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國文物保護事業貢獻一生的謝辰生先生（1922-2022）今晨駕鶴西去，享年100歲。
謝辰生先生被譽為“一部活的中國文物保護史”，他曾多次說：“回首自己七十多載的文物事業路，我一直堅信保護文物就是守護國家。”
2019年1月，97歲的謝辰生先生接受文彙報的專訪（李揚/攝）
1949年，他起草了新中國第一個文物法令，此後成為新中國一系列文物法規制定的主要參與者和執筆人，被譽為“文物一支筆”；在“文革”中，他不顧安危上書中央，執筆起草中共中央保護文物圖書的檔案；改革開放年代，他起草新中國第一部《文物保護法》，堅持文物工作“保護為主”；21世紀以來，面對房地産開發浪潮，在古城存廢的曆史關頭，他更是與“推土機”抗争，全力加速了大陸曆史文化名城保護的立法程序。
2019年1月，本報記者曾登門拜訪了97歲高齡的謝辰生先生，當時由于身體原因，謝老已經大幅縮減了工作，安心靜養。但是即便在視力嚴重下降的情況下，他也時刻關心着文物保護工作。采訪中，讓記者最為難忘的，是謝老對老北京城保護的殷殷挂念，從中能夠感受到他對古城保護的堅定、堅韌與堅守，聽到了他對祖國珍貴文化遺産所懷有的深切的愛！
“江山留勝迹，我輩複登臨。”這是謝老所鐘愛的孟浩然的詩句，他說：“守護民族文化精魂，為江山、為後人留得勝迹在，這是我們這個古老民族走向複興程序中必須邁好的重要一步。”
多少世事皆成過往，隻有那些經由他奔走呼籲而儲存下的古城與文物，最終沉澱為祖國文化遺産的珍貴記憶，永不褪色。謝辰生先生為之奮鬥終身的中國文化保護傳承事業必将薪火相傳！
在此，我們将重溫刊發在2019年1月3日《文彙報》“我和我的祖國——70年70人”系列人物報道的《謝辰生：祖國文物守護人》，以此紀念為中國文物保護事業貢獻一生的謝辰生先生。
《謝辰生：祖國文物守護人》刊發于《文彙報》2019年1月3日的“我和我的祖國——70年70人”專版
2019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謝辰生先生為《文彙報》專訪文章題詞“保護文物，突出特點”。謝老說，突出特點就是要按照文物原先的樣貌去保護。
謝辰生：祖國文物守護人
謝辰生先生被譽為文博界的“國寶”，可以說，文物事業早已融入了他的生命。他是新中國70年文物工作的曆史見證人，更是推動文物保護事業發展最為堅實、堅韌的力量，正如與他相知相交超過半世紀的史學家金沖及先生所言：“在鄭振铎、王冶秋兩位前輩之後，人們稱辰生同志為‘祖國文物的守護人’，他當之無愧。”
追随鄭振铎，“把保護搞好，把政策搞好”
花白的頭發，清癯的面龐，身着藏藍色中式對襟襖，在冬日陽光的映襯下，96歲高齡的謝辰生先生散發着一種柔和而安詳的氣息。
近兩年，謝老的視力開始衰退，但耳力依然很好，思維也十厘清晰。謝老的女兒告訴記者，去年上半年謝老還曾到外地參加會議，6月做了肝囊腫微創手術，經過半年休養，狀态逐漸恢複。就在不久前，他還冒着嚴寒，出席了一個有關曆史文化街區保護的會議，這着實令人欽佩。
事實上，謝老在71歲那年就被确診膀胱癌，後轉移成肺癌，但是20多年來，他沒有向疾病屈服，還學會了與惡性良性腫瘤“和平共處”。手術、化療，出了院繼續奔走、寫信、開會、考察……這種狀态差不多持續到95歲。
記者問謝老：“是什麼動力讓您對文物事業始終全身心地投入？”
謝老不假思索地答道：“因為我這一輩子在搞保護文物啊！這是我應該盡的責任。”語氣和緩，卻清晰有力。
“平生隻做一件事”的謝辰生先生，從何時開始與文物結緣？這要從1946年說起。那一年，24歲的謝辰生跟随大哥、史學家謝國桢來到上海，為北方大學購書，文物專家徐森玉設宴款待。席間，鄭振铎先生談及自己手頭工作繁多，急需人手協助，徐森玉當即就把謝辰生推薦給鄭振铎，商定第二天就投入工作，協助鄭振铎進行戰時文物的清理工作，并參與徐森玉主持的《中國甲午以後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編制。自小就喜歡文史和文物的謝辰生抓住了這難得的機遇，由此，正式走上了文物研究之路。
新中國成立後，1949年11月，鄭振铎被任命為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長赴京上任，他把自己的秘書謝辰生叫來北京，說：“你搞文保工作吧，這事比研究更重要。”當時，謝辰生一心想走研究之路，鄭振铎說：“文物的保護是第一位的，沒有保護就沒有研究。”
