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唱會》：一種意外｜曾念長

《演唱會》

作者：艾偉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2-01

内容簡介

《演唱會》由7個短篇小說構成，是艾偉的近作，小說展示了短篇小說藝術可以抵達的深度和廣度。《演唱會》既寫了破碎生活帶給人的創傷，也寫出寒夜裡的互相慰藉；《小偷》試圖探讨誰偷走了我們的生活和情感；《在科爾沁草原》講述男女之間不可言說的複雜和暧昧；《小滿》講了女性母愛本能和身體的關系；《幸福旅社》講了不能承受的罪感；《在莫斯科》以域外之鏡像映照當下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态；《後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寫了不可了解之了解，因而深不可測。

這些小說分别得過收獲文學榜短篇小說榜榜首、汪曾祺文學獎、《小說選刊》受讀者歡迎獎、《作家》“金短篇”小說獎等，入選“城市文學”排行榜。

一種意外

曾念長

一

艾偉一定是識得了掌控小說文本的秘密。至少在我閱讀短篇小說集《演唱會》時，我能直覺感受到，艾偉在對寫作發力時具有某種清晰的方向感，以及某種可靠的穩定性。他幾乎不用加法，而是用減法。如何了解作家在推進小說寫作時以減法用力呢？打個比方——一個石雕藝術家，面對一塊原石，剔除多餘部分，最後露出一個形象，這就是做減法的過程。露出的形象，其實是藝術家心像的附體，看似客觀，實則主觀。而被剔除的部分，說是多餘的，其實也不準确。它是原初世界的皮相，是未被藝術家處理過的客觀存在。剔除的與留下的，構成了藝術家需要面對的一個整體世界。有一類小說家，用力方法類同于石雕藝術家。他們面對的原初世界是生活，但他們從事的技藝，不是描摹生活，而是鑿開生活。艾偉大體上屬于這類小說家。他被稱為人性勘探者。既是勘探，表明艾偉關注的，是人性的幽暗地帶，未被人類理性照亮，也無法被概念界定，亦難以被邏輯推理。艾偉要如何勘探這部分人性呢？它采用了類似于石雕藝術家的手法，把生活的皮相一點點鑿開，小心翼翼地靠近閃爍不定的人性微光。《演唱會》就是這樣一個短篇。一個男子制作銷售演唱會假票，剛好有一張票落入他的兒子手裡。兒子手持假票，進不了演唱會現場，隻好溜進隔壁遊樂場，攀上摩天輪。不料摩天輪突然啟動，兒子從空中摔下緻死。多年後，又一個孩子買了一張假票，在演唱會場外碰到了那個制售假票的男子。男子帶着男孩進入遊樂場，引導他坐上摩天輪，然後走進操控室，按下啟動鍵。當我以順時序複述這個故事時，想必讀者已推測出，男子将男孩引向摩天輪，必然與他此前遭遇失子之痛的主觀因素有關。但艾偉不做這個推理。他直接從男子與男孩在演唱會場外的相遇寫起，在微尺度的細節描述中推進兩個人的行動，一直到他們被保安發現，最後被趕出遊樂園。這個叙述過程占了整個作品的三分之二篇幅。讀到這裡，我們尚且不知其然，亦不知其是以然。正如我們旁觀一位石雕藝術家慢慢将石料剔除，卻無法預知，這種剔除動作将意味着一塊石頭的怎樣的命運。然而，正是這種幾乎不見任何傾訴色彩的叙述，将我們帶到一個處在隐伏狀态的高壓強的情感世界中。在随後三分之一篇幅裡，男子将男孩帶回自己住處，我們隐約看見了男子的内心秘密。但也隻能隐約看見而已。艾偉總是及時收手，不去刺破秘密，以免傷及人性世界的敏感神經。與其說這是小說家在恪守某種叙事倫理，不如說是在堅守某種專業精神。

