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封面圖）
紅不紅
演員齊溪多少還是有些困惑，關于自己的成名度。
這并不是出自一種急功近利的心态，反倒是職業精神所攜帶的勇氣，以及近乎歉疚的檢討。近幾年在FIRST青年電影展創投會上，青年導演們的提案上總出現她，大家說她是“PPT女王”，這意味着與年輕創作者有所契合，令她高興，然後又想，“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夠有市場價值，幫助到選擇我的團隊，能給他們做點什麼，除了演戲以外。比如說，會因為我而有更多人看到這個作品。”齊溪說，“被更多人看見是我們這行必須要做的事情，要不然拍它幹嘛呢？”
與她合作過的導演形容她的戲自然、過瘾、光芒四射。但這些認可和成名度并不成正比，市場有其自己的選擇标準。
2012 《浮城謎事》
從2011年被導演婁烨選中出演電影《浮城謎事》中的桑琪一角，齊溪演戲已有11年。這11年裡，她在大小熒幕上貢獻了不少出色表演：《浮城謎事》裡私欲極強的情婦桑琪，維持着她虛弱且虛假的家庭；《萬物生長》中控制欲強到顯露些許神經質的白露，發現男友與他人約會時闖入其中不顧形象地宣誓主權；《地久天長》中的茉莉，介入他人家庭又最終離開——導演李亘後來看到那場戲：“她在公共汽車上回頭看，在那一刻你就會覺得，無論這個人物在這個故事裡面負責什麼樣的色彩，都會很（讓人）心疼。”
這些角色大多性格鮮明，情緒激烈，處于道德劣勢，也都帶着齊溪身上一并具有的氣息——生命力。
可是齊溪一度被認為是長相不讨喜的女演員。顔值似乎成了某種話語權。
“我懶。沒法選擇讓自己不開心的事情，把自己造成一個自己造不成的樣子。”嘴上這麼說着，其實心裡充滿疑惑——演員不應該是高矮胖瘦各有特色的嗎？
現在回看更多感到唏噓：“時代的變更，審美的轉變，誰知道誰什麼時候唱主調呢。其實演員本身沒有對錯，我們都在被時代被大家揀選。那麼屬于自己的時代到來的時候，就好好地表現一下，不屬于自己時代的時候好好沉澱一下。”
能順時勢而動的人，努力在每個潮流裡都被人看見且喜愛，如何選擇是人人都需要面對的問題。
“事實上如果你隻用一套說辭，到哪都一樣，就不太容易出錯，也不太容易搞忘記，不會讓别人覺得你昨天才這麼說，今天又這麼說了，覺得這人不着調。但我不太記得以前說的話，都忘了，而且我确确實實經常改變，我盡可能地産生一些新的東西，不太想去重複，就像每次演戲一樣。”齊溪講。
變化
2019年，齊溪決定去演導演李亘的第一部作品《如果有一天我将會離開你》。
2022 《如果有一天我将會離開你》
三年前他們在《相愛相親》片場碰到，李亘是導演張艾嘉的助理，處事妥帖，年紀又小，大家像對一個孩子一樣跟他說：如果你能把在日本做交換生的故事寫出來，那我們就和你一起去把它拍出來——包括齊溪。
三年後劇本成熟，但大家的生活都已發生變化。出發去日本前，李亘去找齊溪，坦白說她合作過那麼多的大導演，演過那麼多有韌勁的角色，自己是新導演，在這個群像戲裡不一定能給她帶來進步。
“于情于理我都得替你頂上。”齊溪說。
齊溪要演的管唯是一家中華料理店南國亭的店長，一頭短發，事事都擋在人前，想要孩子但面臨子宮疾患，申請永居卻一直沒有着落，生活好像她住的電車沿線那幢房子，堅固且孤零零的。
齊溪做了很多細節設計，而李亘奉行更克制的美學，是以在最開始幾天需要磨合。
“我就很笃定地說溪姐我不要這個，我覺得怎麼着怎麼着，你就怎麼着怎麼着。那個時候确實自己是殺紅眼的狀态，沒有講究導演和演員之間互相尊重，跟她太直截了當了。”李亘說。