鄭振铎還告訴他：“一定要把保護搞好，把政策搞好。”這些話仿佛是照亮前路的明燈，謝辰生牢牢記在了心中，“是鄭振铎先生給我這輩子定在了文物事業上。到現在為止，我也是在執行他交給我的任務。”
鄭振铎交給他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起草新中國最早的一批文物保護法令。 “現在最要緊的問題是斬斷魔爪，不能再讓文物大量外流。”鄭振铎如是說。
年輕的謝辰生最初對文物法規一無所知，鄭振铎手把手教他，将大量古今中外的材料交給他參考，告訴他法律的精神是什麼。就這樣，在鄭振铎、王冶秋、裴文中等人的指導和幫助下，謝辰生開始起草新中國第一批文物保護的政令法規。
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了《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古文化遺址及古墓葬之調查發掘暫行辦法》《關于保護古文物建築的訓示》等第一批保護文物的法規。法令頒布後，文物大規模外流的情況很快得到遏制。這标志着過去聽任中國珍貴文物大量外流的時代結束了，近代以來中國文物被破壞、被盜掘、被走私的曆史結束了。
謝老回憶道，中國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由國家進行的大規模文物保護管理和考古發掘工作開始展開了。
謝辰生先生（資料照片）
1953年，中國開始進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為了配合基本建設，這年10月，政務院下發了由鄭振铎親自起草的《關于在基本建設工程中保護曆史及革命文物的訓示》；1956年，又下發了由謝辰生起草的《關于在農業生産建設中保護文物的通知》。
随着建設的發展，國家進一步提出“既對文物保護有利，又對基本建設有利”和“重點保護，重點發掘”方針。謝老回憶說，1954年對北海團城的保護，是執行這一方針最好的例證。當時，北京市在拓寬馬路的計劃中，要拆掉有着800年曆史的北海團城，鄭振铎先生堅決反對，梁思成也寫信給周恩來總理表示反對。1954年夏天的一個下午，周總理突訪團城實地考察，在團城足足坐了兩個小時，最後說：“拓寬馬路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拆團城。”總理最終決定将一街之隔的國務院的圍牆向南退了20米，保住了團城。
1956年，關于是否拆除北京城牆的争論很激烈，謝辰生和羅哲文都堅決反對拆城牆，他們被稱作“城牆派”。謝辰生主張，“凡是可拆可不拆、或非在今天就拆不可的東西，應‘刀下留人’，多展開讨論，甚至多留幾天、或幾年再動手。”甚至在辯論中，他提出“甯可多保，不使錯拆”。
為此，謝辰生執筆起草了文化部建議國務院保護北京城牆和西安城牆的報告，盡管北京城牆沒保住，成為他至今的遺憾，但所幸卻保住了西安城牆。1961年，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機關名單中，西安城牆赫然在列。
“為什麼要保護文物？文物是民族文化的載體，對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曆史是根，文化是魂啊。一件文物一旦被拆毀了，依附在其上的珍貴價值也就不複存在了。我們怎麼能讓自己的國家民族斷根丢魂？”謝先生說道。
2012年，謝辰生先生在三峽（資料照片）
執筆立法，為文物事業建章立制
有人說，謝辰生的人生經曆就是半部新中國文物保護立法史，這話一點都不為過。新中國第一批保護文物的法規、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以及改革開放以來許多文物工作的法令條例，幾乎都是他參加起草或主要起草的。
“法律條文應該是硬邦邦的，是結論不是讨論，不能有太靈活或者不嚴謹的表述。今後《文物保護法》的修訂，隻能從嚴，不能從寬，這個原則必須長期堅持。”這是謝老從事文物立法數十載所總結的深刻洞見。
上世紀50年代末，“大躍進”高潮過後，為了糾正過往的偏差，迫切需要一部全面系統的法律。是以文物局開始起草《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由謝辰生執筆，前後寫了11稿，曆時一年多，終于在1960年11月17日由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條例》第一條就明确規定，“一切具有曆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文物，都由國家保護。”
