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邊碼故事（ID:tech-kk）”
張仟煜、趙宇超、孫萍
全文4300餘字，閱讀約需9分鐘
失去了容貌和年齡的優勢，也就失去了博得一份體面工作的機會。而這樣一群“被遺忘”的人，面對的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以及或許已經停滞不前的事業。對于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年女性來說，花力氣讨生活，變得異常艱難。
邊碼故事
過去兩年，或許你曾在街頭見過穿着外賣服的女騎手，或許她們曾敲響你的家門，遞過來一份外賣。是的，女性外賣員已經越來越常見——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孫萍團隊的調查，2020年北京有9.06%的女騎手，到了2021年，這個數字增長到了16.21%。随着疫情的延續，女騎手的數量一直在增加。
在這樣一個男性占絕對統治的行業，女騎手是一個形象模糊的、聲量更小的群體。或許你會在街頭見到她們，在洪流一般的外賣大軍中，她們的頭盔下露出了長發。但很少有人了解過她們的生活：她們從哪裡來？為什麼跑外賣？作為女性，她們是怎麼工作的？
三年前，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的孫萍團隊開始關注女騎手，他們與32位來自不同地區的女騎手及她們的丈夫做了訪談，了解她們的生活。
訪談中發現，這些女騎手們處在相似的生命狀态中——她們年齡都不算小了（平均年齡37歲）。在人生的中途，她們面臨着婚姻、育兒及事業的困境和搖擺。很多時候，她們因為事業和家庭的失落，穿上外賣服，騎上電動車，開始了以此為生的艱苦生活。
開始這份工作後，等待她們的，除了系統規訓和男性氣質的壓抑之外，還有性别身份和勞動身份發生碰撞帶來的諸多不确定。很多時候，她們不得不做出二選一的艱難抉擇。
▌柔軟“阿鳳姐”與堅硬“女單王”
2020年底，我們在一個外賣站點，見到了兩個風格截然不同的女外賣員。
40歲出頭的阿鳳姐，是“女人味”的代表，我們見到她時，她穿着T恤和哈倫褲，再搭一雙高幫鞋，騎手的制服，她不愛穿。
見一面就知道，阿鳳姐是那種把美麗看得很重的人。每天早晨出門前，她都會花一小時打扮。到了夏天，她還會很注意防曬，在外面跑單子，每隔兩個小時，她都要找公共衛生間補防曬。不是囫囵抹上去就算了，她甚至會帶着卸妝乳，先卸掉原來的防曬，再抹一遍新的。也因為這樣，她有一張保養得很好的白皙的臉。
▲ 正在接單的女騎手 邊碼故事
而阿鳳姐的同僚陳大姐，則完全是她的反面——陳大姐是赫赫有名的女單王，她和阿鳳姐年紀相仿，卻皮膚黝黑，留着短發，不愛塗防曬。陳大姐不善言語，電動車外殼長年累月已撞碎好多次，用膠帶糊了厚厚一層。阿鳳姐說，陳大姐“是個男人，不像個女人”。
對于大部分女性勞動者來說，加入男性主導的“外賣大軍”是一項全然不同的勞動經曆和性别體驗。阿鳳姐和陳大姐代表了兩類不同的女性，如何融入這份工作，她們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為了盡快習慣送外賣的工作環境，陳大姐抹去了自己的性别氣質。在工作裡，她表現得與男騎手并無二緻，甚至有時候更加“勇猛”。站長說，陳大姐有一句“至理名言”——“死不了就幹”。幾乎每個月，她都是100多人站點裡的“單王”。
