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寺，賈敏
匈牙利的難民危機
近日，一篇LeftEast網站上的文章詳細闡述了匈牙利目前的難民危機，及其在一個自上而下煽動反移民情緒的國家的曆史脈絡。本文最初發表于Mérce網站，作者是Árpád Kocsis，由Noémi Bíró翻譯成英文。以下為部分摘錄。
羅姆人遭受的曆史偏見在這次難民危機中表現出來。來自烏克蘭的羅姆人難民是在與非羅姆人難民分開的火車車廂中到達匈牙利Záhony（匈牙利邊境城市，毗鄰烏克蘭）的，他們在臨時住所受到不同的待遇，當局對他們進行不斷的檢查，但對非羅姆人難民則沒有。他們中的許多人将盡快回到烏克蘭，而不是留在匈牙利。
當地時間2022年3月7日，烏克蘭難民持續湧入鄰國匈牙利。
乍一看，自烏克蘭戰争爆發以來，匈牙利政府對難民的态度似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3月初，總理說：“從烏克蘭抵達匈牙利的任何難民都不會無人問津。”他們以前對難民可不是這樣的态度。據說，現在的難民将被提供三個月的服務。那些沒有匈牙利聯系人的人将被提供臨時住所，而雇用難民的公司将獲得國家補貼，以支付新來者的旅行和住宿費用。企業家精神将一切簡化為一個共同點，以便将其融入生産：盡管難民的到來不會解決“勞動力短缺”問題，但國民經濟已經準備好迎接挑戰。這與人們在2019年聽到的關于“白皮膚、基督教徒的勞動力”的叙述不同，當時他們甚至不屑于剝削這些移民。
然而，政府的叙事雜技需要加強移民和難民之間的重要差別，盡管這種差別完全不是不言自明的。2018年，“阻止索羅斯”（Stop Soros）法案為此提供了基礎，旨在制裁那些為幫助難民而成立的組織。根據這項立法，移民被定為“維生移民”（subsistence immigrant），而難民則是受迫害者。他們中的一個是“非法的”，而另一個是由匈牙利官方計劃援助的。
同時，由于國際法中沒有正式的定義，移民的概念本質上是不明确的。而如果從援助和好客（hospitality）的角度來看，差别是可以忽略不計的。無論某人是逃離氣候變化或戰争，還是因為謀生變得不可能而改變自己的國家，都沒有差別。在政府的字典裡，情況并非如此。“移民”一詞被插入匈牙利語言中，雖然邊境對它所指的人關閉，但這個詞本身卻無限制地運作。在2019年委内瑞拉危機期間，區分“維生移民”和難民也被證明是有效的。總理說：“難民不是移民，因為他們敲門了”。仿佛成為難民是一個禮儀問題。
對于烏克蘭難民的到來，人們也有同樣的論調。難民有護照，對幫助表示感謝。他們很餓，而移民則假裝成别人，尋找WiFi，穿過栅欄并大喊大叫。2015年，移民來自遠方，經過了幾個被認為安全的國家；現在，波蘭、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是烏克蘭難民的第一個安全國家。
然而，這些對難民行為的籠統判斷其實并不成立。為了了解這一點，需要再次看一下2015年的事件。匈牙利不是大多數人的目的地國家，而那些設法申請庇護的人幾乎無一例外地繼續向西歐前進。那些反對布魯塞爾、索羅斯和“親移民”組織的言論，以及那些維護“被圍困的國家”和“歐洲的堡壘”形象的全國性協商和公投，導緻匈牙利群眾大大高估了問題，這些想象也掩蓋了庇護制度（asylum system）的完全瓦解。
早在2015年底，政府就關閉了位于Debrecen（匈牙利第二大城市）的全國最大的接待中心，取消了對難民融合的支援，并使送出庇護申請更加困難。2016年之後，庇護申請隻能在Röszke和Tompa的過境區（transit zones）遞交。這些申請需要幾個月的時間來處理，絕大多數的申請都被拒絕了。最後，到2020年，過境區被終止。
中轉區從一開始就在非法運作，歐洲法院裁定，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難民被非法關押在那裡長達三年之久。在過境區存在期間，有26起警察餓死被拘留者的案件被證明。由于邊境事件和非法驅逐出境，即使Frontex（歐洲邊境和海岸警衛隊）也決定從匈牙利撤出。
