歐洲殖民者對大屠殺的間接責任，或者說曆史責任是否就在于此？
哈茨菲爾德：殖民者知道分而治之的原則。他們從未停止過挑起群眾之間的對抗，以加強其殖民管理。德國人，然後是比利時人，行政管理者和一般的公務員從未停止過對圖西族和胡圖族兩個族群的交替青睐，直到法國人接管哈比亞利馬納政權。是以，在導緻種族滅絕的仇恨過程中，他們負有重大責任。但他們到處都這樣做。英國人利用印度人和穆斯林之間的競争，法國人在馬拉加西，比利時人在剛果，殖民者在任何地方都試圖操縱幾個共處的民族。
然而，殖民者沒有引發種族滅絕，削弱或消解種族滅絕的直接推動者和行動者的責任是錯誤的。那些号召消滅鄰居的人，那些帶着砍刀離開家去砍鄰裡的婦女和兒童的人，要承擔可怕的責任。對一個族群進行奴役是種族主義的種子。
南方周末：胡圖人和圖西人的語言和習俗基本相同，隻是生活方式有些不同，他們之間的隔閡為什麼會這麼深？民族沖突中是否暗藏着階級的沖突？
哈茨菲爾德：盧旺達在圖西族皇室的統治下生活了四個世紀，由圖西族的盧旺達國王和圖西族貴族統治。但胡圖族人從來都不是圖西族人的農奴或奴隸。随着王權的廢除，擺脫殖民的盧旺達國家也獲得了獨立，正如通常的情況一樣，這種國家獨立是在暴力和血腥中誕生的。第一次對圖西族的大屠殺、征用、排擠和驅逐可以追溯到這一時期。在非洲，民族構成了一種“文化區域”，當人們感到受到威脅時就會退縮到那裡。族裔本身從來不會産生緊張局勢，所有的族裔沖突都是經濟、宗教沖突或外部威脅的結果。
南方周末：你在書中多次将盧旺達大屠殺和納粹的猶太人大屠殺、紅色高棉大屠殺對比，在組織性上它們确實有諸多相似的地方，但也存在着很大差別，你能談談它們之間的差別嗎？
哈茨菲爾德：盧旺達種族滅絕和納粹一樣是有條不紊的。它們不是在戰鬥的情況下犯下的——在戰鬥的過程中，戰鬥人員打鬥，雙方都會死。它們也不是用遠端武器（飛機、炸彈、坦克……）實施的，這些武器使殺手能夠與受害者保持較遠的距離。盧旺達的死難者在沼澤地或森林中被大砍刀砍死，在集中營中被槍殺或砍殺，或在毒氣室中被毒死。
但有許多不同之處，其中包括圖西族種族滅絕的地域性。盧旺達是一個小國，在滅絕種族事件發生時，對人們來說是一個非常偏遠的國家。它是一個農業國家，在農村，在山上，每個人都認識所有人，當然兇手和被害者之間也都互相認識。它的種族滅絕也是農業式的。納粹的大屠殺是工業化的，它的基礎是警察部門、行政部門、鐵路、化學工業、軍隊的自動武器。圖西族的種族滅絕是由與田間耕作相同的工作時間表（早出晚歸）、農業裝置（80%的受害者是被農業工具——砍刀、斧頭、刀、火等殺死的）和照搬農業收獲時的報酬制度所支配的（殺得越多，在回來的路上掠奪得越多，在村裡的話語權就越大）。有時他們組成小隊殺人，有時則是大規模遠征，但也和在田間地頭一樣。80%的受害者都是面對面地用手殺死的，然而“效率”卻很高：三個月内有80萬人死亡。
法國記者讓·哈茨菲爾德。 （受訪者供圖/圖）
“舊的惡魔還會出現嗎”
南方周末：很多兇手聲稱自己是被迫的，你相信這樣的說辭嗎？在兇手刑滿釋放回到社群之後，他們與當地人的相處怎麼樣？
哈茨菲爾德：我不相信他們，因為這不是真的。如果一個胡圖人積極反對殺戮，阻擋殺手的道路，侮辱殺手，公開反對種族滅絕，或者隐藏圖西人，都是非常危險的。什麼都不做則沒有風險，除了有時罰一箱啤酒（五瓶），這是兇手們的一個很常見的做法。
兇手們把自己說成是一個魔鬼般的國家機器的受害者。“我隻是鍊條中一個微不足道的環節。”納粹也這麼說。胡圖族人為什麼這樣說？首先，在審判期間試圖安撫他們的法官。當他們出獄後，在合作社或教區找到他們時，要努力争取他們的鄰居、回答他們孩子的問題，也要努力說服自己不要發瘋。
