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文脈整理研究與傳播工程是江蘇省委、省政府在2016年啟動的大型文化工程，被納入省委、省政府“十三五”文化發展規劃，最終成果呈現為《江蘇文庫》。《江蘇文庫》分設書目、文獻、史料等六編，《方志編》是六編之一，由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承編。根據《江蘇文庫》編纂方案與總體布局的要求，《方志編》計劃從全省現存曆代各級各類志書中，特别是省志、府州縣志，以及鹽漕、衙署等官修志書中，精選250種左右影印出版，成果總規模約300冊。全編共分省部、府州縣部、專志部及附錄四個部分，原計劃用10年左右時間完成。
5年來，《江蘇文庫·方志編》選編工作一直得到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省政府連年将《江蘇文庫·方志編》選編工作列入年度十大主要任務百項重點工作。根據省委、省政府部署，省志辦曆任上司親自挂帥，組織精兵強将，展開工作。2016年受領任務當年嚴密制定選編方案，2017年廣泛搜集舊志底本，2018年第一批出版成果問世，2019年、2020年、2021年分别出版第二、第三、第四批舊志。五年五大步，目前取得階段性成果。累計出版省部、江甯府部、蘇州府部、常州府部、鎮江府部五個部分，及揚州府部的一部分，累計出版舊志115種，出版成果214冊。
《方志編》選編工作面臨的困難極多。如，江蘇是全國方志大省，修志曆史長、傳世志書多，影印選目難；大部分府州縣志記事統合古今，上下千百年，縱橫全境域，收錄對象囊括自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人物等各個方面，有古今通史、一方百科全書之稱，提要撰寫難等等。但最大的難題是舊志底本的缺乏。
第一，顧名思義，舊方志是指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前成書的志書。而江蘇省地方志辦公室成立于1986年，全省各市、縣（市、區）修志機構也大都成立于上世紀80年代。就全省修志機構而言，早在機關成立之前數十年，舊方志就已經退出了出版的曆史舞台，因而全省沒有一個修志機構藏有原版舊志。第二，舊方志屬于古籍，收藏機關主要集中在國家與省級、著名高校大型圖書館，以及部分文化較為發達地區市一級中型圖書館，縣（市、區）級圖書館、文化館等基層機關極少藏有本地的志書。第三，就大中型圖書館而言，舊志收藏也極為分散。根據我們對《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藏書機關的統計，全國現存舊方志主要分散藏在全國200多家圖書館、博物館。有的還流失海外，藏在日本國會圖書館、内閣文庫、尊經閣文庫、靜嘉堂文庫、東洋文庫、上野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等處。第四，現存舊志孤本、珍稀本較多，藏家視為拱璧，不肯輕易示人。在《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著錄的江蘇現存舊志中，孤本志書接近1/4，另有大量存世少于三四種的珍稀方志。如，靖江是江蘇最年輕的縣之一，始建于明代成化七年（1471），到民國八年（1919）的400多年間共編修縣志11次。其中已經亡佚的志書4種，現存7種。現存志書中，孤本縣志就有嘉靖、崇祯、康熙、民國4種；珍本1種，即鹹豐《靖江縣志稿》；真正的普本實際上隻有光緒《靖江縣志》1種。
面對影印選目難、底本搜集難、提要撰寫難等窘境，《方志編》選編人員本着“為國存史”的初心，堅定文化自信，以百折不回的堅強毅力，沉穩務實的工作精神，科學嚴謹的治學态度，迎難而上，攻堅克難，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截至2021年底，《江蘇文庫》出版總量740冊，其中《方志編》占28.9%，在六編之中成果量最大。
樹立新思維，開辟新天地。從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中科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等機關搜集到超過一半的舊志底本（掃描件，下同）。與此同時，一些偏僻地區往往處于古籍尋訪的“盲區”，所藏古籍罕有人問津，志書的品相反而更好，有的甚至藏有一些鮮為人知的珍本、孤本。在人們認知中，檔案館是收藏當代檔案的所在，是以《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普查舊志收藏機關時，全國檔案系統隻列入國家檔案館一家。我們卻從省檔案館和全省檔案系統，搜集到江蘇曆代舊志一百多種。這成為各大圖書館所藏江蘇舊志的重要補充，大大豐富了我們舊志底本的積累。
努力夯實基礎，堅持品質第一。《江蘇文庫》的選編與出版，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必須牢牢樹立品質意識，努力打造精品力作，要經得起“時間沖刷”，經得起曆史檢驗。為確定《方志編》品質，省志辦超前謀劃，積極從事《江蘇曆代方志全書》的編纂。《江蘇曆代方志全書》從全省現存志書中選出五六百種舊志影印出版，目前已基本出齊，累計出書530冊。此其一。其二，精心選書。同一府州廳縣曆史上纂修的志書數量龐大，必須精選書目。入選的标準一是成書較早，以較好地突出悠久的方志曆史；二是成書較晚，以保證志書積累的資料最為豐富；三是品質較好，以確定入選志書代表當地的較高水準；四是品相較好，努力争取志書卷帙完整、頁面清晰。其三，精心選擇版本。大部分舊志都有不同版本，存在缺字、缺頁、缺卷等現象，我們盡可能尋訪不同藏書機關同一種志書的同一個版本，對殘缺的部分進行補配。
策應“文脈工程”，放大“溢出效應”。在做好選編《方志編》的同時，我們還積極策應“文脈工程”，先後選編出版《長江曆史圖譜》《江南大運河曆史圖譜》，組織點校《江南通志》、修訂《江蘇藝文志》，在《江蘇地方志》刊物上開辟“江蘇文脈”專欄。其中點校本《江南通志》被列入“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并榮獲江蘇省第十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第三屆江蘇新聞出版政府獎一等獎；修訂本《江蘇藝文志》也榮獲第三屆江蘇新聞出版政府獎一等獎；《長江曆史圖譜》則被評為“2020蘇版好書”。
舊方志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成書的，由于曆代戰争、自然災害、自然老化等因素影響，不少舊志已經成了殘本。《江蘇文脈·方志編》通過舊志“克隆”，實作了文獻的“複活”。這既是一項文化搶救工程、文獻再造工程，同時也是一項文脈傳承工程、文明延續工程。在此之前，這些舊志分藏在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現在通過原樣掃描、影印，将原本分散在各地的志書彙于一處，出版後分發全省各地，進而實作了方志的“回鄉”。
通過《方志編》的選編與出版，一批“新”的舊志、“新”的舊志版本、“新”的舊志收藏機關被陸續發現，湧現出舊志再世、“孤本”不孤等一個個奇迹。如，編纂過程中，我們發現萬曆《揚州府圖說》，為明寫本，藏于美國國會圖書館；崇祯《吳江志》，為清抄本，藏于南京圖書館；道光《泗州新舊志》，為清稿本，藏于北京大學圖書館。通過補配，不少原本少卷缺頁、殘破不堪的舊志一舉成為完璧，其曆史價值與文獻價值常常比原版舊志還要高。
拟稿：省志辦主任左健偉、舊志整理中心張乃格
稽核、釋出：張一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