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端方是一位熱衷收藏的清末大臣，涉獵廣泛，著述頗豐。國家博物館就收藏有其多件舊藏，如“北涼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本”等，前段時間曾以《國博館藏 | 端方舊藏北涼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為題，與大家進行過分享。
來國博看中國。清末，端方都收藏了哪些古物？在這裡，國博君邀大家一起透過一篇原刊載于《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的文章，展開深入了解。
北涼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
清代拓本，縱132.2厘米 橫85.8厘米
1976年李章漢捐贈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圖 | 中國國家博物館）
清末端方的古物收藏及藏品著述
文 | 潘崇
内容提要∶端方是清末新政時期崛起的滿族地方大吏，曆仕南北，督撫一方，以思想開明、力行新政而被時人評論。端方又是近代收藏頗富的大收藏家，藏品涉及青銅器、玉器、石刻、瓦當、古印、書畫等等。端方延攬了一大批當時著名的收藏家、鑒賞家，委托他們将自己的藏品進行整理彙編、著錄成冊，有效地儲存和傳承了中國的傳統文化。
關鍵詞∶清末 端方 收藏 著述
端方像
端方（1861—1911），字午橋，号陶齋，托忒克氏，滿洲正白旗人，1882年中舉，後納赀為工部員外郎。端方青年時期即顯示出卓越才幹，據徐珂記載，由于工部所司無關軍國要計，滿洲子弟趨之若鹜，而端方“在部獨以博聞強記、踔厲風發冠其曹列”。翁同龢在日記中曾多次對青年端方予以稱道：“其人讀書多，與名流交往甚稔”；“看《禮器碑》《醴泉銘》，皆端午樵（橋）處借來”。
戊戌維新期間，端方督理農工商總局，政變後仕途通暢，曆任陝西布政使、湖北巡撫、江蘇巡撫、湖南巡撫、出洋考察政治大臣、兩江總督、直隸總督等職。端方頗有政聲，以留學教育為例，時人普遍對其贊揚有加：“蘇鄂兩省于現今留學界之能首屈一指者，皆出自我大人熱心教育、極意培養之力。”曾受端方之邀整頓複旦公學的嚴複也稱贊端方為“近時之賢督撫”。
作為政治人物的端方值得深入研究，且已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但是，作為收藏家的端方在保護、傳承中國傳統文化方面做出的貢獻卻沒有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本文試對此作一梳理。
端方書法作品
一 端方及其收藏概述
端方青年時期即笃好收藏，翁同龢從端方處借觀碑帖即是明證。及至出任督撫，端方收藏熱情愈加高漲，其言：“餘早歲官京朝，簿領之暇辄事搜讨，稍稍有得。繼之官秦中，古帝王之都多重寶奇器，往往朝出墟壟，夕登幾席。西北土燥，故字迹花紋完整者多，摩挲屢眷，心賞殊惬。洎移節鄂湘、東下三吳，或新發于土、或得之舊家，物聚所好，時複增益。”收藏需要物質基礎，端方頗有一擲千金的豪情，“生平宦橐皆耗于此”。據汪康年記載，瘱鶴銘沉江千餘年，宋朝時撈出僅存93字，端方令人募之，每字許酬五十金。
由于端方的不懈努力，其收藏藏品品類廣、數量大、精品多，進而奠定了他晚清收藏大家的地位。他的收藏品類涉及青銅器、玉器、石刻、瓦當、古印、書畫、古玉等等，藏品數量難以詳考。據胡思敬言，其移任時，“所蓄玩好書畫碑帖數十車，運之不盡”。到1916年，即端方死後五年，藏品雖多散失，但仍有1600件之多。據滬上掌故大家鄭逸梅記載，由于端方收藏富于天下，引得他人與之相競，裴伯謙即榜其齋為“壯陶閣”，寓超越端方之意。端方藏品亦頗多精品，最著名的有毛公鼎、昌化十二石等等。羅振玉即通過觀覽端方藏品多所受益，并解開了學術上的某些疑團。
