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宇翔
二零二二香港特首選舉，現時大熱門、盛傳是中央唯一支援的候選人李家超成功當選。
由于香港疫情、内外形勢風雨如晦，第六屆特首選舉破天荒容許李家超一人“入閘”，競選團隊則是橫跨建制派各個派系的“全明星陣容”，甚至由香港人大常委譚耀宗輔選，種種特事特辦的做法都代表著中央政府對李家超期望甚殷，期盼他能擔當“救時特首”，挽救香港自二零一九年以來的衰頹，治标兼治香港的“九大難題”，令香港從低谷反彈。
李家超之是以能雀屏中選，受命于危難之間，成為特首大熱，是有四大優勢：一，李家超對外部勢力有足夠戰略定力，尤其是他個人面對美國、英國制裁面不改容；二，具有多年管理經驗，處理社會動蕩事件手法成熟，在中央關于疫情援助香港及港人的措施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具有擔當，對香港也有抱負；三，疾風知勁草，李家超在二零一九年反修例風暴當中這種重大時刻作出了重大貢獻，對平定社會騷亂起了“定海神針”的作用；四，李家超為人有胸襟，能包容、接納各黨派以及來自中國内地的意見，能團結社會各界，也能促進内地與香港的良好溝通，不會陽奉陰違。
是以，李家超具有能力面對未來五年香港的“九大挑戰”：一，改變“假清零，真共存”的局面，真正讓香港實作“動态清零”，落實内地與香港通關；二，捍衛香港的國際形象，擺脫香港因為反修例與疫情被歐美污名化的态勢，主動宣揚香港的正面事迹；三，将港獨力量根除，落實國家安全，将已經地下化的港獨勢力清除；四，保衛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推進人民币業務在港的發展；五，纾緩香港房屋問題，讓香港人住上體面的房屋，解決臭名昭彰的“劏房”問題；六，促使香港産業适度多元化，擺脫隻仰賴地産和金融的情形，推進香港創新科技發展；七，整頓香港公務員體系，處理公務員内部“黃絲”問題，以及解決在疫情裡暴露的懶政、“程式至上”官僚主義作風；八，推進香港與大灣區内地城市的融合，打破過去三年受反修例、疫情影響毫無寸進的局面，落實“北部都會區”發展方略；九，落實基本法賦予香港政府的憲制責任，包括《基本法廿三條》立法以及推進香港民主程序，使香港在二零四七年落實“雙普選”。
這“九大挑戰”是香港未來五年要面對的難題，也是“深層次沖突”，今年是香港回歸的二十五周年，也決定了李家超能否落實其施政方向中的“全面提升香港競争力”、“奠定香港發展穩固基石”。
1、改變抗疫“假清零，真共存”
香港自第五波疫情以來，染疫人數多達三十萬，據政府估算，更可能達到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多達約一百八十萬人，死亡人數更多達八千多人，約千分之一人口死于新冠肺炎，從原來的防疫優等生瞬間變成差等生，是兩岸四地當中表現最差的。現任特首林鄭月娥更被批評是奉行“假清零、真共存”的政策，嘴上雖然強調要進行“動态清零”，但全民檢測、隔離設施的落實遠遠滞後，緻使錯失“動态清零”良機，引發内地各級政府不滿，禍延上海、廣東。若李家超上台，當務之急就是處理疫情，被視為改變現屆政府政策的人選，有望通過全民檢測達至真正的“動态清零”，以及與内地通關。
2、捍衛香港的國際形象
香港在過去三年以來，國際形象急劇下跌，從反修例風暴開始，西方媒體針對警察執法以及政府處理手法橫加攻擊，示威者的“國際線”宣傳抹黑香港國際化、繁榮、穩定的形象，尤其是國安法訂立後，西方傳媒也渲染香港“一國兩制已死”，而過去三年香港政府在文宣戰上幾近沒有還擊之力，新一屆政府需要更努力走出去，主動建立香港的正面形象。
3、根除港獨力量
從二零一二年香港“反國教運動”開始，強調香港“本土意識”的本土運動迅速發展，直到二零一六年旺角騷亂更讓“港獨”由閃爍其詞到圖窮匕現，到了二零一九年反修例運動期間，根據各項民調，港獨的支援者已達到市民的三成之多，盡管經過了國安法的洗禮，但港獨的根仍未除，在去年時任政務司司長的李家超就認為要慎防港獨的文宣的“地下化”，到了今年也認為港獨運動有“本土恐怖主義”的趨向，預料他上台後會更嚴厲打擊港獨運動，消除國家安全隐患。
4、保衛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過去一年，有别于美國股市節節上升，港股則是反方向跌跌不休，受到反修例運動和疫情沖擊，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也受到動搖，相當部分金融機構将位于香港的亞太總部分拆，内地業務遷往上海，亞洲業務則遷往新加坡，與此同時，香港政府在去年更增加股票印花稅，與美國、新加坡減少印花稅的潮流反向而行，香港面對外部金融市場劇變的情況下，隻能亦步亦趨，例如美國、新加坡的“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上市模式已大行其道數年，現時香港才有第一間“SPAC”，新一屆政府要改變過去挨打的局面，引領金融潮流，尤其是推動人民币業務，例如現在研究已經完成的“人民币購買港股”等等，都需要在下一屆政府得到發展。
