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tina, c.1925 by Gertrude Fiske (American, 1878–1961)
普裡莫·萊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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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記憶是一種奇妙卻靠不住的工具。不但是心理學家，任何人隻要留心周圍人的行為，甚至自己的行為，都會發現這個老掉牙的事實。我們的記憶并非镌刻在石頭上，随着時間流逝，它們不但會漸漸消失，還會經常改變，甚至會增長，與不相幹的記憶糾纏成一團亂麻。法官們非常了解這一點：幾乎從沒有同一件事的兩個目擊證人能用同樣的方式提供同樣的證言，即使這事兒剛剛發生，即使證人中沒有人蓄意歪曲真相。隻有當我們知道記憶究竟使用怎樣的語言、怎樣的符号、怎樣的“筆”記錄在怎樣的“紙”上，我們才能真正回答記憶為什麼不可靠。但我們離這一天還很遙遠。我們已經知道一些特定條件會造成記憶的扭曲：創傷（不僅是腦創傷）、其他“競争性”記憶的幹擾、非正常的意識狀态、情緒壓抑、心理阻滞。然而，即使在正常情況下，記憶也在緩慢消退，記憶的輪廓逐漸模糊，隻有極少的記憶能殘存下來，這就是所謂生理性遺忘。這無疑是大自然偉大力量的一種，同樣的力量讓整潔變得淩亂，年輕化作垂暮，生命走向死亡。特定的練習（在這種情況下，經常重新喚醒記憶）可以保持記憶的深刻和活躍。這就像經常鍛煉能保持肌肉有力。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過于頻繁地喚醒一份記憶，并像故事似地講述它，這份記憶就會漸漸變成一種結晶般的、完美的、添枝加葉的、在經驗中千錘百煉的老生常談。這份虛假的記憶，終将取代原始記憶，并自發地不斷增長。
我打算審視的，是極端體驗下的記憶 —— 受傷或施加傷害。在這種情況下，幾乎具備了能扭曲或抹掉記憶的所有因素：受傷或施加傷害的記憶本身就是一種傷痛，因為這種回憶令人痛苦，至少讓人不安。受過傷的人傾向于阻滞受傷的記憶，以免重新激起傷痛。而施暴者則把記憶隐藏在内心深處，不去回憶，以減輕罪惡感。
在這兒，結合其他現象，我們正面臨着一種看似荒謬的類比——受害者與迫害者。我們迫切需要說明的是：兩者都處于相同的困境中。但是，正是迫害者，他準備并實施了相應的傷害，要是他是以遭受煎熬，應該說他罪有應得。如果說受害者應該遭受同樣的折磨，則是不公正的。因為他的确飽受折磨，甚至幾十年的時光都難以撫平他的傷口。可悲的是，這一切再次成為必然遵循的規律：記憶的傷口無法愈合，它在時光中延續。複仇女神 —— 我們被迫相信她們的存在 —— 她們不僅拷打施暴者（如果她們真的拷打他，運用或不運用人間的刑罰），也讓施暴者的暴行趨于永遠 —— 因為她們讓受害者無法歸于平靜。當我們讀到簡·埃默裡（Jean Améry）留給我們的文字時，我們不能不感到其中的恐怖。這位奧地利哲學家因參加比利時抵抗運動而遭受蓋世太保的折磨。因為他是一名猶太人，後來被遣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
任何曾受折磨的人永遠受着折磨……
任何曾受折磨的人永遠無法再輕松地活在世間，永遠無法擺脫屠殺的憎惡感。對于人性的信仰，早在第一個耳光中崩裂了，然後在折磨中轟然毀滅，永遠無法恢複。
對他來說，折磨是一種冗長不堪的死亡。埃默裡，于1978年自殺（我會在第六章再次提到他）。
我們并不希望鼓勵混淆、無聊的弗洛伊德學說、病态或者縱容。施暴者仍是施暴者，受害者仍是受害者。他們不能互換。前者将受到懲罰和詛咒（但是，如果可能的話，了解），而後者則會受到同情和幫助。但無論是施暴者，還是受害者，都曾經曆了卑下且無法更改的暴行。他們需要庇護，需要保護，需要本能地搜尋，并非全部，是大部分 —— 而且需要經常如此，直到他們的一生。
