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志是中國載人航天工程首任總設計師、中國工程院院士。1992年9月21日，這是一個可以載入中國航天史的日子，這一天，中國載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項，工程代号為“921”，王老被正式任命為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那一年，他正好是60歲。
“提議者責無旁貸”
載人航天工程的重中之重就是保障航天員的人身安全。在當時，國際上各個國家在送人上太空之前，為了謹慎，都會進行多次大動物實驗。如果我們重走這條路，時間和經濟成本是巨大的，可是不進行大動物實驗，那對于總設計師來說，怎麼樣確定航天員的安全萬無一失，這絕對是一個巨大的考驗。而這時王永志把壓力扛了下來，他決定不做大動物實驗，直接上天。
王甯：人家别的國家都做動物，咱就不做，咱就從無人到有人。
王永志：你要大膽跨越，我幹脆我一出來就和你一樣，當時就下這麼個決心，中國飛船一經問世就是世界水準。為什麼可以這麼做？就利用後發優勢，你們先幹的，我後幹，我可以許多事避開，跨越，跳過去。
王甯：這也需要勇氣，也需要大智慧。
王永志：主要是下決心承擔這個責任，最後定，就是兩總聯席會，就是總指揮、副總指揮、總設計師、副總設計師聯合開會，最後決策。但是決策權顯然由一個人提議怎麼做。提議者責無旁貸。不管多少人讨論的，提議者、倡導者都負主要責任。
取得成績不容易
因為投入至深，王永志在回憶起航天細節的時候，依然難掩心中的激動，而要說到把載人飛船成功送上天，則完全離不開大陸自主研發的長征系列運載火箭。如何提高中國火箭的運載能力，是王老在當時率先攻克的難題。
在不提供有關衛星技術的情況下，“長二捆”必須要在1990年6月30日之前，進行一次正常的飛行試驗，這是王永志有生以來遇到的最困難的硬仗，中國航天能否搭上國際商業發射的班車，成敗在此一舉。從44萬張圖紙變成一飛沖天的“長二捆”，這一路上有無數艱辛，甚至犧牲。
王甯：我看到一個您的筆記本，1972年的筆記本，我發現在這裡面您就提出火箭捆綁的這個概念了。
王永志：搞“長二捆”是黃作義他們提出來的，跟我一說，計算的結果就明顯地看出來，靠縱向加級效果已經不大了，沒前途。要想突破運載能力，就要橫向加助推。1986年10月份休斯公司帶着隊就來航天部了，協調了，怎麼打他的衛星，你看多積極。
王甯：第一個拿到商業合同的，但是對方當時也會有點忐忑，是吧？保險公司有點不太敢投保。
王永志：不太敢做，這個時候像我當時當院長，就心急如焚。因為部裡的原則是，你拿不到合同就不能貸款，一拖再拖，但是一到1988年，休斯和澳洲同意了，用中國這“長二捆”發射澳洲衛星，11月1日，才簽了合同。
圓夢飛天，“我更壯麗的事業還在後頭”
從神舟五号成功發射，到神舟十三号順利傳回，大陸已成功發射了8艘載人飛船，有13名中國航天員造訪了浩瀚宇宙。從1992年到2022年，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走過了整整30年，而王老最初設想的“三步走”計劃也在2022年全部完成。
“火箭排雲上九重，驚弦霹靂震長空。”從研制飛彈到運衛星上天，再到送中國人遨遊太空，王老實作了他人生的“三步走”。如今，王老的兒孫輩也都投身到航天的事業當中，他說，“我更壯麗的事業還在後頭。”
王甯：這三步走，整整30年，挺漫長的。
王永志：當時的決策就是要培養一支隊伍，結果還培養了一個載人航天精神，你看他們現在幹得多好，有一點我就感到特别欣慰，一直幹到現在，這就快30年了，我們一直是安全的。美國和蘇聯總共犧牲了二十二三個航天員。
王甯：您會不會跟您的外孫子說一些您對他的期望或者對他有什麼要求？
王永志：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真的能夠認真學習領會老一代們創造的“兩彈一星”精神和載人航天精神，我覺得要有這些，那就是我們的事業就能繼續發展下去，繼續發揚光大。
王甯：您真的是航天之家，有沒有你們特殊的家訓？
王永志：國家的需要就是我們的理想、志願。圓夢飛天，圓夢，繼續圓夢。
從載人飛船過渡到空間實驗室，再到長期有人照料的永久性空間站，王老的構想最終成為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的“三步走”戰略。“飛揚直上八千丈，隻手撥雲觀滄海。”這是王永志老先生在神舟五号上天之前送給航天員楊利偉的一句詩。在這豪邁詩歌下，是王老所承擔的千鈞重壓。
從東風2号的逆向思維到現在東風5号的小型化、輕量化，王永志始終在創新的最前沿。“我一定要按國家的需要、國家的利益為準繩，不能本位主義，更不能個人主義，要按照國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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