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盧旺達主要族群之一——圖西族難民組織盧旺達愛國陣線與另一主要族群胡圖族的政府軍爆發戰争。在周邊國家的調停和壓力下，兩方于1993年8月達成了脆弱的停火協定。1994年4月6日，盧旺達總統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和布隆迪總統西普裡安·恩塔裡亞米拉乘坐的飛機在盧旺達首都基加利附近被擊落，兩位總統同時罹難，該事件成為盧旺達大屠殺的導火索，胡圖族在盧旺達全國範圍内發起了針對圖西族的血腥報複，一些胡圖族中的溫和派也慘遭殺害。1994年7月，盧旺達愛國陣線與鄰國烏幹達的軍隊反攻進入盧旺達首都基加利，擊敗了胡圖族政府。200萬胡圖族人——包括一些屠殺參與者，由于害怕遭圖西族報複，逃到鄰國布隆迪等。有數千人由于霍亂和痢疾死于難民營。盧旺達接近1/8的人口随着這次屠殺消失。聯合國大會于2003年12月23日宣布将每年的4月7日定為“反思盧旺達大屠殺國際日”，在2018年又将其改名為“反思1994年針對圖西族的盧旺達大屠殺國際日”。
大屠殺發生的當年，法國戰地記者讓·哈茨菲爾德前往盧旺達，開始調查和報道這場人間慘劇的程序及後果，試圖艱難地回答這個問題。他花了十四年的時間，在一線走訪了大量大屠殺的親曆者，記錄他們口述的記憶，寫成“盧旺達屠殺三部曲”（《赤裸生命》《屠刀一季》《羚羊戰略》）。如今，它們經過結集和精簡，以《與屠刀為鄰》的中譯名出版。
盡管屠殺後盧旺達立即頒布了民族和解的政策，也試圖與舊有的充滿仇恨的種族關系決裂，但對大屠殺的親曆者——不論是行兇者還是幸存者而言，生活都已經被徹底改變了。記錄屠殺親曆者的記憶，成為一場荊棘遍布的“殘酷”旅程。哈茨菲爾德在書中觀察到，背負着罪感的胡圖族人普遍慣于沉默，借由謊言、否認和健忘編織出更易被接受的故事。劫後餘生的圖西族人不再相信曾經的道德信仰，陷入一種“永恒的孤獨感”和對人性的根本不信任之中。大屠殺帶來的從不僅僅是生命的消亡，更是對人類文明信仰的崩塌。在這樣駭人聽聞的悲劇面前，并沒有人可以泰然地直面。
不過，這或許也是這份口述記錄最為珍貴的價值。如今，我們能從海量的文獻中找到有關大屠殺的國際關系、身份政治分析，能從《盧旺達飯店》這類影視作品中盡可能地感受那段曆史的氛圍。但唯有親曆者的記憶能清晰地告訴我們屠殺之于個體生命意味着什麼。悲劇的曆史并不隻停留在它發生的時空中，而是融入了親曆者的語言中。被講述的記憶或許混雜着遮掩和謊言，但它才真正使我們與大屠殺帶來的痛感相遇。而記住這份痛感，是為了讓悲劇不再以類似的形式重新在當下和未來降臨。以下内容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與屠刀為鄰》，有删改，小标題為摘編者所加。
《與屠刀為鄰：幸存者、劊子手與盧旺達大屠殺的記憶》，[法]讓·哈茨菲爾德 著，龍雲、孫旋 譯，北京日報出版社·理想國 2022年3月版。
與屠刀為鄰：“和解”一詞，究竟是什麼意思？
