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崇祯元年（1628年）起，中國北方大旱，赤地千裡，寸草不生，《漢南續郡志》記，“崇祯元年，全陝天赤如血。五年大饑，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饑，八年九月西鄉旱，略陽水澇，民舍全沒。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無，十一年夏飛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崇祯朝以來，陝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離失所。
崇祯二年五月正式議裁陝北驿站，驿站兵士李自成失業。
崇祯三年（1630年）陝西又大饑，陝西巡按馬懋才在《備陳大饑疏》上說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剝樹皮吃，樹皮吃完，隻能吃觀音土，最後腹脹而死，
崇祯六年（1633年），“全陝旱蝗，耀州、澄城縣一帶，百姓死亡過半”。
崇祯七年（1634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書呂維祺上書朝廷：“蓋數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挽輸。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村無吠犬，尚敲催征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磷，夜夜似聞鬼哭。欲使窮民之不化為盜，不可得也”。旱災又引起蝗災，使得災情更加擴大。河南于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并起”，其饑民多從“闖王”李自成。崇祯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棄孩，盈河塞路。”
崇祯十三年（1640年），順德府、河間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傳染病的流行，“瘟疫傳染，人死八九”。
崇祯十四年（1641年），疫情進一步發展。在大名府，“春無雨，蝗蝻食麥盡，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兇”。死亡人口的比率相當高。廣平、順德、真定等府，類似的記載相當多。左懋第督催漕運，道中馳疏言：“臣自靜海抵臨清，見人民饑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惟聖明垂念。”這時華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驚逃，城為之空”。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疫疾從河北地區傳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4]“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者，或一家數人并死。”“疙瘩”是對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結腫大的稱呼。
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秋間發生的腺鼠疫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天轉化為肺鼠疫。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約為40%甚至更多，十室九空。北京郊區的疫情也很嚴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傳染，有阖家喪亡竟無收斂者”。昌平州的記載中稱為“疙疽病”，而且“見則死，至有滅門者”。