到現在為止，我們掌握了施暴者的大量供詞、證言和自白（我不單指德國納粹黨徒，而是所有服從法西斯主義而犯下多種恐怖罪行的人們）：有些來自法庭，有些來自采訪，有些仍然包括在書籍和回憶錄中。在我看來，這些材料至關重要。一般來說，對于目睹事實和所犯罪行的描述并不重要：它們充分與受害者的陳述一緻，鮮有沖突之處，随着法庭的判決，便成為曆史的組成部分，往往是衆所周知的事實。更重要的是動機和理由：你為什麼這麼做？你意識到自己正在犯罪嗎？
Bords du Loing (1892) - Alfred Sisley
對這兩個問題（或者其他類似問題）的回答非常相似，盡管被詢問人秉性各異，如野心勃勃、非常聰明的專業人士施佩爾（Speer）；冷酷而狂熱的納粹黨徒艾希曼（Eichman）；目光短淺的公職官員，如特雷布林卡滅絕營的斯坦格爾（Stangl）和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霍斯（H ss）；愚鈍的畜生，像博格（Boger）祠卡度克（Kaduk），酷刑的發明者。每個人的表達名不相同，帶着多多少少的傲慢，取決于他們的精神狀态和文化背景，但他們的回答最終在本質上是相同的 —— 我這樣做是為了服從指令；其他人（我的上級）比我做得更糟；我成長所接受的觀點，生活的環境，讓我不能采取其他行為；就算我不這麼做，其他人也會頂替我的職位，甚至做得更糟。任何讀到這些辯解的人，第一反應都是強烈的反感 —— 他們說謊，他們看不到這些借口在他們引起的巨大痛苦和死亡面前是多麼蒼白，他們不會相信人們能相信他們。他們故意說謊 —— 他們是奸詐之徒。
在此，任何對人類行為有着豐富經驗的人都知道，奸詐和誠信的差別（“對比”，語言學家會說）帶着啟蒙主義的樂觀精神意味。而我們有更充分的理由相信，對于剛剛提到的這些納粹黨人，奸詐與誠信之間的界線更趨于模糊。我們可以假設，在他們之中，很少有人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但即使這極少數人，無論出于什麼原因，隻要過去或現在的事實讓他們不安或緊張，便會很快失去這份清醒。在這樣的條件下，的确有人故意說謊，冷靜地編造事實，但多數人則拔錨、啟航，暫時或永久地，遠離真實的記憶，為自己編造一個友善的事實。對他們來說，過去是一種負擔，他們為犯下的罪惡（或遭受的痛苦）感到厭惡，願意用另一份記憶替換真實的過去。開始時，這種記憶更替可能完全是有意的，根據一個虛構的腳本，憑空捏造。盡管扭曲了事實，但真實的記憶比它更痛苦。他們向别人，也向自己不斷重複虛構的記憶，真與僞的邊界漸漸模糊。最終，他們完全相信了自己講述了無數次，并将繼續講述的故事，修飾和潤色其中的各處細節 —— 那些不可信的細節，那些與曆史公認事件不相符或不一緻的細節 —— 最初的捏造轉變為笃信。從憑空虛構到自我欺騙，這種潛移默化的過程是有用的 —— 任何堅信自己謊言的人的日子都要好過得多。他的故事講述越逼真，就越容易取信于法官、曆史學者、讀者，或他的妻子和兒女。
事情過去得越久，這種自我欺騙的虛假記憶就越趨于完美。我相信隻有這種精神機制才有可能解釋，比如，路易斯·達奎爾·德·佩萊波（Louis Darquier de Pellepoix），維希政府猶太人事務委員會委員，在1978年對《快報》（L'Express）的陳述。盡管他對驅逐大約7萬名猶太人負有責任，但他否認一切——成堆屍體的照片是畫面剪輯而成；成百萬的死者人數是猶太人編造的，目的是貪婪地竊取公衆的關注、同情和賠款；可能驅逐過一些猶太人（他發現這點難以否認，他的大名出現在太多驅逐令的下方，包括對兒童的驅逐令），但他并不清楚這些猶太人的目的地和遭遇；的确，奧斯維辛有毒氣室，但那是為了殺死虱子，而且無論如何（注意他說話的條理性），這些毒氣室是為了拍照在戰後修建的。我并不想為這個懦弱、愚蠢的家夥辯護。而且，戰後他在西班牙享受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太平日子，這件事也令我憤怒。但我認為，我從他身上也看到了一種從習慣當衆說謊到最後自欺欺人的典型案例。為自己建構一個心安理得的事實，進而平靜地生活下去。保持真僞之間界線的代價是沉重的 —— 這需要一個人保持正派、誠懇或真誠，并不斷付出智力和道德上的努力。我們怎麼能期待像達奎爾這樣的人會付出這樣的努力呢？