房子被燒，屋頂被拆，大街上屍橫遍地，牲口四散遊蕩，屋門零落，垃圾叢生......1994年夏天，動亂之後，荒涼的氣氛籠罩在尼亞馬塔的每個角落，十年之後舉行紀念活動時，當時經過此地的記者已經辨認不出昔日的這座小城。流亡者和戰争帶來的破壞非常相似，而且給人更多的印象是，這種突如其來的人去樓空超出了大家的想象，愛國陣線軍隊回來也無濟于事。
5月14日，愛國陣線的軍隊啟程。軍隊出現在沼澤地周圍，幫助大約2500名圖西難民逃離苦境。大部分幸存者都被護送到主幹道盡頭的營地，其他人則很快分散在鄉村田野之間，他們找到了栖身之所，有的在廢棄的房屋裡還找到了戰利品。伊諾桑回憶說：
“我在一座小房子裡睡覺，沒有任何援助，等到傍晚才出去找點東西。每個幸存者的命運各不相同。有些人找到了親人或工作。有些人剩下些許氣力，他們開始了碰運氣般的搜尋發掘，找到了一袋袋的糧食、被掩埋的機車、散失的奶牛，甚至還有存款。逃亡者當時粗心大意，倒讓某些人發了财。”
胡圖族逃亡大軍共有50000人，一路向剛果進發，男人、女人、孩子們浩浩蕩蕩，而此前他們曾洗劫過慘遭屠殺的50000名圖西人的家園。這個夏天，從布隆迪和坦尚尼亞歸來的流亡者紛紛湧向尼亞馬塔。他們坐着汽車，紛紛攘攘地到來，與當地荒涼的氣氛很不協調。他們唱着歌，按着喇叭，揮動着橫幅，跟足球場邊的球迷似的。他們出生在這個地區，離開祖國多年之後重回故裡，真是開心不已，但一看到悲劇之慘烈，不禁心痛難忍。他們大部分人都支援愛國陣線，把持了空出來的權力機構:市政府、法院、軍區、警察署、兩所高中、市場對面的大酒吧、醫院、教堂。
但是，需要等到兩年之後，需要等到50000名胡圖人從剛果回來之後，山區才開始脫離幽靈般的荒涼色調。胡圖人排着隊由軍人們押送着回來了，7000多人很快被關進了裡利馬監獄，在荒蕪的土地旁又釋放了另一批人，他們發現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了自己和圖西族幸存者的頭上，從此他們又将比鄰而居。
幸存者注定要和劊子手及其家人一起共處，這是多麼陰暗的命運！曆史是多麼殘酷！由此誕生了“和解計劃”，掌權的愛國陣線、歐美出資者、人道主義機構、聯合國駐該國機構、教會組織都堅持采用這個名稱。五年和解計劃或項目最後怎麼樣了，究竟是值得稱贊，還是有點虛僞？“和解”這個多義詞到底是什麼意思：是禮拜儀式的，政治層面的，還是精神層面的?
想象一下初到尼亞馬塔的外國人，一名導遊正在等他。外國人住進教區的房間，管理人是一名胡圖族神父，或者住進圖西人埃馬紐埃爾（Emmanuel）新開的旅館。他信步到集市去閑逛，去參加彌撒，為歌聲而心醉神迷。在體育場内，站在扶手旁邊，周圍是喜形于色的人群，他看到布蓋塞拉體育隊正在進行足球比賽，這支球隊足以和首都所有的甲級隊對壘。第二天，他受邀來到國小校。走到任何地方，導遊都讓他看圖西族和胡圖族随處可見、密不可分的生活，并且确切地告訴他，他們之間已經沒有了争鬥。外國人可能會由鎮長陪着和公衆座談，與高中教師或公審大會主席閑聊：所有人都會向他描述這種嚴肅認真的氣氛，不管是在會議中，在勤奮學習的課堂上，還是在順利進行的審判裡，總之和解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