鐵絲網和饑餓是2015年後匈牙利難民政策的特點。安全叙事和敵對言論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在匈牙利申請任何形式的保護的難民越來越少，特别是自2016年3月歐盟将難民問題外包給土耳其以來。2018年有671人申請，2019年有500人。
沒有難民的難民問題，連同移民危機，已經毫無道理地持續了7年——這一切都基于 “非法越境者”這個數字。“越境者”的數量在塞爾維亞邊境持續增長，而自2015年以來在塞爾維亞則完全沒有變化。
是以，2022年2月24日開始的烏克蘭戰争造成的難民危機，讓匈牙利發現其庇護系統處于崩潰狀态。全國隻剩下一個難民營，在Vámosszabadi，可以容納300人。這種情況由于過去15年社會安全網的瓦解而變得更加嚴重，這對那些缺乏匈牙利人脈和足夠資源的難民産生了負面影響，他們無法養活自己，是以嚴重依賴國家的援助。新來者也不能依靠醫療系統，該系統受到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摧殘，資金不足，捉襟見肘。雖然政府通過“匈牙利幫助計劃”向大型人道主義組織提供了支援，但事實證明，小型組織的工作才是關鍵。雖然難民在法律上可以獲得免費藥品，但鑒于該國有1600多個城鎮和村莊沒有藥店，這遠非天衣無縫。
從烏克蘭來的人隻能申請最長一年的臨時保護。在很長一段時間内，隻能從基輔申請庇護，因為嚴厲的庇護規則也适用于烏克蘭。在3月21日前抵達匈牙利的42.9萬名難民中，隻有4400人在該國定居并正式申請庇護。平均而言，一百個人中有一個人被國家安置，其餘的人要麼被群眾協助，要麼決定傳回他們的戰争國家。
然而，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裡，4400人仍然比匈牙利在2016年應該安置的難民人數多三倍。今天，歐洲正面臨着80年來從未見過的難民危機，每天抵達布達佩斯紐加蒂火車站的人數比當年需要庇護的人數還要多。
在這些抵達者中，有來自外喀爾巴阡的羅姆人家庭，他們面臨着多重困難。他們受到針對“移民”的種族主義政策的影響，該政策賦予膚色、自然化和民族化的文化差異以負面屬性。羅姆人還受到目的地國家根深蒂固的反羅姆人情緒的影響。不可饒恕的責任在于匈牙利政府，以及自2015年以來越來越多的“親政府媒體”，它們将種族歧視正常化和輕描淡寫。
許多羅姆人從烏克蘭作為難民來到這裡，但根據他們的外表，這些人不被視為難民，而是被視為吉普賽人，這與各種負面含義聯系在一起。
成立于2015年的“移民援助”（Migration Aid）組織，一直處于政府攻擊的中心。甚至在幾個月前，這個被貼上“索羅斯主義”标簽的組織還不得不證明他們不是“國家安全威脅”，盡管他們自2015年以來一直與憲法保護辦公室保持關系，并通過該辦公室獲得過境區的入境許可——連記者都被排除在外。
據這個組織的從業人員介紹，一些羅姆人家庭已經傳回外喀爾巴阡，因為他們的接待條件不适合他們。例如，當捐助者看到他們必須為羅姆人家庭提供住房時，許多人撤回了提供住宿的提議。
在烏克蘭學習的學生，通常來自非洲國家，以及來自外喀爾巴阡的羅姆人，他們的到來，給難民組織、邊防軍和警察帶來了特别敏感的挑戰。至少，在作者采訪的援助組織和活動家的陳述中是這樣的。在Záhony，外喀爾巴阡的羅姆人和非羅姆人難民受到不同的對待；後者被允許在白天留在他們的住所，而羅姆人被要求離開大樓。
難民之間的歧視在 2015 年之後才有所增加。但在 2022 年的難民潮中發生了與 2015 年相同的事情：社會動員起來并提供幫助。政府花費數月時間來轉移和扭轉被釋放的力量：南部邊境被關閉，鐵絲網豎起，仇外心理和偏執狂被系統化。
當然，匈牙利的情況并非個例。英國已盡其所能使烏克蘭人幾乎不可能進入該國——從不透露大多數簽證申請中心的位置到關閉那些已經宣布的簽證申請中心，這證明了歐洲的深刻危機。在烏克蘭學習的非洲學生被拒絕進入波蘭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