The Goose Girl, 1900 by Valentine Cameron Prinsep (English, 1838–1904)
讀讀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審判中的陳述，還有魯道夫·霍斯（奧斯維辛集中營司令官，氫氰酸毒氣室的發明者）在他的自傳中的話語，你能發現他們精心編造的過去，比達奎爾更狡猾。本質上，這兩個人都采用納粹軍人（更準确地說，所有軍人）的典型方式為自己進行辯護：人們一直教育我們絕對服從、等級觀念和民族主義的思想；我們被灌輸了種種口号，被儀式和遊行沖昏頭腦；人們告訴我們，唯一的正義是我們人民的進步，唯一的事實是領袖的訓示。你們（還能）希望我們做什麼？在這樣的事實下，你們怎麼還能期待我們，還有所有和我們一樣的人們，做出不同的行為？我們是勤勉的執行者。正因為我們的勤勉，我們得到表揚和晉升。那些決定并不是我們做出的，因為在這個國家不允許自主決定 —— 他人已為我們做出決定，而那是唯一的方式，因為我們已經喪失了自主決定的能力。是以我們不應該為所發生的事情負責，也不應該受到懲罰。
即使比爾克瑙集中營（Birkenau）焚屍爐的煙囪曆曆在目，這些辯解也不能簡單地視為厚顔無恥的結果。一個現代極權主義國家對其個人所實施的壓力是可怕的。它擁有三個最基本的武器：直接宣傳或把宣傳僞飾成教育、訓示和流行文化，對多元文化資訊樹立壁壘，以及恐怖。然而，這并不能讓人們承認這種壓力是無法抗拒的，尤其是在第三帝國短短的十二年統治中。犯下深重罪行的人，如艾希曼和霍斯，在答辯和開脫自己的罪行時，誇大其詞，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對記憶的操縱，都是顯而易見的。在帝國變成一個真正的“極權主義國家”之前，兩人早已出生并長大成人。而他們加入納粹的原因，更傾向于機會主義的投機，而不是黨徒的狂熱。直到戰後，他們緩慢而（很可能）無意識地，再造他們的曆史。問一個人這樣自欺欺人是出于奸詐還是誠信。這真是個天真的問題。他們面對别人的痛苦時，顯得那麼堅強；而當命運把他們送到法官面前，等待着罪有應得的死刑下場時，隻好為自己營造一個友善的虛假記憶，并最終笃信這份記憶的真實性。特别是霍斯，他并非一個城府很深的精明人，就像在他自傳裡的形象，事實上他不是一個傾向于自制和内省的人，以至于沒有意識到正是他的發誓和竭力否認，反而證明了他粗野的反猶太主義罪行，更沒有意識到把自己描述成一個優秀的公職官員、父親和丈夫顯得多麼虛僞。
對于這些再造的虛假記憶（但不僅是這些，而是所有的記憶），人們一定會注意到，事實的扭曲往往會受到事實本身客觀性的限制，如第三方證言、檔案、罪行實證（corpora delicti）、公認的曆史背景。一般來說，人們難以否認他們做過的特定事實或這樣一個事實曾經發生過；相反，人們非常容易歪曲導緻事實的動機或我們内在的、由事實引發的情感。我們的動機和情感是極度善變的，即使很小的壓力也會導緻答案的扭曲。在回答“你為什麼這麼做？”“你做這件事時在想什麼”之類的問題時，并不存在可靠的回答，因為精神狀态的性質是反複無常的，而記憶本身甚至更不穩定。