是以，在前兩三天，和解的幻象一直延續着，直到清晰的裂痕被看見為止。例如，做完彌撒出來，信徒們在廣場盡頭就分為兩群，各自談論誓言和本周的新聞。然後，他們分頭回家，兩群人互不搭話。市場上，農婦們雙眼對視，沒有好眼色，彼此都不開腔。在獸醫或司機聚集的酒吧裡，某位顧客自個兒在一邊喝酒，或者想插進去和别人聊天，但沒有人聽他說話。别的地方，某人幹脆拒絕了别人的盛情，不理對方遞過來的香蕉酒。
電影《盧旺達飯店》（2004）劇照。
離開尼亞馬塔，越往山區走，這種對立的迹象越會頻頻映入眼簾。行人突然橫着穿過道路走到另一邊，嘴裡嘟嘟囔囔朝另一名路人說難聽的話，或者來幾句冷嘲熱諷。從集市回來，很多人逗留在森林外面，想等人多了一起穿越森林。我想起了初次見到西爾維·烏姆比耶伊時，她對我說過的各種“害怕”。
外國人爬到基本戈的中心，隻見農民們勞作了一天，都到這裡來消磨時光。這邊一群圖西人正在閑聊天，百米開外是一群胡圖人。翻譯介紹着随處可見的例外情況：伊尼亞斯因為小牛犢的事情而向圖西族養殖者請教，菲菲正在和圖西族女伴聊天。但一開始和他們聊天，外國人馬上就會感覺不對勁兒——這種不對勁兒将成為每天都會發生的事，将轉化為焦慮，或者說一種惡心的感覺—這種不對勁兒在逗留期間可能會與日俱增，甚至在他回國之後還經久不息。
人們怎麼看待共處和“和解”這個主旋律？他們之間也談這些嗎，在什麼場合？因為這和解是專制政策的基石，是外國出資人的關鍵詞，我事先想到了一些并沒有意義的客氣的答案。令我出乎意料的是，胡圖人和圖西人——至少說參加過前兩部訪談的人——都坦誠地進行了回應，說話很放松，很有意思。
“國家發揮了作用，但并不能從幸存者心中徹底消除複仇的念頭”
阿方斯：
“我可以按照要求來适應新的生活。酒吧倒閉關門之後，我開墾了土地。我永遠也不可能達到之前的富裕程度了，但是沒關系。兇手比幸存者更快地适應了新生活，因為他們沒有喪失生活的熱情。他們一直開荒開到了潮濕的窪地，幹旱肆虐的時候，他們灌溉着新的莊稼地，他們把好的收成儲藏起來，到時可以賣個好價錢，他們烤制大量的香蕉酒，市場都紅火起來了。
看得出來，圖西人不像以前那樣幹活了。他們一直很難過。他們還是有這樣那樣的痛苦，他們很脆弱。要是沒有及時的降雨，他們很快就失去了動力。
胡圖人呢，他們勁頭很足，以前他們覺得這下子可完了，老婆也可能會跟别人生孩子去了，後來他們卻獲釋了。是以，他們覺得和解是有利的。
我加入了兩個農業合作社，一個是尼亞巴隆戈河沿岸的甘蔗種植合作社，共有83名胡圖族和圖西族農民參加，另一個是糧食種植者合作社，共有130名成員。我們還組織了實物抽獎來鼓勵購買，我們一起喝酒，聊天也很得體。但要說友誼嘛，那是另一回事。
國家發揮了作用，不允許複仇情緒破壞和解政策，但這并不能從幸存者心裡徹底消除複仇的念頭。我知道他們并沒有原諒我，但是國家原諒了我。即使幸存者同意和解，他們和兇手們在一起也沒有安全感，害怕再次受到打擊。盧旺達已經沒有信任可言，重拾信任得等好多代人之後了。
我呢，我沒有想過，為什麼大家當時會同意上演這場鬧劇。當局很有說服力，推着我們往前走。我們收到指令奔赴沼澤地，後來沒有指令，我們照樣前赴後繼。現在，要讨論每個人犯下的罪行是非常棘手的事。專門去向某個人請求道歉吧，這也不頂用，事先就知道是白費勁。