與陳大姐相反，阿鳳姐卻是利用了自己的女性優勢——面對高強度的工作，她常常會承認女性在體力上的弱勢，并借此向人求助，“大哥，可以搭把手嗎？”“帥哥，幫姐姐帶上去吧！”，她會時常把這樣的話挂在嘴邊。有時候，這種方式也會奏效：有些商家看到阿鳳姐笑臉相迎，柔柔弱弱，起了同情心，會提前給她出餐。
▲ 女騎手在與同僚交談 邊碼故事
阿鳳姐和陳大姐不同的，還有她們的生活觀念。“女單王”的稱号，是陳大姐苦出來的。每天，她從早上7點幹到晚上12點，整整17個小時。北京望京一個20多平的半地下室，是陳大姐一家三口的落腳地。她和老公都是南方人，來到北京的理由很簡單，為了掙錢。“隻要能吃苦，我覺得付出和收入是成正比的。”旺季時，陳大姐收入能過萬，除了家庭的基本生活開支，剩下的錢全進賬戶，攢起來。陳大姐很少買新衣服，也不用護膚品。她想再送四五年外賣，完成财富積累，回老家買房，做點小生意。
而對阿鳳姐來說，比起虛幻的未來，當下的快樂更重要。她喜歡刷睫毛膏，塗口紅，喜歡買首飾，喜歡在夏天一天喝八九瓶冰可樂。她也沉迷購物，門前的快遞盒子從沒有斷過。
她的工作狀态取決于心情。比如三月的一個下午，她被打了差評，“心情立馬就不好了，下午就不送了，去星巴克喝了一百多塊的咖啡。”她每個月花在吃喝上的錢有四千，嘲笑自己是“月月光”。她還沒想好要幹多久的外賣，“隻要還能幹，就繼續幹下去。”
▲ 在接單的女騎手 邊碼故事
阿鳳姐的生活方式會傳染。站點的一個男同僚，和阿鳳姐熟絡起來之後，跑單量就滑出了站點前十名，他開始從隻有跑單、睡覺的生活中“醒來”，開始勻出一些時間縫隙分給電影、社交和放松。三十出頭的他從未看過電影，接觸阿鳳姐之後，他漸漸開啟了一扇叫做“生活”的大門。
貼近生活的、極富女性氣質的阿鳳姐，和直奔“錢程”的女單王陳大姐，她們似乎站在分叉路口的兩端，代表着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同為女性，她們又會因為性别原因，遇上相似的沖突和困境。比如當她們生理期的時候，都會不好意思說——因為“（站裡）都是男人”。跟站長請假不會被通過，她們會被要求，無論怎樣都要跑完最低單量。
臨近生理期，女騎手們面臨着兩難的身份抉擇，她們不知道要做騎手還是做女人。在訪談到的32位女騎手中，隻有3位會在生理期休息一天或半天。為了“保級”，女騎手選擇繼續跑單。雨雪天和生理期更像是一對冤家，面對暴增的單量，她們焦慮、着急、無所适從。
▲ 一位女騎手在風雪中拍下自己的手機界面 邊碼故事
衛生間和深夜遠單，也是女騎手的兩個重大“敵人”。“男的，随便在避人點兒的樹邊兒就解決了；不像女的，麻煩，五環内還好，廁所多，要是幾十公裡外的郊區單子，地圖上搜（廁所）都搜不着。”衛生間的城市空間布局問題，在之前盧楠關于女騎手的文章中同樣出現過。很多時候，城市空間的性别化設計多彰顯于白領的、藝術的、精英化的格局之中，少數、底層又性别化的問題，少有被關注的幸運。
還有一次，阿鳳姐被派到一個荒無人煙的公墓送單，她懷着恐懼，卻不得不去。墓地裡人煙冷清，她找不到回來的路，騎着電動車亂走，出來後發現自己已是一身冷汗。
在高度男性化的行業裡，外賣配送的算法系統是以男性化的海量資料為基礎進行搜集和統計的，這使其很難将“性别”作為單獨變量納入算法派單模型，權衡比重。無差别的勞動體驗，鼓勵女性在面對“騎手—性别”兩難的抉擇中，屈服于騎手的一端。
▌耀眼的年輕人，與被無視的中年人
欣然25歲，個頭不高，秋日的午後，她坐在小餐館裡吃飯，陽光打在她的肩上，寬大的外賣制服遮不住她清秀的五官。坐在她對面的，是芳姐。她身着紫色棉外套，耳朵上戴着一個超大的藍牙耳機，臉上的皺紋明顯。小圓桌上放着用塑膠袋裝起來的花生瓜子、一個保溫杯和一個超級厚的充電寶。一老一小，不緊不慢地聊着天，時不時和店裡進來的外賣員打招呼。
