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人們一提到黨的好幹部就會想起焦裕祿，但焦裕祿是如何從一名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貧苦農民，成長為一名優秀的黨員上司幹部的，很多人卻知之甚少。河南省檔案館珍藏着一份1955年全國審幹運動中，焦裕祿在大連重型機械廠實習時撰寫的《幹部曆史自傳》，裡面詳細記述了他的家庭情況、早期的人生遭遇和參加革命以來的心路曆程，這份檔案對于研究焦裕祿的早期成長經曆具有重要意義。
清苦但美好的少年時光
焦裕祿1922年8月16日出生在山東省淄博市博山縣（今博山區）北崮山村一戶貧苦的農民家庭。家人期望他将來不受苦、不受壓迫，過上豐衣足食的太平日子，特地請來私塾先生，給他起了個飽含美好願望的名字——“裕祿”。他在這裡度過了清苦但美好的青少年時光，完成了最初的知識啟蒙。
焦家早年家境比較殷實。焦裕祿的爺爺焦念禮是一個聰明能幹、世事練達、有經濟頭腦的人。1910—1922年，由于西方列強忙于世界大戰，中國迎來了工商業發展的黃金時期。焦念禮青少年時就進城在鋪子裡當學徒，由于他勤奮踏實，善于認真觀察，對商品經濟的認識遠遠超出了當時的農村同齡人。30多歲回到鄉下以後，他守着薄田，做着估衣（賣舊衣服）生意。因為受過城市商業文明的熏陶，并經過多年買賣鋪學徒訓練，他的生意做得很紅火，雖然辛苦，倒也攢下了不菲的家業。現在坐落在北崮山村的一座舊式小套院,北房三間、南房三間，最早就是由他置辦下來的。
但是，一戰結束以後，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國外侵略勢力卷土重來。世道不堪，生意越來越不好做，焦家日漸衰落，最後隻能守着幾畝薄田，靠給地主打短工勉強度日。關于這一時期的家庭情況，焦裕祿在自傳中寫道：“從出生到15歲，家庭有15口人，15畝地、牛2頭、騾子1頭、房子20餘間，全家依靠種地生活，農閑時開一小油坊打蓖麻油，資金大部是外債。”盡管生活艱辛，1931年，焦裕祿還是被家人送入學堂讀書，這在當時實屬不易。焦裕祿在自傳中寫道：“8歲入本村國小，12歲國小畢業，考入南崮村第六進階國小，15歲高小畢業。”在學校期間，焦裕祿不僅學習刻苦，還表現出了對家鄉的無限熱愛。在作文《阚家泉的風景》中，他曾這樣寫道：“仁者愛山，智者樂水。我欽佩那些為國建立過功勳的仁人智者，更愛哺育過無數仁人智者的好山好水。而最念（令）我喜愛的，就是嶽陽山南山腳與崮山西山腳交彙處的阚家泉……清淩淩的泉水從泉眼湧出，在附近的窪地浸成一個小湖，然後沖刷出一條河流，流經南崮山我的學校，奔向山外的天井灣去。我經常在湖裡河裡遊水捉魚……”因為這篇作文，焦裕祿一時間成了學校裡的名人，大家都争相學習背誦這篇文章。
這一時期，雖然生活清苦，但愛國愛家的種子已經深深地埋在了焦裕祿的心中，并開始生根、發芽。
迷霧中的彷徨掙紮
天有不測風雲。1937年末，日本帝國主義占領山東，國民黨不戰而逃，焦裕祿被迫辍學。退學後，為了生計，焦裕祿不得不跟着大人推着獨輪車進城運油、回來捎煤，早早地開啟了艱辛的成人生活模式。即便如此，這樣的日子也沒能維持多久。1938年，為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殘暴統治，年僅16歲的焦裕祿參加了當地的一個民間抗日組織。關于這段曆史，焦裕祿在自傳中寫道：“1938年日寇侵占縣城後，經常到我村一帶‘掃蕩’。這時漢奸、國民黨遊擊隊四起，誰到誰要糧要款。老百姓（被）逼得沒法，便從（以）南崮山村李星七為首組織了一個迷信會門紅槍會……我參加了此會。”由于缺乏科學的信仰和有效的組織，“紅槍會”很快被打散。
焦裕祿的幹部履曆表
1941年山東大旱，糧食絕收，焦裕祿的父親因交不起捐稅被逼上吊自殺。焦裕祿在自傳中寫道：“（19）41年生活困難，還要給漢奸拿糧交款，明年我還要結婚。父親終日愁悶，秋天上吊自殺了。父親死後，生活更加困難了，還欠下了帳（賬）。我與哥哥分了家，我與母親共同生活。為維持生活，往（在）南崮山村李奎正酒店賒了一擔酒，跟我村焦念鋼、焦念石一起出門，到沂水縣賣，在（再）買油擔回來掙些錢。但到了臨朐縣碰上了國民黨遊擊隊……将酒桶穿破，進行檢查。一桶酒留（流）了一半，省（剩）的一半氣也泡（跑）了。這次賠了大學，回家後再也不敢出門了。通過這次才進一步認識了國民黨遊擊隊是禍害人民的土匪。對幻想他們打鬼子的想法打消了。”此時，焦裕祿雖然也聽說離家三四十公裡的山溝裡有八路軍遊擊隊活動，對窮人也很好，但他認為國民黨那麼多人馬都打不了鬼子，八路軍沒有好槍也沒有大炮更打不了鬼子，是以，他這幾年也就沒有再參加過任何組織，隻能老老實實地呆在家裡。
