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最古老的職業之一，性工作為人們所熟知，但人們對性工作的真實生活卻不了解。性工作者卻往往被迫成為社會邊緣人物，得不到的尊重，享受不到基本的權利，除了工作本身帶來的風險以外，還要忍受立法執法部門的不公正待遇。
《性工作》（Playing the Whore）為我們揭開性工作者的神秘面紗，從社會、倫理和法律方面分析了他們受到不公平對待的原因，以及社會對性工作态度的變化。這本書也會改變大多數人對性工作者的刻闆印象，不少性工作者其實比想象中的更獨立和強大。
梅麗莎·吉拉·格蘭特是一位作家、記者和前脫衣舞女。她積極宣傳人權，尤其是性工作者的權利，并在性别平等組織和性工作群體做義工。她的文章曾經在《紐約時報》和《衛報》上發表。
1. 性工作者生存空間被擠兌
我們的社會往往把事物看得很絕對，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比如，人們會覺得警察會保證所有人的安全，而所有的性工作者都不是什麼好人。事實呢？當然沒有這麼簡單。比如在美國，警察的工作往往讓性工作者的生活更加不安全。這是怎麼回事呢？
美國的“性工作者計劃”組織在2003年做過一項調查，調查發現，在紐約市，超過三分之二的性工作者都被警察騷擾過，甚至通常是家常便飯。不僅如此，30%的性工作者還受到過警察的暴力威脅。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認為，假如出現顧客施暴的情況，找警察根本沒用。
說一個真實的例子，一位性工作者遭到輪奸，然而因為她的職業，警察拒絕立案調查，還覺得她不值得保護。在這種态度的影響下，很多性工作者們打來的求救電話都不被當回事兒，最終很多性工作者幹脆放棄求助。
到了2005年，“性工作者計劃”發現，在紐約市，14%接受采訪的性工作者都是警察暴力的受害者。另外，16%的性工作者表示，警察甚至試圖跟他們發生性關系。
類似的問題不僅限于紐約，在印度西孟加拉邦，一項針對2.1萬名性工作者的調查發現，他們遭受到的大部分暴力襲擊都來自警察，而不是顧客。這些資料處處顯示一個驚人的真相，那就是——人們往往以為顧客是最危險的，可能會對性工作者造成傷害。然而事實上，更大的危險來自警察。
2. 性解放運動的開啟
看過雨果筆下的《悲慘世界》嗎？裡面有一個叫芳汀的女人。她原本是一名女工，但是因為被男友抛棄，又被工廠炒鱿魚，為了養活自己和女兒，最終淪為妓女，同時也成了被社會抛棄的邊緣人物。是以人們往往認為，妓女大多是因為走投無路才開始賣身的。
不過好在，随着時代發展，性工作者的處境有了改觀。上世紀60年代，随着西方性解放運動的開始，社會對性工作的看法有了很多積極的改變。當時，流行文化中出現了第一批性工作者的正面形象，比如1971年簡·方達因為出演電影《柳巷芳草》獲得了奧斯卡影後，她在其中就扮演了一位獨立又強大的應召女郎。
就在同一年，荷蘭的性工作者薩維拉·賀蘭德出版了一本自傳，打入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榜的前5名。這本書有一個有意思的名字，叫《快樂妓女》。
與此同時，性工作者運動也應運而生。1973年，美國的第一個性工作者權益組織也在瑪戈·聖·詹姆斯的上司下成立。
兩年後，在法國裡昂，性工作者們在教堂前組織了一場靜坐活動，抗議他們所遭受的不平等監禁。到現在，街頭賣淫在法國仍然不合法，不過隻要不是光明正大，性工作者就可以免于被捕。
如今，如果想真正為性工作者争取權利，就一定要向國際機構請求幫助。比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和包括人權委員會在内的幾個聯合國委員會，都在不斷呼籲性工作的合法化。
國際勞工組織也支援這一觀點，這個組織承認性工作是一種正當職業，并保護性工作者免受歧視，例如強制艾滋病檢查。他們還要求性工作者享有跟其他職業同樣的平等權益，包括社保和醫保。
3. 性工作者的法律制定
人們總是在性交易的道德問題上争論不休，但是當性工作者站出來說話的時候，人們對他們的看法偏偏不理不睬。這是怎麼回事呢？因為這些争論的帶頭人都是一些知識分子、政治家和道德領袖，這些人通常隻會關心個人形象，哪裡會在意性工作者們的生活？
比如說，1983年，社會學家凱瑟琳·巴裡帶頭舉辦了首屆有關販賣人口世界會議，然而她卻拒絕邀請性工作者人權組織創始人瑪戈·聖·詹姆斯。什麼原因呢？巴裡認為，性工作者本身就靠賣身過日子，他們肯定會接受甚至支援性販賣，是以他們的觀點沒有參考價值。
除此之外，就連在制定與性工作相關的法律時，性工作者也不能參與。1999年，瑞典在沒有咨詢過任何性工作者的意見的情況下，通過了一項新的反賣淫法案。在那之前，隻有賣淫違法，但新法案把顧客也加入了違法行列，招妓可能會被罰款或者坐牢。