但這事在齊溪的描述中是這樣的：“一開始我有點自大，拍的時候我對角色的設計以及想滿足自己私欲的一些小要求，比如想多點特寫，都被導演一一洞悉并且拒絕了。導演可能看在我是他姐姐（兩人私交好，齊溪常把李亘看作弟弟）的分上拍前兩遍他也沒說我，等到第三遍他磨磨唧唧跑過來說，溪姐，這個好像有點多，咱們試試不要這個。我當時一下子就臉紅了，人就出冷汗，我知道我做多了，做多了原因是我想多了，想多了原因是我要的太多了。”
李亘後來意識到這是兩個人在互相保護，“我總覺得她就是這樣一個人，老是想保護她周圍的人”。
如此磨合到差不多第三天，關于表演的共識達成。“演員和導演之間會有一個紐扣，你聽到‘啪’地扣上了以後，就不會再害怕看到通告上寫着今天拍這個演員的戲。”再往後，齊溪就不再需要李亘多花心思，“她已經在替我去拿更多分數了。”
有一天齊溪給片場所有人都買了小禮物，包裝紙上寫了每個人的名字。齊溪常說李亘是“給他十，回饋一百”的人，李亘看齊溪也是如此。
于是，齊溪完成了隐忍又堅韌的管唯這個角色。和之前堅硬的角色不同，管唯還多了柔軟。
這幾年，故事裡的齊溪确實發生了變化。
在宋方導演的《平靜》中，齊溪飾演的紀錄片導演林同與相處多年的男友分手，經曆一長段痛苦。齊溪調整了自己的身體運動節奏包括呼吸——吸進去長長一口氣又慢慢吐出來，采訪時她如此示範——來找到人物步伐，随着角色一同長時間觀看、發呆，好像“懷裡揣了一塊冰，但是怎麼捂都捂不化”。電影鏡頭記錄了時間流逝，時間帶來平靜。
齊溪一直把這個角色視作送給自己的一份大禮，演了那麼多激烈角色後她終于可以沉下來了。她說，在這次演出中完全抛掉了自己的影子。另一位表演從業者看過電影後跟齊溪說，這是你最好的表演。
情緒
實際上克制不是齊溪的方式，情緒化才是。
以前她很愛寫文章，“一有感覺馬上就寫”，特别快，也不改，寫完就忘掉。
拍電影前一直演話劇，是導演孟京輝代表作《戀愛的犀牛》中的女主角明明，心情好了就演得好，心情不好就演得糟。演到百來場，她的膝蓋韌帶斷掉兩根，休養幾天後穿減震好點的鞋，照演不誤；演到三四百場，說完台詞就覺得惡心，下了台就吐，她任性地跟孟京輝說不想演了，被罵了一頓。
然後到電影《浮城謎事》，她還不知道怎麼準備一個角色，婁烨不說，她就一個人在那裡緊張，反複讀劇本，蒙在一層懵懂的狀态裡，不過好處是“我就沒有任何别的狀态”，桑琪的委屈也都是她的生理感受。到《萬物生長》，白露與男友分手，在院子裡哭、争吵、乞求，她把對手演員看作自己的男友，打了很多個巴掌。
2015 《萬物生長》
情緒化的結果是不可控，“有時候是我跑出來，有時候是角色跑出來”，而回想起來演得還不錯的片段幾乎都是角色跑出來。那些毫無經驗可講，全憑直覺和感受。
再細想，齊溪覺得自己以前太強勢，演員做不到忘我，角色就出不來，這跟演話劇的經驗有關。齊溪說：“因為話劇舞台上你要有一個非常高的‘自我’在，這樣才能保持清醒，要照顧燈光、排程、走位、對手、觀衆，每場的情況不一樣，太多的事情要在那一刻去客觀理性控制，經常就像站在很高的一個地方，看着這一切。而且演話劇的時候人都挺自信的，會覺得自己還挺有魅力的，舞台會營造一種魅力。”
可是電影不同，情緒一旦斷裂便自亂陣腳。在《地久天長》中齊溪和演員王景春有一場對手戲，兩人在狹小的飯店見面，情愫暗中流動。齊溪有點害怕，她的性格裡帶着不自信，戲裡戲外都在意他人看法，不知道怎麼把握分寸，害怕和對手演員産生交流。
2019 《地久天長》
