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嶽懷讓
5月13日，《中國文化》雜志官方微信公衆号刊發了知名考古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的文章《讀<中華古代文明之光>的幾個意外》。文章對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毛鋒此前出版的著作《中華古代文明之光》（科學出版社，2021年10月）提出了質疑和自己的看法。
澎湃新聞記者查詢發現，在多個網絡購物平台上，毛鋒的這套《中華古代文明之光》均有銷售，售價三百、四百多元不等。全書共分十九章。
該書内容簡介寫道：《中華古代文明之光》基于作者主持和參與的國家“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科研項目子課題取得的科研成果，通過對衆多考古遺址的現場調研、考古資料收集整理、曆史文獻整理與梳理，從文字、冶金與青銅器、祭祀、城市、先賢思想及古代文明傳播等方面，論述中華古代文明的起源、發展與特色。
根據《中華古代文明之光》一書介紹，該書作者毛鋒博士系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後兼任清華大學企合委石油石化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3S中心常務副主任和“空間資訊技術在文化遺産保護中的應用研究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清華大學）主任。
近年來，毛鋒主要從事空間資訊技術應用及曆史文化遺産保護等方面研究，承擔了“十一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課題“空間資訊技術在大遺址保護中的應用研究（以京杭大運河為例）”；“十一五”國家科技支撐和“十二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子課題“GIS與VR技術在中華文明探源中的應用研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基于碳源碳彙空間格局的城鄉空間規劃方法研究”等。
澎湃新聞記者注意到，毛鋒早年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遙感、測繪領域，近年來開始涉獵文化遺産保護，在《中華古代文明之光》之前，還曾出版過《京杭大運河曆史與複興》等社科領域著作。
許宏教授對《中華古代文明之光》一書的質疑主要集中在“全書架構的邏輯性”“正文、用圖與資料引用”等方面。作為知名的考古學者，許宏對書中大量存在的“将彩陶紋飾當成刻畫符号”“漏錄5000-4000年前的原始文字”“遺址、建築和器物的張冠李戴現象”“誤用赝品為證據的嫌疑”現象進行了舉例說明。
例如，許宏在提到《中華古代文明之光》一書“遺址、建築和器物的張冠李戴現象”問題時提到：組圖“河北徐水縣南莊頭遺址出土遺物舉例”（圖13-4）中，圖（a）“南莊頭出土灰陶罐”實為遼代倉廪式陶骨灰罐，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遼耶律羽之墓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因網上圖檔搜尋中該器标為“南莊頭遺址旅遊攻略“，大概誤導了編著者。圖（b）“南莊頭出土灰陶杯”實為湖南道縣玉蟾岩遺址舊石器時代晚期陶釜，大概又是百度搜尋誤導了編著者。圖（C）“南莊頭出土褐陶罐”實為半坡遺址仰韶文化彩陶魚紋盆，這一圖檔來源，的确出自“百度百科—南莊頭遺址”。
組圖“裴李崗遺址及出土陶器和石器舉例“（圖13-9）中，沒有石器圖檔，取而代之的是裴李崗遺址的田野照片，而”裴李崗遺址平底陶盆”，實為仰韶文化彩陶簋形器，系舞陽國小捐贈，現藏河南博物院。組圖“仰韶文化遺址出土陶器舉例”（圖13-13）中，出土于大通上孫家寨的“青海舞蹈紋彩陶盆”，屬于馬家窯文化。組圖“大汶口文化遺址出土遺物舉例”（圖13-14）中，圖（a）“半坡遺址魚紋彩陶盆”實為彩陶背壺，圖（b）“青海舞蹈紋彩陶盆”實為陶鬶，圖（c）“陝西黃陵人像彩陶罐”實為一彩陶盆。
在良渚文化的部分，配有“反山顯貴者墓葬出土的良渚文明典型玉器”組圖（圖3-10），其中的三圖均注明系“姚家山墓葬出土”，而玉钺則被标注為“玉耘田器”。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反山、瑤山等地點的重要玉器，尤其是作為良渚文化代表性器物的玉琮圖檔，卻完全沒有收錄。
許宏教授還在文中指出，感覺《中華古代文明之光》一書編著者不甚清楚二裡頭遺址與偃師商城之間的關系，是以才有了下列叙述：“商建立初期的都城偃師二裡頭商城是随着二裡頭不同文化層考古發現的夏朝中晚期城市遺址和商朝早期遺址後，逐漸考古證明偃師商城包括大城、小城和宮城，有宮殿、水池、鑄青銅器的作坊等”（181頁）。
再如“1959年，徐旭生率考古隊對‘夏墟’的二裡頭進行第一次考古發掘時，就發現了青銅器殘刀一把”（38頁），徐旭生率隊僅為踏查，而沒有進行考古發掘，更未發現青銅刀。“二裡頭代表性青銅器”銅鼎照片（圖2-2），彙圖網的LOGO還清晰顯現，而這類柱足圓鼎，習見于安陽殷墟，此件應出自M18（詳《殷墟青銅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比二裡頭文化晚數百年。看來，應是網友的張冠李戴誤導了編著者。
組圖“三星堆遺址出土青銅器舉例”（圖2-3），其中所謂的“三星堆人面紋方鼎”，其實是湖南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人面紋大禾鼎，而“三星堆青銅牛尊”，則是殷墟出土的“亞長”牛尊。這兩件器物曾作為“青銅的對話：黃河與長江流域商代青銅文明展”的展品，于2016年在三星堆博物館展出。也許正因如此，才被編著者當作三星堆出土文物收進了書中。
另外，“金沙遺址青銅器舉例”一圖（圖2-6）中被标注為“金沙青銅器具”的器物，系西周時期的青銅罍，1978年出土于成都南郊，一般認為具有越式風格，與金沙遺址所出不屬于同一文化系統。
對于《中華古代文明之光》一書存在“誤用赝品為證據的嫌疑”，許宏也舉例說明：關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與金沙遺址，編著者說“對于三星堆遺址中出土的少量商朝軍隊使用的兵器、權杖和刻有甲骨文的器物，有考古專家認為是商朝軍隊與蜀國軍隊作戰時的戰利品”（44頁）。這段文字，編著者沒有配圖，不知所指。衆所周知，三星堆遺址罕見青銅兵器，僅見有十字形銅戈，應屬仿實戰兵器制成的禮儀用品而非實用器。作為歐亞大陸西部身份地位象征物的權杖，更罕見于東亞大陸腹心地區。三星堆遺址迄今為止也未發現任何文字，如有“刻有甲骨文的器物”，必屬赝品無疑。與其相類的是配圖“牛河梁祭祀與墓葬遺址考古出土的玉器”（圖3-6）中的玉龜，龜背上居然刻滿文字，令人咂舌。果如是，如此重要的文字在書中關于文字的部分卻隻字未提。
除了上述使用圖檔、資料中存在的問題，許宏還指出了《中華古代文明之光》一書存在的其他明顯的錯訛和不足之處。例如，第四章第五節中“摩亨佐·達羅——印度文明早期城市的代表”部分（152頁），顯然題目中就有錯，該城市遺址位于今巴基斯坦境内，屬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而非印度文明。
公開資料顯示，《中華古代文明之光》一書的出版方科學出版社是中國最大的綜合性科技出版機構，于1954年8月成立。澎湃新聞記者5月14日下午從科學出版社内部人士處了解到，出版社方面已經注意到了網傳文章對于《中華古代文明之光》一書的質疑。
責任編輯：蔣晨銳 圖檔編輯：蔣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