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伊斯托利亞】
2022雖還沒過去一半，但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尤其在目睹俄烏沖突引發的世界變局之後，人們對于和平的向往，愈發強烈。
今年，日本藝術家奈良美智開啟了在上海的首次個展。熟悉當代藝術的朋友們或許有所了解——20世紀90年代中期，他的作品曾在全世界展覽。2000年，日本雖然經曆了十年經濟低迷期，但是國民生產毛額位居全球第二。他回到日本時，恰逢日本出現了所謂“伊邪那美經濟景氣”期，全球對日本流行文化的興趣激增。于是，作為藝術家的奈良美智更是備受追捧，他筆下富有個性的小女孩也越來越受歡迎。
奈良美智的作品（網絡資料圖）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上海展出的奈良美智畫作手稿中經常出現一個由一豎、反轉V字和圓形組成的标志，即大家所熟知的“反戰标志”。
或許國内青少年對于這一标志的了解更多來源于南韓明星權志龍創立的潮牌，PEACEMINUSONE（和平減一）。其創作靈感确實來自這一和平标志，隻不過右側的斜杠被删去，Peace Minus One的智語也代表了心向往和平，差一步終究難以到達的缺憾。
在生活中，我們也會遇到行人穿着帶有這一殘破和平标志，或殘缺一瓣小雛菊的衣物飾品。這一标志背後的内涵及曆史上和平标志的流變，其實很值得一說。
“和平減一”标志（網絡資料圖）
潮牌背後的和平标志
這個被運用于潮牌的符号最早是由傑拉爾德霍爾托姆（Gerald Herbert Holtom）為英國核裁軍運動設計的，其中一豎與反轉V字分别代表旗語中的字母“N”與“D”，即Nuclear（核）與Disarmament （裁軍）的首字母。
根據另一種說法，這一标志代表着一個高度符号化的的人類，面對一個充滿武器的世界，雙臂無助地向下伸展，而封閉的圓圈象征着整個地球。霍爾托姆引用了弗朗西斯科·戈雅的《1808 年五月三日》作為解釋：我很絕望，深深的絕望，我畫了自己，一個絕望的人的代表，手掌向外向下伸出，就像戈雅在行刑隊前的農民一樣。
網絡資料圖
傑拉爾德霍爾托姆設計的反核符号并不是最開始就廣泛流行并成為和平标志的，甚至流行之初還有專人作文加以诋毀，認為這一标志“細思極恐”、“是尼祿的十字架”，掰開了揉碎了之後從中讀出了納粹和反人類的含義。霍爾托姆對此不加一言，更是在這一标志進入市場，創造了巨量的社會财富之後，仍舊一輩子都沒有為這一标志申請專利。
标志隻是符号，其内涵是被符号接受者，也就是我們普通人賦予的，和平标志的反戰與和平意味也是在不斷的實踐中一次次得到深化的。馬丁路德就曾使用這個符号。越南戰争期間，無數反對戰争的抗議者也以該符号作為彰顯自己立場的标志。不僅僅是參與戰争的士兵，文藝界的人士也通過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反戰訴求。
1969年8月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堪稱人們表達和平訴求的高潮，大約50萬反戰人士到場參加，衆多重量級大腕比如亨德裡克斯（Jimi Hendrix）、詹尼斯·喬普林（Janis Joplin）等等都參加了這場音樂節，而和平标志也随着嬉皮士音樂的發展得到了廣泛傳播。
音樂節的宣傳海報（網絡資料圖）
在1960年代中後期發生至1968年達到高峰的一場由左翼學生和民權運動分子共同發起的反戰、反官僚精英的全世界範圍内的抗議活動——也就是所謂的六八事件中，和平标志也得到了廣泛的使用。自此之後，原先的反核标志被賦予了更多的含義，不僅僅被用來反核，反戰争，也被用于反對社會不公和種族歧視，逐漸演變成了現在大家熟知的和平和反戰标志。
在無數場合中，反戰标志都曾經反複出現。2011年12月，最後一批英美部隊離開伊拉克，而這個國家卻并沒有是以換來和平。反對英美入侵伊拉克的人們，曾經在布達佩斯，用人牆的方式組成和平标志的圖案。
在複活節，歐洲很多國家都會舉行遊行活動，和平标志更是經常出現的符号。
和平标志也曾經因為不同原因有所創新。2015年11月巴黎遭遇恐襲，來自不同國家的一百多人當場遇難。抗議和悼念死者的人們将艾菲爾鐵塔和和平标志合并在一起，這張富有沖擊力的圖檔傳遍了世界各個角落，喚起了全世界人民對恐怖襲擊事件的憤慨與譴責，以及對逝者的同情。
法國平面設計師讓·朱利安的作品，當時迅速走紅網絡，線上下，人們也在廣泛繪制。
2017年G20峰會期間，一位德國農民也曾經使用特殊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對世界和平的訴求，他巧妙地在自己的農田中地完成了這幅反對戰争期望和平的圖案。
曆史上的和平标志
事實上，和平标志古已有之。在古希臘和羅馬，橄榄枝花環或月桂花環是授予為城邦或者國家做出貢獻公民的最高獎項之一。歲月流逝，橄榄枝也一直是奧運會最高獎項的重要标志，具有象征和平的作用。
