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周恩來到長沙向毛主席彙報工作，毛澤東訓示這次要清理在押的一些國民黨戰争犯。周恩來根據毛主席的訓示開始安排特赦人員的一些問題，随後将報告呈示給了毛主席。
毛主席看過名單和報告之後非常不滿意，他再次具體訓示道：“放戰争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每個人發一百元的零用錢。”
對于國民黨戰争犯的問題，其實很早以前毛主席就開始考慮了。
全部釋放還是分批釋放？
新中國成立之後，對于如何處理戰争犯非常慎重，而在解放之後的六七年間，政府也一直沒有對這些人做正式的審判。
在這裡，沒有處理戰争犯的有兩個原因。
第一，蔣介石撤退到台灣，而中國人民解放軍準備用武力解放台灣，在國内戰争尚未結束時，是不滿足處理戰争犯的條件的。
第二，此時的新中國剛剛建立，政權尚未穩固，國家建設百廢待興，人民對于戰争犯的負面情緒尚未消除，是以此時處理戰争犯是不合适應的。
國民黨戰争犯
是以，中央暫時決定對這批人不判不殺，采用思想和勞動相結合的方式組織他們從事勞動和政治學習。
1956年，中央提出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而處理國内戰争犯的問題被提上了日程。
從中央的戰略方針來看，如何處理國内戰争犯關乎重大。
當時，處理戰争犯的兩個條件已經滿足，國内形勢逐漸好轉，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已經完成。而且戰争犯的思想改造進行得非常順利，很多人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是以，1957年1月29日，公安部向中央和毛澤東送出了一份處理在押病殘戰犯的報告。
毛主席看過之後，仔細批示道：不但這些人應當處理，其他戰犯表現較好的都應當考慮釋放。
周恩來
第二天，周恩來針對釋放戰争犯提出了建議，他認為政協會之後，可以釋放十幾個戰犯看看。
當然，對于釋放戰犯與會人員是全部同意的，但對于釋放戰犯的方式卻有不同的意見，有的人建議全部釋放，有的人主張分批釋放。
對此，周恩來有着自己的考慮，他認為如果全部釋放的話，我們是沒有把握的，是以建議，還是分批釋放比較好。
他認為可以先釋放少數，看看有沒有效果，放出來後的工作也要做，這是急不得的。
對于釋放戰犯的後續安排工作，周恩來提出，應該首先讓他們了解北京，對祖國的形勢有基礎的了解。随後，就是和他們讨論如何開展對台灣的工作。
會議中，大家一緻通過了“一個不殺，分批釋放”的決定。
随後，公安部根據周恩來和毛主席的意見，作出了處理戰争犯的安排。
而對于此次特赦戰争犯，毛主席也有着自己的考量。
1959年是國慶十周年紀念，是以是否可以在這期間釋放一批改造得比較好的人。
毛主席
在毛主席看來，新中國已經進入穩定時期，社會主義制度也使得人民不再懼怕那些人了，是以他認為隻要他們能夠改正自己的錯誤，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就可以特赦他們，這樣人民是可以接受的。
對于毛主席的這個提議，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一緻通過，決定對在一定期限内改惡從善的戰犯實行特赦。
而規定特赦戰犯的前提條件為，戰争罪犯關押已經滿十年，改惡從善的應該予以特赦。
而改惡從善也有兩個方面的要求，第一就是在服刑改造期間認罪伏法，确有良好的實際表現；第二就是表示擁護中國共産黨的上司，擁護社會主義。
國家主席劉少奇釋出特赦令的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戰犯的注意，他們在管理所内激動萬分，他們盼望的自由終于要到來了。
毛主席訓示釋放最後一批戰争犯：請他們吃頓飯
特赦令一出，戰犯們在激動之餘也感受到了中國共産黨對他們的善意，為此，他們還特意給毛澤東寫去了一份感謝信，在信中不僅寫到了自己對新中國政府對他們的優待，還為自己過去的罪行而感到懊悔。
1959年特赦戰犯大會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各地的戰犯管理所召開了全體在押戰犯參加的特赦大會，并宣布了第一批特赦戰犯的名單。
首批特赦戰犯共33名，其中在功德林壹号戰犯管理所的就有10名，他們分别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情、宋希濂、陳長捷、楊伯濤、鄭庭笈、邱行湘、周振強、盧浚泉。