時人對端方及其收藏評論頗多，大多數人認為端方藏品甚富，但對其學識則褒貶皆有。之是以如此，在于端方畢竟是一個政治人物，以專職收藏家的标準評價，他可能在學識上稍遜一籌。曾入端方幕府的況周頤稱其撰著“以考訂金石為大宗”，詩文亦“工整熨帖，甚似詞流藻構，不類屏臣政暇之作”。同樣曾入端方幕府的鄧邦述稱端方“收藏金石書畫甚富”。鄭孝胥贊端方“收藏甲天下，文采騰當時”。何剛德曾與端方同在工部為官，稱端方“頗不羁，自為滿人，偏诋滿人為不肖。鑒賞金石，頗負時名”。此外，王揖唐稱端方“收藏之富為海内冠，風流文采，照映一時”。《清史稿》評價端方“性通脫，不拘小節，笃嗜金石書畫”。有人回憶稱，端方鑒賞能力頗佳，字畫蓋上“陶齋”钤記即身價十倍。
褒有之，貶亦有之，不少人對端方的收藏及學識則頗有微辭。張之洞言：“（端方）不過搜羅假碑版、假字畫、假銅器，謬附風雅。”另有論者指出，端方鑒賞能力極低，“但知慕名而已”，其藏品“砂石并下，赝鼎魚目”。關于端方的收藏途徑，費行簡指出，端方“佻薄奸險，以新政塗飾朝野”，其收藏上的花費多為“乘間取賄”所得。有論者揭露端方在兩江總督任上A錢赈款，并戲撰嵌“端方”二字之聯：“賣差賣缺賣厘金，端人不若是也；買書買畫買古董，方子何其多乎。”有論者指出，端方不少藏品是通過巧取豪奪而來，每有發現必多方羅緻，“久假不歸”。鄭逸梅記載，劉鹗藏有宋坑端硯，端方故意虛構他的罪名，使端硯最終歸端方所有。翁斌孫記載，端方曾以借為名向翁同龢後人索去其生前收藏的孤本《婁壽碑》，作為他為翁同龢奏請開複的條件，事後翁家願以5000元贖回此碑帖，但遭拒絕。
端方笃好收藏的原因，與晚清的學風趨向、個人性情有關，但更為重要的是，他将收藏古物視為儲存、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必要途徑，是以端方笃好收藏并将藏品著錄成冊。
首先，關于晚清的學風趨向。政府官員笃好經世、金石之學實為同治、光緒之際學風的一大趨向。朱德裳記載“自翁叔平、潘伯寅以朝貴為公羊學，兼治詩、古文辭、金石，提挈宗風，倡導後進，京師上自尚、侍，下至編、檢以及部曹、内閣才俊之士靡然從風……均相尚以學問。”張之洞早在1870年即在京與王懿榮、吳大澂等收藏同好訂交，寫下不少品論金石的文字。端方由于幸得華山碑孤本而興建的寶華庵，既是收藏之所，又是端方與賓朋聚會之所。對此，陳三立有詩雲：“人生貴自熹，屠門視寶華。”
其次，關于端方的個人性情。端方追求名士派頭，其人亦頗有幾分儒雅之氣。雖然兩江政務繁忙，端方總是定期抽暇，或飲酒讀畫，或摩挲金石，或登臨佳勝，“氣度不可及”。端方革職後亦名士氣不減，或往青山或遊公園，“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盡管端方寄情收藏，放蕩山水，但并不是以耽誤政事，勞乃宣稱端方對于政事“謀慮既得，當機立斷，未嘗見其有所濡滞”，公事既畢，“乃麕集朋侪，摩挲金石，評骘書畫考訂碑版典籍，把酒詠歌”。
再次，端方意識到，在西學東漸的沖擊下，傳統文化趨于淪落，“今承學之士，新學半襲皮毛，而舊學已歸荒落”，就中國的古物而言，“近為外人所争涎，而吾國又無禁古物出口之法律權力”。是以，端方将收藏古物視為保護、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必要途徑，他自稱：“三代文字不盡傳于後世，惟金石僅有存者，其有功于經義至巨，……世或疑為玩物喪志，是未窺昔賢樸學之門徑。”同時，端方意識到，為使古物長久流傳，須将其著錄成冊：“金石雖壽，反托梨棗以傳。……今之存且聚，不早為圖之，将使古人之事迹、文章自吾身而泯沒，可不謂仍大哀乎?故吾之亟亟于此，非徒徇嗜好也，是以存古人也。”
