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剛剛成立之初，曾有一個國家與大陸情同手足，其親密關系堪比現在的“巴鐵兄弟”，這個國家就是位于巴爾幹半島的“山鷹之國”——阿爾巴尼亞。
毛主席曾在上個世紀60年代這樣形容中阿關系：
中阿兩國遠隔千山萬水，我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
但是，到20世紀70年代以後，中阿兩國的關系卻逐漸惡化，甚至于1985年4月，中國的安全保密人員在中國駐阿爾巴尼亞大使館内發現了35個竊聽器！
中阿兩國究竟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其背後究竟隐藏着什麼隐秘的緣由？
新中國成立後，阿爾巴尼亞是首批與中國建交的國家之一。此後，中阿雙方的關系一直都是不溫不火。
直到1954年，兩國才達成了互設使館的協定，并于同年開始互派大使。
中國第一任駐阿大使徐以新在赴任前除了能在地圖上找到阿爾巴尼亞外，其餘的幾乎可以算得上是一無所知。
中國上司人對阿爾巴尼亞領袖——恩維爾·霍查的評論也僅僅隻是“霍查這個人很有個性”。
但值得一提的是，阿爾巴尼亞這個物資匮乏的東歐小國，在與中國建交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請求中方援助。
阿方上司人霍查甚至在一次與徐以新的會面中開門見山的向中國請求援助。為了響應阿方的請求，中國從1954年開始，到1957年結束援助，共為阿爾巴尼亞提供了75項援助款項，其金額高達100億人民币。
按已知資料來看，阿爾巴尼亞是接受中國援助數額最多的國家。中國政府還提出，鑒于阿爾巴尼亞的特殊情況，中方還應給予特殊照顧。
然而，在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上，中阿兩國出現了分歧。
霍查作為斯大林的支援者，在赫魯曉夫上台後，堅決反對其在蘇共二十大上所作的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
而中方上司人則認為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雖然不贊同赫魯曉夫的主張，但還要正确認識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的錯誤的批判。
但不成想，這使得遠赴中國參加中共八大的霍查非常不滿。而在南斯拉夫問題上，中阿雙方的分歧也逐漸顯露。
南斯拉夫曾與阿爾巴尼亞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簽署了多個協約，這使得阿政府和軍隊中的一些重要職位都由南斯拉夫人擔任，阿的一些經濟部門也由南斯拉夫把持，南對阿的影響可謂是深入方方面面。
這當然引起了阿方上司人的相當不滿，霍查為擺脫南斯拉夫的控制，開始積極與蘇聯方面接近。
1948年蘇南沖突，為阿爾巴尼亞提供了擺脫南斯拉夫的絕佳機會。
當斯大林将南斯拉夫開除出歐洲共産黨和勞工黨情報局後，阿方果斷采取行動，将南斯拉夫援阿人員請送回國，并将親南人員開除出黨。
而1955年，中國與南斯拉夫建交。面對阿南問題，中方上司人基于國家利益，采取了一種中立的态度。
毛澤東提出，阿南不和并不是阿南雙方的問題，而是情報局的原因。對于中方的立場，霍查提出：
“我們對毛澤東有關情報局、斯大林和南斯拉夫的講話極為失望。”
但即便在斯大林與南斯拉夫問題上的立場不同，霍查仍在中共八大上激情澎湃地表達了對中國的贊美，他說：
“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人民永遠是你們忠實的、真誠的朋友。”
20世紀50年代末期，中蘇、阿蘇關系的變化為中阿提供了接近的契機。
1958年，蘇聯成功研制出核潛艇，為使核潛艇能夠保持與陸地的聯系，發揮其威力，赫魯曉夫向中國政府提出在中國南海建立長波電台，并開出了許多優惠條件。
但大陸上司人認為，在中國領土上建立長波電台，這事關中國主權與民族尊嚴，毛主席提出：
“這是名為共管，實際上所有權指揮權全歸蘇聯所有。”
在經過讨論與協商後，中國政府提出長波電台可以建，但須由中國提供全部資金，蘇聯提供技術，建成後所有權歸中方所有，蘇聯需與中方協商使用。這使得蘇聯方面非常不滿意。
長波電台事件後，蘇聯又提出建立中蘇聯合艦隊，而中國當時的海上力量十分薄弱，毛主席明智地看出了，這又是蘇聯企圖利用軍事力量控制中國的一項行動。
1960年，蘇聯撤回駐華專家，中蘇雙方展開了意識形态論戰。
與此同時，阿蘇關系也出現了惡化的兆頭。阿南關系破裂後，蘇聯向阿爾巴尼亞提供了大量物資，并派遣專家援阿。
而在赫魯曉夫上台後，阿蘇關系出現了變化。阿方上司人對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這一行為極為不滿，而此後蘇聯對阿爾巴尼亞經濟、軍事的幹預進一步加重了阿方上司人的擔憂。
在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赫魯曉夫對中國這個曾經的盟友大加指責，而整個會議隻有阿爾巴尼亞代表為中國說了半句話。
這使得赫魯曉夫極為愠怒，當即選擇停止對阿的援助，并撤回蘇聯援阿專家。
20世紀60年代，中阿關系迅速升溫，兩國進入了蜜月期。中國在自身經濟困難的情況下，仍為阿爾巴尼亞提供了大量援助，使得阿爾巴尼亞能夠完成一五計劃。
1966年《中國阿爾巴尼亞聯合聲明》中宣布：