▲ 休息間隙的女騎手 邊碼故事
兩人相差19歲，都屬于同一個站點，住得很近，于是在休息的時候經常碰在一起。
同為女騎手，她們得到的待遇是不同的。田野裡聊天，同學們會說欣然“笑起來真甜”、“簡直就是仙女外賣員”，而面對芳姐時，大家的嘴似乎被什麼東西封住了，除了禮貌的問答，沒有一句多餘的贊美。
這大概是絕大多數中年女性的窘境之一，當韶華流逝、眼角長出皺紋，她們帶着自己的心事，或者這樣那樣的無奈，從舞台中央退到了邊緣。
“我們這個是最底層的工作。”這是芳姐開口講的第一句話。2021年12月，芳姐和一個朋友幹起了外賣，那個朋友跟她年齡差不多，沒幹幾天就溜了，芳姐說朋友吃不了這苦。芳姐44歲，頗有幹勁。北京冬天的清晨6點半，零下十度左右，芳姐起床了，她要趕到站點去多跑幾單，因為早晨年輕人起不來，單子可以多派給她。直到晚上9點，她才回到自己一個人的出租屋，做頓簡餐填飽肚子。
芳姐工作經驗豐富，做過生意、開過快遞店、當過冷庫分揀員，前後去過廣州、深圳、上海、杭州。“我年齡大了，其他的工作不好找了，外賣相對自由，工資也還湊活，先幹着吧。”
▲ 取餐的女騎手 邊碼故事
我們的問卷調查中，有63.78%的女騎手認為年齡限制了自己的職業選擇。對于中年女性的刻闆印象，使她們不得不承擔更大的壓力。失去了容貌和年齡的優勢，也就失去了博得一份體面工作的機會。而這樣一群“被遺忘”的人，面對的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以及或許已經停滞不前的事業。對于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年女性來說，花力氣讨生活，變得異常艱難。
我們跟着芳姐送單，發現她不認路，眼睛全程盯着導航卻依然會走錯。不到兩個小時裡，她走錯了3次。而一同入職的欣然，顯然已經非常熟悉道路。芳姐也不會像欣然，一趟會接七八個單子，她總是兩單兩單地送。她說，“要是再年輕十歲，我一定可以把外賣幹得很好，但我老了，身體還是吃不消，幹這個就隻是過渡吧。”
▲ 正在接單的女騎手 邊碼故事
對于中年女性來說，年齡焦慮無處不在。阿岚是我們在同一片區遇見的另外一位女騎手，“妹妹，你别告訴别人我47了哈，我怕别人笑話我這麼大年紀了還出來跑外賣。”訪談的前一天，她鄭重其事地給我們發了一條語音。
阿岚經曆過人生的風雨——多年前，因為丈夫賭博輸光了家裡所有的錢，阿岚停了理發店的生意，開始幹外賣。
她的手機裡，一直存着她20多歲的一張照片，濃眉大眼，發型别緻。隻不過這已是往事。前些日子，她接收了一個從家政行業轉過來的“女徒弟”，教她跑外賣。阿岚教導她：“女人就是得掙錢，年輕漂亮也就是幾年，過幾年就完蛋，沒人當回事兒。”
人生起起伏伏，很多中年女性成為被社會抛棄的人群。女騎手尤其如此，雖然身體跟不上外賣的高強度體力損耗，但面對家庭和個人的困境，她們能做的，隻能是依靠零工進行過渡。外賣成為她們自食其力的支撐點，也成為她們與外賣勞動羞恥感搏鬥的戰場。青春不在，力氣殆盡，留下的隻是奮力一搏的勇氣。
▌她們在家庭與工作的天平上
人到中年，出來跑外賣的女騎手們，很多遇到了家庭或者婚姻危機。
梅莉就是一個。她的婚姻開始得倉促，破裂得也迅速——年近三十，她在家人的催促下領了證，結了婚。兒子兩三歲時，丈夫外面有了人，“湊合過”成為她婚後生活的常态。“早就想離婚了，從生完孩子後就一直忍着，他打過我幾次，我們就這麼一直僵着，好多年了。”