犯罪記憶的極度扭曲往往發生在記憶的抑制狀态。這裡，同樣，真與僞之間的界線會趨于模糊。人們經常會在法庭上聽到“我不知道”或“我記不住了”，有時罪犯的确故意說謊，但有時卻是一種僵化自欺的謊言，形成了化石般的固化模式。回憶者決定放棄這段記憶，并通過否認這段記憶而取得成功 —— 他已經排出有害的記憶，就像人們排出排洩物或寄生蟲。辯方律師很清楚這一點。他們常常建議他們的客戶，把記憶斷層轉化為遺忘，把推定的事實當作真正的事實。我們不需要深入精神病理學的領域，就可以找到一些人物案例 —— 他們的陳述讓我們迷惑不解，雖然我們肯定他們的言語是虛假的，但我們無法确定主體是否知道自己正在說謊。荒唐地假設一下，如果說謊者在一瞬間變得誠實起來，他自己也會不知道如何解決這個難題。在說謊時，他就像一個完全入戲的演員，與他的角色化為一體。在我撰寫本書的過程中，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試圖行刺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的土耳其人阿裡·阿賈（Ali Agca）在法庭上的行為。
The Final Pledge by Pierre Jan Van Der Ouderaa (Belgian, 1841–1915)
要想抵禦難以忍受的記憶侵擾，最佳手段就是延長“免疫封鎖線”（cordon sanitaire），阻止它們進入頭腦。阻止一份記憶要比忘記一份記憶容易得多。實際上，當士兵們受命去做“髒活”時 —— 即使最心狠手辣的劊子手也無法接受的工作 —— 為了保護這些士兵的良心，確定他們能奉命行事，納粹指揮官們為此費盡了心思。在蘇德戰線之後的特别行動隊，強迫平民挖掘巨大的公共墓坑，然後便在剛剛挖好的萬人坑邊用機槍屠殺平民。每當這時，納粹就應行動隊員所需，為他們提供各種烈酒，通過酒醉來模糊屠殺的記憶。那些衆所周知的委婉辭藻（“最終方案”“特殊療法”，還有特别行動隊的字面解釋：“快速反應部隊”，都是為了掩蓋一個可怕的事實）不僅用于欺騙受害者，防止他們采取自衛行為，也是為了在可能的限度内，向公衆以及其他未直接參與屠殺的納粹部隊，隐瞞第三帝國占領的全部土地上究竟發生着什麼。
總而言之，希特勒“千年帝國”的短暫曆史可以重新诠釋為一場對抗記憶的戰争，奧威爾式的僞造記憶，僞造現實，否定現實。希特勒的所有傳記，盡管在解釋這個難以歸類的人的一生時頗有争議，但都同意他的晚年生活已經脫離現實，尤其從德軍入侵蘇聯的第一個冬天開始。他禁止和否定他的部下以任何形式接觸事實，毒害他們的道德和記憶。但是，在地下掩蔽所裡，他越來越偏執，最後成為一個徹底的妄想狂，使自己也隔絕在現實之外。像所有的賭徒一樣，他在自己周圍樹立着由迷信般的謊言組成的舞台背景，正因為他那瘋狂的信仰，如他要求全部德國人所深信的信仰，使他最終迎來了失敗和自殺的命運。希特勒的倒台，不僅使全人類得以拯救，也證明了一個人放棄現實時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在受害者這個更加廣闊的領域中，同樣存在着記憶的遷移。但是，對于受害者來說，顯然，不存在欺詐的行為。任何曾遭受過不公正待遇或傷害的人，不必精心編織謊言，為自己開脫并未犯下的罪行。即便如此，由于一種看似沖突的機制（我們将在後章中進行探讨），他也許會為此深深感到羞恥。但這并不能否認受害者也會出現記憶更改這一事實。人們已經注意到，比如，許多戰争的幸存者（或其他經曆過複雜心理創傷的人們）往往會不自覺地過濾他們的記憶 —— 在追憶他們的往事或向第三人講述自己的遭遇時，他們願意駐足于那些短暫的安甯時刻，那些荒唐的、奇怪的或輕松的時刻，而跳過最痛苦的片斷。他們不願意從記憶倉庫中喚醒這些痛苦的記憶。是以，随着歲月流逝，這些記憶逐漸模糊。在但丁的《神曲》中，烏哥裡諾伯爵在向但丁描述他那可怕的死亡時變得諱莫如深，這在心理學上是可信的。他同意這樣做，并非因為對但丁的順從，而是為了在死後向死亡 —— 他永遠的仇敵複仇。當我們說“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件事”時，這定論過于魯莽，盡管“那件事”深深地傷害了我們，但它不會在我們的靈魂裡或生活中留下重要的傷痕或永遠的空虛 —— 在“日常”生活裡，我們都樂于忘記已經痊愈的一場重病（或成功的外科手術）的細節。
Boris Anisfeld (1878-1973, Russian-American) ~ Children’s Park - Petrograd, 1908