二

于堅說，詩是一種動作，就是切，把世界切開。作為一種特殊品類的詩，短篇小說打開世界的方式不必追求切的速度，卻能充分受益于刻的精微，以及由此産生的減法效應。艾偉的《演唱會》，連同小說集裡的其他幾個短篇，大體上向我們呈現了這種寫作效果。他對人性世界的勘探，始于對肉眼可見的一系列行動的摹仿，呈現出一個緩慢而精細的實體過程。然而說是摹仿，似乎也不準确。準确一點說，是一種侵蝕——通過刻錄人物行動的進展，一步步侵蝕生活表面的物質性外殼，進而無限靠近内在的主觀真實。這就是減法效應。其結果不僅表現為一種特殊的文本構造方式，也呈現出一種獨特的修辭風格。艾偉在行文中最大限度地減少啟用形容詞，也就意味着，他最大限度地過濾了人為修辭色彩。這讓他的語言回到了極簡狀态，甚至讓人懷疑，他是否受到了卡佛的行文風格的影響。當然，這個影響是否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修辭風格與其寫作政策是相比對的。一旦作家意識到，隻有準确無誤地侵蝕生活的表面真實，才有可能小心謹慎地靠近人性深處的幽暗地帶，這時他知道，他必須讓度華麗，讓度風騷。這是作家的一種專業自覺，也是認知深化的一種寫作變現。我沒有讀過艾偉早期的作品，不敢對其創作的整體風貌妄下論斷。僅憑個人閱讀經驗，我更願意相信，艾偉在《演唱會》等短篇裡表現出來的修辭風格，不是感性才華的釋放，而是沉潛修行的落地。他變得内斂，直至把一切逞能的詞藻放下。這是修辭的減法，背後實則有一種敬畏的世界觀。他深知人性可畏，輕易碰不得，抓不得，說不得。唯有取徑外部世界，在堅硬的生活外殼中小心試探，細心開鑿，方能近得人性三分。這也就意味着，功夫雖在詩外，但是艾偉用力的方向，卻不敢偏離詩的中心方位。詩言志。可是我們早已遠離言志時代。弗洛伊德告訴我們，隻有在文明曙光初現的時代，志是可以被準确言說的。我口說我心。然而文明日盛，人類在口是心非的路上越走越遠。這是文明程序的大邏輯。但人類也從未放棄以詩的方式尋找初心的努力。是以于堅說，詩是切。切開世界，看見隐秘内心。艾偉的小說創作，從目的論角度看，也是屬于詩的範疇。他試圖抵達的認知目标，不是生活，而是被生活淹沒的無法被訴說的種種意外。是以艾偉說，短篇小說是正常世界的一次意外事故。這個說法不錯，但是用事故這個詞，容易引發誤解，讓人僅僅在物質性層面了解小說的意外。倘若短篇小說沒有詩的内在要求，很容易就退化為短故事，把意外等同于抖包袱。這是以現代小說為志業的作家不願看到的。

三

現代小說，特别是短篇小說，是我們這個時代發展出來的最精微的詩藝之一，也是當代最可靠的心靈解剖術，似乎沒有之一。就此而言，《演唱會》或許還不夠完美。它完成了一次高難度的生活勘探，卻沒有讓人看見生活的深刻的意外。男子将男孩引向摩天輪，是自舔舊日創傷，還是非理性報複，或是對以往過錯的自我救贖？這種來自潛意識的不可明狀的多義性，通過艾偉的減法叙事隐約呈現出來了。但也僅此而已。其意義遠不及勘探本身，正如礦産所得遠小于開采支出。為了彌補内在意義的不滿，作者啟動了意義加工程式，将小說寫作引向人性善惡之辯。男子最終沒有發生惡意報複于一念之間，而是經過持續互動之後，産生了不易覺察的憐愛之心。這是善對惡的勝利，也是人性内在沖突的一次和解，從中可見作者朝向光明的世界觀。我并不反對作家在小說中做這樣一種價值預設。作家寫到最後，必然隻剩态度。但是在表達态度之前，作家是否真正洞見了生活之下的意外？這是一個關系到小說創作完成度的問題。同時我們會繼續追問，這個意外究竟指什麼呢？對此艾偉已有獨到認知。他說，小說用具體的個人去刺穿龐大而堅固的觀念堡壘，進而将活力和可能性歸還給生活，将自由歸還給人類。艾偉的這個說法，代表了一類小說家的創作理想。如果我們把這個理想進行解碼，用大白話來說——小說就是尋找被生活真實埋沒的個人。生活真實是表面的，物質性的，同時也被賦予強大的理性邏輯。而那些被埋沒的個人，就成了這個世界的一種意外。飛機航行天上，遵循了航天科學的理性邏輯，但是正如最近發生的東航事故，飛機直線墜地，就是一種意外。不過這種意外隻發生在物質性層面，還不能構成小說。小說不回避生活中各種各樣的事故，但是小說真正關心的，或者說真正讓小說得以成立的，則是發生在精神層面上的意外。按我們習見的俗話來講，這種意外是一種不幸。小說家尋找那些被生活埋沒的不幸的個人，也借此重建了個人與生活之間的聯系，同時也揭示了個體與世界之間的緊張關系，以及重新和解的可能與不可能。如果說《演唱會》還有不滿的地方，必然要從這裡說起。作者對意外的了解，建立在男子制售假票導緻兒子死亡這樣一個偶然事故之上，必然削弱了不幸個體與強大生活邏輯之間的緊密關聯。這樣，勘探技術雖高超，所得卻未必豐盛。

