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着玩手機何以成為行為藝術？龐寬14天無間斷直播的無力與陳舊

記者 | 尹清露

編輯 | 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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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褲子樂隊成員龐寬與星空間畫廊合作的14天無間斷直播活動引發了大量關注。從4月23日起，他開始直播自己為期兩周的行為藝術《拜拜迪斯科》，他準備了一箱水、一箱飯、一箱酒、一箱零食和一箱衣服，在一個2.5X2.5米的台子上吃喝拉撒。

對于這一行為藝術展的評價目前褒貶不一。一些人對此嗤之以鼻，藝術家孫策在評論文章《你好，請收回表演式共情》中指出，這一舉動并沒有引發現實性思考，反而是在用虛假的儀式感掩蓋真正的思考；在公衆号“Hi藝術”對業界人士的訪談中，藝術家Ash Zing疑惑于是否現在有錢有流量就可以做個展，以及這種過時的行為為什麼還要翻來覆去地做。也有人覺得這樣的評價有失公允，如策展人任柏玉就發文《龐寬、苦難和藝術中的倫理道德》，認為現在為作品的影響下結論還為時過早，并指出龐寬的行為雖然略顯潦草，但是确實在情感上陪伴和撫慰了一部分人，這使它擁有了鮮活、生動的精神性力量。

龐寬行為藝術直播截圖

5月1日，當直播還在繼續，一名上海女性在電話亭住了一個月的新聞傳出， 部分網友指出“這比龐寬的行為藝術要真實得多”。截止到5月3日，龐寬在微網誌裡更新了狀态，表示“水飯消耗過半，脫發比較嚴重”，但在此以外，除了幾名偶然闖入的觀衆，畫廊裡幾乎沒有任何意外情況發生。比起龐寬無限趨于平靜的畫廊日常，這次事件引發的争議或許更值得我們關注：這到底隻是一場糟糕的作秀，還是一件合格的作品？如何界定行為藝術從來就是一個難題，但是從争議聲以及過往的類似作品出發，或許我們可以嘗試理清思路。

“饑餓藝術家”不饑餓：龐寬的行為藝術作品成立嗎？

行為藝術在中國起步較晚，在85新潮美術運動中才形成了第一批國内行為藝術家，這種具有強烈激進性的藝術形式正适用于85鬥士們颠覆“架上繪畫革命”的需要。比如在1986年，還是美院學生的丁乙、張國梁和秦一峰在上海街頭将自己的身體用黃布纏了起來，這一新奇的藝術行為引發市民震驚；同年，黃永砯等人舉辦了名為“廈門達達”的展覽，各種繪畫和裝置作品在展出之後統統被付之一炬，以此展現了藝術家超越現有藝術形式的決心；1988年，湖北藝術家魏光慶在武漢的鐵路上展示了作品《關于“一”的自殺計劃模拟體驗》，他全身包裹着白布橫卧在鐵路中間，也引來大量路人圍觀。

90年代行為藝術在國内逐漸發展成熟，并于千禧年間迎來重要節點，出現了大量具有自虐、自殘傾向的作品，且暴力化的程度不斷更新。1994年，藝術家張洹将蜂蜜塗滿全身，在北京東村一個公廁裡靜坐兩個小時，引至蒼蠅粘滿身體；在2000年的“對傷害迷戀”展覽上，朱昱在北京某醫院從下腹部取了一塊皮膚，并将其縫合在一塊豬肉上；同年，藝術家楊志超也采取了類似的做法，在不打麻藥的情況下，讓醫生在他的肩上“種”了兩棵草。

雖然上述作品中的一些做法在今天看來已經不夠“前衛”，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卻是石破天驚的存在。面對這樣的行為藝術作品，許多普通觀衆發出了“這也能算藝術嗎”的質疑，身體傷害類作品更常常被批評為隻是為了吸引眼球、嘩衆取寵。值得注意的是，同樣是遭到批評，對龐寬這件行為藝術作品的批評卻與上述恰好相反——評論者普遍認為這件作品無力而虛弱，龐寬在畫廊的生活相對安全舒适，既沒有風餐露宿，也沒有承擔太多風險或痛苦，并不具有行為藝術應有的批判力度。作為對照，其他一些以身體為媒介、承受了肉體痛苦的行為藝術被頻頻提及，比如公衆号“反抄襲的藝術”就列舉了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何雲昌的禁食行為作品。

在争議聲中，被提到最多的是美籍華裔藝術家謝德慶，他一生中隻創作了六個作品，每一個都與時間和囚禁的主題有關。在1978年的第一個作品《籠子》中，他在公證人的監督下把自己在一間牢籠中關了一年，期間不與任何人交談、不讀書不看報，從籠子裡出來後，他變得敏感脆弱，無法和别人進行正常的交往，這種代價也構成了整個作品的一部分。評論文章《無效的圍觀，無力的表演》指出，謝德慶“無事可做、浪費時間”的狀态展現出藝術家對于存在本質的洞察，而可以吃喝玩樂的龐寬似乎隻是在回避生命的真相。