我覺得圖西人的表情掩藏了他們的指責心理，因為他們受到過嚴厲的訓誡。現在這樣平安共處，我覺得很自在。”
讓維耶：
“誰都可以改變，我們也可以。如果沒有忘記我們的親人，沒有忘記他們被殺害的方式，改變也并不可恥。如果生活還不錯，胡圖人幹下的壞事也就顯得沒那麼嚴重。有人又養起了奶牛，有人收成很好，有人又結婚生子，對他們來說，苦已經受完了，回憶不會有更大的刺激。但是對于60歲的老母親來說，無兒無女，孤苦伶仃，還得自己去打水，在她面前提‘和解’有什麼用呢。”
西爾維：
“為什麼不能和解呢？我覺得可以。和解得跟從前一樣啊，這絕對不可能。但是為什麼不能和解到80%呢？那剩下的20%，就是信任。至于其他的情緒嘛，還過得去，往前走就行了。
以前，我對恐懼特别敏感。當我看見兇手的時候，就想起死去的父母，想起我失去的一切。我之前已經說過：如果老是想着屠殺帶來的恐懼，那絕對會喪失所有的希望。我們成功挽救回來的東西，也将全部散失。我希望未來能夠幸福。我不想總是懷恨在心，而讓自己郁郁而終。一名從種族屠殺中幸存下來的孤兒，他沒有父親，沒有親人，沒有住處，沒有工作，他不能考慮任何的和解事宜；同樣，一位老母親也是如此。我身體沒毛病，孩子們都很可愛，我還可以走動走動，說說話。我的生活曾經被扼殺，但是我絕對要繼續自己的生活。雖然我對别人已經沒有了信任感，對自己卻還是充滿了信心。”
伊諾桑：
“我相信和解，但首先是和自己和解。第一天早晨，我從窗戶看到鄰居拿着槍跑了出來。我知道他在找我。我躲了起來，太太去了教堂。我們從此再也沒有見過面，我像犯了錯似的苟活于世。過了這麼多年，我相信自己之是以當時沒有去教堂，完全靠的是運氣，而不是别的東西。與自己和解得越好，也就越想與他人和解。我再婚了。再苦再難，我的第二位太太都支援我。現在，我又有了四個孩子，走在街上别人也對我很熱情，我是學校校長，同僚們也尊敬我，這都是和解的迹象。
至于與胡圖人的和解，如果要與他們通婚，互贈奶牛，在聊天中彼此欣賞，這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他們殺人時眼睛都不眨一下，從沒有思考過任何問題。這是最異乎尋常的。比如這些問題：如果我殺了人，能解決我的問題嗎？某一天，我是否會想起在泥沼中被殺害的鄰居呢？如果這樣殺人的話，到時候會不會也輪到我的頭上？不，絕對不能，他們沒有想過這些問題，我們是不能習慣這一點的。
但接近胡圖人卻是必須的。說到底，圖西人也并沒想獨霸整個國家，沒有胡圖人，他們也很難維持下去。胡圖人揮刀砍向圖西人的時候，他們也揮刀砍向了大自然。我是農民的兒子，我知道，對于圖西人的繁榮富足來說，胡圖人是不可缺少的。胡圖人更加強壯，幹起活來更加勇猛，他們與土地更為融洽，他們對付惡劣天氣也更大膽，他們骨子裡流着農民的血液。當幹旱襲來時，每天早上，他們可以步行五公裡或更遠的路到濕潤的沼澤地種莊稼。
圖西人的土地将變成牧場，土地荒蕪，市場蕭條，打架鬥毆也會接踵而來，因為圖西人之間也開始變得狡猾。土地荒廢，遊牧生活，饑荒，中世紀。
胡圖人需要圖西人給他們供應肉和奶，而且他們不如圖西人聰明，善于制訂各種計劃安排，當然大屠殺計劃除外。但是，圖西人更依賴無與倫比的胡圖族勞動力。