河間府景縣“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天津爆發肺鼠疫：“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說，“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傳至潞安府，“病者先于腋下股間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藥餌。雖親友不敢問吊，有阖門死絕無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邊省份傳播。崇祯七、八年間興縣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有可能将鼠疫傳播到相鄰的地區。從興縣過黃河，就是陝西的延安府和榆林府，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屬縣相繼發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江南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遭大水，崇祯十四年（1641年）有旱蝗并災，崇祯十五年持續發生旱災和流行大疫。地方社會處在了十分脆弱的狀态，盜匪與流民并起，各地民變不斷爆發。
據史學家不完全統計，明代萬曆和崇祯年間兩次鼠疫大流行中，華北陝、晉、冀3省死亡人數至少在千萬人以上。鼠疫的流行與旱災、蝗災及戰亂的接踵而至，明王朝抵不住清兵南下，也就在情理之中。
令人驚奇的是，蔓延多年的鼠疫在清順治元年（1644年）後就消散得無影無蹤，華北各地風調雨順，社會經濟開始複蘇。
天要亡大明，人力不可擋。
1644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稱帝，建國号“大順”，并開始東征北京。
1644年三月初一日，李自成克甯武關。
1644年，三月初五，崇桢帝，封吳三桂為平西伯，急調遼東總兵吳三桂、薊遼總督王永吉、昌平總兵唐通、山東總兵劉澤清入衛京城。清軍得知吳三桂率軍民數十萬撤離甯遠，編判斷可知明明朝面臨嚴重危及，但并不認為明朝會快速滅亡。多爾衮下令修整軍器，準備糧饷、馬匹，定于四月初，大舉進軍明朝。
1644年三月十五，李自成農民軍抵達居庸關，三月十九清晨，兵部尚書張缙彥主動打開正陽門，崇祯皇帝景山自缢，大明滅亡。
1644年三月十九吳三桂率軍到達山海關，繼而率兵西進京畿。三月二十二吳三桂兵至玉田一帶，當得知京師陷落崇祯自缢後，吳三桂自知進京已無意義，遂調轉馬頭，回師山海關。
李自成為了拉攏吳三桂，便派明朝降官，攜犒師銀4萬兩和給吳三桂的黃金、白銀等賞賜，封吳三桂為侯，因吳三桂族人還在北京，便率部投降入京。
可惜李自成在京城拷掠缙紳、追贓索饷，吳三桂父親吳襄也在其中，家被抄了。更讓吳三桂忍無可忍的是劉宗敏将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據為己有，吳三桂氣憤地揮師傳回山海關，與李自成的農民軍誓不兩立。遂派郭雲龍和楊坤，向沈陽的清軍求援。
1644年四月初四，對關内李自成占領北京，明朝已經滅亡一無所知的清軍準備出征明朝，降清漢臣範文程上書多爾衮，全面闡述進取中原、一統天下的戰略思想，戰略上明确了清朝的敵人不再是明朝，而是強大的農民軍，闡述明朝的滅亡隻是時間問題。
清軍尚未出發，得到明朝已經滅亡的消息，讓多爾衮始料未及，茫茫然，頓感手足無措，緊急召開會議，同時召回範文程商議對策。最終多爾衮決定入主中原，一統天下。
1644年四月初九，攝政王多爾衮帶領郡王多铎、阿濟格等八旗王公大臣，統領滿蒙漢官兵十餘萬，祭師出發。“男丁七十一下、十歲以上，無不從軍，成敗之判，在此一舉。”入關清軍約在10-12萬之間，而蒙古人居多，亦有不少漢兵降将，滿族軍士約在4萬。
因山海關有重兵把守，易守難攻，清軍欲從今撫甯、遷安、遵化等地附近長城口突入關内，不急不緩，邊行軍邊打獵。
從未與農民軍打過交道的清軍，心裡沒底，便向同農民軍打過10年仗的洪承疇征詢意見，聽了洪承疇的建議後，清軍向薊州、密雲方向前進。并限制軍隊秋毫不犯，嚴格執行紀律。
1644年四月十二，李自成集結馬步兵6萬，出師山海關，四月二十日到達山海關附近。
1644年四月十五，在今遼甯阜新地區，清軍突然停下。原來是恰巧遇到了吳三桂派往沈陽向清軍求援的郭雲龍和楊坤。（這麼巧）
