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起源于地中海，是一種主要由航海商業文化（早期希臘沿海地區）與漁獵文化（歐洲西部與北部）融合而成的混合型文明。西方文明先以古希臘羅馬為母體，中世紀又以基督教為載體，最終統合整個歐洲。近代以來，西方文明以海外殖民擴張方式登上美洲，大洋洲，乃至全世界。目前，英美為其典型代表。
特定的地理條件，生産方式，曆史淵源，造就西方文明對獅子為代表的野性精神情有獨鐘。
一，西方獅獸文明的語言表達
（特注：本文所有英文涵義全部取自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1998）
1，西方文明崇尚Nature（即自然），追求自然主義，認為人類應該聽從“自然法則”。然而，多數人不會注意，英語詞Nature其實有兩個涵義：其一是真正的“大自然”；其二則是“萬物的原生狀态”（拉丁語 Natura意‘出生，天然’），主要指“人和動物的天性”。西方文化推崇的主要是後者，這是了解西方文明的重中之重！
西方文明認為，人與動物本來的原始狀态是一樣的：野蠻的，無拘無束的，但這是其天性和本性；而且這種天性不僅不可磨滅，還應該珍視。英語詞in a state of nature， 既表示“天性狀态”，也表“一絲不挂”。西方文明既然接受“天性狀态”，也就認可“一絲不挂”的行為舉止。古希臘羅馬戲劇歌劇表演中，體育競技中常常出現的裸體情形，在西方文化看來，就是理所當然的“天性”展露。
而對于所謂“自然狀态”（State of Nature），“社會契約論”者們（如霍布斯，洛克，盧梭）強調的，是用“契約”規範國家與個人的利和權，他們絲毫沒有限制“人類天性”之意。
是以，Naturism（英語字面意：天性主義；漢語為‘裸奔’）在西方是一種“天性”表達，絕無病态含義。例如，2010年3月的一天，盡管天氣陰冷，但為了響應美國攝影師圖尼克的一聲号召，在澳洲悉尼歌劇院前的廣場上，多達5200名男女老少裸體出鏡，耗時一個多小時，擺出多種造型，留下一幅幅帶着西方文明特有印記的“天性團圓照”。據攝影師回憶，原本隻需要2000多人，結果實際來了兩倍人數，很是令他感動。
天性不隻是“裸奔”，還包括野性，對此西方文明同樣贊賞有加。西方文學藝術中欣賞“高貴的野蠻人”（the noble savage），據說是“對文明社會給人之天性造成的腐朽影響的一種反抗”，實質也是對原始野性的一種仰慕。英文詞Wild West(字面：野性的西部)指的是“早期的美國西部”，它長久以來就是美國特色文化之一，也是好萊塢電影的經典主題；其核心标志有：随處可見的槍戰，無法無天的牛仔。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如：英語詞the nature of the beast（字面意：獸之性），就是“本性”的意思。在這裡，西方文化直接讓“獸性”與“天性”共用一詞。聞名世界的古希臘“伊索寓言”中，用來比喻世間各色人等的，就都是各種動物。
根據古羅馬傳說，羅馬人的先祖靠了一隻母狼哺育而存活，沒有那隻母狼便沒有後日的羅馬帝國
英語詞Animal spirits（字面：動物精氣），表示人的“生機或活力”，人與獸同樣共用一詞。英語裡，Animal（動物）還可指具有某種偏好的人，如“一個愛熱鬧的人”是a regular party animal，“一個熱衷政治者”則是a political animal。