十天之後，這十位國民黨将軍來到西花廳拜訪周恩來，這十位将軍中，除了陳長捷、盧浚泉之外都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周恩來也在随後走了進客廳，面帶笑意注視着幾位黃埔軍校的學生。
當時周恩來在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幾十年後，當他們再次看到這位曾經的老師，不免有些愧疚。
後來，也有人曾回憶道，自己在黃埔軍校畢業之後，走了一段漫長的反革命道路，成為罪行累累的戰犯，當時的心情就是喜悅和羞愧交織在一起。
杜聿明
周恩來邀請大家坐下之後，與每個人進行了親切地交談，在與杜聿明聊天時還詢問了他的一些情況。面對昔日的老師，自己不僅沒有成材，還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是以現在看到周恩來，杜聿明卻是滿滿的羞愧。
他低下頭說道：“學生對不起老師，沒有聽老師的話。”周恩來見此也并沒有半分責怪，反而心中也非常内疚，怪自己沒有教好這些學生。
在這樣愉快的氣氛中，周恩來鄭重地說出了對他們的期望，他鼓勵大家要重新開始，重新做人，要走社會主義共産主義道路，要相信黨和國家，還告訴他們，你們當中與台灣有聯系的人也可以做一些工作，個人寫信靠得住些。
周恩來講完話之後，站在一旁的張治中也勉勵他們希望現在能跟着周恩來走。
不過，當時在場的還有一位特殊的人，這個人就是留守在北平的傅作義，而他也是最有發言權的，他激動地說道：
“我同你們一樣，過去也曾是一名戰犯，隻不過比你們早覺悟一些時候，也是被迫改造的。”
楊伯濤
此次會見，令國民黨人感慨萬分，他們萬萬都沒想到，共産黨會如此善意地對待他們，更加令人詫異的是，這種對待俘虜的方式是前所未有，聞所未聞的。
楊伯濤也曾在回憶中說道，自己為國民黨工作過19年，又為共産黨工作了20多年，但他卻感覺到隻有共産黨才有這種胸懷，而周恩來也讓他形象化地認識了共産黨。
對于這些感謝，周恩來從不認為是自己的功勞，是以每當有人說這種話的時候，他也總會說道你們應該感謝毛主席，感謝共産黨挽救了你們。
從1960年到1966年，中央每年都會按照改惡從善的标準，特赦一批戰争犯。
周恩來
1966年的第六批戰犯釋放之後，周恩來也曾多次提醒公安部門注意各個監獄戰犯的病患和死亡情況，随着戰犯死亡逐年增多，公安部向周恩來寫去了一份報告。
收到報告之後，周恩來意識到應該要加快給這些戰犯的出路，将戰犯關到死也是不符合毛主席給出的政策的。于是，他提議将改造勞動作為重點，給予生活出路。
1974年12月，周恩來到長沙向毛主席彙報工作，毛澤東表示要立即清理全部戰犯。
周恩來也立即着手進行了安排，周恩來查清了仍然在家的戰犯的人數以及他們的政治表現後決定，這次特赦要盡可能放寬。但經過梳理後發現仍然有13人需要繼續關押。
而對于特赦人員出獄後的安置問題，中央也提出了意見，表示安置在農村的每人每月都會發放15元到20元的生活補助費。
當毛主席看到這些名單和報告時，非常不滿意，他氣憤地說道：“氣魄太小了！15元太少，13人不放，也不開歡送會！”
毛主席
是以，他明确訓示道：“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一個都不殺，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每人發一百元零用錢。”
随後，毛主席對于戰犯的後續問題也給出了明确的訓示，有的人可以做工作，年老的也要和我們幹部一樣給予治療。
就這樣，在毛主席的訓示下，國民黨戰犯最後一批釋放的戰犯變為了293人。而作為公安部部長的華國鋒也立即按照毛主席的訓示，進行了細緻的安排。
至此，關押的戰犯先後分7批全部釋放。
在3月7日的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中，周恩來提出了對釋放戰犯的後續安排問題，他們都是有公民權的，有工作能力的安排工作，沒有工作能力的要治療，願意回台灣的會給足路費。
釋放的時候每人都會發放新制服和一百元的零用錢。把這些人全部集中到北京開歡送會，由黨和國家上司人接見，并宴請一次。
戰犯相聚擺60桌酒席
3月17日特赦大會結束之後，各地戰争犯收到了當年關押時寄存在管理所的各種物件，然而，令他們吃驚的是，幾十年過去之後，他們全部的物件，小到指甲刀曲别針都還在。
撫順戰犯管理所