圖西幸存者沒有任何未來，作為他們中間的一員，我可以這麼講。再過三四十年，就沒人談起他們了，就是不病死，他們也老死了。當然他們還有孩子，但孩子們嘛，他們會怎麼看待父輩身上的包袱呢？他們是否會承受這一重負？幸存者本人對往事的哀怨，現在已經與十年前大不相同。他們承受了這一切，他們很溫順，他們重複那些善意的話語，他們慢慢療治失望的心情。
那些不屬于幸存者的圖西人，那些流亡的圖西人，他們要求永不複仇。他們知道自己最聰明，他們表現得很有耐心，也不找胡圖人麻煩。在基加利更是如此，那裡有更多溫和的胡圖人，還可以和他們坦誠相見。流亡的圖西人什麼也沒有忘記，逃亡的瘋狂、流浪的艱辛、家人的屠殺，如此種種，他們既不是叛徒，也沒有忘恩負義。但他們将這次大屠殺視為人禍也比較合适。曆史上的一次恐怖事件，卻需要人們做那麼多的努力，來消弭災難肆虐的痕迹。他們發明了和解政策，因為在盧旺達，七成都是胡圖人。
他們拿起屠刀制造了大屠殺，之後還占絕對多數，真是很恐怖。
和解是共享信任的共享。和解政策是公平地共享懷疑。”
電影《四月某時》（2005）劇照。
“如果說有點小收獲，那就是關于人的看法和懷疑”
“出獄的時候，我害怕看到幸存者。自己慢慢有了勇氣，敢接近他們了，在忏悔自己行為的過程中，我感受到更人性化的東西。我不再是此前的阿方斯，當然也有點負面的改變。這段陰暗的日子改變了我的想法。在這痛苦的幾年中，年紀也逐漸大了。牢獄損害了我集中思考問題的能力。
就像我曾經跟您說過的那樣，有人嘲諷你，有人指責你，這比讓你拿起屠刀還難受。對于沒有與我們為伍的人來說，很難了解這種情況，現在這種感受讓我備受折磨。
我殺過人，坐過牢，我很害怕。害怕邪惡，這種恐懼感與我形影不離。但是，我在經濟上的變化更大。我失去了财富，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讨價還價，做決定之前總是望而卻步，我不能再大手大腳地花錢，我不能再雇人幹活。在生意上，我不如從前那麼有魄力。我感覺很不自在。我懷念一去不複返的昔日榮華。”
潘克拉斯：
“我覺得，跟屠殺前相比，我成了一個更好的潘克拉斯，因為我知道曾經的我是什麼模樣，我知道自己是多麼貪婪和血腥。但是，我已經改邪歸正。因為這些糟糕的經曆，我現在已成為更好的人，我知道自己已與邪惡決裂。
我曾經與同伴們一道野蠻殘暴，我曾經服從過恐怖的當局，我曾經揮舞着大刀參加過屠殺大軍。我一無所有地回到了家園，我明白了幹壞事帶來的惱人後果。
不管怎樣，我的性格還是相似的。我從前很虔誠，是個好小夥兒；我現在更加虔誠，是個更好的小夥兒，就這樣。如果可以說的話，邪惡已經讓我脫胎換骨。”
“我變了。屠殺之後兩個月，我踩中了地雷。現在，我跑不快了，有時候在家裡也很害怕。屠殺期間，我整天四處逃命，跟羚羊無二；現在，我再也不能應對這樣的威脅。當然，如果盧旺達再來一次大屠殺，這是不可思議的。‘當然’‘不可思議’，這些詞在非洲意味着什麼？這自然會讓我擔憂。
回憶被追殺的經曆并無大礙。和那些很想了解大屠殺的外國人讨論，出于友善的原因，描述那些飽受污辱的情景并不在話下。說實話，那時候，我沒有受什麼污辱。很多同胞都受辱而死，尤其是那些不想将纏腰布挽到肚子上狂奔的老母親，那些拒絕爬到地裡找木薯吃的老父親。