需要注意的是，端方自青年時代起即笃好收藏，他對古物收藏與保護、傳承傳統文化關系的認知是一個逐漸深化的過程。正是在收藏的實踐過程中，在對中國傳統文化傳承現狀深刻體悟的基礎上，端方将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
端方書法作品
二 端方藏品著述
為保護、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端方延攬了一批當時著名收藏家、鑒賞家，如李葆恂、楊守敬、況周頤、龔錫齡、李詳、陳慶年等人，委托他們将自己的藏品著錄成冊。
由于端方屬于統治集團中頗具文人氣質的官員，且能禮賢下士，這些文人也多樂意為端方考訂藏品，進而著錄成冊。如端方與楊守敬的交往持續了很長時間。早在1897年，山西發現一方"其狀如晷"的石器，端方即緻函楊守敬請教：“非博識多聞之君子莫能辨此，特以拓本奉鑒。”這可能是端方首次請教楊守敬。直到1909年楊守敬71歲時仍與端方多所往來，《鄰蘇老人年譜》記載：“三月，端午橋以所得金石增多，招餘再赴金陵，……又為跋十百通。”陳衍稱，端方對楊守敬、李葆恂兩人極為信服，金石書畫“非經守敬及義州李葆恂審定，則不敢信”。無疑，端方能夠将藏品著錄成書，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這些人的協助。
正如端方所言，“金石雖壽，反托梨棗以傳”。端方死後，其收藏的古物大量散佚，曾協助端方編訂著述的李詳有詩歎之：“摩挲石墨人空老，憶到金陵便斷腸。”1916年，端方之子繼先禀稱内務部，家藏古物“籲懇收歸國有”。後因藏品多有散失，政府亦缺乏财力，端方收藏的藏品終未收歸國有，是以，端方将藏品著錄成冊便成為有效保護、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遠見之舉，對于今天的收藏亦不無啟示意義。鑒于以往關于端方藏品著述的研究皆不全面，筆者試圖做一較為詳盡的梳理。
1. 石刻類
《陶齋藏石目》，目錄彙編，收錄漢至元石刻300餘種，包括墓志銘、造像記、經刻等等，1903年排印，李葆恂題簽，該書可能是端方委托李葆恂編訂。卷首“略例”稱：“諸石以朝代年月為次，碑碣、造像、經幢等以立石年月為次，墓志以葬時年月為次，無葬時年月以卒時年月為次。”國家圖書館藏有該書。
《陶齋藏石記》，44卷，收錄漢至明代泉範、玉券、題字、殘石、殘碑、畫像、墓志銘651件，錄其文字并加考證，1909年刊行。該書所錄各品皆為端方收藏，所錄文字悉依原字摹拟，端方自稱：“餘每有一墨本，即有一石，非所藏者不人焉。”編訂者為況周頤、龔錫齡、李審言、陳慶年。端方亦參與了該書的編纂，“時亦商榷是非，稽合同異，凡二、三日辄自為一跋”。《續修四庫全書》收錄該書，見“史部·金石類”第905冊。《石刻史料新編》收錄該書，見第11冊。
《陶齋所藏石刻》，手抄本，僅錄石刻名稱，無文字說明，沒有注明出版時間、地點。該書收錄的多是《陶齋藏石記》所未收錄的石刻，如大吉利碑、大唐石柱殘石等等。該書頁眉有某人（疑為該書作者）小字行草手書，如描述大吉利碑：“浮雕花紋，甚精。”書末附有“埃及等國運來各種石刻古象等件”，但僅記錄了各品數量，共101件：埃及石刻36種；希臘古陶器7種；意大利古料器7種，古磨畫1種；埃及小人12件，小印14件，瓦石等器24件。國家圖書館藏有該書。端方曾任出洋考察政治大臣，出國考察期間不忘在各國搜羅古物，陳三立有詩言：“尚書籠萬有，嗜異甘饕餮。東搜扶桑制，西摹埃及碣。”說的就是端方搜羅外國古物的事情。端方對搜羅的各國古物頗為自得，曾将埃及造像印成扇面分贈友人，鄭孝胥即得其贈，他在日記中記載：“午帥遺潮州扇，拓所得埃及造像，甚妙。”據承甯稱，端方将搜集的埃及古物編訂成《泰西各國金币拓本》一書。由于端方所帶回國的外國古物種類甚多，該書可能隻是其中一部分的彙編。