梅莉帶着兒子跑過閃送，母子倆被戲稱為“上陣母子兵”。下冰雹的時候，母子倆穿一件雨衣，在橋下躲避，兒子說“媽媽我太冷了”，她才看見兒子腿以下全濕了。她帶兒子去公共衛生間，用幹手器把衣服吹幹，但兩人的鞋子還是濕的，梅莉就光着腳丫騎了半天。
▲ 女騎手在核對收貨位址 邊碼故事
現在兒子上國中了，能獨自在家，梅莉不再帶着兒子跑單。每逢下雨天，兒子都會叮囑：“媽媽小心點，注意安全。”外賣是份時間靈活的差事，适合梅莉。把孩子安頓好後，她經常幹到午夜淩晨。
之是以如此，是因為她必須靠自己養孩子。“孩子爸爸不太管，不給我倆生活費……家裡水電費、瓦斯費、房租他都不交，有一次我也交不上了，物業把我們水停了，出于人道主義沒停電，我特上火，兒子也哭了。最後我弟跟他談了一下，從那以後他把房租交了，但買菜、水電、養兒子還是一分都不給。”
梅莉的家庭生活被抱怨、猜疑、暴力和困苦環繞，但她依舊對未來抱有信心和期許。“沒事，命運是可以改變的，等我離婚之後，就把自己嫁出去，嫁不出去就一個人過，肯定比弟弟妹妹過得好。”
對家庭主婦來說，中年離婚是可怕的，她們需要面對經濟獨立的陣痛，而且很多情況下，這種陣痛不會輕易消失。
離婚之前，趙姐一直是全職媽媽。前夫在外做小生意，不許趙姐管錢。後來，夫妻倆在一場可大可小的争執中鬧離婚。趙姐傷了心，為了讓前夫在離婚協定書上簽字，她許諾淨身出戶。
“結婚的時候什麼都沒有，離婚的時候老家有了房子和攤子。他說，我要分他東西他就不離，兒子、房子、攤子他都要，那我就淨身出戶了呗。”離婚之後，趙姐在附近的工廠找了份工作，以最快的速度搬進了工廠宿舍。離開家和隻有5歲的兒子，一個人的漂泊生活正式開始。後來工廠倒閉，趙姐在朋友的接應下，隻身來到北京，開始送外賣。
▲ 在電動車上休息的女騎手 邊碼故事
北京南六環，一間沒有衛生間的小平房，每月400塊錢的房租，趙姐就租住在這裡。每天工作10個小時，中午高峰期時，為了多送單，她很少吃午飯，隻是在餐箱裡帶着在拼多多上買的零食。一個月七八千的收入，四千都打給兒子。丈夫不允許她經常見兒子，她隻能用錢拴住母子關系。
“我有兒子嘛，我要是跟别人結婚就等于把我兒子放棄了，舍不得……他也在手機上買東西、打遊戲，都需要錢。”她每周都給兒子打視訊電話，淡季的話就多打兩次。
趙姐最大的心願，就是有一天掙夠了錢，能買輛貨車，把廚房和淋浴室裝在車裡，改造成房車——“我既可以開着去送單，也可以去看兒子，娘倆住在車上，省了住宿費”。令她欣慰的是，兒子成績好，考過第一名，談到這件事，她語氣間掩飾不住自豪之情。
雖然生活困苦，趙姐也從沒放棄過在老家買房的想法， “已經四十大幾了，也跑不了多久了。等買了房子，我就回老家幹個安穩的活。”她在職業上還有小小的夢想：以前在服裝廠做過裁縫，是以想着回老家做一個服裝品牌，開個網店。“董明珠能做到世界500強，我們為啥不能努把力呢。”
我們遇見的幾十個女騎手，牽連着幾十個家庭、幾十種生活狀況和幾十種生活意義。對中年女騎手而言，家庭既給她們溫暖和力量，也給她們悲傷和苦楚。生産和再生産同時壓在她們的肩上，家庭和工作之間的關系變得複雜而糾結。大多數女騎手都與家庭和工作緊緊捆綁在一起，時而需要做出選擇，時而需要全部扛起。
中年女騎手，站在年齡與容貌的分岔路，做着青春和力氣的選擇題。她們夾在家庭與工作的中間，猶豫、掙紮。外賣平台給她們提供了一種可選項，一次次的跑單送單背後，牽連着諸多人生故事和人生選擇。被接納與被抛棄，同時存在于她們的生活。二選一的人生，可能是選擇的自由，也可能，隻是命運的無奈。
（為保護受訪者隐私，文中部分人名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