這天下午14時，撫順戰犯管理所為全體在押人員舉行了歡送會。戰犯管理所所長金源首先站起來說了一句令人動容的話，他激動地舉起酒杯，對大家說道：“我敬大家一杯，祝各位先生一路平安，晚年生活幸福！”
所長的一句話量在場的所有人熱淚盈眶個，也熱情洋溢地舉起酒杯一飲而盡。
歡送會結束之後，大家開始清點打包自己的物品，而他們每個人也領到了新的行裝。同時，每個人還收到了40斤的糧票和一百元的零用錢。
20日晚上，撫順戰犯管理所的特赦人員登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車。
1975年3月21日到22日，第七批特赦人員需要到北京接受黨和國家上司人的宴請。終于在22日下午，來自撫順、濟南、西安、北京等4個戰犯管理所的特赦人員來到了北京前門飯店，穿着清一色的藍色制服。
特赦後的戰犯拿着行裝
在這些特赦人員中不乏一些年老的軍人，但當他們穿上藍色的軍便服，整個人容光煥發精神抖擻，每個人手提着一個背包，裝着自己的洗漱用品和床上用品。
23日下午，黨和國家上司人葉劍英、華國鋒等人在北京飯店接見了全體特赦人員。
會見結束之後，晚上在北京飯店的宴會廳擺60桌酒席，為特赦人員舉行宴會。
宴會上，每桌都安排了特赦人員和接見人員，他們互相交談，有的還都是老相識，也都聊起了過去的事。
而從業人員也從聊天的過程中了解到了他們的一些情況，并做出了安排。
國民黨第四軍少将副軍長李子亮在宴會上講到了自己的子女在香港和美國，從業人員得知後，立即将他送到了香港探親，随後又送到了美國。
沈策
原國民黨一一四軍少将軍長沈策告訴從業人員自己想見自己在美國的女兒，我方從業人員上報有關部門之後，立即進行了聯系。短短幾天的時間，沈策就見到了自己的女兒。
在兩個多小時的宴會中，不管這些人提出什麼樣的請求，從業人員都積極上報政府部門也都認真進行了處理，讓他們與家人團聚。
宴會結束之後，公安部門又組織他們參觀了北京的各種著名景點，遊覽參觀了一周。
在這一周的時間中，他們對國家的建設有着初步的了解，同時也感慨萬千，想不到短短幾十年，新中國的變化竟然這麼大。
特赦之後，周恩來十分關心特赦人員的新生活，對于他們的去向也早已做出了安排。毛主席曾說，像衛立煌這樣的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我們應當繼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
衛立煌
1959年，對于首批特赦的戰犯，周恩來也曾問道他們對未來的想法，此時的他們心中已經沒有了什麼大的想法，反而隻想做一些簡單的事。杜聿明說自己想去當木匠，楊伯濤說自己想回家種地，而邱行湘也告訴周恩來說自己想當搬運勞工。
大家的志向單純，沒有人能想到昔日叱咤風雲的大将軍竟然心甘情願當苦力。當周恩來聽到他們的志向時，笑了笑，其實他已經為這些人想好了去處，他告訴他們你們依舊有公民權，還是國家幹部。你們要做的事就是讓他們去書寫自己的經曆。
他準備成了一個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下設一個文史專員辦公室，用自己的口吻來書寫經曆。
周恩來
國家的安排令他們一時感到有些詫異，沒想到共産黨不僅沒有計較他們的行為，反而不計前嫌，将他們招收進國家隊伍中，這樣的胸襟令這些國民黨老将打心眼裡深深地佩服共産黨。
周恩來的一舉一動更讓他們感覺到，并沒有把自己當外人，是以當邱行湘回去之後，便在筆記本上寫下了一句話：“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對于第一批釋放的鄭庭笈，周恩來特别關心他和妻子的情況。
丈夫被俘之後，妻子馮莉娟本打算要去台灣，當他得知鄭庭笈在哈爾濱發表的講話之後，決定留在海南島等待丈夫出獄。
1954年，他來到了北京，因為戰犯家屬身份的原因使得她不能工作，周恩來得知後，告訴張治中：“你們應該動員他們複婚嘛。”
鄭庭笈與家人的合影
1959年，鄭庭笈被特赦之後，周恩來也曾委托張治中邀請黃埔同學在頤和園聚會。在聚會上，鄭庭笈也及時趕到，兩人見面的第一句話，周恩來就問：“你們複婚了嗎？”
一句簡單而又普通的話，包含着周恩來對他的關懷。在周恩來的訓示下，政協将馮莉娟調到他身邊做打字員，而後終于等到了兩人的破鏡重圓。是以，可以說沒有周恩來，兩人可能再也沒有了相聚的機會。
但周恩來的親切關懷也讓國民黨戰犯深深感動，并許下心願為國效力。這些特赦人員在之後也以通信、廣播、撰寫回憶錄等方式積極工作，對溝通兩岸關系和祖國的和平統一做出了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