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年僅12歲的鄧穎超進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其後的5年時間裡，她在這裡度過，并逐漸成長為一位學生運動的領袖。
1、颠沛的少年時期
鄧穎超的父親鄧庭忠是南甯鎮台，為地方最高軍事長官。母親楊振德是一個自立、自強的女子，生于湖南省長沙市一個仕宦家庭，自小讀書，深得父母寵愛。由于家業衰敗，一家人從長沙流落到廣西謀生，不久父母先後去世，14歲的楊振德開始了獨立生活。
為了謀生，她學習醫學，靠給人治病生活。在艱難困苦中度過了11個春秋之後，25歲的她與鄧庭忠結婚。鄧庭忠妻子早故，留有3個兒子，與楊振德結婚後生了一個女兒，取名玉愛，學名文淑。在母親的堅持下，鄧文淑沒有像其他女孩那樣纏足。
然而，幸福的童年在鄧文淑3歲時便戛然結束這一年，鄧家慘遭橫禍，在官場争鬥中，鄧文淑的父親成為犧牲品，被流放到新疆充軍，3年後在新疆暴病身亡。從此，孤女寡母開始了艱難的生活。
她們先後到廣州、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尋找生活出路，鄧文淑一方面不放棄讀書，另一方面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兒，分擔生活重擔，幼小的鄧文淑跟随母親飽嘗了生活的艱辛。
1913年，楊振德來到北京一所平民學校任教，年近9歲的鄧文淑在這裡讀3年級。學校的全名是“中國社會黨北京附設平民學校”，實際上是一個政治活動的場所，教職員工大多是同盟會會員和社會黨黨員，思想比較進步。
在這所學校，母女倆開始接受新思想的影響，其中給童年的鄧文淑留下深刻印象、對她以後的成長發生影響的，是她的老師、平民學校校長陳翼龍。
陳校長在學校裡積極宣傳革命思想，後遭到反動政府的殺害。楊振德不顧個人安危，勇敢參加了革命黨同僚為陳校長組織的安葬活動。這年夏天，鄧文淑随母親再次回到天津，直到1925年離開這裡到廣州，她在這裡度過了自己的青少年時代。
1915年，鄧文淑考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這一年，張伯苓代理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長，馬千裡也随同前往，任學校學監并執行校務。
馬千裡是一位新潮、熱情、親和的教師鄧穎超曾這樣回憶：
他在南開中學任教的時候，對于學生親如手足，沒有師生之分，凡南開中學學生所有的課外活動，如講演會、各種運動會、出版報刊，以至話劇的演出，他都支援并積極參加，有時出現師生同台演出的往事美談(指1911年馬千裡在南開表演新劇，粉墨登場扮演女角)。他到女師來任教時，工作認真負責對學生也非常真摯，平易近人，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馬千裡的倡導，進步思想得以在女師傳播，學校裡也充滿着一種自由、向上的風氣，鄧穎超在這裡開始貪婪地吸收新知識，尋覓救國救民的道理。
這一時期的南開中學已享有盛譽，學生活動也非常豐富。
鄧穎超對南開學生創辦的《敬業》、《校風》兩份刊物，極感興趣。刊物主要揭露當時中國政治的黑暗腐敗，呼喚青年學生奮起革新改造，在當時天津學生中很有影響。
2、五四時期的初識
在這些活動中，周恩來逐漸開始成為進步學生的核心人物。
1898年3月5日，周恩來誕生在江蘇淮安一個沒落的封建大家庭中。由于母親早逝，伯父和父親常年在外謀生，在家的三叔父又是身體偏癱的殘障人士，年幼的周恩來便不得不承擔起家庭生活的擔子，但困苦的少年時期也鍛煉了他的意志，形成了堅強的性格。
12歲那年，周恩來被伯父接到東北讀書，他每天堅持在凜冽的寒風中跑步、踢球、做操，形成了強健的體質。
獨立的個性，強壯的體魄，堅強的意志，外向的性格，極強的組織能力，感情豐富而決不軟弱，這些都形成了周恩來富有魅力的性格特質。在大伯父的資助下，他于15歲進入天津南開大學學習。南開大學是一所聞名全國、仿照歐美近代教育制度創辦的私立學校，學費昂貴，但學術空氣濃厚，教學作風比較民主，并以管理嚴格著稱。
與當時許多死氣沉沉或放任散漫的學校不同，具有朝氣蓬勃的新氣象。
周恩來在南開學習的4年中，如饑似渴地閱讀許多愛國進步報刊，努力尋求救國救民的道理。《敬業》是周恩來與同學發起組織的“敬業樂群會”的會刊，由周恩來主持并負責編輯工作。
一次，周恩來發表的一篇讨論男女平等、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的文章激起了強烈的反響，也引起一些保守人士的攻擊。鄧穎超大膽地給素未謀面的周恩來寫信，以示支援。