《陶齋吉金錄》書影
2. 青銅器類
《陶齋吉金錄》，8卷，收錄400餘件商周至隋唐時期的青銅器，其中最負盛名的是一組1901年從陝西鳳翔出土的商代酒器，1908年刊刻于金陵。該書附有器物圖形與銘文拓本，并加注釋，文字描述全由端方手書，協助确定體例者有李葆恂、黃君複、陳慶年，繪圖者有管琳、黃廷榮，整理編輯者有郝萬亮。該書頗得時人好評，如皇室溥偉稱其“考核精良”。著名度政史專家巫鴻、丘光明也在論著中多次引用《陶齋吉金錄》收錄的器物，其中巫鴻所寫的《秦權研究》引用21件，丘光明所著中國曆代度量衡圖考》引用8件。國家圖書館藏有該書。《續修四庫全書》收錄該書，見“史部·金石類”第904冊。
《陶齋吉金續錄》，兩卷，卷1收錄37件，卷2收錄43件，又補遺1卷，收錄8件。該書附有器物圖形與銘文拓本，并詳注各器形制大小，1909年刊刻于金陵。國家圖書館藏有該書。《續修四庫全書》收錄該書，見“史部·金石類”第904冊。
《陶齋吉金續錄》書影
3. 磚瓦類
《陶齋藏磚記》，兩卷，收錄端方所藏有關漢代刑徒的磚銘，1909年刊行，石印本。端方稱：“餘始為《藏石記》時，即思取磚别錄一書，既以為少，弗能獨立，故仍并入石類。及書既編定，四方朋好暨家弟小兒輩，各搜尋相屬馳寄，餘亦赓續自購，流赴輪湊，所積遂多，因又續為此集。其已并入石類者，亦不複移。”成書後，端方将該書送給羅振玉，羅鑒于“陶齋著錄多有僞舛”，乃選文字完善的31紙“手自勾勒”，撰成《恒農冢墓遺文》一文，“以诒當世陶齋所藏”。《石刻史料新編》收錄該書，見第11冊。
《陶齋藏瓦》，三冊，瓦圖為墨印，共錄瓦300餘片，無文字說明，出版時間、地點不詳。該書封面篆書“陶齋藏瓦”四字，并钤有“陶齋藏瓦”篆書印章，該印章又钤于每幅瓦圖。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有該書。“據羅振玉稱，端方“以其一家所藏（瓦）勒為一書，稿既具矣，而未印行”，他結合端方所著，将自己平生收集的墨本3000餘紙著成《唐風樓秦漢瓦當》，并希望“當世君子，異時所得再赓續焉”。由此推測，《陶齋藏瓦》當為稿本，沒有大量刊行。
4. 書畫類
《壬寅消夏錄》，不分卷，考訂端方所藏晉至清代的法書、繪畫、墓志等，共計300餘件，與清康熙時期高士奇著《江村消夏記》、乾隆時期孫承澤著《庚子消夏記》、道光時期吳榮光著《辛醜消夏記》合稱“四消夏”。樊增祥、缪荃孫、李葆恂、程洛庵等協助撰述，稿本，多有勾畫、修改處，1911年由缪荃孫刊刻成書。缪荃孫記載：“義州李文石觀察（即李葆恂——筆者注）淹雅闳通，尤以賞鑒書畫得名。……陶齋丙午（1906年）督兩江，命荃荪編《消夏錄》，得以盡窺美富，而文石加跋獨多。”同時，端方亦将該書的刊刻委托給缪荃孫，缪荃孫曾記，1911年，“陶齋囑代刻《壬寅消夏錄》四十卷”。李葆恂對該書之編訂亦有記載：“公（端方）無聲色之好，退食之暇惟以書畫自娛，其巨眼高識，固孫退谷、高江村、宋錦津、卞令之之俦匹也。時樊樊山、缪筱珊、程洛庵三先生并精鑒别，富儲藏方，共商榷編公所藏乏名迹為《壬寅消夏記》，不佞亦獲在校雠之列，乃得盡窺美備。”《續修四庫全書》收錄該書，見“子部·藝術類”第1089—1090冊。
5. 古玉類
《陶齋古玉圖》，為端方所藏古玉之彙編，該書為手稿，古玉的介紹文字由端方手書，湯金鑄、周暻、劉師培、楊守敬等人曾參與此書編訂，各有考釋文字。因端方1911年命喪革命黨，該書未及出版。1935年，楊壽祺無意之中于蘇州古玩肆中得端方手稿本《古玉圖》，“紙頁散漫，首尾淩亂，既不成書，歸而整理，知圭、笏、璋、瑁等稿早散失矣”。楊壽祺因念端方“讀書好古，大節炳然，其所鑒藏古物實為近代之冠，若不亟為編訂，甚可惜也”，因自覺已力不逮，遂委托吳縣王大隆詳加編纂，“使忠敏公遺稿得以流傳”。王大隆整理完畢後，亦不無感慨道：“公辛亥殉節後所藏盡散，今圖中所載不知流傳何所，幸存此稿為景印以傳，益不勝聚散無常之感。”該書1936年由上海來青閣出版，兩冊，國家圖書館藏有該書。