“中阿兩黨、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偉大友誼和戰鬥團結，是完全建立在馬克思列甯主義和無産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是經受過一切考驗的，是牢不可破的。”
與此同時，蘇聯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為招緻了中阿兩國的共同反對，中阿兩國政府在反對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傾向上達成了高度一緻。
但即便如此，國家利益的不同也使中阿關系開始出現裂痕。
在對斯大林的評價上，中國政府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提出“七分正确，三分錯誤”的說法。
而阿爾巴尼亞上司人霍查則堅持認為斯大林是“全能的領袖，是列甯忠實的門徒，列甯主義的繼承者”。
在對蘇問題上，中方政府并不希望與蘇聯徹底決裂。1961年的八屆九中全會上，中共決定對蘇采取緩和的方針，停止論戰，集中力量搞國内建設。
而阿爾巴尼亞在與蘇聯翻臉後，堅持抵制赫魯曉夫。
1969年，中蘇雙方為緩解邊境的緊張狀況，在北京舉行會談，雙方達成邊境問題應通過和平談判解決的決議。
而阿爾巴尼亞上司人在得知這一消息後，對中國政府極其不滿。
而最讓阿爾巴尼亞政府不滿的是中美關系正常化。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即便中方政府再三保證“反對帝國主義的基本原則不變”，阿爾巴尼亞政府仍在緻中共的信件中提出：
“我們不贊成、不支援你們這一決定。”
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發表聯合公報，宣布中美關系正常化。這一舉措使阿爾巴尼亞大為震驚，中阿兩國關系受到了極大的挑戰。
而中國對阿爾巴尼亞援助政策的變化也進一步加深了兩國的裂痕。面對阿爾巴尼亞的獅子大開口，中方政府早已十分不滿。
在獲得中國的海量援助後，阿方政府不僅不心存感激，反而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
阿方認為，因為其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為中國仗義執言，才導緻蘇聯終止了對它的援助，援助阿方的重擔理所應當由中國承擔。
不僅如此，阿方對大陸的援助物資還産生了嚴重浪費，許多精密儀器被露天堆放，而阿群眾卻毫不珍惜，甚至覺得：
“沒關系，壞了，沒有了，中國再給嘛。”
要知道，這些物資是在中國物資匮乏的條件下，中國人民勒緊褲腰帶才擠出來的。
1969年，中國駐阿新任大使耿飚赴任後，開始重新評估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計劃。
耿飚認為中國對阿的援助，不僅沒有幫助阿國，反而助長了其驕傲與懶惰的心态。在1974年中阿商讨關于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第六個五年計劃的經濟援助時，阿方上司人甚至恬不知恥的向中國索要高達50億人民币的貸款。
對于阿方的無理要求，中方決定将對阿援助削減到10億元，并減少對阿的糧食、棉花等物資供給。
面對中國的這一舉措，阿方大肆指責中國“開始使用經濟封鎖這個武器”，甚至人身攻擊大陸上司人，中阿關系在阿爾巴尼亞的無故指責下開始走向決裂。
1978年7月7日，中國政府照會阿政府，停止對阿的經濟、軍事援助，并撤回援阿專家。
1979年，阿爾巴尼亞正式斷絕同中國的一切來往，僅保留了大使級外交關系。
1983年，在中國駐阿新任大使郗照明抵阿後，阿方代表便迫不及待地向其提出在三日内搬遷中國大使館的無理要求。
而在郗照明考察完大使館新址後，他發現，那裡的設施極為破舊，甚至連基本的日常生活都無法保障。
在郗照明的強烈要求下，阿方不得不同意中方從業人員重新修繕大使館。而阿方要求中國遷移大使館的反常行為也引起了郗照明的警覺，在修繕完新場館後，郗照明立即與中國政府聯系，請求中央派遣安全保密小組對阿方提供的新場館進行檢查。
不查不要緊，中方從業人員在新場館内竟發現了足足35枚竊聽器。
這樣的行為無疑讓在場的中方人員感到背後一涼，阿爾巴尼亞政府竟然如此大膽地在大陸駐外使館内安裝竊聽器，妄圖竊取大陸國家機密。
如果這35個竊聽器沒有被及時發現，大陸的大量機密情報将被阿方擷取，後果會不堪設想。而最有趣的是，這35枚阿爾巴尼亞安裝的竊聽器的某些零部件上，卻明晃晃的寫着“中國制造”四個大字。
中方援助阿方的物資，最後竟被其用來生産竊聽器，并且還監聽中國人員，這無疑讓人感到寒心。
雖然中方人員将竊聽裝置及現場錄像一起送回了國内，但大陸仍秉承着大國風範，沒有将此事公開曝光。而經過此事後，大陸與阿爾巴尼亞的關系可謂是降至冰點。
中國在1949年與阿爾巴尼亞建交後，兩國關系經曆了由平淡到親密再到破裂的過程。
中阿兩國就像是“東郭與狼”，中國在自身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堅持援阿，最終隻換來了阿國的反咬一口。就像是英國首相丘吉爾所說的一樣：
“沒有永遠的朋友，隻有永遠的利益”。
而中阿關系，直到阿爾巴尼亞領袖霍查去世後迎來了轉機。新一屆阿爾巴尼亞政府逐漸務實，表示願意與中國締結正常的外交關系。
1991年阿外長來華，兩國關系逐漸正常化。但此後的中阿關系一直都處于不冷不熱的狀态，再也沒有恢複像20世紀60年代那樣的親密無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