英語詞a natural son字面意是“天然生子”，就是“（不受社會規則限制）自然而生的兒子”；其實就是漢語的“私生子”。
然而，西方文化雖然寄情于獸，但它并不對所有獸類平等相待，其最鐘情的乃是獸中之王---獅子（獅子在‘伊索寓言’便是強者代表）。英語詞to lionize somebody（字面意：“獅子化某某人”）就表“英雄化某某人”。對于動物中的弱者，西方文化有的隻是嘲笑和捉弄。例如綿羊，在西方文化中本來是弱者的代表，牧羊女則往往是天使的化身。而在現代英語中，綿羊被醜化成無知，無腦，又無德的小賴皮；山羊（goat）的遭遇也類似，并成為倒黴的“替罪羊”（scapegoat）。
十四世紀“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後，英國社會中，被迫離開土地的農民湧進城市，同時性情也随之大變，從“群羊”逐漸變身為“群獅”，成為令國教派頭痛不已的“清教徒”骨幹，也是“英國大革命”的主力軍（後來，革命失敗後，大部分出走‘新世界’，成為美國早期移民的核心）。
另外，所謂的“文藝複興”運動，其實也是西方文明的天性複蘇，即獅獸天性的回歸（确切地說，“文藝複興”運動應該譯為“再生運動”，因為英語詞為Renaissance（源于拉丁語‘再生’）。因為，西方文明經曆這次“複興”之後，古希臘羅馬時代原有的“天性”很快便得以“再生”。表現如下：
其一，各式各樣的，滿足視覺享受的裸體雕塑，裸體繪畫，時隔近千年，在西方世界大量湧現，就連教堂裡壁畫上的天使都衣服越穿越少。
其二，追求“原始天性”的概念不斷誕生：自然選擇，優勝劣汰（其實是‘強勝弱汰’），“不擇手段”（英語End Justifies the Means又稱‘目的正名手段’），社會達爾文主義，“超人概念”，“上帝已死”（尼采）等等。
其三，“複興運動”中，西方整個新教世界對羅馬天主教的無情嘲笑和謾罵，則是一種“天性”被長久壓抑後的大爆發。
總之，西方文明堅信“人之初，性本野，性本獸”，并以此為榮。“文藝複興”後，“本性回歸”的西方社會，人人争當強獅，個個唾棄弱羊，因為隻有獅子才能得到“頭一份果實”（英語詞the lion’s share字面意為‘獅子的份額’）。從此以後，群獅逐鹿，萬獸奔騰成為西方文明之常态。事實上，遠在公元前五世紀，古希臘哲學家恩培多克勒（他堅信人死後還有來世）就表示，希望自己下輩子能托生為獅；近至上世紀九十年代，美國好萊塢還在用“獅子王”辛巴的故事勵志少年兒童。
2，這種特有的獅子情結在西方世界表現廣泛，首先就展現在命名傳統上。如，
有以“獅子”命名的地方：城市中，有大名鼎鼎的法國裡昂（Lyons法語‘獅子’），有西班牙北部城市Leon（拉丁語獅子），有墨西哥城市Leon（獅子拉丁語）有西班牙古王國Leon（拉丁語‘獅子’）等。
有用獅子代表人的，如Lion（獅子）既代表“獅子樣勇敢的人”，又代表“獅子座的人”；Literary Lion（字面：‘文學之獅’）代表“大文豪”；俄國大作家托爾斯泰直接以獅子自稱Лев（列夫，俄語‘獅子’）。更有以獅子命名的詩體，就叫“獅子體”（Leonine ）（又稱中世紀利奧體）。
