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醫學院生理學教授賈雷德·戴蒙德出版了《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該書一經出版迅速蜚聲國際，成為經久不衰的暢銷書，其中探讨的許多大問題，例如地理因素在文明發展中的作用，更是成為各界争論的長期焦點。即便到了今年，此書重新出版之後熱度依舊不減，在豆瓣上被打出超過9分的高分。
2022年1月中信出版集團出版賈雷德·戴蒙德“人類史”系列，包括《槍炮、病菌與鋼鐵》《昨日之前的世界》《崩潰》《劇變》等經典作品，系列讨論了關于人之本性、進化與征服、環境與社會、傳統與現代、危機與未來的諸多議題。
2020年，人類學家、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項飙與作家吳琦的對談集《把自己作為方法》以一種令作者本人都很意外的狀态爆紅。兩人在漫談中提到的“鄉紳”“小世界”“人的再生産”等詞語并非嚴格的學術概念，卻是以擁有了觸發更多社會學想象力的潛力，進而穿越了學術的壁壘，在公共輿論空間引發持續回響。在此後的兩年間，項飙也成為在中國的公共讨論中最經常出現的學者。
如果說以“浙江村”研究成名的項飙擁有的是一種“人類學的想象力”，那麼研究視野橫跨自然科學、曆史學、社會學的戴蒙德則擅長運用一種“地理空間的想象力”。盡管二人的學科視角不同，但他們都具備類似的全球關懷，關注某一議題背後的曆史脈絡，這可能使得他們的作品天然地更貼近公衆關切的問題。
4月21日，新京報書評周刊聯合中信出版集團，邀請兩位頗受公衆關注的作者做客新京報書評周刊·文化客廳直播間，圍繞“人類社會的今天與明天”展開了一場對談。浙江大學“百人計劃”研究員邱昱為本場對談活動特邀主持嘉賓。兩位學者的交流從戴蒙德寫作的動機出發，逐漸深入，涉及對疫情、全球化、曆史觀的多層次反思。
掃描二維碼，收看直播回放。
從“亞力之問”出發：地理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着文明的“流動性”？
熟悉《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的讀者們都知道，戴蒙德的這本著作起始于一個“亞力之問”。
1972年，戴蒙德在一個島嶼的海灘上散步時遇到了新幾内亞人亞力。他向戴蒙德提了很多的問題，其中之一成為日後戴蒙德撰寫這本書的主要動力：曆史上，為什麼白人來到新幾内亞帶來了物質财富、文字、工具和政府組織，新幾内亞本地人卻完全沒有搞出這些東西？
盡管再也沒有見過亞力，戴蒙德依舊花了15年的時間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他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中給出了大家現在已經耳熟能詳的一種基于地理因素的解釋。戴蒙德同樣以地理因素來解釋中國與歐洲文明發展的差異——歐洲的海岸線曲折，島嶼破碎、星羅棋布，容易發展成各自獨立的社會，而中國的海岸線平滑、沒有特别大的半島，特别容易形成一種集體主義的文化。
賈雷德·戴蒙德。
自“亞力之問”出發的“文化-地理”解釋，放在當下的許多議題之中依然是一個有價值的視角。項飙近年來十分關注“流動性”（尤其是人口的流動性）問題，在對談中，他表示戴蒙德的研究視角給他帶來極大的啟發。戴蒙德一直認為人口的流動（移民和遷徙）是很有趣的話題，《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也提到了鄭和下西洋的案例。不同文明下的人們往往有着不同的移民沖動，而這也和地理因素有很大的關系。西方國家有着大家很熟悉的殖民曆史，中國的人口流動同樣也擁有非常悠久的曆史。戴蒙德提出：“從史前到15世紀的歐洲殖民擴張之前，最偉大的移民是中國人。”而與之相對，曆史上非洲人的流動性則相對比較低。
