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甲骨文的重大發現在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甲骨文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統，是漢字的源頭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值得倍加珍視、更好傳承發展。”習近平總書記2019年在緻信祝賀甲骨文發現和研究120周年時強調。
▲殷墟，靜靜地躺在洹河之濱，等待人們去閱讀、去聆聽。唐際根供圖
殷墟，證明商王朝的存在，催生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發展。殷墟甲骨文為我們保留3000年前的文字，從中可透視3000年前殷商社會生活景緻；殷墟出土的銅器、玉器、建築基址及豐富的祭祀遺存，展示了中國曆史上青銅時代鼎盛時期的物質成就和精神面貌。
回望中國考古學百年曆程，殷墟是中華文明溯源的基石。如今，作為世界文化遺産的殷墟，其考古、研究和保護受到全世界的關注，不僅成為展示中華文明的重要視窗，也在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文明程序中閃耀着璀璨的光芒。
一
“一片甲骨驚天下”從甲骨文到殷墟的發現
據《史記》所載，中國曆史上最早的王朝是夏，随後是商。商王朝的創立者稱為“湯”，立國後傳承17代31位王，自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曆550餘載。
商王朝控制的地域大緻以今天的河南省為中心，兼及周鄰地區。商王朝曾數度徙都。大約公元前1290年，商王盤庚将都邑遷至今河南安陽小屯附近。此後沿襲270餘年再未遷徙。這座都邑今天被稱為殷墟，當年的商朝人則稱之為“大邑商”或“天邑商”。
殷墟的發現，離不開那則流傳已久的故事：1899年，國子監“祭酒”王懿榮差人抓藥，檢視藥材時偶然發現刻寫着文字的龜甲碎片。甲骨碎片上的文字便是後來的甲骨文。
1903年，以《老殘遊記》名世的劉鹗（字鐵雲），将其收藏的甲骨以拓片形式刊出，推出他人生中重要的著作《鐵雲藏龜》。1904年，國學家孫诒讓基于《鐵雲藏龜》，撰寫《契文舉例》，首次對十餘個甲骨文字加以考釋。劉鹗和孫诒讓的開創之功為甲骨學的誕生鋪平了道路。
真正奠定甲骨學基礎的是古文字學家羅振玉與國學大師王國維。1910年，羅振玉刊行《殷商貞蔔文字考》，明确指出甲骨文系商王室文字。1917年，王國維寫成《殷蔔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殷蔔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兩文，根據甲骨蔔辭中的稱謂，輯出商王世系表，并發現這份世系與《史記·殷本紀》記載的商王世系基本一緻。甲骨文與商王朝的關系，由此得以确認。
▲蔔甲。唐際根供圖
遺憾的是，在甲骨文發現長達10年的時間裡，人們竟不知蔔辭出自何地。直至1908年，學術界方知安陽是甲骨文故鄉，洹水之濱的小屯是殷商舊邑，也就是《史記·項羽本紀》所說的“殷墟”。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與甲骨學研究，證明了商王朝的存在和商王朝的王位傳承序列。
殷墟的發掘，又等了20年。1928年-1937年間，中國第一代考古學家董作賓、李濟、梁思永等，在殷墟進行了15次發掘，随後因日軍侵華而暫時中止。1950年，剛剛成立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恢複了殷墟發掘并延續至今。屈指算來，殷墟是中國考古史上發掘時間最長的遺址。
二
揭示厚重燦爛的商代都邑文明
持續90餘年的田野工作，揭示了“大邑商”的規模與内涵：商朝王族遷入時，先在洹河南岸建起宮殿和宗廟。與王族一道遷來的其他族人在外圍各自建點，迅速形成“大邑商”的聚落架構。居民點持續增長，道路、水網逐漸修築起來，各種手工業作坊星布其間。“大邑商”逐漸發展成以王族聚集地為核心，逐漸向外展開的“星團狀”邑聚。路網、水網、聚落、作坊互相交織，形成“族邑為本、内密外稀”的無城都邑，總面積達數十平方公裡。
殷墟腹地的主要路網呈“兩縱三橫”分布，幹道路寬約30米，其中兩條南北向幹道平行通向宮殿宗廟區；三條橫向幹道由西北向東南展開，在宮殿宗廟區南部與南北向幹道相交。水渠也有幹渠、支渠之分，幹渠從洹河上遊分水後沿地勢從西北向東南流淌，在“大邑商”腹地向東南方向分出多條支流。