郭楊二樣帶有吳三桂書信，書信上按照吳三桂計策，給清軍指明了兩條道路入關，一從中協，及喜峰口，龍井關等處，一從西協，及牆子嶺、密雲等處長城入口，這正是清軍既定的行軍路線。同時吳三桂帥兵從山海關發兵北京，然後合兵于都城之外，滅流寇于宮廷。
多爾衮得此信，有喜有憂，喜的是清軍入關有望，憂的信中吳三桂毫無降意，同時懷疑吳三桂是否有詐。慎重起見，為探明虛實，遂扣押楊坤為人質，派人同郭雲龍一起會山海關探查情況。
吳三桂的信，也使得多爾衮然而多爾衮入關心切，卻并沒有按照吳三桂所指的路線，而是直奔山海關。正是這一決定徹底改變了山海關的局勢。
清軍入關路線圖
1944年四月十九，到達錦州，四月二十到達連山驿遇吳三桂使者郭雲龍疾馳而至，并呈上吳三桂第二封書信，書信中說：“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夾攻，逆賊可擒。”
多爾衮随率軍從連山疾行，過甯遠城而不入，四月二十一拂曉穿過沙後所城，此時距山海關僅百裡，清軍忍饑挨餓，連續經過中前所、前屯衛、中後所等城，至傍晚，已抵達山海關外15裡，多爾衮下令停下，晝夜行軍200裡，“關上炮聲，夜深不止。”
1644年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派主力在石河西岸率先發起進攻，同時派唐通率少了騎兵，從關城東北的九門口出關，繞到關外一片石紮營，目的是截斷吳三桂退逃關東。吳軍幾度陷入危局，戰争持續了一整天，到了夜晚，吳三桂為了儲存實力，撤回關城。雙方轉為炮擊，爆炸聲徹夜不停，此時正在關外15裡外的清軍聽得戰戰兢兢。
當天晚上，吳三桂的使者發現了唐通在關外距清軍三四十裡的一片石紮營，彙報給了多爾衮，多爾衮遂派人率精兵對一片石的唐通發起進攻，很快便把唐通的幾百騎兵擊垮，并生擒兩人。
二十一日一夜之中，吳三桂多次派人敦促多爾衮盡快入關，但清軍因擔心有詐，遲遲不肯入關，凡此8次之後，至下半夜，多爾衮才下令清軍向山海關移動。
山海關
二十二日清晨
清軍到達距山海關四五裡的歡喜嶺，因疑慮未除，清軍不敢冒然入關，進一步等待吳三桂的消息。
吳三桂見清軍安營不動，立刻派5人前去清營拜見多爾衮，多爾衮派範文程随5人入山海關。
天大亮，李自成調兵準備攻城，吳三桂心急如焚，遂秦帥數百精騎，拜見多爾衮，多爾衮借此機會，便使吳三桂歸服大清，因時間緊迫，吳三桂，立即剃發稱臣，按滿洲人習俗，殺白馬祭天，宰烏牛祭地，向天地行禮，歃血訂盟，斬衣折箭為誓。
吳三桂遂率将士疾馳回關，下令将山海關東大門與南北水門打開，浩浩蕩蕩的清軍分作兩路，直入關門，清軍正式入關。
二十二日石河一戰，吳清聯軍大敗李自成。
二十三日，多爾衮下令乘勝追擊，直取北京。并頒布指令：“此次出師，是以除暴安民，滅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關西征，勿殺無辜，勿掠财物，勿焚廬舍。不如約者罪之。”
李自成敗退行至永平系20裡範家莊，下令将吳三桂父親吳襄斬首。
四月二十六，李自成回到北京，
四月二十七，将吳三桂族人34口全部處死，
四月三十日，李自成挾太子、兩王撤出北京。
五月初二，多爾衮正式進入北京城，入主中原。
試想，多爾衮吐過沒有半路遇到吳三桂特使郭雲龍，或者多爾衮在收到吳三桂第一次書信後，按照吳三桂所述，通過密雲入關，那麼山海關的結局極有可能以吳三桂慘敗結局，清軍再想入關難上加難矣。
PS:
1638年，農軍起義軍大敗，李自成妻女失散，僅率十八騎突圍，逃至漢中，以待時機。張獻忠之前已遭明軍重創，率部向明朝僞降，積蓄力量，以圖東山再起。
1638年清軍兩路南下，崇祯急調正在西北鎮壓農民起義軍的功臣洪承疇回京。
1639年五月，張獻忠再次起義。
1939年任命洪承疇為薊遼總兵，統帥13萬精銳在松山與清軍決戰。
1640年十二月，李自成突入饑民遍野的河南，一呼百應，聲勢大震，橫掃命運，所向披靡，農民起義軍進入新階段。
1642年洪承疇等錦州、松山衆将被俘，後降清。
1943年三月，李自成改襄陽為襄京，稱“新順王”，招撫流亡的貧苦農民。
1943年五月，張獻忠克武昌自稱“大西王”，建立“大西”政權。
1943年十月，李自成攻破潼關，殺死孫傳庭，占領陝西全省。
1943年八月初九夜，皇太極去世，八月十四，立皇太極第九子年僅6三歲的福臨為帝，多爾衮攝政，大清也結束了一場皇位争奪的政治危機。
1643年九月十一，清軍自沈陽出發直奔甯遠城。
1643年九月二十三至十月初一，清軍連取中後所、前屯衛、中前所三座城池，吳三桂的甯遠城淪為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