不可思議的是，多達十三位羅馬教皇以獅子命名（利奧Leo拉丁語‘獅子’），從利奧一世直到利奧十三世。羅馬教皇城也堂而皇之被稱為“獅子城”（Leonine City拉丁語‘獅城’，又譯為‘利奧城’）。難道，獅子也懂得“以德報怨”，獅子也會“左臉挨打，再把右臉伸過去”？按照原始教義，教民本是需要照顧和保護的綿羊（sheep），而神職人員則是“牧羊人”（shepherd英語‘羊倌’），可如今，“牧羊人”總部成了“獅子窩”！難怪後來人們把中世紀羅馬稱為“罪惡淵薮”，遭到西方社會數百年唾罵不停；也難怪馬丁·路德要揭竿而起，“宗教改革”會八方響應。
還有用獅子為綽号的：為首的是大名鼎鼎的“獅心王理查”（1157--1199），中世紀英格蘭國王，十字軍東征的帶頭大哥之一；另一位名氣不大，“威廉一世”（1142--1214），中世紀蘇格蘭國王，也以“獅王威廉”為号。從此後，英語便多了一個形容詞lion-hearted（字面：獅心的），形容“勇敢堅定的”男子漢。
獅子的形象在西方文明中好有很多：
古希臘最早的金屬貨币之一，呂底亞金銀币，也是獅子形象。
在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中，我們看到，羅馬皇宮裡就有兩隻真獅子大小的金獅，還能發出嚎叫。
英格蘭王室，蘇格蘭王室則以獅子為徽标。
好萊塢電影業巨子米高梅，也以獅子頭為标：
淪落孤島的拿破侖，作為西方世界當年的獅子王，就說當時的大清帝國是“一頭睡不醒的獅子”，因為在他眼裡，所有的大國都是獅子。
當然，獅獸天性不隻展現在語言和口頭上，它也表現在其他領域，比如建築就是其重要載體。
二，西方獅性文明的建築表達
模仿自然是所有人類文明的共同愛好，西方文明也不例外。古希臘著名哲人赫拉克利特說過，藝術就是對自然的模仿。建築是文明的實物載體，獅子則是西方文明的性格展現，于是，它便成為西方傳統建築的靈魂。
早在邁錫尼時代，也叫“英雄時代”，獅子就成為建築符号，如世人所知的邁錫尼“獅子門”（位于小亞細亞半島），它是一個半人半獸的，非常簡單的形似作品。
盡管它很直白，西方建築卻由此擁有了獨特的獅性靈魂，并綿延不絕。
接下來登場的是幾百年後的古希臘标志，雅典帕特農神廟：
在帕特農神廟上，獅子形象抽象化，四周的粗壯柱體圍攏成為一個模糊的雄獅形态，但是絲毫不掩主題意念：威武的氣勢，強健的身軀得到傳神地結合。
同時，獅子也為世俗建築提供靈感，直接啟發了凱旋門的造型：以四根棱角分明的柱體代替雄獅的四肢，同樣傳神地表現其特有的王者神态。在西方世界，凱旋門由此成為勝利者和征服者的共同喜愛，不僅羅馬人，法國人，德國人，俄國人也建造。
西方文明進入基督時代，基督精神與獅子的威武相結合，産生了羅馬式（又稱羅曼式）建築，如比薩大教堂。
之後，進一步演變，形成中世紀教堂建築的經典-----巴洛克建築。
注意，在這裡，希臘羅馬時代代表獅子腦袋的建造頂部，變形為“雙頭”或者“多頭”結構，可能是象征神權與世俗君權的抗衡精神。
接着，便是争議很大的“哥特式”建築。在這裡，人們主要無法接受它頭部一根根直指天穹的尖柱結構。其實，這種看似無理的雜亂形态，暗示的正是中世紀末期浮躁的西方社會心理：傳統的“雙巨頭”（教會與傳統君權）架構即将崩潰，一個新的，“群獅紛争”（大衆群起而争）的大時代即将來臨！（巧合的是，哥特式誕生于法國，震撼世界的“大革命”就爆發在法蘭西。）
在哥特建築上，獅子的形态得到進一步神似化繼承，其精神保持不變，但出現了“威風凜凜”向“咄咄逼人”的轉變。
再往後，進入近代，獅子的氣勢繼續延續；同時，随着技術進步，代表宗教意志的十字架得到突出展現，這就是建築形體上的高空化，如法國的埃菲爾鐵塔，美國的帝國大廈。
這裡，“頭頂十字架的獅子”的象征設計，代表的是一種新的氣魄：勢不可擋！
