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 文 田柔剛
北京畫院展覽收藏的200多幅齊白石作品是一件盛事。
其中有一件作品叫作《磚紋若鳥稿》。
齊白石筆下有蝦、螃蟹、鳴蟬、蟋蟀等等小昆蟲，盡管這些昆蟲司空見慣,但是齊白石卻能通過他的神來之筆使這些普通的小生命不同凡響,讓它們在自己的作品裡栩栩如生,這隻看起來頗為奇怪的鳥也一樣。
《磚紋若鳥稿》坊間又稱之為《趣兒》。作品的題款是“己未六月十八日,與門人張伯任在北京法源寺羯摩寮閑話,忽見地上磚紋有磨石印之石漿,其色白,正似此鳥,餘以此紙就地上畫存其草。真有天然之趣。”這題款的末句，讓我覺得他獨特的審美趣味和對自己藝術變革已經萌出初始的思考。1919年是齊白石“變法”的起始之年，記得在刊物上曾有理論家認為“趣兒”或許可以看做是齊白石走向變法頓悟的标志。
後來這幅《趣兒》還被專門迎回齊白石故居，做了一次名為《天然之趣》的展覽。
就這麼一張小稿,直到齊白石去世,将近四十年的時間,他一直帶在身邊。後來收藏在北京畫院。
其實這幅畫已經不能僅憑技巧去評判其價值所在,它更大的價值在于這幅畫本身的内涵。雖然僅僅勾勒了一隻小鳥,但已經呈現出齊白石藝術的核心理念。他的天真、天然、天趣，既是他的藝術造詣，也是他的赤子之心。評論家吳洪亮認為他的作品“超越時代、超越曆史”，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在這一點上。
另有一枚青田石朱文印章《三百石印富翁》邊款刻“此石己未年居法源寺刻,庚申居前青廠補記,白石”。也是法源寺的齊白石舊物。
因為在1968年夏秋,我在北京南城的牛街參加一期創作學習班,曾去過幾次附近的法源寺,是以,不免對齊白石與法源寺的淵源敏感起來。查《白石老人自述》也記載了他白天在琉璃廠賣畫刻印,晚上就借住在法源寺的僧舍休息。彼時的齊白石尚未成名,畫作鮮有人問津。一天,高等師範學校國畫教師陳師曾偶然在琉璃廠見到齊白石的印和畫,十分欣賞,于是立刻到法源寺尋訪,“晤談之下,即成莫逆”。後來,陳師曾赴日時,帶去的齊白石作品被日本收藏家悉數買下,且畫價頗高,齊白石于是聲名大噪。他後來曾這樣記述,“我的賣畫生涯,一天比一天興盛起來。這都是師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遠忘不了他的”。
且說那個創作學習班,有時開會就在牛街清真寺(那時宗教人士被遣散了)。法源寺離牛街清真寺很近,當時在法源寺裡的中國佛學院也改了用途。因為辦“班”靠近,在附近溜達,不免打聽一下。一次星期天(星期天夥房隻供早晚兩餐,午餐自己解決)中午在一小酒館裡“夥計”們一塊喝點，花兩三毛錢吃個豬腳、火燒之類,與鄰座的北京當地人搭讪,得知法源寺始建于唐朝初年,當時名為“憫忠寺”,專用來供奉遠征陣亡将士的靈位。明朝重修改名“崇福寺”,而稱為“法源寺”是到清朝後的事。乾隆帝親臨寺院,賜禦書“法海真源”匾額懸于大雄寶殿還在。隻是法源寺前街周邊亂搭亂建了不少小房，壓縮着法源寺的空間，見證着芸芸百姓的歲歲年年。
邊聽邊記是那時創作學習班裡大家都有的習慣,有的腦子好用的,不帶紙和筆的,每天也都記日記。我也是記了的。後來,在圖書館裡翻查了十幾本書，抄了一些資料,記下一些法源寺的故事傳說,法源寺進進出出過衆多烈士忠魂，那時還沒有聽說過台灣作家李敖的《法源寺》小說裡杜撰的戊戌六君子譚嗣同在此談禅論佛和停靈之處。可惜這些資料都散失了。
我能記得有印象的是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的鑒真和尚像回歸中國時曾暫時供奉于法源寺的藏經閣,北宋的徽宗皇帝被金兵俘獲往東北解送經北京時曾囚于寺内,金朝這裡還辟作女真族科舉考場等等。甚至還有傳說法源寺曾供奉過玄奘(唐三藏)的頂骨舍利。
我在那裡留連是在夏秋季節。如果在春季，寺内全是紫色和白色的丁香。舊北平的文人墨客還有一年一度的“丁香會”。紀曉岚、龔自珍等都曾留連于此。是以法源寺獲一别稱：“香刹”。
最有趣的逸事是1919年，那位25歲的北大圖書館管理者曾制作過一本“集花冊”送給未婚妻驕楊,裡面有“丁香花一一法源寺”、“迎春花一一頤和園”等等,說明他來此觀瞻過那年的“丁香會”并摘過丁香花。
法源寺離湖南會館五六分鐘的距離，很近，應該很友善。當我感動于這件趣事時，腦海裡竟浮現出整整30年之後的4月24日上午攝影師徐肖冰記錄的一幀珍貴照片：北平雙清别墅六角亭内,他在閱讀剛剛出版的《人民日報》号外,報紙上“南京解放”四個大字标題赫然醒目。這一已經被定格的往事瞬間,讓我在想象中疊印上解放大軍萬帆齊發渡過長江、在南京總統府門樓上歡呼、沖入總統府幽深長廊等等影像。可惜不能知曉他那時會否想起30年前那個春酣時節法源寺的爛漫丁香。
沒來過法源寺的李敖,不曉得知道不知道這些逸事。
齊白石重來法源寺，他看到的是春天的桃花，有詩一首《法源寺桃花》:
“破笠青衫老逸民,
法源寺裡舊逡巡。
重來幸有桃花在,
認得衰翁是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