四

艾偉的另一個短篇《小滿》，主題與《演唱會》相近，都涉及失子之痛，而在寫作效果上，卻形成了比照關系。僅論叙事手法，《演唱會》或許技高一籌。無論是在人物關系上，還是在故事線索上，作家在這個小說中可以調動的叙事資源都非常有限，作品能寫到這份上，全靠文本掌控的非凡能力。再看《小滿》，就故事而言，已相對飽滿。古董商人白先生，中年喪子，夫人已不再有生育能力，于是他們通過保姆喜妹牽線，找到一個叫小滿的農村姑娘代孕。小滿一家經過貨币理性的計算，接下了這筆生意。懷孕之後，小滿日漸生出非份之想，愈陷愈深地把肚子裡的小孩當作自己兒子。孩子出生未滿月，小滿攜子私奔，被白家找到後押送回鄉下老家，最後成了個瘋癫人兒，每天站在村口，逢人便說，她兒子将來是要當縣官老爺的。以上複述的，僅僅是故事主線。還有兩條支線，一條關于白家發家史，一條關于保姆喜妹的家事，它們與主線穿插交織，共同成全了一個完整度很高的故事。艾偉在寫這個小說時，受益于故事的自足性供給，小說叙事的技術性用力反倒顯得平常了。傳統白描，再加合理的穿針引線，足矣。如果把《演唱會》和《小滿》同時交給一個專業經驗尚淺的閱讀者，想必會是《小滿》更受歡迎一些。因為《小滿》的叙事手法更常見，描述的經驗世界也是更直覺的。但我們不可是以低估了《小滿》的小說深度。至少它可以告訴我們，什麼才是小說層面上的意外。當小滿不斷強化認同自己擁有一個兒子時，原本說好的買賣關系已不作數，她開始了與世界為敵。這是一種真正發生在精神層面的意外，也是一種不幸。小滿最後走向精神分裂，即便在現實生活中不曾見過，在小說裡也是可信的。《小滿》獲得過汪曾祺文學獎，授獎詞将其放到沈從文、柔石、曹禺、吳組缃等現代作家創作的文學傳統裡考察，理由是它們涉及代乳、奪子等相似題材。我倒覺得，《小滿》和魯迅的《祝福》在精神上的聯系更緊密一些。《祝福》寫到了失子之痛對祥林嫂的打擊。對此，周作人說道，祥林嫂精神失常，緣于失去兒子的悲哀。但是我們把《祝福》和《小滿》放在一起，就能清楚看到，失子之痛隻是最後緻命一擊，深處根源卻是個人與世界發生了對立。祥林嫂的對立面是封建禮教，一種來自舊時代的道德理性。而小滿的對立面則是技術崇拜時代的工具理性——自從代孕技術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發展起來，人類愈發相信，生育是高度可控的，每個人的生育行為也是可以通過貨币理性來調控的。小滿的悲劇就在于，她在工具理性的世界裡發生了非理性的意外，這是真正的精神上的不幸。

（曾念長，福建省文聯文藝評論中心主任）

編輯：鄧潔舲

二審：劉雅

三審：陳濤、王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