直至今日，所有的西方經典建築都靈魂一緻：獅子的威武，獅子的強勢。
接下來，獅獸之性繼續向西方傳統延伸。
三，獅獸之性的傳統表現
西方文明不隻在建築上模仿獅子，傳統習俗上也有獅子的影子。柏拉圖就說過，藝術不是簡單模仿自然，也非模仿某個理念，而是模仿理念的影子。
1，西方的“領結”與“領帶”文化。西方世界的領帶是從領結演變而來，而領結的起源可回溯到羅馬時代，羅馬士兵就有脖子上纏領帶的習俗，起因則不明（據說，羅馬士兵用它來擦拭武器）。筆者則認為,領結的設計理念,極可能來自古羅馬人對雄獅頭頸部特有鬃毛的模仿，因為對于軍人而言，勇猛氣質最為看重，雄獅無疑是最佳載體，是以說，領結領帶形式上模仿雄獅的鬃毛，為的是精神上向獅性看齊。
與此類似的，還有古希臘傳統的花環設計。無論戴在脖子上，還是頭上，也都是對雄獅鬃毛的變通模仿。
2，西方世界的“草坪”傳統。西方人對草坪的鐘愛是獨特的，也是普遍的。中世紀，歐洲各地的上層階級都是大地主，或是大莊園主。不難想見，在自己的土地上，無論是監督他人耕種，還是自己騎馬打獵，主人都會有一種獅王巡視領地的滿足感。是以，近代以來，盡管大多數傳統貴族都已退出農業，但他們仍舊眷戀大片大片的草地，甚至不惜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來不斷更新草坪品種，提高品質。
然而，西方世界的大草坪與東方的園林，中亞的花園都有本質的不同。例如，東方園林裡，百花可以齊放，草木可以叢生，因為在主人眼裡，它們都是勃勃生機的代表；而在西方大草坪上，小草一律整齊劃一，其他植物則像忠實的奴仆，挺身侍立，因為在其西方主人心目中，草木都不是生命，整個大草坪不過是獅子的領地，是以，大草坪便成為寄托主人情懷的載體，寄托的是一份西方特有的獅王情懷！
3，西方世界的娛樂與體育。
有人說，了解一個人，應該從了解他的閑暇娛樂開始，因為往往業餘愛好才能揭示一個人的真正情趣與格調。了解一個文明也當如此。
我們也從古代希臘羅馬社會的娛樂活動開始。古希臘羅馬文化是典型的獅獸文化，其娛樂與體育帶有鮮明的獅獸野性。
在現代人眼裡，拳擊運動，尤其是職業拳擊，是殘酷野蠻的；而在古希臘羅馬社會，拳擊則是“高雅技能”（英語為the noble art），屬于貴族運動。摔跤，田徑等等才屬大衆。
當然，最受當時希臘羅馬群眾歡迎的，還是人與人的殊死搏鬥（又稱角鬥），參加者有罪犯，也有奴隸；還有人與獸（一般是獅子）的互相殘殺。最大的角鬥場地是羅馬“競技場”，最多可容納上百對角鬥士或人獸同場厮殺。我們無法想象，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場面！可以推斷：一旁籠子裡等待上場的雄獅，也會被眼前景象吓呆，因為無論從規模還是烈度看，羅馬人獨特的“娛樂”形式，都是獸中之王在大草原上未曾經曆的。
另外，古羅馬的戲劇表演者，有時也會出現獅獸吃活人的驚險場面（當然被吃的演員應該是奴隸）。
後來，基督教确立，這種獸性娛樂由于“與宗教精神不合”而被取締。
然而，羅馬角鬥與鬥獸所包含的獅獸精神沒有完全流失。進入中世紀，血淋淋的獸性厮殺走向規範化，男子漢之間傳統的刀劍肉搏，演變為富有浪漫色彩的騎士決鬥（有見證人，醫療救護人員在場），并綿延數百年，引得無數“英雄”“才子”競拔劍（或拔槍），包括俄國一代文豪普希金。
另外，羅馬角鬥的簡化微縮版直到現在還在歐洲延續，那就是西班牙鬥牛。