出于自我保護，現實的扭曲不僅存在于記憶中，也可能存在于生活的每時每刻。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時，我有一個兄弟般的摯友，叫做阿爾貝托．D．（Alberto D．）。他是一個結實勇敢、聰穎過人的小夥子，是以對許多編織幻想的人不以為然。這些人編造各種各樣的幻想來安慰自己，再互相傳播。我們幾乎每天都能聽到各種各樣的謠言：“兩周内戰争就要結束了”“不會再進行篩選了”“英國人已經在希臘登陸了”“波蘭遊擊隊就要解放這個集中營了”，等等。但在現實面前，所有的謠言都不堪一擊。阿爾貝托和他45歲的父親一起進入奧斯維辛集中營。在1944年10月那次大規模篩選前夕，我和阿爾貝托曾一起帶着恐懼、無奈、憤怒、聽天由命和抗拒的心理來讨論這件事，但沒有在虛假的現實中尋求庇護。在大篩選中，阿爾貝托的“老”父親被選中送進毒氣室。短短幾個小時内，阿爾貝托改變了。他開始聽信那些對他來說似乎值得相信的傳言 —— 俄國人逼近了，德國人不敢像以前那樣屠殺猶太人，是以這次篩選和以往不同，并不是把選中的人送進毒氣室，而是選擇那些虛弱但還有利用價值的囚犯，事實上，正像他的父親，非常疲倦但沒有患病。他甚至知道這些選中的人要被送到哪裡 —— 賈瓦諾（Jaworzno），離集中營不遠，一個隻适合康複期犯人的輕體力勞動的特殊集中營。
當然，人們再沒有見過他的父親，而阿爾貝托也在1945年1月集中營轉移時的行軍中失蹤了。奇怪的是，盡管并不了解阿爾貝托的行蹤，但他的親屬們（他們仍躲藏在意大利，躲過了德國人的追捕）卻表現出同樣的行為方式 —— 拒絕難以接受的現實，而為自己編造出另一個事實。我被遣傳回國後，立刻感到自己有義務趕到阿爾貝托的家鄉，向他的家人講述我所了解的一切。我受到了熱情的款待，但隻要我開始講述阿爾貝托的故事，他的媽媽就會立刻懇求我停下來：她已經知道一切了，至少所有關于阿爾貝托的事；我唠叨那些常常聽到的可怕故事對她沒有任何意義。她知道她的兒子，孤身一人，從大隊中偷偷溜走，躲開了黨衛軍的射擊，藏進森林，現在正安全地在俄國人那邊。盡管他還沒有任何消息，但隻要一有機會，他就會來信兒的，她肯定。那麼現在，她請我換個話題，說說我是怎麼活下來的。一年後，我有機會路過那個鎮子。我再次拜訪了阿爾貝托的家人。“事實”有了一點調整：阿爾貝托在蘇聯人的醫院裡；他很好，隻是失去了記憶；他甚至想不起自己的名字；但他正在康複，而且很快就會回來了。她從一個可靠的人那裡聽到這些消息。
阿爾貝托沒有回來。四十多年過去了。我再也沒有勇氣将我那痛苦的事實與他們自我安慰的“真相”對立起來 —— 阿爾貝特的家人們互相幫助着為自己建構出的“真相”。
接下來是一則道歉。本書是記憶的結集，而且，年代久遠的記憶。是以，本書資訊來源難免有可疑之處，必須聲明以預防疏漏錯誤。故聲明：本書筆墨重于思辨，而非記憶；流連于事實狀态（如當今之反思），而非編年史般的追溯記叙。此外，本書資料，或來自圍繞大屠殺遇難者（或幸存者）主題而形成的重要文獻，或來自大屠殺罪犯的合作，無論自願或非自願的，是以具有較強的證明力。且本書文獻具有充分的一緻性，稍有沖突沖突之處，可忽略不計。至于我個人的記憶，還有一些尚未出版的轶事，有些我已經提到過，有些将在後面提到。所有事例都經過我的認真核對：盡管時間的流逝讓這些記憶有些模糊，但它們都與曆史背景非常吻合，而且看起來，我所說的記憶遷移并沒有影響到我自己。
The Artist’s Studio, 1898 by Charles Napier Kennedy (English, 1852–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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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人與魚整理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