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擁有着悠久曆史的璀璨文化，不僅給我們留下了語言、文字、技藝、歌曲小調等等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産，也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物和古迹，供我們參觀、賞析和研究。
然而，随着曆史中朝代的更疊和近現代戰争的破壞，很多文物或是損壞、或是遺失，這不免讓人唏噓。上個世紀，随着國家對文物保護的重視，1982年11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正式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并即日實施。
同時，大陸組織了更多的專家學者，開始對古文物進行專業的保護和發掘，使得更多的珍貴文物重制天日，本文的水瓢就得益于此。
農民用了10多年的水瓢竟是文物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是比較艱苦的年代，比起現在重視公德心生活，那時的人們更注重生活物質基礎。而且，當時對文物古迹、古文化的保護意識沒有那麼強。
是以，如果哪一天有人在自己的田間地頭或是新開荒的土地裡挖出什麼稀罕物，第一個想到的絕不是上交國家，而是這物件帶回家能不能有實用性。
那時，很多意外發現的文物都逃脫不了這樣被忽視的命運，或是被當成飼料盆，或是被當成水瓢，全看發現它們的人家缺什麼實用物件。
自1982年起，《文物保護法》的成立和各個文物保護機構組織的成立，讓“文物保護”這一詞彙潛移默化的走入老百姓的生活。
一開始，我們的文物研究工作者們不僅通過正規的發掘古遺迹、古墓來獲得文物進行研究，更經常來到田間地頭，用走街串巷的方式收集遺失散落在民間的珍貴文物。
而且，老百姓的文物保護意識提高了，還會主動拿出自己家的寶貝給專家鑒定。
有一次，專家組在河北的一個小村子裡調研，就發現了“水瓢”的蹤迹。當地的一戶農民家中有一個“傳家寶”，在村子裡很有點小名氣，口口相傳的名氣就被來調研的文物專家們聽到了風聲。
“水瓢”的名頭吸引了專家組的目光，他們決定到這戶農家檢視一下實物。
看到文物專家們來串門，老農也十分高興，張羅着要拿出自己的“傳家寶”水瓢給專家們看看，因為這水瓢當真是個稀罕物！
原來，這個“水瓢”是老農偶然所得，因為适合舀水，就被老農當做水瓢用了10年了。稀罕就稀罕在，這個“水瓢”是全銅鑄造，瓢上還刻了字，隻是大家都不認得。“水瓢”看起來是個有些年代的物件，全銅當然沒的說。
但要說特别之處，還真就隻有那幾個字看起來很特别。專家一眼就确定，這些字不是現代通用漢字，但又一時看不出個是以然。于是，專家們決定花8元錢跟老農回收了“水瓢”，再進行仔細的研究。
專家們把“水瓢”帶回館裡仔細研究，可是“水瓢”造型簡單，除了瓢身的刻字，沒有其他明顯的身份提示。
是以，專家組把研究重點放在了這些刻字上。因為年代久遠，而且日常應用磨損嚴重，有些刻字不是太清晰，但這依然不妨礙專家們的研究。
專家們把瓢身刻字仔細的拓下來，經過仔細的研究及字型對比，能确定字型在篆書和隸書之間。
這些筆畫方正平直，結構平穩莊重，沒有隸書應有的起伏，有典型的漢代金文風範。
瓢身銘文刻字破解水瓢真實身份
原來，這個“水瓢”還真是個貨真價實的文物，還很有可能是漢代的文物。随着專家組對瓢身刻字拓本的識别，“水瓢”的真實身份終于大白于天下。
銅升的銅壁外壁雕刻的銘文共有四行，分别寫着“上林共府/初元三年受/琅琊容一升重/斤二兩工師駿造”。原來這個看似普通的“水瓢”是“上林共府銅升”！
這可是非常名貴且具有考古價值的西漢文物，這與西漢銅器最大鑄造産地——上林苑有關。
上林共府銅升是當時的标準量器之一。據《陶齋》記載，“升高建初尺一寸九分，口徑三寸五分，柄長三寸六分，容清量四合。”
經過精細測量，此上林共府銅升的實際尺寸全長16厘米，高4.5厘米，口徑9.2厘米。經過尺寸換算，這與史料中記載大小基本吻合，實際裝水測量該銅升的容積是209毫升。
此銅升為圓口平底，整體是下收形柱體，搖桿也是圓柱形的，全銅鑄造而成，銅壁外側刻有關于此升相關資訊的銘文。
也許很多人會有疑問，一個漢代的标準量器怎麼還有銘文雕刻呢！
這就跟西漢嚴格的物勒工名制度有關了。西漢中期以後，銅器鑄造的規模擴大。而且這些銅器出廠後，面對的是全國内大範圍的轉運和流通，器物的每次轉運都要在上面做好相應的記錄，是以就有了嚴格的物勒工名制度。
這麼大範圍的轉運和流通，顯然原始的鑄名并不适用，這才改成了在銅升上的刻銘方式。在銅器鑄造完成後，交由專人進行相應的刻銘工作。
上林苑銅器上的刻銘格式大緻相同，内容大緻包括器名、容積、重量、制作、年代、工匠名和編号。這樣做是為了考察工匠和相應官員的績效，很大程度上加強了國家手工産業和産品的品質問題。
物勒工名制度主要針對的器物都是出品自官營機構。這也從側面展現了自漢武帝時期以來，漢代曆屆帝王都很重視中央集權制度。
自漢武帝以來，國力得到休養生息和高速的發展，以物勒工名為代表的“中央标準化”也漸漸逐漸形成。
這個上林共府銅升銅壁外側的雕刻銘文正是按照這個标準雕刻上去的。這樣，專家通過一一對應的方式解讀了這個銅升的真實身份。