宮殿宗廟區位于洹河南岸，東、北兩面有河首環繞，臨河處有一片水域與洹河相通，系王室池苑所在。池苑東側是王室的宮殿與宗廟，以四合院為主。宮殿宗廟區外圍散布着大小不一的居民點，建築同樣以四合院為主，輔助設施有水井、陂塘，還有内部道路。因系“聚族而居”，房屋“三五成群”，多個居民點也會相對集中。從本質上說，商朝都城是社會“宗族結構”的反映。
作坊類型包括鑄銅、制骨、制陶、制玉等，布局呈現強烈的“叢集式”分布特點。目前發現的規模最大的作坊群是苗圃北地作坊群，它包括苗圃北地鑄銅作坊、鐵三路制骨作坊、同樂花園制陶作坊三大手工門類，出土有制模、制範、澆鑄用的場地或房舍，熔爐遺迹及各式陶範。新發現的辛店作坊群遠離殷墟腹地，臨近漳河。
王陵區位于洹河北岸，與宮殿宗廟區隔河相望，東西長500餘米，南北寬約300米，分為東、西兩片，均有圍牆圍隔。王陵區發現有四墓道大墓、雙墓道大墓以及單墓道大墓。四墓道大墓應為王陵，雙墓道大墓和單墓道大墓則可能是商王配偶的墓葬。所有大墓都曾經被盜掘，但劫餘之物精美華貴。
殷墟出土的可移動文物包括大量青銅器、玉器、骨器、陶器、牙器、蚌器、竹木器、漆器、皮革制品、紡織品。青銅器中，司母戊方鼎、司母辛鼎、婦好三聯甗、鸮尊，以及雙馬驅動的馬車配件尤其引人關注。玉器包括各種禮器、飾品、工具以及玩賞品，種類繁多，色澤豐富。陶器除普通粘土陶外，還出土白陶、硬陶及釉陶（原始瓷）。
▲司母辛鼎。唐際根供圖
殷墟甲骨文迄今共有3次重大發現，分别是1936年的H127甲骨貯藏坑、1973年的小屯南地甲骨和1991年的花園莊東地甲骨。殷墟還出土有相當數量的青銅器銘文和陶文，後岡祭祀圓坑出土的“戍嗣子鼎”銘文長達30字。
關于文明的定義有很多争論，考古學者大多認可作為文明的古代遺存，應該有城址、冶金術、發達的禮制和文字四大要素。這些要素在殷墟遺址中都有展現。殷墟整體的布局反映了城址的存在，出土的大量青銅器足以證明當時冶金術的發達程度，各類功能明确、制作精美的玉器說明商王朝有完整的禮制，甲骨文證明了書寫文字的存在。是以，殷墟遺址是商王朝都邑文明的展現。
三
探源中華文明的重要基石
2001年，殷墟在“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大發現”評選活動中名列第一；2006年，殷墟被列入《世界遺産名錄》；2021年，中國現代考古學百年之際，在“百年百大考古發現”評選中，殷墟再次毫無争議地被列入其中。這一切，均緣于殷墟獨特的價值與影響力，殷墟無疑是探源中華文明的重要基石。
中國曆史從史前時期發展而來。大約1萬多年前，人們走出洞穴，來到河邊台地，開始農業定居生活，逐漸形成最早的村落。賈湖遺址發現的墓地，見證了約8000年前黃河流域的社會面貌。西安半坡、臨潼姜寨、鞏義雙槐樹等遺址，則是對仰韶文化時期黃河流域人類社會發展水準的生動總結。距今5000年-4000年間，社會加速發展，長江流域迎來良渚文化崛起，中國社會進入考古學家稱之為“邦國”或“古國”的新階段。良渚古城、寶墩古城、平糧台古城等已經發現的百餘座史前古城記錄了這個時代。“古國”之後，“王國”崛起。這一階段的重大考古發現以河南登封王城崗古城、偃師二裡頭遺址、鄭州商城、安陽殷墟等為代表，其所對應的時期便是司馬遷《史記》中記載的夏商周。
通觀夏商周時期的古遺址，二裡頭遺址作為夏王朝最後一都，鄭州商城作為商王朝奠基之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殷墟之是以受到全球考古學家和曆史學家的重視，則在于它集中反映了“王國”時代中國社會的全部要素。
殷墟西北岡王陵區是大陸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國王陵區。王陵大墓、宮殿宗廟建築以及甲骨文中的國王蔔辭“三位一體”，确認了3000年前的中國處在“王國”時代的盛期。
▲婦好墓出土的“‘好’連體銅甗”内壁上的銘文。新華社記者 李安攝
“王國”階段的中國又被稱為中國青銅時代，殷墟毫無争議地代表青銅時代的鼎盛時期。婦好墓以100餘平方米的空間，随葬了重達1.6噸的青銅器。若非被盜，殷墟國王王陵又該随葬多少青銅器呢？重達800餘千克的司母戊鼎，已讓當代人歎為觀止。然而，殷墟出土的銅盆（或銅鼎）内範，直徑達1.52米，器型之大，超過司母戊鼎。
銅器的重要性不僅在其大小，更在其如何使用。殷墟青銅器的種類與使用方法，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之上，蘊含着豐富的内容。商王朝早期階段已經大量鑄鼎、尊、斝、鬲、爵，經過商中期的發展，到殷墟時期，以青銅容器為核心的禮制體系得以完備，突出表現在觚、爵作為酒器配對登場。殷墟發現的墓葬，死者等級越高，觚、爵套數越多，形成以觚、爵為核心，加以食器、樂器、禮器的組合，到西周才演變為以鼎、簋等食器為重心的組合。