1942年，日軍開始強化治安，大肆屠殺中國人民。焦裕祿被以“共黨嫌疑分子”的罪名抓到東北做苦力，九死一生。焦裕祿在自傳中寫道：“6月22日，天氣很熱，吃過早飯，剛躺到床上想睡覺，忽然大門外的狗咬（得）厲害。我光着腳光着膀子到大門口一看，有兩個鬼子一個漢奸翻譯，持着槍在看我家門牌。我見勢頭不對，出了大門向南拐，想跑掉，但未走及。往南街走來兩個漢奸便衣，各持手槍迎頭碰上，用槍指住（着）我将我抓住，叫帶路找一開鋪子的焦念鎬。到了焦念鎬鋪子，人早已跑了。漢奸将小鋪錢、紙煙等收拾一光，便帶我到了村外汽車跟前。我一看汽車上捆滿了鄰近村老百姓，我對門一家的一個祖父焦念重也被困（捆）上了汽車。鬼子漢奸還正往（從）各街向汽車跟前抓人。我被捆上汽車，一回（會）從外村開來很多汽車，一起開到了博山城西冶街趙家後門日寇憲兵隊。從此開始殘酷地（的）地獄生活。”關于這段曆史，焦裕祿在自傳中用了大量的筆墨，可見對其造成的陰影之嚴重。
1943年7月初，焦裕祿曆經磨難，在老鄉的幫助下，逃回家鄉。由于沒有良民證，在家鄉無法生存，又不願意昧着良心當僞軍，他被迫攜妻帶子逃難到江蘇宿遷給地主胡泰榮打長工。焦裕祿在自傳中寫道：“往（從）撫順跑回不到10天，又受了兩次日僞的殘害。沒為（僞）政府發（的）良民證又不敢出門，白天黑夜一聽到狗叫便渾身發抖，又沒吃的，哪裡有出路呢……便帶女人孩子跑到郭莊村嶽母家住了幾天，才帶嶽母及黃台村幾家一同逃荒到江蘇省了。”但是禍不單行，在逃難的路上，焦裕祿的兒子焦連喜不幸夭折。
這一時期接二連三的遭遇，讓焦裕祿深刻體會到了國破家亡的痛苦，充分認識到了國民黨反動無能的本質，這為他後來選擇投奔共産黨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在革命鬥争中成長
1945年8月，抗日戰争勝利前夕，新四軍北上解放宿遷。焦裕祿在黨的宣傳教育下，對共産黨上司的人民軍隊有了新的認識。他在自傳中寫道：“1945年新四軍北上，宿遷解放了，建立了人民政府。經常開會才真正認識了共産黨真是為人民辦事，并聽到家鄉也解放了，便将我二年工資同女人紡花掙得（的）錢買了一頭驢，同我們一起逃荒去的黃台、郭莊、皮峪村四家一起推小車回了家。此二年當護（雇）工才親自知道了地主是如何壓迫并剝削窮人。宿遷解放後經常參加開會，才更明确認識了八路軍共産黨才是真為人民辦事的，才真正相信共産黨能勝利。”
1945年秋，焦裕祿回到家鄉，不久在黨組織的動員下，加入了本村的民兵組織。他在自傳中寫道：“1954（1945）年秋到了家，這時博山縣還未解放，但人民政府已建立，正上司群衆反奸訴苦，支抗（援）解放博山城。村裡民兵（組織）已成立了，民兵隊長焦方開動員我參加了民兵，并積極參加了鬥争漢奸焦念鎬、焦兆瑜，又積極參加民兵連解放淄博縣（博山縣）城……”由于表現積極，1946年初，焦裕祿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産黨。關于入黨的過程和對黨的認識，他在自傳中寫道：“1946年1月，民兵隊長焦方開及在我村上司工作的區委組織委員焦念文将我叫到農民焦念祯家一間閑房内入了黨。這時入黨是絕對保守秘密的，也未舉行儀式，隻是支書李京（景）倫念了下黨章和幾遍黨員教材，介紹了下誰是黨員，告訴我後（候）補期三個月，從此才參加了黨。但這時對黨是幹什麼的一點也不知道，隻知道共産黨對窮人好，自己自從共産黨來了才有出路了，入黨要好好幹工作，在各種工作中起帶頭作用。”
入黨以後，焦裕祿随即被組織任命為博山縣八陡區武裝部幹事，開始更加積極地為黨工作。他曾出謀劃策，智退進攻北崮山解放區淄川、博山、章丘3縣的國民黨返鄉團，受到區上司的贊揚。焦裕祿在自傳中寫道：“1946年春，蔣賊（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山東，縣城被侵占。我參加民兵連，在縣區武裝部上司住（駐）我村同我村西邊十裡的嶽家莊國民黨匪軍堅持邊沿鬥争，親自參加數次戰鬥，不斷打擊出來搶劫的匪軍，并不斷到敵駐地打擾亂。”在戰火中，焦裕祿經受住了血與火的洗禮和考驗。