像謝德慶這樣将身體置于極端狀态的行為藝術作品，往往常見于西方上世紀60年代興起的觀念藝術，如加州藝術家克裡斯·伯頓就曾數次進行過禁食行為——1971年，他把自己關在一個儲物櫃裡五天，唯一的供給是一大瓶水；1975年，他在畫廊的三角形平台上躺了二十二天，期間他沒有說話，沒有吃東西，他和觀衆也無法看到彼此。伯頓認為，作品所涉及的個人危險是一種激勵因素，意味着對身展現實的超越。

克裡斯·伯頓行為藝術展覽現場。圖檔來源：Ronald Feldman Gallery

在這些作品中，藝術家無一例外地對身體實施了某種暴力，将自己置于一種邊緣性的、不被人了解的地位。卡夫卡在小說《饑餓藝術家》中就描繪了這樣一個角色，小說開頭奠定了角色的悲慘基調：在那時，饑餓表演已經式微，人們不再有興趣看這種表演了，但是藝術家出于職業榮譽仍舊向大衆展示着他不吃不喝的本事。看守們日夜在旁邊負責監督，以免他偷吃東西，而為了自證清白，他又不得不更加完善自己的藝術工藝。這一系列充滿悖謬的過程，讓藝術家更加日趨邊緣。

謝德慶與“饑餓藝術家”的相似之處在于，他們都通過主動地異化自己的身體，展現出人在荒謬現實中追求自由的痛苦，對于他們來說，自虐式的行為就像是一種自願的“不得不為之”。謝德慶将生命本身視為終生監禁，而“饑餓藝術家”在生命最後的時刻向馬戲團主管吐露了心聲，坦白自己之是以忍饑挨餓，是因為“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這樣的食物，請相信，我不會這樣當衆出醜，并像大家一樣吃得飽飽的。”相比于這樣的異質性存在，龐寬隻是在正常地躺着刷手機、看《甄嬛傳》，并沒有主動地超越自己的身展現實。策展人林梓這樣評論直播中的龐寬：“他隻是另一個資本社會裡自律謹慎的個體……沒有做出格的事情，沒有驚人的舉動，更沒有行為背後異于常人的邏輯或者哲學。”

《饑餓藝術家》

[奧] 弗朗茨·卡夫卡 著 南纾 等 譯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7-9

或許，連同直播的觀衆一起，我們都是這樣“自律謹慎的個體”。謝德慶作為一名美國的非法勞工，能夠更深切地體會到作為“邊緣人”的生存狀态，而許多人并不能。龐寬作為微網誌坐擁59萬粉絲的音樂人，本身便擁有獲得更多關注的能力，無需太多肉身苦行也可以迅速得到支援和流量。相較于謝德慶而言，曆史語境的缺失以及生命狀态的不同導緻了龐寬這一作品的羸弱與無力。

評論文章《龐寬與謝德慶：行為藝術家異化自身的勞動》則提醒我們注意兩人在身份和勞動力性質上的不同：雖然做的都是關于身體和時間的作品，但是謝德慶的勞動價值更接近一個勞工，甚至可能換取不了一個合法勞工的最低時薪，而龐寬做這個作品時犧牲的勞動價值是作為音樂人的價值，即使保持幾天不工作，也無法在根本上傷及其生存。龐寬的沖動和勇氣固然有其價值，但是我們不禁要問，“饑餓藝術”是否本來就不是他最行之有效的表達方式呢？

表演而非行為？對《床上和平》及其争議的回顧

對龐寬的另一重批評聲音，是認為這場直播隻是一場“虛僞的作秀表演”，這個說法令人想起另一行為藝術事件，即約翰·列侬和小野洋子的《床上和平》（Bed-in for Peace）。1969年，這對夫妻為了反對越南戰争，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酒店内穿着睡衣躺在床上整整七天，在這期間的每一天，全世界的媒體都會湧入房間，投入對這場行為藝術的“直播”，與列侬讨論人權、社會等議題。雖然主流評價多是贊美，其中也夾雜着不少批評，比如認為列侬隻是一個袖手旁觀的自由主義者，嘴上聲稱關心遠方戰争，卻把靜坐抗議留給學生，自己在安全的房間裡上演卧談會，享受周到的客房服務。

《床上和平》行為藝術現場。截圖自同名紀錄片

這場舉世聞名的卧床行動引發了後世的許多模仿或緻敬，比如綠洲樂隊（Oasis）就曾在歌曲《Don't Look Back in Anger》中唱道“我要從我的床上開始一場革命”。這件作品的影響力持續至今，兩年前，一名國内藝術家做出了另一版本的《床上和平》。

從2020年1月26日到2月1日，李怒獨自一人将自己“隔離”在工作室内一張3平米的床上7天，李怒為7天賦予了輪回與重生的含義。工作室的螢幕記錄下了他的日常生活：翻書、聽音樂、吃東西、飲酒、跟家人視訊聊天。但是對李怒來說，效仿隻是形式上的，在意義上卻是要否定列侬的做法，他把作品的表演性降到最低，拒絕一切新聞報道和媒體采訪，也不看任何新聞報道。他認為，這場行為“不是基于宣言，而是基于妥協”，通過日常，他想要做到的是“反日常”。