戴蒙德頗具想象力地指出，這或許和不同文明視野中的“島嶼”有關。“如果你站在新加坡向外看，會看到蘇門答臘。從蘇門答臘遙望，你會看到爪哇。而從爪哇，你能看到龍目島。從龍目島，你看到的是弗洛雷斯島，從弗洛雷斯島，你看到了帝汶島，而從帝汶島，雖然看不到澳洲，但你能看到澳洲大火的塵埃雲。”島嶼的存在刺激了人們造船，也讓人們知道“有地方可去”。相比之下，在非洲、南美生活的人們看不到太多的島嶼。
項飙對這一觀點也進行了補充，他的視角更偏向關注“流動”的文化意義。項飙認為，在我們談論遷徙或是移民時，人們移動所依賴的“基礎設施”同樣是繞不開的問題，比如中國的絲綢之路、資本主義全球擴張過程中基于海洋而建立的貿易路線等。而這其中蘊含的問題即是流動性背後的“權力”。
“流動性中充滿着強者對統治權的争鬥，也充滿着弱者對自由的拼搏。縱觀曆史，人們開始流動的一個很重要的動機就是逃離統治，進入一個新的天地。從這個角度來看，它也是一種鬥争的方式。”
項飙同時也提醒我們注意當代的流動現象。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人們的流動都受到嚴格的監管與控制，這些輔助控制的政策、技術裝置可以被稱作“非流動性的基礎設施”，用于系統性地暫停和管理人們的流動，并重新配置設定社會的流動性。例如我們讓大量的市民居家，進行隔離檢疫，同時讓關鍵崗位的從業人員進行迅速的流動。
項飙。
疫情陰影之下，我們面臨着一個有關全球化的沖突
全球新冠疫情已經持續超過兩年，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深入影響了我們的社會，其中之一被廣泛讨論的影響是它進一步動搖了人們對全球化程序的願景。
項飙在對談中提到，我們從各個方面都正在遭遇一種“全球化的沖突”。一方面，在技術層面，全球的互聯程度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水準，另一方面，在意識形态和情感層面，世界不同地區對全球化存在深深的懷疑。最後，在實踐層面，不論是應對新冠疫情，還是處理全球氣候問題，我們都越來越意識到全球協作的迫切性。然而，這種全球協作正遭遇着嚴峻的挑戰。項飙認為，首先，基于競争和自我利益驅動的貿易與交流日漸陷入“死胡同”，很多生産貿易活動将會在種種因素的作用下回歸本地。其次，現有的許多幫助國際協作開展的機構正陷入危機之中，這使得合作變得更為困難。
戴蒙德同樣贊同新冠疫情再次強化了人們的一個共識：面臨全球性的問題，我們需要全球性的解決方案，需要國際間的緊密合作。然而他也指出，從更大的視野來看，“新冠疫情其實隻是一個相對較小的問題”。“我認為世界還面臨着比新冠疫情嚴重得多的問題，特别是氣候變化問題”，而這個問題可能相對來說獲得了更少的關注。
戴蒙德提到，緩解全球氣候危機的一個很重要的舉措是建立一種全球資源消耗的“公平”。
“美國人和歐洲人消耗水、電、金屬資源和食物的方式，是不可持續的。目前世界已沒有足夠的資源來供發達國家繼續如此消費。然而，美國人和歐洲人卻告訴非洲人和印度人，隻要你努力工作，就可以擁有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不，那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個世界沒有足夠的資源。”他認為，我們如果希望50年後的世界是一個對于人類來說幸福的未來，就需要打造一個歐美國家、亞洲國家、非洲國家之間消耗水準“更加平等”的世界。
項飙同樣強調，我們在應對此類問題時需要更加重視“全球南方”的作用。“現代化的叙事确實給我們呈現了一個相當扭曲的畫面，即每個人都應該渴望擁有歐洲人或美國人那樣的生活方式。但從曆史上看，這種生活方式是建立在槍炮和病菌殖民之上的，它在道德上大有問題，在生态上也是不可持續的。”項飙認為，“全球南方”當下希望提供一個新的全球性答案，而這一答案其實是有其思想史來源的（“全球南方”由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太平洋島嶼以及亞洲的開發中國家等地區組成）。例如印度的甘地、中國的章太炎、日本的竹内好等思想家，都曾從不同的角度對西方工業文明展開過深入的批評，并提出過一種組織我們個人和公共生活的全新想象，而“我們可以試圖恢複這一傳統”。