雖然曆經磨難，窮困的生活和不幸的遭遇并沒有令鄧穎超失去對生活的信心，相反，在母親的鼓勵下，她磨砺得更加堅強。她意志堅定，性格開朗，善于雄辯，在女師學生中是最活躍的分子之一。
她和張若名、年長10歲的郭隆真等同學一起，先後發起籌建了學生自己的組織，學生樂群會、學生自治會、青年會等，經常舉行各種活動，閱讀進步書刊，議論時局，讨論男女平等、民主自由這些當時青年學生探讨的問題。五四運動爆發前，在天津著名的女子學府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裡，一個進步的學生群體已逐漸形成。
五四運動的爆發，使劉清揚、郭隆真和鄧穎超等成為著名的學生領袖和女權運動的代表人物。當時，劉清揚已經是嚴氏女學的教師，而郭隆真、鄧穎超等還是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的學生。
從北京掀起的五四風暴席卷了天津城，她們聯合女師同學立即投身到這一反帝愛國運動的洪流中去，并很快成為全國女界乃至整個運動的領袖，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也成為天津乃至全國婦女運動的核心。
5月25日，天津第一個婦女愛國團體“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召開了成立大會，“到會會員六百多人，除了青年女學生、女教員外，還有六十多歲的老太太和十三四歲的國小生”。在這次會議上，劉清揚被推舉為愛國同志會的會長，郭隆真、鄧穎超、張若名被選舉為評議委員，郭隆真還擔任了講演隊的副隊長。
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的成立，第一次将天津的愛國女性聚合在一起。它的宗旨是“提倡國貨并喚起女界之愛國心”。
與此同時，女界愛國同志會尤其關注女性自身的問題，譬如男女自由平等、婦女解放、反對包辦婚姻等等。女界同志會還采取了組織演講、舉辦女子學校、出版刊物等多種形式向廣大群眾特别是婦女進行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的教育和愛國宣傳。
為了使愛國宣傳更加深入婦女群衆，她們組織了家庭講演隊。起初到居民家中講演時，有些人閉門不開，有的見到她們就躲了起來，使她們碰了不少釘子。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局面逐漸打開。
3、覺悟社的社友
五四運動中，由于愛國學生的激進行徑，北洋政府逮捕了一些愛國學生。但是迫于全國愛國運動的壓力，9月初，被捕學生得到釋放。
在傳回天津的火車上，周恩來、郭隆真和張若茗等商議，把愛國同志會和天津學生聯合會兩個團體合并起來，組織一個更嚴密的團體，從事科學和新思潮的研究，并出版一種刊物。兩個星期後，女界愛國同志會和天津學生聯合會各自推出10人聯合組成覺悟社。
郭隆真、劉清揚、張若名、鄧穎超等女界領袖參加，周恩來等也都鼎立加盟。在天津草廠庵學生聯合會的辦公室，這20個青年男女舉行了第一次會議，從此，覺悟社誕生。
覺悟社的宗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覺、自決。
為着實作這個宗旨，采取的方法有四：
一、取共同研究的态度，發表一切主張；二、對社會一切應用生活，取評論的态度；三、介紹社外人的言論——著作同講演；四、灌輸世界新思潮。
他們還相約，不戀愛、不結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國社會的鬥争中去，避免結婚受拖累或給後人添麻煩。
覺悟社一成立，便明确宣布，男女不平等等不合乎現代進化的東西都應該鏟除，應該改革。成立時，覺悟社通過了女會員的提議，發展社員時必須男女各一，以保持社内男女人數的平等。
在最初的20名會員中有郭隆真、劉清揚、鄧穎超、張若名等10位女會員，以後的新社員及社友男女均按1比1的原則吸收，在幹部選舉上，也采取了男女對等的原則，以充分發揮女社員的作用。
就在覺悟社成立後不久，在辛亥革命起義日，天津的學生舉行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遭到警察鎮壓，不久，福州發生慘案，為催促政府盡快處理問題，天津學聯成立并在其後兩個月内相繼舉行大規模的抗議示威。
1920年1月，天津學生再次進行請願活動，鄧穎超、劉清揚、王天麟被指定擔任留守工作，覺悟社成員中周恩來、郭隆真和張若名被推舉為代表，與省長談判，但很快遭到軍警逮捕并被投入監獄。為抗議反動軍警，尋求支援，劉清揚于第二天即南下南京、上海，通過當地學聯組織召開會議。
長達半年時間的監禁以及與反動政府的鬥争，使覺悟社裡這些年輕的知識青年認識到，僅靠個人和小團體的力量是難以完成改造舊中國、挽救中國危亡的任務的，隻有對各種團體進行改造，才能真正團結起來。