6. 古印類
《陶齋藏印》，為端方所藏古印之彙編，鉛印本，無出版時間、地點，無文字說明，共4函，分為《初集》、《二集》、《三集》、《四集》，每函4冊，共16冊，共錄古印1800餘方。國家圖書館藏有該書。
《陶齋藏印》書影
7. 陶類
《陶齋藏陶》，端方“集三代至漢陶器，模其形制、款識，為《陶齋藏陶》十卷”。成書時間、地點不詳。
以上著作皆為端方主持編訂，另外還有兩部著作以端方藏品作為考訂對象，但并非由端方主持編纂。
一是《陶齋金石略》，翁大年撰，是考訂端方所藏金石的著作，後由羅振玉增補。翁大年精于金石之學，“以金石考訂與張叔未、韓履卿、吳子苾、許叔下、劉燕庭諸先生并著稱于道鹹間”。1915年秋，羅振玉在上海購得翁之手稿十餘冊，其中即有《金石略》，然而“僅跋尾數篇而已”，且相當淩亂，“旁行斜上，塗乙狼藉”，遂分類整理之，成《陶齋金石文字跋尾》，“輯錄金石文字跋尾十七則”，包括《商唐子觯銘跋》、《白矩方鼎銘跋》，等等。
一是《陶齋舊藏古禁金器》，一函，鄭孝胥題簽，墨印酒器、鼎、觯等20件器物形制，無文字說明，出版時間、地點不詳。函内附有美國人福開森所撰《陶齋舊藏古酒器考》，考訂《陶齋舊藏古禁金器》所錄各器物，單冊，有中、英兩種文字，1924年北京出版。福開森在該書中述及，1901年陝西鳳翔府鬥雞台出土大量古銅酒器，時任湖北巡撫的端方聞信往購，其後人因為貧困的原因不能儲存，其中有20器歸于紐約中央博物館收藏。實際上，該20器已收錄進《陶齋吉金錄》，但是“于器之形制尺寸記之特詳，而于其名物未有詳确之記載，猶不免有遺憾焉”，是以，福開森“根據實物證之禮經，為考證之”，寫成《陶齋舊藏古酒器考》一書。由此推測，《陶齋舊藏古禁金器》當為這20件古物運往美國前後由福開森影印。國家圖書館藏有該書。
端方書法作品
三 結語
在西學沖擊的曆史背景下，中國近代出現了中體西用、全盤西化等多種文化理念，但占主導地位并取得成效的是“中西并重”。隻有真正做到“中西并重”，并對二者進行有效整合，中國文化才能在中西文化對接、碰撞過程中獲得最大發展。端方正是“中西并重”的實踐者。
端方在緻羅振玉函中曾這樣總結自己的文化理念：處西學東漸的大變局時代，欲求中國文化發展，必須做到“商舊學而迪新知”，最終實作“通新舊之郵”的目的。由此，端方一方面大力搜羅古物，将藏品著錄成冊，并創辦以自己“所藏金石書畫、古器捐設”的博物館，以保護、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另一方面他積極倡導西學、西政，強調國家欲達富強，必須“采中外之所長，于學術、于教育、于法律制度皆然”，且應秉持“不存中外之見，惟以是非為準”的态度。在實踐上，端方積極派遣留學生、主張憲政改革，是同時代倡導西學、西政的佼佼者。
無疑，端方在大變局時代保護、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種種努力以及“中西并重”的文化理念，對于我們今天如何進行中西、新舊文化之間的關系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本文作者潘崇，現供職于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曆史學院。本文原刊載于《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1年第7期，腳注略。本文配圖除特别說明外均為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