曆史是一門科學還是一個道德故事？
許多人會将戴蒙德的寫作歸入“大曆史”的範疇，因為他試圖解釋人類文明發生和演化的宏觀過程。在對談中，兩位學者也談到了彼此對“曆史”的看法。在戴蒙德眼中，曆史是一門科學，而且他力圖“讓曆史比曆史學家追求的曆史更科學”。戴蒙德認為曆史能被視為科學的基礎，是我們能看到普周遊史教訓的存在。
戴蒙德舉了古希臘曆史學家修昔底德的例子來說明這一觀點。修昔底德通常被認為是第一位在公元前4世紀記錄雅典和斯巴達之間戰争的曆史學家，在修昔底德那裡，爆發于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争本質上源于一種“信号”的缺乏。雅典和斯巴達分别作為打擊和保護科林斯的城邦，都沒有向彼此明确示意他們的“底線”何在。同樣的道理也發生在一戰和二戰中，一戰中的英國與法國開戰，同樣是因為英國沒有給出明确的“信号”。“如果你不發出信号，對方就會對你的行為感到驚訝。這是曆史上的普遍教訓。”戴蒙德認為，這一曆史教訓從修昔底德的時代開始被講述，此後在千年的曆史中不斷以不同的方式重演。正是這種差異中的普遍性，讓他有信心将曆史研究發展為科學。
項飙對此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認為曆史嚴格意義上來說并不能成為一門科學，很重要的一點是因為曆史是人類的活動，我們無法脫離“誰的曆史”的追問。“征服者和勝利者的曆史，不可能是受害者和戰敗者的曆史。”從這個角度來看，項飙認為曆史更像是一個“道德故事”，賦權人們去了解他們所身處的位置，并指導他們行動。他認為我們十分需要給予像亞力這樣的人以“力量感”，給予世界更豐富的曆史叙事。
兩位學者的作品都曾引發學術界之外各界人士的廣泛讨論，他們如何進行寫作，也是許多讀者關心的問題。對此，項飙強調了寫作驅動力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寫作必須有一種溝通的欲望。”他特别提到，對于亞洲國家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來說，培養這種寫作的沖動非常重要，因為“我們往往認為寫作是一場表演，必須遵循一定的架構、一定的體裁、一定的公式，以證明你有能力駕馭某種寫作風格，或是為權威寫作，以獲得某些你想要的獎勵”。
針對當下的寫作環境，項飙也認為，社交媒體時代對于學者們的公共寫作來說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讀者們往往缺乏耐心閱讀深度的文章和書。另一方面，資訊的發達、教育水準的提高，其實也培育了更多元、更廣大的讀者群體。年輕人們渴望新的想法、新的分析、新的語言，這對于學者們通過寫作與公衆進行對話也創造了更多的機遇。
戴蒙德的感受更加聚焦于寫作過程。作為一名年近九旬的學者，他有着十分傳統的寫作習慣：用自動鉛筆而非電腦寫作。同時，由于寫作的話題涉及多個領域，他在大量閱讀之外，會不斷地和各行各業的專家們交談以汲取靈感。而戴蒙德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則受惠于曾擔任英國皇家學會主席的羅伯特·梅（Robert May）。梅認為，我們的寫作應該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我們應該将自己所有想到的想法寫到紙上，然後再進行細緻的組織。在第二個階段，我們再将它們轉換為優美的文字。
記者 | 劉亞光
編輯 | 呂婉婷
校對 |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