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南海Ⅰ号”裝滿船貨的各個隔艙的正攝影像。
郁南磨刀山遺址。
南越國宮苑遺址。
南澳Ⅰ号船艙隔闆及艙内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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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粵考古成果
廣東是嶺南文化中心地、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改革開放前沿地，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産資源。
截至2021年底，全省核定公布不可移動文物2.5萬餘處，其中世界文化遺産1處（開平碉樓與村落）、全國重點文物保護機關131處、省級文物保護機關755處、市縣級文物保護機關5000餘處；“僑批檔案”入選世界記憶遺産名錄。全省備案博物館367個，定級博物館總數位居全國第二；有不可移動革命文物1513處，可移動珍貴革命文物4783件/套，數量位居全國前列。
初創：鴻蒙初辟，筚路藍縷
——廣東是中國第一個官方考古機構、第一本官辦曆史考古學學術期刊的誕生地。
近代廣東引領時代風氣之先。1928年3月底，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聘請傅斯年、顧颉剛和楊振聲三人為常務籌備員，在廣州籌建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下稱“史語所”），同年7月正式成立。10月22日，“史語所”遷入廣州東山恤孤院後街35号柏園，這是中國第一個國立考古學、曆史學和語言學等現代人文學科的研究機構，曾聚集了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羅常培、李方桂、董作賓等一批頂級學者，在殷墟考古發掘、古文字、民俗學、方言調查、人類學、民族學等多個領域取得輝煌成績，奠定了中國現代新學術發展的起點，并在此創辦出版了第一本官辦曆史考古學學術期刊《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1929年，廣州市立博物院成立，謝英伯任院長，這是中國最早的博物館之一，也是此後二十年間廣州考古活動的主要組織機構。1931年，胡肇椿、楊成志、曾傳轺等人在廣州發起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職業考古學團體黃花考古學院，并于1932年1月出版了考古學專業期刊《考古學雜志》的創刊号。
——廣東首次考古工作啟動于1916年。
廣東最早的考古工作始于1916年，當年在廣州東山龜崗發掘了一座西漢初年木椁墓。1931年1月至次年1月，中山大學胡肇椿等人主持進行了六次發掘、調查，先後發掘了廣州東郊貓兒崗漢墓、教育廳後園（現廣州解放北路迎飯店）清代尚王府舊址、西郊大刀山晉墓，以及以漢至南朝墓為對象的三次調查活動。上世紀40年代，顧鐵符、饒宗頤等在粵東韓江流域也進行了一些考古調查，采集到一些石器和陶片。
總體而言，新中國成立前，廣東的文物考古工作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和粵東地區，發現了一批華南地區的古代文物及遺址，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華南地區乃至中國考古學上的空白。
啟航：星火燎原，承前啟後
——上世紀50年代，廣東文物保護管理工作體系逐漸完善。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這一階段，廣東有計劃、大規模地進行了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通過遍及全省（包括海南島）的普查工作發現了衆多新石器時代至先秦階段的遺址，對全省的文物分布情況有了基本了解，并針對其中較為重要的遺址進行了發掘工作，取得了諸多考古成果，如：增城金蘭寺遺址、西樵山石器制造場、曲江“馬壩人”遺址、曲江鲶魚轉遺址、曲江馬蹄坪遺址等。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廣東文物考古工作獲得一批重大成果。
上世紀60年代以後，廣東文物考古事業逐漸進入了穩定發展時期。這一階段，我省考古工作成績引人注目：1960年，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華南師範大學曆史系和韶關地區文博人員組成文物普查隊，對韶關地區進行了文物普查；1962—1963年，清遠馬頭崗春秋、戰國墓葬的發掘成果曾一度在省内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揭開了嶺南青銅時代考古研究的序幕；1974年，廣州市有關部門發掘了“秦漢造船工場”的遺址；1973—1978年，廣東省博物館文物隊發掘了馬壩石峽遺址，進而打開了認識嶺南史前文化的視窗，蘇秉琦先生提出并論證了“石峽文化”，石峽遺址為“區系類型”理論和中國文明起源等考古學領域重大學術問題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料，同時也為各市、縣的文物考古工作培養了大批業務骨幹。
總體而言，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是廣東文物考古發展的重要階段，各項法規逐漸完善、文物考古機構相繼建立、專業人員顯著增加、考古工作逐漸深入，文物考古各方面工作均步入正軌。
發展：漸入佳境，碩果累累
——改革開放後，廣東初步建立具有嶺南特色的考古脈絡和文博體系。
改革開放以來，廣東作為先行地區和前沿陣地，經濟建設飛速開展，文物與考古事業蓬勃發展。