那之後她意識到“好的表演是流動的，每一刻都被角色的情感、當時的氣氛和語言幾乎填滿，我就有點不順暢、不流動，這跟經驗、專注力還有好多東西都有關系”。
後來她在《奇迹·笨小孩》裡和演員易烊千玺搭戲，“千玺他很年輕，但是很警醒。有的事得先想再做，真是不能先做再想，要思考在先，不是一個勁地靠猛勁。不是不好，但是很多時候要積蓄一些力氣，會更好一些。”又想到自己年輕時不愛用功，偶爾聽合作者誇獎她有天賦，感受敏銳，但人人都知道，天賦會有消磨掉的一天。
演十多年戲，齊溪想，如果再不好好想想的話，我可能會很平庸。
用功
“誰年輕的時候那麼在意啊？我們年輕的時候也不用功，整個世界都是你的。”楊婷在電話那頭笑，她和齊溪都曾是孟京輝戲劇裡的女演員。
轉做導演後，楊婷去克拉科夫戲劇節，被波蘭演員的表演震撼，回來和齊溪說，我要把你訓練成一個“波蘭女演員”。她排了一個話劇《我的妹妹，安娜》，脫胎于托爾斯泰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在愛情中自我追尋，齊溪是這個話劇第二版的女主角。
那時齊溪還在拍電視劇《嘿，孩子》，片場劇院兩頭跑，“大家勁兒都挺足的”，一個要把對方訓練成波蘭女演員，另一個想成為波蘭女演員。
兩人充滿鬥志，近乎蠻幹。排練場上大家都較勁，楊婷的觀念是，排練時除了這出戲，什麼别的都不要想，是以總是覺得齊溪沒把精力百分百用在舞台上，“有能力的人對自己的能力有數，她就不會給你表現得每天多麼勤奮。她會覺得，看吧，上台會不一樣。但我要看到的是，每一天都要保證在一個狀态中。”
“她會說齊溪你太懶了，齊溪你得準時準點，還有你明明跳舞跳那麼好，為什麼就不好好給我跳？為什麼羞于把自己的優點展示出來？”齊溪也笑，“孟京輝導演就無限寵我，覺得我做什麼都香，都不錯。楊婷姐就跟我說，有時候良藥會苦口一點。我确實挺懶的，沒什麼事就跑出去玩了，是以也很需要她雞娃我。”
安娜有一長段獨白，楊婷關了排練場的燈，讓齊溪一遍遍念，隻要狀态不對就立即打斷，訓斥，重來。
“越往前走，看不清腳底下的路，看不見前面的光，越走越害怕，越走越膽小，越來越看到自己的渺小。當一個人覺得渺小，就會很謹慎、很小心，珍惜每一次機會，不斷給自己汲取營養。”楊婷說。
2019年，齊溪重回話劇舞台，在孟京輝的《茶館》裡演一個新增的虛構人物，如同《茶館》的心理世界。這一次，她在排練場的時間多了很多，拉着排練對手一塊兒想，做筆記，反複練台詞，别人去吃飯了，她在舞台上研究排程，“如果隻是不停地靠感覺，感受力和靈光一現的東西也許可以，但努力一下會更好。”
《茶館》在烏鎮首演結束，齊溪下台，楊婷抱了她一下，說，特别好，光芒萬丈。“之前她的狀态可能會更随性一點，現在能感覺到她的一顆心全部都在這部戲上面，在這個角色上面。”時間改變了人，“它會讓心更加沉靜，視野更加寬闊，觸角反而更加敏銳。”
周圍人似乎從不擔心齊溪會被消磨掉。
“齊溪是那種能演一輩子的演員。”導演德格娜說，齊溪是“作者型演員”。在德格娜眼裡，流量經濟是虛的，是商業數字，和創作割裂，她也面臨這個困境：想把時間用在自己感興趣的作品上，想拍女性視角的藝術片，但很難被市場追捧，不那麼好找投資。但她決定順着這個方向走。“電影是容易過時的藝術媒介，但我們總希望拍出一個片子來，三四十年後人們還在看。”她想，齊溪做得比她好多了。
“她開始進入一個黃金階段，能夠進退自如地完成各種角色和藝術形式的轉換，是一個演員最值得珍惜的階段的開始。”制片人王紅衛說。