《條例》還第一次提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機關”的概念。謝老至今還記得在國務院全體會議讨論通過第一批全國文保機關時的一段小插曲。當時，會議由陳毅副總理主持，陳毅看到檔案後突然站起來說：“這個會議，我不能主持”，“我們是五千年文明古國，那麼多文物，你們提出才保護180處全國重點文物，這不行。”從業人員趕快告訴他，這隻是第一批，還有第二、第三批，還有省級、縣級文保機關。陳毅一聽，說“這可以”，才坐下來。
“文革”中，“破四舊”危及文物，謝辰生和同僚們挺身而出，大聲疾呼要劃清文物與“四舊”的界限，他提出“文物是史料，有的文物不砸還可以作反面教材、曆史見證”。1967年，他先是起草了《關于保護革命文物和古代文物的倡議書》，之後又受命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在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圖書的幾點意見》。自此之後，大規模破壞文物的現象得到了遏制。
北京古觀象台的保留，也是謝老至今津津樂道的。1968年，北京準備興建中國第一條地鐵，正好要從一座500年曆史的古觀象台底下穿過，按計劃，施工機關要把觀象台拆掉移放到他處儲存，謝辰生和羅哲文兩人思來想去，最後還是給周總理寫了報告，希望這座明清兩代進行天文觀測的觀象台能夠原址保護。周總理看後，立即批示“這個天文台不要拆”，還批了一大筆經費，讓地鐵繞道。
1995年，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成員商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左起：謝辰生、劉九庵、楊仁恺、謝稚柳、啟功、徐邦達、傅熹年（資料照片）
1977年，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王冶秋開始組織制定《文物保護法》，謝辰生作為主要起草人開始着手起草這部重要的法律。這部法律的起草曆經5年，數易其稿，最終于1982年公布實施。《文物保護法》規定，“文物保護機關在進行修繕、保養、遷移的時候，必須遵守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原則”，還提出“具有重大曆史價值和革命意義的城市，由國務院公布為曆史文化名城加以保護”。這部法律成為了改革開放以後國家文物工作的根本大法。
此後在上世紀80年代的發展建設中，文物界内部關于文物保護也曾出現嚴重分歧，甚至有人提出“以文物養文物”，謝辰生反對這種思路，頂住各種壓力，始終堅持保護為主的立場。終于在1987年11月，國務院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通知》，強調“加強文物保護，是文物工作的基礎，是發揮文物作用的前提。離開保護就不可能發揮文物的作用。”謝辰生全程參與了這份《通知》的起草，他堅持“保護為主”原則，至此，“以文物養文物”的思路從國家的層面被徹底否定了。
言及此，謝辰生先生頗為感慨：“從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們的文物保護方針，排除了來自各方面的幹擾，指導思想始終堅持把保護放在第一位，依靠群衆來保護文物，依靠法制來保護文物。70年來，文物工作正确的方針沒有變過，這多不容易啊！”
2004年8月，在敦煌研究院建院六十周年暨常書鴻誕辰一百周年期間，謝辰生與樊錦詩現場研究石窟保護規劃方案（資料照片）
奔走疾呼，熱血丹心護古城
1995年，謝辰生從國家文物局顧問的崗位上離休，此時他年過古稀，并查出身患癌症。而恰恰這時，中國曆史文化名城保護卻四處告急，每一道拆遷令，每一條胡同的命運，都牽動他的心，使他無法停下腳步。
2000年，在危舊房改造中，一片片老城胡同在推土機的轟鳴中消失，令文保界扼腕痛惜。