全省文博機構不斷健全，數量不斷增長。1978年，僅有文博機關34個，2008年增加至204個。1977年，成立廣東省文物商店，1984年改為省文物總店。1979年，省博物館恢複館長負責制，2003年在廣州珠江新城建設廣東省博物館新館。1990年成立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7年成立廣東省文物鑒定站（挂國家文物出境鑒定廣東站牌子）。全省絕大多數市、縣先後成立了博物館，各市、縣相繼成立文物管理委員會，在文化局内設立文物科或社文科，負責本轄區内的文物博物館管理工作。
與此同時，廣東文博名家輩出。曆代文博工作者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湧現了一批傑出文物工作者，如将一生都奉獻給了文博事業的已故著名文物考古學家商承祚、麥英豪、何紀生、朱非素等。
——廣東文物考古工作實作多項曆史性突破、奠定優勢項目基礎。
這一時期，廣東考古開始進入“黃金時代”，先後獲得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達8項：1995年廣東南越國宮署禦苑遺迹，1997年廣東廣州南越國禦苑遺迹，2000年廣東博羅橫嶺山先秦墓地，2001年廣東深圳屋背嶺商代遺址，2004年廣東廣州大學城南漢二陵，2006年廣東深圳鹹頭嶺新石器時代遺址、高明古椰貝丘遺址，2010年廣東汕頭“南澳Ⅰ号”明代沉船遺址。獲得全國田野考古獎5項，全國創新和科技進步獎1項，其中“南海Ⅰ号”的整體打撈項目和“南澳Ⅰ号”發掘項目的成功，使我省的水下考古工作走在全國前列。
文化遺産保護方面，2007年，開平碉樓與村落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遺産名錄，實作了世界文化遺産零的突破。1982—1986年和2007—2012年，全省文物系統組織開展了第二、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摸清了全省不可移動文物狀況。經過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廣東省核定公布的一般不可移動文物2.5萬餘處，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機關98處，廣東省文物保護機關613處，市縣級文物保護機關5000餘處。
輝煌：踵事增華，踔厲奮進
——黨的十八大以來，廣東文物考古事業邁上高品質發展的新征程。
殷殷期待，重任在肩。黨的十八大以來，全省廣大文物考古工作者堅決貫徹落實上級關于文物保護利用工作的決策部署，全面把握文物考古事業發展的新要求、新任務、新沖突，切實加強考古工作和曆史研究，在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的征程中屢創佳績，全省文物考古事業呈現出良好發展态勢。
十年間，廣東省文物考古隊伍不斷壯大，機構不斷健全，制度不斷完善。2012年，經省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準許，省文物局為省文化廳直屬行政機關，不定級别，下設2個正處級内設機構：綜合處（博物館與社會文物處）、文物保護與考古處，核定省文物局局長（可由副廳級幹部擔任）1名、副局長（兼任處長）2名、副處級上司職數2名。2021年，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增設革命文物處，指導全省革命文物保護管理利用工作。2022年3月，原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更名為“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為省文化和旅遊廳正處級公益一類事業機關，并從原有财政補助一類事業編制的50名擴編為91名。《廣東省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實施意見》（2016）、《廣東省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行動計劃》（2019）、《廣東省實施革命文物保護利用工程行動計劃》（2019）、《廣東省加強石窟寺保護利用工作的若幹措施》（2021）、《廣東省革命遺址保護條例》（2022）等政策法規檔案的出台，為廣東省文物考古工作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法律依據和制度保障。
文化遺産保護水準不斷提高。2019年在國務院公布的名單中，全省新增全國重點文物保護機關33處、增幅達34%，新增近現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築數量位居全國第一。建構了文物建築勘查設計、不可移動文物保護研究、曆史文化名城（曆史街區、村鎮）保護、革命文物保護四大專業力量，在全國率先完成可移動文物普查任務。開展了郁南磨刀山遺址、英德青塘遺址、古椰貝丘遺址等重要考古遺址規劃編制，佛山祖廟、清晖園、葉挺故居等文化遺産保護研究，完成了丹霞山文化遺産專項普查、潮州建立國家文物保護利用示範區方案編制和南粵古驿道保護與利用等重大項目，佛山祖廟、順德陳氏大宗祠和河源榮封第（仙坑四角樓）三處修繕項目獲評“全國優秀文物維修工程”。