羅馬詩人維吉爾（公元前70-10年）也曾經将橄榄與和平聯系在一起。他在《埃涅阿斯紀》中就曾經提及埃涅阿斯手持橄榄枝，站在船尾的高處，祈求和平的故事。不僅僅是文人，整個羅馬都将橄榄枝作為和平的标志，這從當時發行的錢币中可見一斑。公元七十到七一年的一個維斯帕先四德拉克馬銀币上，和平女神厄瑞涅的右手就握著倒轉的橄榄枝。
網絡資料圖
這種在錢币上以橄榄枝作為和平标志的行為一直延續到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比如當時英國的硬币上都以長矛和橄榄枝分别作為戰争和和平的象征。
美國獨立戰争前夕，英美關系惡化，戰争一觸即發，萊克星頓槍聲迫在眉睫。1775 年1月，《倫敦雜志》的扉頁刊登了一幅象征和平的版畫，和平女神從聖殿的雲中降下，為美國和不列颠帶來了橄榄枝，同年7月，美國也通過了“橄榄枝請願書”，希望避免與英國發生全面戰争，雖然對和平的呼籲并不是此次生效，但是橄榄枝作為和平的标志似乎是當時西方世界的共識。
《倫敦雜志》1775年扉頁
另一個與和平息息相關的意象是鴿子，和平鴿的叫法便來源于此。使用鴿子作為和平的象征，起源于早期的基督徒，他們通常在墳墓上描繪鴿子的形象，因為在新約聖經中，鴿子是耶稣受洗時降在耶稣身上的聖靈。
世界上大多數的廣場都會養鴿子，人群所至，鴿子随風而起，時時提醒遊客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和平鴿更是盛會不可缺少的形象之一。
而這兩種和平意象後來經常同時出現，橄榄枝總是由鴿子攜帶，這源于聖經中的故事。《舊約·創世紀》記載，上古洪水泛濫，諾亞方舟保留着人類僅存的果實，諾亞于困頓之時，從方舟上放出一隻鴿子，讓它去觀測洪水是否退盡。後來，上帝讓鴿子銜回橄榄枝，示意洪水已經退盡，希望尚存人間。諾亞知道洪水已開始退去，和平與安全就要重返人世。自此之後，和平鴿與橄榄枝緊密結合在了一起。
和平鴿深入人心
起初，這種使用方式仍具有宗教含義，僅在基督教内部廣泛流行。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給鴿子賦予了聖靈之意，更是将之局限在基督教的使用範疇之内，真正令這種意向走向世界的是另一位偉大的藝術家畢加索。
世界人民和平大會于1952年12月12日至20日在奧地利的維也納舉行，這次會上通過了《世界人民和平大會宣言》和《緻五大國政府書》。宣言提到，應該立即停止北韓戰争、禁止使用細菌戰、反對任何國家建立軍事基地，絕對禁止核武器并組織裁軍談判，必須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和地位以及其他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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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手冊的封面便是畢加索繪制的和平鴿圖案，此次會議基本内容也被翻譯成中文，和平鴿不再隻有基督教語境中的希望意象，更添政治意象，當時智利的著名詩人聶魯達把它叫做“和平鴿”。由此，鴿子才被正式公認為和平的象征，成為和平運動和共産黨理想的象征，并被用于當時的共産主義示威活動。
1990年在大陸舉行的亞運會等盛會的開幕式上，都有數萬羽美麗的鴿子迎空飛翔，象征了大陸和世界人民向往和平、友誼團結的美好願望。
2019年10月1日上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7萬羽和平鴿展翅高飛；前段時間的冬奧會開幕式上，千萬雪花，競相開放，最讓人記憶深刻的也是那兩隻掉隊和引路的小鴿子。
這是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的“雪花”環節（2月4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尕 攝
和平鴿也好，和平标志也好，雖然流行的時間不同，但是都代表了艱難時代中，人類對和平的追求，哪種标志更能引起人們的共鳴，取決于藝術家的創作，流行文化的诠釋和普羅大衆的接受程度，形式雖有差異，但是核心從未改變。
細細觀之，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時期都産生過形式不一的反戰和平标志，比如中國的漢字“和”、V字手勢、白罂粟、斷槍标志和日本的千紙鶴等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載了人類對和平的熱忱。
對戰争的反思和對和平的期望是人類共通的感受，政治家和文人試着用複雜的文字和理論表達這種反思，而經由藝術家創作的高度符号化的标志最能承載這種認知，不論反戰或和平的标志到底是什麼，其中蘊含着的對和平的期望是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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