我沒有受辱，壓根就沒有。生活給了我獵物般的命運，也就是說要争取還是要放棄。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樣的命運，大家受到的妨礙真是太相似了。在卡雲巴山，我們東彎西拐，耗費了所有的精力疲于奔命，根本沒有餘力想那些開不了口的問題。我們知道我們都将死亡，可還是要不停地逃跑。
隻是到了後來，我才覺得恥辱，從森林中出來回到了社會上。那段生活留下的怪癖：不洗衣服，胡亂睡覺。我發現孩子們看着我，他們以前都認識我這個有身份的老師，他們看着我爬到樹上摘香蕉，手握着蕃薯吃得津津有味。或者，突然俯下身去，當着行人的面喝坑中的水。雖然我覺得羞恥，卻不能掩飾這些怪癖。我來到了基加利，在路邊踩中了地雷。沒錯，我受了傷，大難不死。我覺得自己方方面面都遭到背叛，有種一無是處的感覺。
現在，出現了一種更具背叛性的侮辱。看到富裕的胡圖族家庭，看到兇手們開始賣命地勞動，看到他們開荒，收成不錯。看到胡圖人即将就學或享受好的條件，看到他們星期天穿得體體面面，看到婚禮的隊伍非常隆重，我心想：當時，我們跑得那麼起勁兒，為什麼現在落伍了，淪落到這般田地？我們沒有發展，收成很差，缺衣少食。每天早上，我們都在證明自己對生活的那份忠誠，到了晚上已經筋疲力盡，為什麼對我們的回報卻如此之少？為什麼富裕遲遲不登我們的家門？類似這些問題讓我内心很受侮辱。
我多少恢複了信心。我管着一所學校，新娶的太太給我生了孩子，有人請我喝啤酒，一起讨論項目，有人請我參加婚禮，還有人送了我三頭奶牛。但是，我沒有什麼精神上的收獲，在精神上，這次屠殺沒有帶給我什麼東西，沒有任何有益的教訓。我所獲得的，大概就是一點仇恨，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以前，我和其他圖西人一樣信任胡圖人。現在不是了......說實話，我很難大聲表達我所感受的真相。
如果說有點小收獲，那就是關于人的看法和懷疑。一方面，我們自以為和某人是好友，互相贈送奶牛，談起話來像親兄弟一樣，最後他卻拿起刀來殺你。另一方面，我們以為遭到遺棄，日子過得一塌糊塗，有位女子同意和你結婚，雖然她知道你一無所有，甚至連勇氣也喪失殆盡。你很不幸，一無所有，具有攻擊性，這時候她來安撫你，讓你重整旗鼓。這是個教訓：人的重要性是看不見的，人帶給你的失望或滿足更是看不見的。
經過屠殺之後，我的理論發生了改變，我不再像從前那樣信服哲學思想，我開始警惕傳統的觀點，我不再遵守邏輯。我學會接受不可思議，接受各種驚奇，學會格外警醒地思考。在所有的思想後面，我都做好了會有背叛的準備。沒有任何解釋可以讓我滿意。警惕刺激了好奇心。我始終想知道表象背後的東西。”
貝爾特：
“在沼澤地，我們過着豬一樣的日子，我們保留着那段生活的印迹。當然，我們不會重新開始，但是我們知道，我們曾經經曆過。我們不再像從前那樣看待這段動物般的生活。我們帶回來了一些小小的怪癖，比如：喝水的時候不那麼講究，煮飯的時候不那麼細心，吃飯的時候狼吞虎咽，或者在衆目睽睽下吃飯。
時間久了，小毛病漸漸改掉了，我幾乎感覺不到它們的影響。但是，回憶也取決于現在的生活。如果活得痛苦，如果孤獨和幹旱讓人信心全無，我們就不覺得是幸存者，不覺得是幸運兒。如果五谷豐登，如果不用為衣食操心，我們就會覺得舒服得多，更像活着的人。