“在我的概念當中，她不是一個會被埋沒的演員。有些人可能早早發光了，有些人可能要再晚一點。這有什麼好擔心的，無非就是時間問題，對吧？”楊婷語氣笃定，問及原因，說是“獨特，專業能力強”，更重要的是“有一種勁，除非她自己洩（掉這股勁），别人可洩不了”。
楊婷現在還清楚記得2011年排的那出《新娘》，最後，四男四女結為四對眷侶，婚禮上四個女生穿婚紗上台。齊溪最後一個走出來，觀衆席裡一陣驚呼，“那時候真的是朝氣蓬勃。”她有種安娜·卡列尼娜身上的勇氣，“那種完全不活在衆人審視的目光之下的勇氣。”
2022 《奇迹·笨小孩》
停頓
齊溪不止一次提到過不想讓自己變得有經驗。她希望自己仍然有沖勁和猛勁，有直覺，而這種沖勁需要階段性的積攢。她決定停頓一下。
“可能因為疫情的關系，整個人比較渾渾噩噩。”她在家看了很多電影，但越看越不想幹活，“電影有過非常輝煌的時光，有很多可能性、探索性的時光。以前電影太好了，會燃起某一個人的某一個夢想，我就是被電影燃起了夢想，被電影激勵，才會選擇自己要做的事情。但是現在電影好像變成了……不知道變成了什麼。劇場在萎縮，電影院也在萎縮，行業的信心會流失，觀衆的信心也會流失。什麼能點燃别人的夢想呢？好像連點燃夢想這件事也會被說好雞湯。”
“要怎麼激勵自己幹活呢？這也是一直困擾我們的問題。”我們問她。
“是以要反複說服自己，擰巴，中間的消耗特别大。你沒發現咱們這一代容易自我消解和糾結，都在不停地站起來、坐下，站起來、坐下，其實時間都花在這個事情上。我的時間也花在這個事情上。”齊溪笑着。“一直坐下很開心，一直站起來也很開心。是以如果要做選擇就選一個喲，你會過得很開心。讓消耗的時間少一點，互相鼓勵吧。我們今天出來見面不就是一個站起來的舉動嗎？”
去年她在平遙國際電影展擔任“青年評審榮譽”評委，和一群愛電影的人每天看完電影聊電影，看到了好片子，認識了年輕導演，“看到了那種讓人興奮的能量，我以後也要和大家一起玩。”
關于作為演員的市場價值那件事，“她其實已經帶給我們很多了。”李亘說，“她以前其實不太在乎這些，我覺得她也有點太随心所欲。那天我們一起去做路演，我看到她拿了一個透明的手提箱，一眼就看見裡面有什麼包什麼衣服。我想得是什麼人才會用一個透明的箱子啊，要麼是太想讓别人看到她裡面，要麼就是太不在乎，我覺得她屬于後者。”
王紅衛覺得，擴大市場影響力和堅守某些底線有時候并不沖突。“第一，能活下去就活下去；第二，有選擇的時候由着性子來就完了。”
齊溪的媽媽這樣講述她女兒的小時候：隻要看到電視裡好看的畫面就會跟着扭，隻要聽到好聽的音樂，就會跟着唱。于是，國小二年級，齊溪轉入一所教授藝術專業課的實驗學校，11歲考到解放軍藝術學院，離開貴陽，來到北京。
于是，嚴格的管理和枯燥的訓練把青春期軋得平平整整。“我自己在那個時候完全不想跳舞了，但是跳着跳着我也很享受，我不喜歡舞蹈，但我真挺喜歡舞台。”
那之後她進入文工團，除了下鄉演出，大多是做伴舞，這和她喜歡的舞台已經相去甚遠。于是考了中央戲劇學院，一路走到今天。
“如果說最開始做演員是為了擺脫原來生活的困境，那後來這麼多年是為了什麼呢？”
“為了自己高興，确實是為了自己高興，這一點不蒙你。”齊溪吃完最後一口蛋糕，從沙發上拿起中戲長長的冬季校服，沒化妝，戴了一個架構眼鏡，與我們道别後，就趕着去看話劇《紅與黑》最後一場演出了。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孟依依 張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