李怒的行為藝術作品《床上和平》。截圖自作品紀錄短片

雖然李怒和龐寬都是在回應疫情的現實，但是在作品的表演性上，龐寬與列侬更加接近。考慮到列侬的名氣，他無論做什麼都能上頭條新聞，這與頻繁上熱搜的龐寬頗為相像。在一則為作品做準備的播客中，龐寬就曾猜測這次直播一定會人氣爆棚，事實也的确如此。不過兩者也存在重要的不同，列侬和小野洋子作為持續為和平發聲的行為藝術家，确實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現實，那個時代最著名的反戰歌曲之一就來自于此次示威活動。1969年，列侬在蒙特利爾的另一次卧床行動中寫下了歌曲《給和平一個機會》，後來成為反越戰運動的聖歌。

而迄今為止，龐寬的這件行為藝術作品似乎并沒有激起太多有效的思考。林梓指出，這次直播的關注度基本上是由龐寬本人帶來的，就這個行為作品本身的關注價值而言則幾乎沒有，這使得這件作品變得更像是表演和真人秀。林梓還提到，龐寬似乎沒有意識到藝術的價值來自于過程，而非結果，他明明可以利用20多萬的熱度做一些更有意義的、超出觀衆預期的事，但是他隻是以一種百無聊賴的心态度日。

行為藝術對過程尤其重視，不同于架上繪畫更傾向于關注最終的成品，行為藝術必須在過程中展現其作品性。藝術家周斌曾在《行為藝術課》一書中強調，行為藝術中對身體的運用不是象征或比喻，而是要讓“身體在場”，要專注于每分每秒可能發生的偶然性，這使行為藝術差別于戲劇表演。通過颠覆日常、創造偶然，進而讓熟悉的東西變得陌生（make the familiar strange）。可惜的是，龐寬隻是再現了令人熟悉的日常，觀衆的關注點幾乎都集中于他怎麼上廁所、不能洗澡怎麼辦，并把他當做實時“電子寵物”。這樣的陪伴和慰藉當然很好，但這就足夠了嗎？距離李怒的作品已經過去兩年，疫情已極大地改變了這個世界上人的心智、精神面貌以及人與人的關系，今天的情況與當時也無法同日而語，僅僅是表演隔離在家的閑散日常，或許已經無法指涉任何有意義的現實了。

尾聲

通過上述的梳理，我們不難提出這樣的問題：當一個所謂的“業餘人士”想要跨界做行為藝術，ta是否需要達到一定的門檻？這指的不僅僅是技藝或創作經驗的門檻，也事關一個人的生存狀态。謝德慶的勞工身份與他對生命的态度密不可分，這些悉數展現在他的作品中，對于龐寬也是同理。

随之而來的另一個問題便是，如果龐寬的直播藝術是無效或者糟糕的，那麼我們怎樣用藝術來思考當下的現實才是有效的？對于這個問題，不同人一定有着不同的答案，不過，被稱為“行為藝術之母”的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的回答或許有其借鑒意義。在一次采訪中她提到，行為藝術在當下難以進行是無法避免的困境，但是她并不認同創作要對新冠疫情等事件進行回應。她認為，新聞直接地影響到人的思考和創作是很危險的：“直接基于疫情的作品就像是對每日新聞的再生産，而藝術應該讓人‘不安’，應該向人發問，應該預測未來。”

參考資料：

阿布拉莫維奇談疫情下的行為藝術：身體是唯一與我關聯的場所 | 澎湃新聞

https://mp.weixin.qq.com/s/KBCIXmgY1fWLfZsT4wSJUA

藝術應當捕捉現實社會頭上的虱子｜李怒《為和平卧床》

https://mp.weixin.qq.com/s/TtGWTia8ZV5jqtvwKO2YhA

你好，請收回表演式共情 | 反觀雕塑

https://mp.weixin.qq.com/s/ufRnjZoHOwYBtOS9alNTGw

龐寬、苦難和藝術中的倫理道德 | 藝術家飲酒樂園

https://mp.weixin.qq.com/s/9wqJQzn4IgRIgjyGMxS7_g

龐寬14天隔離直播，是藝術的反思還是虛假的作秀？| Hi藝術

https://mp.weixin.qq.com/s/yCjYVqRQVgQaPCGud-I5OQ

300萬人圍觀“主動隔離”14天的龐寬行為表演，有必要嗎？| Dominoart

https://mp.weixin.qq.com/s/WTwpDM5F1LDGqj_6atwFwg

手把手幫龐寬拯救自己的作品 | 繪畫藝術壞蛋店

https://mp.weixin.qq.com/s/NouUNv2G5dYuqpFlvtbO2g

龐寬與謝德慶：行為藝術家異化自身的勞動 | WEG 維格列藝術

https://mp.weixin.qq.com/s/9Nw-96awX7oppuSOZaDGRQ

《行為藝術課》周斌 著 上海三聯書店 2021-6

《異化的肉身：中國行為藝術》魯虹、孫振華 著 河北美術出版社 2006-6

《饑餓藝術家》 [奧] 弗朗茨·卡夫卡 著 南纾 等 譯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