烏克蘭戰争爆發後，法國四月總統選舉中的極右翼候選人之一埃裡克·澤穆爾立即表示，他不支援接納烏克蘭難民進入法國，因為他認為這可能會破壞該國的穩定。他後來在公衆強烈抗議後糾正了這一點，說他歡迎烏克蘭人的到來，但不歡迎阿拉伯人的到來……争取團結總是艱難的。
法國大選揭示的社會斷裂
在當地時間2022年4月24日進行的法國大選第二輪投票中，馬克龍總統以57.6%的得票率戰勝勒龐成功連任。法國國家公共研究所（Ifop，Institut français d'opinion publique)）評論部主任傑羅姆·富爾凱（Jérôme Fourquet）日前在《衛報》撰文指出，這輪投票揭示了法國是一個嚴重斷裂的國家，就像英國脫歐展現了英國社會的分裂，如今法國也分成了兩個有着不同地理和社會特征的選民群體。
當地時間2022年4月24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巴黎戰神廣場發表勝利演講，支援者在現場積極響應。
兩者之間的隔閡首先是代際的，馬克龍吸引了65歲以上和18-24歲選民中70%和68%的選票，這兩個群體的共同特點是在勞動力市場上都沒有顯著的活躍表現。大流行、烏克蘭戰争和通脹壓力可能都有助于馬克龍拉攏老年人，他們本就對勒龐對政治穩定造成的威脅感到擔憂。馬克龍将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後又減到64歲）這一極具争議性的承諾進一步提高了這一年齡段選民對他的支援，已經退休的他們不需要做出個人犧牲，因而對承諾在财政上保障終身俸制度的改革感到滿意。勒龐對這一提案的大力攻擊提高了她在一部分工作人口中的支援率。民意調查顯示馬克龍和勒龐在工作年齡人群中的支援率勢均力敵。
更顯著的鴻溝是社會層面的。馬克龍獲得了資深商業主管和進階專業人士階層74%的選票，勒龐則斬獲了包括體力勞動者和文職雇員在内的勞工階層中58%的支援。在自雇和中産階層中，馬克龍和勒龐的得票分别是60%和40%。有産階層和無産階層的分歧部分與收入相關（月收入超過2500歐元的人中76%投票給了馬克龍，月收入低于900歐元的人中隻有44%做出了同樣的選擇），但同時也是一種文化分裂。和英國類似，教育分野在法國已成為一項決定性因素，它不僅與職業和收入不平等有關，同時也導向了不同的文化觀點。
教育水準對人們對社會、周遭世界、少數群體和權威的态度有很大影響。這一現象在這次投票中得到了鮮明展示，78%的進階學位持有者和63%的學士學位持有者投票給了馬克龍，高中文憑持有者中支援馬克龍和勒龐的人數相近，分别為53%和47%。沒有高中文憑的人中56%選擇了勒龐。
社會學家托德（Emmanuel Todd）指出，教育分層現象引起了投票模式的改變。1980年代到1990年代，年輕人中獲得高中文憑繼而追求高等教育的比例急劇上升，最終高中文憑和更高學曆持有者成為大多數這一變化導緻了整個人口按照教育成就重新分層。這種教育轉型帶來了巨大的文化和社會震蕩。
在1980年代的法國，沒有高中文憑是正常的，現在這樣的人成了少數。1980年代的高中文憑是被看重的社會文化标志，如今卻常常是最低要求。40年前沒有高中文憑或基本文憑的人有很多職業可以選擇，現在他們擁有的可能性縮水了，這個群體被限制在非技術性的崗位和行業，他們是收入最低、最不被重視的群體。幾乎可以說，這種提升平均受教育水準的大規模努力參與了共謀，使勒龐可以利用那些沒能攀上教育階梯的人們的怨恨和被社會和文化排斥的感受。
地域分歧也可以被加入這種社會文化張力之中。馬克龍不僅輕松獲得了巴黎人85%的選票，在各大城市也遙遙領先，南特的81%，裡昂和波爾多的80%，斯特拉斯堡的77.7%和圖盧茲的77.5%，勒龐則在“邊緣”法國站穩上風，也就是小鎮、農業城鎮和衰退的前重工業地帶。