4、獨自鬥争的日子
1920年11月7日，周恩來、郭隆真、張若名、李景福等197人乘法輪離開上海去法國。
當劉清揚她們遠赴法國留學時，鄧穎超，這位經曆了五四運動的錘煉，年僅16歲的女孩子，也從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畢業。
由于費用問題，她未能和她的同學一樣遠渡重洋，而是來到了北京師範大學附小教書。兩年後，鄧穎超重新回到天津，又一次開始從事婦女運動，之後，她迅速成長為天津婦女運動的領袖人物。
1922年8月，鄧穎超應聘到天津達仁女校任教，這是一所私人開辦的學校。
1921年，受五四運動的影響，天津民族資本家樂達仁想出資開辦一所國民女校，培養具有新思想的女青年，因景仰馬千裡在五四運動中的愛國行為，希望請時任《新民意報》總編的馬千裡擔任學校校長。馬千裡一直主張婦女解放，慨然應允。經過4個月的籌建，學校正式開學。
1922年4月，恰逢鄧穎超等來天津參觀，馬千裡遂請她們來校任教。達仁女校的教師大多是原覺悟社的社員、社友以及一些女師畢業的高才生。民主思想和愛國精神充溢在學校裡，使這所學校逐漸成為聚集進步人士、從事宣傳教育的重要場所，在天津婦女運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鄧穎超來到天津後，在從事教學活動的同時，積極開始組織天津的婦女運動。之後的幾年裡，她發起組織了婦女運動同盟會天津支部，聯絡天津各界婦女，開展女界請願活動；成立女星社，創辦雜志廣泛進行婦女解放的宣傳，進而掀起了天津婦女運動的又一次高潮。
1923年4月6日，天津《新民意報》的副刊《覺郵》上刊登了鄧穎超撰寫的文章，文章以激憤的筆觸和沉痛的哀思悼念自己的同班同學張嗣婧。
張嗣婧是五四運動時期天津愛國運動和女權運動的積極分子，畢業後，在天津一所學校任教。然而，在包辦婚姻的壓迫下無法忍受折磨，最終哀恸去世。她的人生悲劇激起了時人，尤其是天津女權運動者的極大關注。得知她的死訊後，鄧穎超立即主持直隸支部召開評議會，決定為她舉行追悼活動。
由鄧穎超主編的《覺郵》雜志也是以提前于4月6日創刊，在創刊号上，鄧穎超發表了《宣言——為衫棄的死》(張嗣婧在覺悟社的排号是37)。
這時的鄧穎超因為張嗣菁的慘死，對于婚姻、戀愛、感情、理智和信仰等問題有了更加深入的認識。幾年來，她與旅歐原覺悟社成員時有書信往來，尤其是與周恩來保持着經常的通信聯系，在不久前鄧穎超創辦的《覺郵》雜志上，還連續發表了周恩來寄給她的信。
5、期待重逢的日子
在覺悟社内，他們曾經是志趣相投的朋友，她欣賞周恩來的智慧、堅定和對革命事業不懈追求的精神；而她的熱情、勇敢以及淳樸端莊也給周恩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過，這時，在鄧穎超的情感世界裡，還沒有男性走進她的内心。
這是一個既富于理智又充滿熱情的女性，在上司天津轟轟烈烈的婦女運動的同時，她似乎在克制着自己情感的閘門。然而，從這一時期鄧穎超發表的詩文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位少女傾吐的情愫、善感的内心和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期盼。
一年以後，鄧穎超收到周恩來寄自法國的求愛信。
由于信仰的差異，這時的周恩來選擇了和張若名分手。周恩來認為，他需要的是一個志同道合的夫妻。多年後，周恩來講到他和鄧穎超定情的經過：
“當我決定獻身革命的時候，我就考慮，她不合适。作為一個革命者的終身伴侶，必須也能一輩子從事革命，應該選擇一個能夠經受得住革命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的人作為伴侶，共同戰鬥。我是這樣選擇了你們的七媽的。”
在了解到周恩來和張若名分手的情況後，經過慎重考慮，鄧穎超同意和他确立戀愛關系。
接着，他們通起信來。在法國和中國北方的天津，愛情通過文字開始在兩個年輕人内心逐漸濃厚，共同的理想将他們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了一起。
1924年的天津，婦女運動在鄧穎超、劉清揚的帶領下掀起了高潮，由她們組織創辦的雜志也開始引起廣泛的反響，這一年，鄧穎超在天津參加組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并擔任特支宣傳委員。
如果說之前，鄧穎超及女星社開展的婦女運動更多的把注意力聚焦在知識女性上面，是一種女權主義運動，那麼，随着對馬克思主義認識的深人，她開始把婦女解放運動與勞工階級革命運動結合在一起。上海紗廠女工的罷工活動，鄧穎超上司女星社給予聲援和連續報道，同時，鄧穎超還與女星社社員到天津各大紗廠，調查研究勞工狀況，宣傳革命思想，啟發女工的階級覺悟。