1947年7月，解放戰争形勢發生逆轉。黨中央決定從山東老區抽調大批革命幹部和青年，組建一支支援和發展新解放區的隊伍，這就是淮河大隊。焦裕祿被任命為一中隊一分隊班長。這段時間，焦裕祿開始系統接受黨的理論學習，他經常與戰友們一起學習黨的檔案，學習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反對黨八股》等文章，還帶頭憶苦思甜，幫助大家提高覺悟，武裝思想，樹立正确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1947年10月，經過3個月集訓，淮河大隊開始了艱苦的南下行軍。關于這段曆史，焦裕祿在自傳中寫道：“8月，區黨委将工作隊集中受訓，經三查三整，編為魯中南下幹部大隊，10月南下，（19）48年1月到了河南省淮陽縣豫皖蘇區黨委。區黨委民運部長趙敏、副部長郝炬帶我百餘幹部到尉氏縣開辟新區。”從此，焦裕祿告别家鄉，來到河南，開啟了新的革命征程。
1948年，焦裕祿來到河南省尉氏縣後，不僅積極發動群衆參加了支援淮海戰役的偉大鬥争，還開展了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等工作。關于這段經曆，焦裕祿在自傳中寫道：“1948年8月—1949年8月，調尉氏大營區任副區長，這時主要上司區隊百餘人進行剿匪反霸，掃除土頑；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任區委副書記兼區長；1950年3月到1951年2月，調（任）團尉氏縣委副書記，這段主要工作是參加農村反霸減租、土地改革、動員參軍；1950年參加省團校學習半年；1951年2月到1952年2月調（任）團陳留地委宣傳部長，這段工作主要是參加土改、查鎮壓反革命、建團整團；1952年2月到1953年12月，調（任）鄭州團地委宣傳部長；1952年12月到1953年6月任鄭州團地委第二副書記；1953年6月到洛陽礦山機器（械）廠任基建科副科長。”
在自傳的最後，焦裕祿重點寫了入黨以後，在黨的教育和培養下思想發生的變化和對黨的認識，他這樣寫道：“經過三查三整、剿匪反霸、反霸減租、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鎮反等革命運動與實際鬥争，覺悟不斷提高。在各種運動中，對組織上配置設定任何工作都是積極去完成……自參加革命以來，沒犯過大的錯誤，未受過黨的處分。我認為自己參加革命以來在各個時期都是積極熱情的（地）工作，這主要是在我思想上認為自己是共産黨來了，我才真正解放了，并做了革命幹部，參加革命曆史不長，為人民做的事很少，但不斷得到黨的提拔，人民又給予較高待遇，又在黨的關懷下結了婚，兩人都做革命工作，建立了革命家庭，這是我祖宗三代也未有過的生活。……更進一步認識了國家建設的偉大前途和将來生活，這便是我能在工作上經常保持積極肯幹的主要力量。”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焦裕祿對黨的認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曆了一個長期的學習和認識的過程。
這一時期，焦裕祿在黨的教育和培養下，已逐漸成長為一名信念堅定，對黨忠誠，能夠正确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優秀黨員幹部。
曆史在見證，檔案在記錄。《幹部曆史自傳》這份檔案長達8800餘字，詳細記錄了焦裕祿從出生到參加洛陽礦山機械廠建設這30多年的人生曆程。其中，他用大量的筆墨控訴了在舊社會所遭遇的苦難，深入剖析了入黨以後的思想情況。這不僅為我們還原了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焦裕祿，也為我們研究焦裕祿精神的形成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選自《黨史縱覽》2021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