當然，說到體育，古希臘的冠軍城邦非斯巴達莫屬。因為，每個斯巴達人剛出生就要經過“優選淘汰”，體質不佳者直接扔下懸崖摔死。接下來，從七八歲起，所有的兒童（不分男女）都要開始殘酷集訓，野蠻性完全對标野獸标準，甚至超越野獸。
進入近代以來，西方體育世界的獸性進一步消退。可是，體育競技中的獅獸情結仍得以變相繼承或發揮，例如英式橄榄球，美式橄榄球。
橄榄球起源于英國。據說當初，英國人不滿普通足球的規則太多太細，認為隻用兩隻腳踢球，無法滿足年輕人“勇敢天性”的充分發揮；于是，推陳出新，别出心裁演繹出“輕技巧，重蠻力”的橄榄球運動：草原上獅群追逐獵物的刺激場景，在橄榄球運動中得到形象而拟人的再現，橄榄球暴力與獅獸性情一拍即合。是以，橄榄球一經問世便火遍英美。時至今日，盡管比賽中傷亡事故屢有發生，橄榄球仍舊是美國社會最受歡迎的真正“國粹”。而在英國，橄榄球國家隊直接被國人稱為“不列颠獅子隊”（British Lion），其隊員則個個是風光無限的“獅子”（Lion）。
當然，對橄榄球運動稍有了解的人都不會否認：英美橄榄球是當今世界最為野性的集體競技活動。
最後，我們看看，西方獅獸之性對其文化又有那些影響。
四，獅獸天性的個性表達
西方文明的性格形成中，獅獸天性的作用同樣不可忽視，盡管這種表現更加抽象，更加無意識，但卻更加深層次。亞裡士多德說過，模仿自然的最高形式，是對自然進行理想化改造。西方文明對于獅獸天性的吸收和改造，正是這種傾向的潛意識表現。
1，西方世界的殖民文化。
殖民是西方特有的社會文化，也是獅群組織“自然法則”的人類版本。獅子作為一種群居動物，其特有的獸性決定了它們特有的組群規則：既要成群，又不能無限擴大，達到一定規模必須分群另立（或者老獅王被新獅王趕跑，或者新生小獅另謀出路）。否則，便會自相殘殺，危及整個群體。
宙斯爺孫三代的慘痛經曆，便是獅子法則的反面案例。有關神話（希臘羅馬世界盡人皆知）告訴我們：宙斯的爺爺，就是古代希臘羅馬世界的第一代天王，名叫烏拉諾斯，非常殘暴非常荒淫；于是，忍無可忍之下，他的兒子克洛諾斯（就是宙斯的父親），與其母蓋亞聯手，閹殺其父，并成為二代天王。然而，登上王座的克洛諾斯同樣殘暴同樣荒淫，結果又被其子宙斯推下寶座，驅逐出奧利匹亞神山。
是以，自“英雄時代”（又叫荷馬時代）起，希臘人便有“殖民”傳統：一個社會群體（當時叫‘城邦’），其成員發展到一定數量，就必須有人或主動或被動地離開，尋找新的土地，組建新的單元。那麼，一個城邦，其居民的合理數量應該多少呢？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給出了答案：這個理想數是5040。
于是，從愛琴海周邊島嶼開始滋生，經過數百年拓展，到後來，希臘城邦遍布幾乎整個地中海北岸，小亞細亞，叙利亞，北高加索，遠至黑海沿岸，數量達到一千有餘。
後來，城邦的希臘被共和的羅馬取代；再後來，又被封建的中世紀接替。然而，西方文明的殖民情結始終無法割絕：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雖然高舉的大旗是為了“奪回聖地”，其實就是一次不太成功的殖民擴張而已（現在的馬耳他騎士團就是‘東征’遺産之一）。
城邦式的殖民成了曆史，但殖民地的靈魂沒有消亡，而是以新的，更符合時代的方式得到繼承，那就是近代以來，西方世界逐漸形成的，大大小小的地方行政自治單元。而且通過研究我發現，直到現在，西方社會的基層自治單元，其規模都與柏拉圖劃定的5040人數很接近。