富爾凱指出，這樣的社會文化描述之是以和2016年的美國大學和英國脫歐驚人相似，是因為到處都在發生同樣的構造轉換。全球化和與之相伴的後工業衰退，财富和高學曆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移民潮的增加，這一切與教育革命相結合，深刻地重構了西方社會。過去的左右政治分野不再适用于當下的社會經濟版圖，新秩序下的赢家和輸家不斷競争。在這次法國大選中，兩個“部落”找到了各自的頭領。
糧食、肥料與未來
近日，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近期的油價上漲和能源緊張事實上并沒有一些人想象得那麼嚴重，但全球糧食供應存在巨大危機。過去一年間，小麥價格飙升的幅度遠高于油價上漲的幅度。這對美國造成了傷害，對貧困國家造成的傷害更甚，因為這些國家中食物在家庭消費中占的比例更高。
當地時間2022年3月23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面包店，勞工搬運面粉。俄烏沖突導緻全球小麥短缺，許多國家的面包價格上漲。
糧食危機背後是什麼？克魯格曼指出：首先是俄烏沖突的影響，烏克蘭作為一個重要的農産品出口國，鐵路被轟炸，港口被封鎖；俄羅斯為了壓低國内價格，停止了大部分谷物出口；該地區第三大農作物出口國哈薩克斯坦也照做了。其次是肥料方面的原因。現代肥料生産屬于能源密集型産業，戰争開始前俄羅斯是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國，如今暫停了肥料出口。中國作為另一個重要的肥料出口國，從去年開始也為了壓低國内價格停止了大部分出口。這給全球農業帶來了很大問題，尤其是在巴西這樣的新興市場。
克魯格曼進一步分析稱，目前的糧食危機也是關于地緣政治和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教訓。在大多數人的想象中，全球化是一個相當晚近的發展，然而經濟史學家們的研究顯示，早在1870-1913年間，在當時的先進科技——蒸汽船、鐵路、電報——的幫助下，已經出現了一體化的世界經濟。在20世紀早期，英國人的餐桌上就出現了加拿大小麥、阿根廷牛肉和紐西蘭羊肉。随後，包括戰争、極權主義興起和保護主義在内的地緣政治扼殺了這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中的大部分。直至戰後建立起“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貿易才開始複興，并用了約40年才恢複到1913年的水準。
第一波全球化浪潮結構相對單一，主要是先進經濟體生産的商品和小麥等初級産品的交換。以複雜價值鍊為特征的現代世界經濟則确實是1990年代之後才發展起來的，例如富裕國家生産的汽車使用了來自日本的晶片和來自墨西哥和烏克蘭的線束，很大程度上有賴于集裝箱運輸和現代資訊技術，并将世界貿易推向了新的高度。然而，兩種形勢的全球化都需要建立在相對穩定的地緣政治環境的基礎之上，我們雖然還未來到“八月炮火”的領地，但空氣中依然彌漫着1914年的氣味。在克魯格曼看來，尤其令人驚訝的是相比1990年代之後發展起來的複雜經濟關系，近期的經濟問題似乎對老式全球化（或許可以稱為全球化1.0）造成的傷害更大。盡管存在集裝箱短缺、港口堵塞等問題，買到包含來自十多個國家的元器件的電子産品仍然相對容易。真正受到打擊的是小麥、肥料等更為天然的東西。
文章最後指出，即使在俄烏戰争之前，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原因讓人們對全球化的未來抱持懷疑态度。貿易促進和平這種說法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但和平促進貿易卻是确定無疑的。當世界變得越來越危險，很多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比如大宗糧食貿易，可能會變得比人們所意識到的更加脆弱。
責任編輯：朱凡
校對：張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