“我小時候住在白塔寺的小水車胡同，回想那時家裡一進進的四合院，垂花門、丁香花、藤蘿架，真漂亮！”謝老說，“北京作為曆史文化名城，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但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錯誤的危舊房改造方式，對胡同、四合院大拆大建，推平頭、蓋大樓，對古都風貌造成了相當嚴重的破壞。”
他甚至認為，拆掉古建就是拆毀曆史。2002年，他和鄭孝燮、侯仁之、張開濟、吳良镛、羅哲文等25位老專家一起緻信中央上司，緊急呼籲“立即停止二環路以内所有成片的拆遷工作”。
2003年3月，謝辰生又兩度因四合院的保護問題緻信北京市上司，他寫道：“四合院是古城的細胞，毀掉四合院，古城的生命也就消失了。”
同年8月，心急如焚的謝辰生再度提筆，寫信給中央上司，表達對北京舊城改造的憂慮，呼籲盡快出台措施對四合院嚴加保護，禁止拆除，并寫道：“今後我隻要有三寸氣在，仍将繼續為保護祖國文化遺産而努力奮鬥，向一切危害我們黨的事業的種種不良現象作不懈的鬥争。”最終，國家上司人在謝辰生來信上就曆史文化遺産和古都風貌保護作出重要批示，大規模拆除被喊停。
2013年初冬，謝辰生在北京安貞裡家中
也正是以，北京制定了《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年）》，明确提出曆史文化名城的整體保護原則，并對保護“胡同—四合院”傳統建築形态做出具體規定。可以說，正是在謝辰生和一批文保專家锲而不舍的努力下，舊城改造從此走上了堅持政府主導、公益性優先的道路。
老城改造每到關鍵時刻，都會聽到謝老的聲音。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霁翔這樣評價他：“在一次次呼籲、一封封上書中，許多文化遺迹、名城街區得以存世保全、傳承後代，許多錯誤做法得以及時糾正、惠及後人。”
那些年，許多認識不認識的人都會向他求助，他家的電話也幾乎成了民間“文保熱線”。
2013年，當他聽說始建于隋唐、有1500年曆史的陝西韓城古城正遭到破壞，要打造旅遊景觀，他對此感到非常氣憤。緊要關頭，謝辰生緊急請求建設部叫停這種破壞。他又緻信中央上司，呼籲必須制止盲目重建古城。最終，這封信得到了中央上司的重視和批示，支援了他的意見。“可以說，我們打了個大勝仗。”老先生的語氣裡滿是欣慰。
時至今日，謝老常常回憶起自己在抗美援朝戰場，聽到祖國慰問團唱的一句歌詞：“我保衛什麼？保衛家鄉，保衛家鄉門前的老松樹，叫它千年綠來萬年青。”在他心目中，文物就是家門前的那棵“老松樹”，是他永遠的“鄉愁”，讓他願意傾畢生之力為之奮鬥，為之守護。
【記者手記】
青山在，人不老
謝辰生先生曾說：“我癡迷于文物保護，是因為我愛我的國家，愛我的民族。”
如果問謝老的長壽秘籍是什麼？這，或許就是他的答案。采訪中，謝老的學生告訴記者，身體不舒服時，他常常用手撫摸前胸，表情也有些痛苦，但每當有人跟他談起文物來，他的狀态就會明顯好轉，似乎忘掉了身體的不适。
2018年，由于身體原因，謝老大幅縮減了工作，但4月出版的《謝辰生口述：新中國文物事業重大決策紀事》，因他在書中詳述的新中國文物事業諸多重大決策的過程，以及他從70年文物工作的實踐中摸索得來的精深識見，使他再度走入公衆的視線。
“他是真正的士，以天下為己任，以民族大義為己任。”這部書的撰寫者、南京大學的姚遠教授告訴記者，謝老在講述中多次囑咐他，務必要講清楚“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這16字方針的内涵，謝老認為“離開了保護就不可能發揮文物的作用”這一重要原則，是近70年來中國文物工作基本經驗的科學總結，應當毫不動搖地長期堅持。
謝老對文物保護的态度，總是那麼擲地有聲。采訪中，最讓記者難忘的，是謝老反複數次談到北京城的保護，幾乎在講完每個階段的回憶後，都會提一句北京城，如同一個飽經風雨的老人對後輩的絮絮叮咛與囑托，聽了讓人為之動容——
“北京城，已經拆了的沒辦法，沒拆的一定不要拆了，必須要儲存。”“北京的文物不能再少了，北京城的輪廓不能變。”“北京城僅有的這些東西，剩多少就要保多少。”……
從中我聽到了他對古城保護的堅定、堅韌與堅守，聽到了他對祖國珍貴文化遺産所懷有的深切的愛！
“江山留勝迹，我輩複登臨。”這是謝老所鐘愛的孟浩然的詩句。多少世事皆成過往，隻有那些經由他奔走呼籲而儲存下的古城與文物，最終沉澱為祖國文化遺産的珍貴記憶，永不褪色。
作者：文彙報駐京記者 李揚
編輯：江勝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