全省紅色資源數量和級别位居全國第一方陣，多項工作創新在全國首開先河。廣東是革命文物延續年代最長、序列最完整、種類最齊全的省份，涵蓋和貫穿了中國近現代開篇、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争、解放戰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以及改革開放等各個曆史階段。全省現有革命類博物館57家，全國紅色旅遊經典景區13個，21個市82個縣列入國家革命文物保護利用片區，是全國為數不多全域覆寫的省份。2021年，核定公布首批《廣東省革命文物名錄》，包括不可移動革命文物1513處，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機關30處，居全國第四；可移動革命文物4783件（套），均為珍貴文物。省委、省政府出台革命文物、革命遺址等保護利用系列檔案，建立省文物安全工作聯席會議制度。省級财政設立紅色革命遺址保護利用專項資金，2019年起5年安排15億元用于革命遺址保護利用。在全國率先建立“歲修”制度，優先用于瀕危革命文物搶救性保護。省文化和旅遊廳、省金融監管局、廣東人壽财險聯合為135處省級以上革命文物保護機關免費捐贈保額達49.5億元的保險，成為全國金融保險行業參與文物保護的首個案例，為革命文物和參觀群衆在重大自然災害時提供保障。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改擴建、孫中山故居等20多處文物保護機關提質更新。梳理和調研中央紅色交通線粵東段的史料和現場，有效推進中央紅色交通線和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線路的保護利用工作。開展“抗戰時期粵北辦學舊址活化利用——華南教育曆史研學基地”的建設工作，建立了文史資料資料庫。創新提出并釋出廣東省粵港澳大灣區文化遺産遊徑、廣東省曆史文化遊徑，建立“革命文物保護修繕——陳列展示——周邊環境整治——紅色旅遊景區”的全流程建設模式，推動革命文物文旅融合。
——廣東成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項目最為豐富和多樣的省份之一。
全省現有英德青塘遺址、深圳鹹頭嶺新石器時代遺址、廣州南越國宮署遺址、廣州大學城南漢二陵、“南海Ⅰ号”南宋沉船、“南澳Ⅰ号”明代沉船等10處遺址、11個考古發掘項目先後被國家文物局評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是“十大”項目中涉及年代最全（從舊石器時代早期到明代中晚期）、遺址類型最豐富（含洞穴、沙丘、貝丘、墓地、宮苑、沉船等）、作業方式最多樣（陸地和水下考古并駕齊驅）的省份之一。例如，廣東郁南磨刀山遺址與南江舊石器地點群被評為2014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郁南磨刀山遺址第1地點是廣東目前确認年代最早的古人類文化遺存，将廣東最早有人類活動的曆史由距今13萬年左右提前至數十萬年前，填補了廣東舊石器時代早期人類文化空白，是廣東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
此外，英德青塘遺址項目獲201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是華南史前考古的新突破，對于東亞、東南亞史前人類與文化發展的認識和探讨具有重大學術意義。連續的地層與文化序列，揭示出環境變遷與文化演進的耦合關系，為華南乃至東南亞舊—新石器過渡階段的學術研究提供了一把重要的标尺；墓葬與人骨的發現對舊石器時代晚期原始宗教信仰、社會複雜程度、區域現代人群體質演化及擴散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大價值；豐富的文化遺存為研究華南該階段原始聚落形态、早期陶器的出現與傳播、現代人行為的特點與多樣性、區域史前文化間的關系等提供了珍貴的材料，為破譯舊大陸東部現代人出現與擴散、東亞與東南亞史前文化交流、舊—新石器過渡階段中生計模式的轉變等前沿課題提供了新的契機。
廣東是中國水下考古的發源地和見證者，經曆了中國水下考古起步、發展到輝煌的全過程，在整體打撈、水下發掘保護、水下數字化科技考古等方面走在全國前列，先後發掘保護了“南海Ⅰ号”南宋沉船、“南澳Ⅰ号”明代沉船、湛江硇洲島海域清代沉船等，其中“南澳Ⅰ号”入選2010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成為首個入選該獎項的水下考古項目；“南海Ⅰ号”成為世界水下文化遺産保護的經典案例，入選2019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南海Ⅰ号”是1987年發現于大陸廣東省台山海域的南宋早期商船，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體最大、儲存最完整的遠洋貿易商船，為複原海上絲綢之路的曆史、陶瓷史等提供極為難得的實物資料。“南海Ⅰ号”以其承載的豐富曆史文化資訊，成為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标志性發現，是世界曆史文化遺産寶庫中璀璨的明珠。“南海Ⅰ号”提取的文物種類豐富，主要有陶瓷器、銅鐵器、金銀器、漆木器、錢币、朱砂、動植物殘骸、植物果核等，共發掘文物約18萬件，創全國單個考古項目發掘數量之最，其中瓷器超過17萬件套，金器213件套約3.5kg，銀器198件套約300kg，銅器196件套（部分為銅錢銅環），鐵器13件套，鉛錫金屬器60件套，竹木漆器98件套，石玉玻璃器26件套，材質不明274件套。另外提取船木139塊，标本2931件，鐵器凝結物130噸。沉船殘長22.95米，寬9.85米，船内艙室最深2.7米，艏、艉部龍骨已露出。全船共分為15個艙室，船艙間用隔艙闆進行分隔；現存13個船艙以及艉部左右對稱布置的2個艉尖艙，其發現及打撈發掘工作前後曆經三十餘年，是廣東也是中國水下考古發展的一個縮影，見證了大陸水下考古學科領域從無到有，再到成熟壯大的發展曆程。
2021年，适逢中國現代考古學百年之際，廣州南越國宮署遺址及南越王墓和“南海Ⅰ号”沉船入選“百年百大考古發現”，英德岩山寨遺址入選“考古中國”重大項目。
開啟新篇章，初心如磐，步履未停。廣東将一如既往做好考古工作和曆史研究，聚焦重點領域、關鍵環節，堅持鍛造長闆和補齊短闆齊抓并重，加快推動廣東文物考古事業高品質發展，為推進更高水準的文化強省建設作出新貢獻，開創廣東文物考古工作新局面！
撰文：黃堃媛 楊逸 關雨晴 粵文旅宣
統籌：畢嘉琪
圖檔均由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提供
編輯統籌：何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