5.解決房屋深層次沖突
香港住房問題是“老大難”的深層次沖突，港澳辦與中聯辦“兩辦”已多次發聲，要求香港政府正視房屋問題，在去年國慶前夕，中聯辦主任駱惠甯更到“籠屋”戶進行探訪，表示“二十萬人居住條件如此的艱苦，絕對讓人感到心裡面很沉重”，強調中央非常關心相關問題，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全國港澳研究會《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周年研讨會上，表明期盼“告别㓥房”，但特區政府卻會錯意，以為隻要在二零四九年以前解決即可，忽視了問題的緊逼性，沒有在現屆政府大刀闊斧改善市民居住環境，預料李家超任内也需要把“告别㓥房”提上議事程。
6、促使産業多元化，推動創科
香港産業結構是偏重地産與金融界，尤其是地産相關收入占港府收入近半，超貴地租也使香港創業環境惡劣，更使香港産業單一化，青、中年缺乏社會流動機會，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以來，中央已多次強調香港需要做好“創新科技産業”，讓香港有更多的創新，帶動新産業，也能創造新的中産階級，現屆政府已推出“北部都會區”，奠定香港“南金融，北創科”的發展大局，隻是規劃時間太長，要二十年方可見功，未來香港政府在李家超上司下，也需要加速“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推動高增值的“再工業化”，為香港經濟找到新的增長點。
7、整頓公務員體系
在回歸之初，香港公務員體系被視為亞洲最佳的公務員體系之一，廉潔、高效，但在近年來形象卻悄悄被扭轉，在二零一九年反修例風暴最艱難的時刻，公務員團隊内部就出現“窩裡反”的情形，勞工處擔任二級助理勞工事務主任顔武周更在當時帶頭參與反修例中的反政府示威，直到國安法頒布後，仍有相當部分公務員拒絕宣誓效忠，足證公務員體系仍未能與政府高層同心同德。“黃絲”勢力盤根錯節，以“程式第一”的名義，實為懶政。這波疫情期間，食環署甚至與在前線派發抗疫用品的社群組織、義工多次發生沖突，官僚主義作風嚴重，亟待整頓，煥發“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面貌。
8、推進與大灣區融合
從二零一五年中央首次抛出“大灣區”概念，到二零一九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已有三至七年光景，但自二零一九年以來，先是受制于反修例之亂，後則是疫情困擾，緻使内地與香港長期無法通關，香港對大灣區發展的參與、配合仍是停留于概念的多，落到實處的少，現屆政府在“北部都會區”的發展中已開始嘗試提出與大灣區城市，尤其是與深圳的合作，逐漸開放沙頭角禁區，“雙城三圈”的規劃都需要兩地政府合作，更是必須建立在通關的前提之下，展望下屆政府在達成與内地通關的前提下，将與内地各級政府更緊密地合作推進“大灣區”發展。
9、落實二十三條與雙普選
香港回歸二十五年以來，“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曆程走了一半，要求香港進行的《基本法廿三條》至今仍毫無寸進，與此同時，“雙普選”的權利也屢遭折戟沉沙，未來五年特區政府恰好處于“一國兩制”事業的一半之境，無疑，正如李家超多次提及，下屆政府必定要完成“廿三條”立法，但與此同時，也需要為未來“雙普選”打下基礎，香港才有機會在二零四七年“五十年不變”之前達成“雙普選”，完成基本法賦予香港政府的憲制責任，也落實基本法對香港入莊嚴承諾。
今年是香港處于低谷的一年，“九大挑戰”有先有後，但都是下屆特區政府必須取得進展的領域，過去三年香港已受到很深的創傷，如在未來五年仍無法在這“九大領域”取得長足發展，香港恐怕就要面對淪為“二流城市”的命運，新任特首大熱李家超被視為胸襟廣闊、“宰相肚裡能撐船”的人物，香港也恰恰在低谷之中需要“恢宏志士之氣”的曆史機運，“九”在中國傳統是陽盡之數，代表了登上特首大位的機會，但中國人也相信“亢龍有悔”，在建制派空前大團結、衆星拱月之下，若新政府仍未能做出成績，将會令香港人更加失望，也令香港政府管治威信步入“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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