“上林”是指鑄造于秦漢時期長安近郊的上林苑，“共府”是供應谷物的府倉，“初元三年”是說鑄造于漢元帝即位後的第三年，“琅琊”是指這個銅升是由琅琊（今山東）貢獻的。
這是說，這件銅器并非鑄造于上林苑，是由地方鑄造後調到上林苑使用的。“工師駿造”是說工師為建制者，名字是駿。
無價之寶竟揭示西漢度量衡制度
既然，上林共府銅升是西漢的标準量器，專家組自然順藤摸瓜的進一步研究了漢代度量衡制度，再與其他同時期銅器進行橫向比較，以求得出更準确的漢代度量衡制度。
在《漢書·律曆志》中有所記載，漢代量的标準是“十合為升，十升為鬥，十鬥為斛”，關于衡值則是這樣規定的“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兩之為兩，二十四铢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
根據現有的“上林共府銅升”測算，這個當時容積為一升的量器，今天能承裝209毫升的水。在橫向對比國家館藏中的其他漢代上林銅器标準量器制品，基本都是漢代的一升相當于現在容積的200毫升左右。
可見漢代當時一升的容積折合現代制約為200毫升，這與秦代一升的容積基本相同。由此可見，漢代的度量衡是承襲和秦代的相關制度，量制采用的也是十進位制。
上林銅器上除了标有相應的容積，當然也标有相應的重量，這個上林共府銅升也不外如是。銅壁外側的銘文記載，銅升重二斤二兩。專家對上林共府銅升進行了實際稱重，重為321.3克，進行換算得出，漢代的每斤折合現代的286克重。
再跟已有的其他标準量器測算出的重量折合數值進行對比，漢代的一斤折合現代的重量約在247.5至251.克之間，平均值為249.65克。這樣，就可以約合出漢代一斤相當于現在的250克。
那麼，這樣就可以得出最後的漢代跟現在在重量和容積方面的折合數值嗎？
顯然，這樣的單一測算類比并不嚴謹。專家組為了更嚴謹的科學态度和得出更精确的折合計算方法，對國家館藏的其他漢代銅器（除了标準量器外）也做了相應類似的測算對比。
比如，天漢四年南宮鍾，銘刻“容十鬥，五十一斤”。實測容積為21000毫升，重10350克，每升折合現在210毫升，每斤折合今現在202.94克。
當然，專家們還對很多銅器的容積和重量數值方面進行對比，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他們對這些非标準量器外的漢代銅器測算結果和現代的數值進行折合，然後再取平均值得，得出漢代每升折合現在253.33毫升，漢代每斤折合現在246.8克。
然而，這又跟上林共府銅升的測算結果顯示了很大的差異。為什麼同為漢代銅器，會有這麼大的差別呢？
專家們把手頭的資料進行清單彙總，再翻閱史料記載，最後發現了其中的“端倪”。
原來，可以造成這樣誤差的原因有很多。标準量器的磨損會造成這樣的誤差存在；既然是純手工鑄造，那麼自然存在一定的精密度誤差；
而且，後期的雕刻銘文也是純手工程式，這也純在一些人為的誤差。總之，從生産到出廠有很多環節都能造成這樣的誤差存在。
但是，同一時期鑄造的銅器的相關重量和容積還是在平均值範圍内的，尤其是上林苑出品的銅器更為标準。這樣就得出，即漢代每升約折合現在200毫升，每斤約折合現在250克。
水瓢列為一級文物顯标準化制度
現在，上林共府銅升作為一級國家文物。除了供給專家研究西漢的度量衡制度和文物收藏作用外，上林共府銅升作為西漢重要文物也對外開放展出，供遊客、文物愛好者鑒賞。這個距今2000多年前的标準量器，安靜的陳列在天津博物館的展櫃之中。
當然還有很多同它一樣的漢代銅器，都像我們昭示了西漢時期銅器鑄造規模的龐大，中央标準化制度的完善。
前文說道，上林銅器在雕刻銘文、重量容積方面都有嚴格的标準化規範。同樣的，它在轉運流通過程中也很符合标準化制度，統稱為“上林銅器”。但是，這些漢代銅器卻并非都出産于上林苑。
從出土地點不同可以得見，上林銅器雖然很大一部分出自自己的轄區上林苑内。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從外地鑄造後調入上林苑使用的，就像本文重點所記上林共府銅器，不就是在琅琊（現在山東境内）鑄造後，才調入上林苑供使用嗎！
當然，有調入就有調出。很多由上林苑鑄造的銅器在成品并雕刻好銘文後，也流通出外地進行使用。
而這些上林銅器的轉運及流通，也非“一件包郵”的形式，而是根據不通器物鑄造時間，分批次有規律的按照統一時間和方式進行調配和流通，并統一做好相應記錄。
可見，西漢時期的上林苑已經脫離了作為一個單純的皇家園林的作用，演變為集政治、經濟、遊獵等多功能為一體的綜合性皇家園林。
結語
上林共府銅升在“物勒工名”制度，度量衡制度，漢代銅器鑄造、轉運、流通方式方法等各個方面都提供了很大的參考價值和研究意義。
這使得專家們在對漢代上林銅器各個方面的研究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這個被老農當做水瓢用了十年的器具，當之不愧是一件無價之寶。
參考文獻
于璐，中國國家物館藏西漢上林苑銅器述論·哲學與人文科學·考古；《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5年.08期105_13陳見東主編.中國設計全集第13卷工具類編計量篇[M].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