1925年3月，鄧穎超成為中共黨員，并按照中共中央的訓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擔任國民黨直省黨部委員、婦女部長和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部長。
這一時期，在中國南方的上海，當向警予通過國民黨婦女部聯合各界婦女組織，開展廣泛的婦女運動時，天津的鄧穎超也逐漸成熟起來，随着對馬克思主義認識的深入以及鬥争形勢的變化，鄧穎超開始探索婦女解放的根本途徑，并響應中共号召，投入聲勢浩大的反帝、反軍閥的浪潮中。6月10日，她被選為代表天津80多萬群眾的天津各界聯合會主席團主席。
從6月14日至6月底，半個月的時間内，她先後組織了4次十萬、十幾萬、二十萬人的遊行示威活動。在參加反帝、反封建、反軍閥及聲援五卅運動和各地罷工的鬥争中，鄧穎超也有意識地注意工運與婦運的結合。
天津的革命鬥争使鄧穎超成為卓越的上司人，也是以成為反動當局追捕的對象。考慮到她和周恩來的戀愛關系，黨組織商議，決定要她火速南下，到廣州去工作。
6、革命伴侶的一生
此時的周恩來已從法國回到廣州，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和廣東區委會常委、軍事部長，同時還擔任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東征後又擔任總政治部主任。
然面，雖然已回國一年，繁忙的工作使兩人天各一方，無暇相見。
1925年7月，鄧穎超離開盛夏的天津，南下另一塊革命鬥争的熱土——廣州。
途徑上海時，她在上海各界婦女聯合會發表演說，号召各界婦女“抛棄向來偏重職業、參政、婚姻等局部運動，參加民族獨立運動”。通過總結婦女運動的經驗，她指出，今後的婦女運動應跳出女權運動、女子參政運動的狹隘圈子，把争取自身解放和争取社會解放的鬥争聯系在一起，并提出“全國婦女應有嚴密之組織”的意見。
8月8日，27歲的周恩來和21歲的鄧穎超在廣州一間簡樸的小房子裡結為患難與共的革命伴侶。
在當時來慶賀的張治中眼中，鄧穎超雖然年輕，但已經是一位政治上成熟、舉止落落大方、講話條理清楚的革命者，是和周恩來珠聯璧合的一對。
婚後甜蜜的生活是短暫的，嚴酷、複雜的鬥争形勢使他們很快就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周恩來重返前線，參加讨伐陳炯明的第二次東征，鄧穎超也繼續從事上司婦女運動的工作，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部長。
在廣州，鄧穎超以國民黨中央婦女部長和廣東省婦女部長何香凝秘書的身份，協助何香凝開展婦女運動。在其後的國民革命鬥争中，鄧穎超與何香凝還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25年8月廖仲恺遇刺身亡，鄧穎超一直陪伴左右，給予何香凝以極大的精神安慰。
就在鄧穎超積極上司廣東婦女開展解放運動的時候，廣州的政治局勢急轉直下，由蔣介石為代表的反革命勢力也開始掀起反共逆流，抛出所謂的“整理黨務案”，排斥和打擊共産黨人。
周恩來接受中共中央訓示，離開廣州來到上海開展中共組織工作。這一年年底，北伐節節勝利，武漢光複，何香凝上司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婦女部随國民政府由廣州遷到武漢。
此時的鄧穎超已懷有身孕留在廣州繼續開展婦女工作，她的助手是陳鐵軍。
然而，更大的動蕩接踵而至，在上海，蔣介石于1927年4月開始了對勞工和共産黨員殘忍的大屠殺。與此同時，身在廣州的鄧穎超也在遭受人生中重大的磨難。3月21日，她正在痛苦中迎接孩子的到來，然而因難産，孩子不幸夭折。丈夫杳無音訊，喪子之痛和虛弱的身體，國民黨當局的搜捕，使産後的鄧穎超面臨着人生最嚴峻的考驗。
所幸得到陳鐵軍的幫助，終于逃離廣州來到上海。然而，生育時的病痛和産後動蕩的生活卻使她永遠失去了做母親的權利。
留在廣州的陳鐵軍繼續開展地下工作，不幸被捕，1928年3月犧牲。臨刑前，陳鐵軍與周文雍舉行了婚禮。
大革命失敗後，鄧穎超曾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并開始了秘密工作。
在其後的革命生涯中，婦女解放成為鄧穎超一直關注的重要工作。而她與周恩來相濡以沫、患難與共的感情也成為中共革命事業中的佳話。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