婦好墓是迄今發現的儲存最好的貴族墓。婦好是國王武丁的配偶，其人其事在甲骨文中有200多條記錄。她的墓葬以及記錄她事迹的甲骨文字，使得她成為迄今為止中國考古學家通過考古發掘“認識”的年代最早的、有名有姓的真實人物。1990年-1991年，考古學家在小屯東北地發現一座四合院式建築。建築的正殿台基前，出土了1件鑄有“武父乙”銘文的青銅盉，以及若幹件殷墟早期的陶器。這座四合院極有可能是當年婦好與商王武丁住過的房屋遺迹。這種建立在“四方之極”基礎上的居住模式，一直影響到今天。
殷墟考古的重要性尤其展現在大量甲骨文的發現。迄今為止，出自殷墟，刻寫有文字的獸骨和龜甲總數約有16萬片，包括數百片完整的蔔甲或蔔骨。甲骨文字的内容涉及祖先廟号、祭祀活動、狩獵征伐、天文曆法、氣象月相、農事百工、生老病死等。殷墟甲骨文雖然碎片居多，但從考古的角度，這些刻辭甲骨其實是當年商朝人有意識地整坑埋藏下來的。這也表明它們是當時的檔案，其文字内容是道地的“成文文獻”。
中華五千年文明程序中，如何強調以甲骨文字為代表的漢字系統的重要性都不為過。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是中華文明傳承的載體，雖然字型有所變化，但始終一脈相承，是目前十幾億中華兒女仍在使用的“活文字”，成為中華兒女血脈相連、生生不息的基因和紐帶。
四
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生動例證
回顧中國史前史，萬年以來中原大地曾經曆過3次大轉型：從狩獵采集到農業定居；從邦國并存到王國崛起；從發明文字到成文文獻的出現。殷墟重制了3次重大轉型的曆史成果，以實物資料證明中國社會已經全面結束“史前時代”，發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然而殷墟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其集曆史之大成，更在于它所表現出來的中原文明對周邊其它地區文明的影響，表現在它對同期文明的輻射力。
江西新幹縣大洋洲商代大墓和三星堆八大祭祀坑，是當代中國考古學的重要發現。二者代表了基于長江中遊和長江上遊本土文化成長起來的發達地域文明，并且年代與殷墟大緻相當。研究兩者的青銅文化，可以清晰觀察到來自中原商文明的強大影響。
新幹商墓出土的鼎、甗、簋、豆、罍等，本是中原禮器系統的代表性器類。該墓出土的1件銅罍，其外形、紋飾、鑄法，皆可追溯到中原商文明。三星堆祭祀坑中最能反映商文化影響的是1号、2号、3号、8号祭祀坑，均發現有青銅尊。銅尊頸部的三道弦紋，是明确的中原文化記憶。新幹商墓和三星堆祭祀坑青銅器所使用的鑄造技術，包括塊範法、鑄焊工藝等，均承襲于商。三星堆大、小青銅人物服飾上的雷紋和流雲紋，同樣讓人感受到中原文化的強烈影響。這種現象還反映在玉璋等其它禮器上。
▲獸面紋鹿耳四足青銅甗。唐際根供圖
文化的影響從來都是雙向的。甲骨文中70餘次與蜀國相關的占蔔，殷墟發掘品中來自長江中遊的硬陶瓿、來自長江下遊的原始瓷，以及與草原文化有着密切關聯的羊首刀、管銎斧、弓形器等，都展現出商王朝吸納周邊文化的博大胸懷。商文化向外輻射的背後，是社會制度、禮制思想以及生産技術的輸出。與此同時，商文明也在吸收周邊文化中提升自己。中原與周邊地區在互相學習中融合，開啟了新的文化發展階段。這便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生動例證。
“大邑商”繁榮于東亞之地，其時，非洲北部處于埃及新王國時期，兩河流域則進入到後巴比倫時代，幾大文明在三千年前的地球上交相輝映。我們從殷墟讀取到的資訊是：商王朝成功鞏固了王國社會的成果，完善了國家管理體系，發展了以青銅禮器為核心的禮制，建構了以甲骨文為特色的東方文字型系。這一切，為商王朝所代表的東亞文明注入了強大活力。當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在曆史的長河中斷之後，以甲骨文為核心的商文明卻将生命延續至今。
殷墟，出土了最早的成文文獻，見證了步入“王國”階段的中國社會，記錄了鼎盛時期的青銅文化，诠釋了三千年前人類文明的新高度。至今，殷墟保護區内的考古發掘活動仍在繼續，那些埋藏在曆史中的文化基因密碼，仍待後來者去挖掘和探索。
（作者系南方科技大學講席教授，原殷墟考古隊隊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首席研究員。）
來源：中國民族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