盡管一些人把這看成女權的勝利，認為新法案把性交易的過失從女性性工作者轉到了男性顧客身上，但它卻遭到了性工作者的诟病。畢竟，因為擔心被捕，男人都不敢招妓了，那她們的生意還怎麼做呢？
另外，性工作者和顧客之間買賣交易的過程也變得非常緊張，顧客匆匆忙忙害怕被抓，性工作者也要迅速決定要不要接客，這就讓他們沒有足夠時間判斷顧客是不是安全，有沒有喝醉酒或者暴力傾向。
是以說，這些原本希望保護性工作者們的法律，實際上卻讓他們的工作更加危險。
4. 性交易的非法性讓性工作者身處危險之中
在過去的妓院裡，妓女們過得并不好，她們的人身自由被妓院老鸨死死控制着，賣身賺來的錢也大多被老鸨拿走。可是話又說回來，她們上面有媽媽桑罩着，如果有客人敢惹事兒，立馬就有壯漢把他們大打一頓。
然而現在，性工作者幾乎得不到雇主的保護，尤其是在一些性交易違法的國家。中介往往會跟性工作者簽協定，讓他們保證不會跟客人發生性關系。可是這怎麼可能呢？中介明明做的就是皮肉生意，這樣做當然是為了掩人耳目，不想付法律責任，就算性工作者非法賣淫被抓，也追不到他們頭上。
在性工作不合法的情況下，責任就落在了性工作者身上。中介為了維持純良的外表，當然不會去制定政策保護雇員，例如教他們如何跟客人談條件。
這種虛僞的做法甚至會傷害到其他女性，比如那些攜帶避孕套的女人就有可能被懷疑賣淫。直到2012年，在像舊金山和華盛頓這樣的大城市裡，美國警察還會用避孕套作為判斷女性從事性工作的證據。如果警方懷疑女性賣淫，就可以拘留她，然後搜查住處，假如發現了足夠多的避孕套，就能作為她賣淫的證據。
諷刺的是，這種做法不僅沒有減少性交易，反而讓真正的性工作者們不願意用避孕套。這樣一來，她們的工作風險就更高了，可能會感染艾滋病、各種性病，更不用說意外懷孕。
5. 社會不包容性交易的可見度
很多人在路邊看見流浪漢乞讨，是不是都會轉過身去，當做沒看到呢？和乞讨一樣，性交易也是許多人不願意見到的事情。也就是說，大衆更在意性交易是不是光明正大，而不關心性工作者們的安全問題。
例如，人道主義組織“Equality Now”最近請求《村聲》雜志停止釋出帶有女性裸體的性服務廣告。于是，《村聲》雜志做出改變，要求性工作者在登廣告的時候不能再放性感的全身照片，而是放一張證件照。
你發現問題出在哪兒了嗎？其實大衆真正在意的是性交易的可見度，他們不願意接受社會上就是存在性工作的事實，在大衆眼裡，如果讓性交易光明正大，就會敗壞社會風氣。
不過根據美國法律，性工作者确實有做廣告的權利。事實上，很多州都曾試圖禁止性服務廣告，但都被法庭拒絕了。比如在華盛頓州，有人提出一項禁止性廣告的法案，最終被宣布無效。為什麼呢？法官表示，法案的用詞太寬泛，假如真的通過，那所有線上演講都可以被判定為不合法。
還有，在田納西州，一項禁止性販賣廣告的法規也被駁回了。怎麼回事呢？同樣的原因，它的描述範圍太廣，因為“性販賣”這個詞可以用來表示任何形式的性服務。
6. 什麼是性自由？
美劇《欲望都市》，裡面的四位美女感情生活可以說相當豐富，男友換了一個又一個，她們被打造成了大城市的麗人形象，可見流行文化對開放的女人接受度還是很高的。可是演戲歸演戲，在現實社會中，人們對性生活活躍的女人還是有看法的。
這種對于女性的道德評判，其實跟人們對性工作者的看法有着緊密的聯系。為什麼這麼說呢？每次出現女性遭受強奸的事件，就會有“直男”出來說她們是“自找的”，“誰讓她們穿那麼暴露，舉止那麼風騷呢？”，這就是所謂的“蕩婦羞辱”。
2006年，多倫多警察邁克爾·辛古尼迪的講座更是強化了這種觀點，他跟女大學生講應該如何穿衣服，進而避免成為性暴力的受害者。按照這種邏輯，隻要衣着暴露的就是蕩婦，蕩婦就活該被強暴嗎？
這簡直是強盜邏輯！女人們當然不願意了，2011年，她們在多倫多組織了第一次“蕩婦遊行”抗議。她們想要性自由，希望能想穿什麼就穿什麼，不用為此覺得恥辱。
然而悲傷的事實是，參與“蕩婦羞辱”的不僅僅是男性，不少女性也幫忙強化了這種道德評判。在這些女人眼裡，女人就分“正經”和“放蕩”兩類。比如說，如果一個女生被人罵“蕩婦”，她的閨蜜們可能會說“她才不是蕩婦呢！”。表面上看她們似乎在幫朋友打抱不平，但仔細想想，這意味着她們的觀念裡其實也有一個固化的“蕩婦”形象，隻是她的朋友不是這樣的罷了。
這些人沒有意識到，所謂的“蕩婦”可能隻是性觀念開放，她們不願意接受傳統觀念裡的“婦道”。所謂“婦道”，難道不正是一種陳舊思想嗎？抛棄這種固有觀念，本身就是性解放的一方面。
編輯|涼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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