殺手們殺人是出于利益，出于《聖經》意義上的“貪婪”，為了掠奪，為了受害者的地盤和牲畜。他們并不害怕懲罰，但他們害怕在未來被排斥。他們殺人時的真實想法是：“很快圖西人就會消失，我們将生活在胡圖人中間，那些沒有參與滅絕工作的人将在日常生活中（工作、晉升、邀請……）被邊緣化和懲罰，我最好在殺戮中有所表現。”
南方周末：當你在采訪兇手的時候，每次用“你”，他們就會不那麼坦誠，而用“你們”，他們的回答就變得具體而精确了。
哈茨菲爾德：我是在幾周内偶然發現這一現象的，在與殺手的幾十次接觸後。答案就在你的前一個問題中。舉個例子，如果對方的回答中用了“我們”，他會說：“我們是一個團體，我們被迫在森林裡獵殺圖西人，我們在樹下發現了一個母親和她的孩子，我們用砍刀殺死了他們。我不記得是誰了。我像其他人一樣服從了。”如果這個人把他的回答個人化，他說：“我把圖西人追到森林裡，我發現一個母親和她的孩子在樹下，我用砍刀把他們砍死了。”後者更難表達。随着時間的推移，我們習慣了這樣的在叙事上沒有偏向性的談話。
南方周末：大屠殺之前的胡圖族政府多年來在大衆傳媒中宣揚對圖西族的仇恨，現在的圖西族政府的民族政策是怎樣的？你如何評價大屠殺之後胡圖族和圖西族的和解程序？
哈茨菲爾德：這取決于你所說的和解是什麼意思。現在這兩個族群的社群很好地生活在一起，人們在衛生中心一起候診，在星期六的市場上交談，在星期天支援足球隊，參加農業合作社和家長會議。但他們沒有一起談論占據他們頭腦的話題：種族滅絕。他們經常談論這個問題，沒有一天不把這個詞說出來幾次，但不是一起說，而是族群内部各說各的。在尼亞馬塔，二十年來，跨族群的婚姻一直很罕見，幾乎沒有。婚姻是關于家庭、未來、分享生活和土地，它被避免了。國家和解正在進行，社會和解也在進行。但是，真正的和解，那種需要兇手真誠忏悔和受害者家屬真誠寬恕的和解，是不可能的。正如農民弗朗辛所說：“如果一個男人喝多了啤酒，打了他的妻子，他可以請求寬恕。但是，如果他整個月都在殺人，甚至在星期天殺人，他還能指望得到寬恕嗎？”盧旺達目前的經濟繁榮使這一和解進入了一個積極的動态。然而如果出現危機，舊的惡魔還會出現嗎？
南方周末：盧旺達在你心目中是怎樣的一個國度？在你采訪的這些日子裡，它的哪些方面最令你難忘？
哈茨菲爾德：在盧旺達，我熟悉尼亞馬塔，這是一個被山丘包圍的城鎮。25年前，尼亞馬塔被高溫、灰塵和貧困壓垮，成群的奶牛和自行車、計程車在主要街道上争奪空間。今天，它是一個迷人的小鎮，面包車、汽車和機車有點擁擠，在這裡生活很好，下午下班後在歌舞廳的院子裡喝上一杯好啤酒。如果說今天的主街道已經無法辨認，那麼它周圍的小街道卻沒有任何變化，而它周圍的山丘更是如此。赭石色的土地，當地人用它建造房屋，與香蕉園、桉樹林、牧場和灌木叢的各種壯麗的綠色混合在一起。到處都是長角牛，由衣衫褴褛的孩子看守。到處都是小型歌舞廳，這些歌舞廳隻是擺放着長椅的院子，人們在那裡喝瓶裝啤酒或香蕉酒——這是胡圖人的特産，人人都喝。在山谷中，尼亞巴隆戈河的巨大沼澤沙沙作響，在底部的泥土中，有5萬名被屠刀砍倒的圖西人的鬼魂。每一次，睡蓮和紙莎草的美麗、鳥兒的歌聲、羚羊的跳躍，與這些埋在泥土中的屍體的恐怖之間的對比，都讓我沉思其中。如果沒有這片風景的美麗，沒有語言的隐喻之美，沒有附近山丘上或尼亞馬塔的甜蜜生活，我還會堅持這麼多年，寫六本關于這場種族滅絕的書嗎？我不确定。
南方周末記者 王華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