而到了十六世紀，西方世界的新生代獅群（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等）将老祖宗的殖民傳統再次請出，并使之“發揚光大”成為“殖民主義”。借助新興的科技優勢和工業力量，西方殖民主義大旗插遍世界的各個角落，其中的“王中王”大不列颠，更成為“日不落”級别的頭号帝國。
二戰後，殖民主義成為過街老鼠，西方海外殖民體系大部崩潰，地理上的殖民主義難以為繼。然而，西方世界的殖民主義陰魂沒有完全散去，一旦條件成熟，便會以新的變體出現，如“文化殖民主義”和“思想殖民主義”。前者的代表有美國好萊塢文化，迪士尼文化，後者有西方世界“年年講，天天說”的各種“普世的，無國界的價值觀”。
2，西方的“海盜性格”
在西方世界，“海盜”是一塊老字号“臭豆腐”：嘴上大家不喜歡，但又人人都愛吃。海盜性格實質上是獅子野獸攻擊性的人格化：獅子在大草原争搶獵物和領地不需要思考，海盜上岸打家劫舍也無需借口。
不僅北歐具有悠久的海盜傳統，事實上，在西方文明的幾乎每個階段，海盜性格都得到充分表現。英國近代以前的曆史就是一部“海盜争鬥史”，一批接一批的海盜上岸，大多數搶劫一番後揚長而去，少數則就此安家，并且成為英倫三島的主人（今天的盎格魯撒克遜都是當年的強盜後代）。是以，英國近代兩大政黨“輝格黨”（自由黨的前身）和“托利黨”（保守黨的前身），就直接以“盜馬賊”（Whig蘇格蘭語‘馬賊’意）和“山賊”（Tory愛爾蘭語‘響馬’意）自稱。英語詞gain現在的意思是“收獲，成果”，五百年前其原意則與booty相當，代表的是“贓物”或“戰利品”。可見，在當年英國祖先的眼裡，“搶來的”就是“收獲的”。
再以特洛伊戰争為例。“荷馬史詩”的核心情節是，當年，愛琴海各島的希臘城邦，為了懲罰“騙人妻室（指海倫）”的特洛伊王子，才憤然群起而圍攻特洛伊。并由此演繹出一幕幕驚天地，泣鬼神的史詩級悲劇，引得世界各地文學界藝術界至今仍有人津津樂道不已。可是，古希臘人自己的悲劇“特洛伊女人”（作者歐裡庇得斯）卻告訴我們：愛琴海城邦的“聯合國軍”攻陷特洛伊城後，一面把城中的成年男子趕盡殺絕（老弱婦孺則一律為奴），一面把城池洗劫一空并縱火焚燒，而對與人私奔的“妖孽”海倫（傳說是天王宙斯無數私生子女之一）卻禮遇有加。
然而，隻要認真分析一下當時的大背景，便可揭開其中的真正内涵。其一，特洛伊城地處溝通東西方的商業要道，也就比普通的希臘城邦富足許多，自然惹得海峽對岸各個城邦垂涎不已。其二，當時的希臘各個城邦，早已不是那些隻會打打殺殺的“英雄們”的天下，而是一群具有商業頭腦的“獅子王”的世界。是以實質上，特洛伊戰争，絕不像莎士比亞（在《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裡）說的那麼簡單：“為了一個婊子和一個王八”，更不是“荷馬史詩”鼓吹的“英雄壯舉”，而是一場光天化日之下的打劫，也是一次“名垂千古”的海盜行動。後來的考古發掘表明，特洛伊城确實存在過，而且很可能是被人為毀滅。由此可判定：“荷馬史詩”是西方文明的一塊“遮羞布”，在它的筆下，毀人城國的強盜成了“流芳千載的英雄”。
到了近代，海盜文化與時俱進：海盜船越來越大，續航裡程越來越長，組織越來越合理（如英荷組建東印度公司）。先從葡萄牙西班牙出發，後由荷蘭英格蘭王室資助，西方世界的“新一代海盜”不僅有能力闖到新大陸搶奪金銀财寶，屠殺土著，還能架起槍炮脅迫一個個古老文明。再到後來，海盜文化在整個歐洲大陸過度泛濫，形成兩大海盜集團，引燃兩次世界大戰，幾乎把西方世界自己燒毀。
“海盜性格”最近的一次經典表現就是2003年的“伊拉克戰争”。僅僅根據情報部門的“可靠情報”（說薩達姆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小布什便與英國布萊爾對伊拉克宣戰，并強占巴格達，絞死了薩達姆。（結果事後證明，原來的情報并不“可靠”，美國人翻騰了好久也沒有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3，獅獸性格的“領地意識”。
獅子的領地意識不僅獨特，而且非常強烈，它們不僅用自己的排洩物标示領地，為了争奪領地，它們還會拼死相鬥。潛移默化中，獅子的“領地意識”也進入西方社會，并演化為不同的概念和形式。
早期的“領地意識”主要以物質的，實體的形态呈現，“私有财産”概念為其主要代表。“羅馬法”，“拿破侖法典”則是這一概念的重要展現。
近代以來，尤其“法國大革命”後，西方社會的“領地意識”開始了精神化演進（人畢竟是精神動物），出現了“精神領地”意識，提出了“個人主權”，“個人自由”等等概念。西方社會開始覺得：不僅“物質領地”（私有财産）神聖不可侵犯，而且人的“精神領地”（個人自由，個人各種權利）也要堅決捍衛，“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所謂的“社會契約論”，主張的是個人與國家間主要就“公共治理權力”訂立契約，而對屬于“個人領地”之内的一切權益和自由，“社會契約論”的态度是：國家無權觸碰，隻能加以保護。
與此相應，在西方文化裡，個人居家生活作為一個特别的“私人領地”，自然得到特别強調。英國人說：“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My home is my castle）。城堡需要保衛，保衛就要武裝，于是，美國人堅持不放下手中的槍支。
4，西方文化的獸性情感。
西方文明既然欣然接納類似獅獸的“天性”，也就不會排斥類似獸性的情感表達。雄獅的欲望世界裡隻有雌性，與之類似，西方情感文化中，英雄對異性的情感可以超越其他一切感情，“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
海倫雖然是特洛伊戰争的導火索，而且水性楊花，但她在西方文化中的獨特地位至今無人可撼。因為在西方文化中，往往感官的滿足才是第一位的。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中就倡導：男女青年相親應該不穿衣服，以友善互相驗看，理由是：購買小馬駒時，盡管小馬駒一絲不挂，買主還要反複檢驗，以防上當吃虧，何況人呢？！在他眼裡，擇偶與買馬沒有差別。類似的，歐洲中世紀則有一個“美女與野獸”傳說，流傳很廣，後來還被搬上銀幕。其主題就是：人與獸不僅可以相處，而且可以很幸福。
弗洛伊德則認為，人類的藝術天賦都與其早期性意識的非正常遭遇，甚至挫折有關系。按照他的邏輯，除了“性意識”，人類再沒有其他的藝術源泉。這是西方文化裡“獸欲即人欲”理念的又一折射。
由此可以想見，假如沒有宗教制衡，西方文明的獅獸天性将會得到怎樣的發揮。
明向行遠結尾有言：地球真大，中西好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