在沼澤地裡，兇手對我們極盡侮辱。因為藏在紙莎草中的人很多，我們不會覺得那是直接針對自己一個人。我們感受到的主要是危險。危險已經将侮辱的感覺從心中滌蕩而去。說實話，當時那見不得人的生活，現在我并不覺得受到侮辱，除了聽到兇手們的嘲諷和持否定論調者的謊言之外。
我呢，幸運的是沒有被強奸。我不會是以而感到羞愧。但是也有别的尴尬，而且一直都存在，這就是孤獨。我已經認不出發生屠殺前我還是姑娘時的樣子。大屠殺之後，我覺得非常孤單，隻有絕望将我無情地包圍。我覺得自己是唯一感到孤獨的人。我想隻有我自己能夠了解我所經曆的境況。就是在幸存者當中，即使我那些命運不濟的好女伴，她們也不能成為我的知心朋友。我唯一的朋友就是我這凄涼的身軀。
從前，跟所有的盧旺達小孩子一樣，我會想到善與惡。我相信可歌可泣的努力，相信恰當得體的舉止，相信人間的正道。在沼澤地裡，在一個屠刀飛舞的早晨，我明白，這些信仰都可能灰飛煙滅：如道德、獎賞，以及與此相輔相成或相得益彰的利益和快樂。從今以後，我對道德、說教以及高尚的說辭都多了個心眼兒。
我知道，這次大屠殺是獨一無二的，我不懂曆史，我不知道怎麼來看待其嚴重性。我受到了沖擊。從您上次來過之後，我不知道還能給您說些什麼。對于您所提出的關于大屠殺的新問題，我不知道還能作何回答?我可以更加從容地回憶屠殺。我不能成天在恐慌中度日。我不想逃避平日裡的人們。但是，我覺得回憶非常危險。我從前的生活已經終結。新的生活已重新啟動，開始了新的方向。前一次生命中的所有期待，在第二次生命中再也找不到了。
《向您告知，明天我們一家就要被殺：盧旺達大屠殺紀事》，[美]菲利普·古雷維奇 著，李磊 譯，南京大學出版社·三輝圖書 2020年7月版。
我父母養了10頭奶牛，還打理着一個茂密的香蕉園，每次從市場回來，他們都在桌子上點錢。家裡有11個孩子，開始學着辛苦地幹農活，這是個大家庭。我們從收音機裡聽戲、聽音樂，還可以到富裕的鄰居家過夜。父母很疼我。我在班上是第一名，父母希望給我支付足夠的費用，讓我讀中學，我本應該讀完中學，然後到吉塔拉馬或基加利去念書，我将像很多婦女那樣活得很體面。
現在，我每天起床後就燒火做飯，喂孩子；我的思想已經模糊不清。我的内心中常常仇恨與恐懼交織。有時候，我真的想挑釁，我覺得自己與快樂無緣。接納一個丈夫，開始幸福的生活，我還看不到這些。
我不想結婚，這就是沒有追求者的真正原因。作為大難不死的孤兒，要選擇一個好丈夫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如果他自身沒有問題，但是不了解你，這行不通;如果他了解你，自身卻有很多問題，這也好不到哪裡去。如果他擔心你有問題，做不了模範妻子，他也會退避三舍。批評可能會來自四面八方。在盧旺達，如果兩口子吵架，總是雙方家庭出面解決。自己無親無靠地嫁給一個男人，這是很危險的，沒有親人，也就沒有溫馨的港灣，沒有媽媽的臂膀，也就沒有休憩的懷抱。我太沖動了，我忍受得太多，不敢貿然接受男人的撫慰，我覺得自己已經無可救藥。我甯願女人獨自憂傷，當然可以私下生子，因為這是任何女人都不能放棄的。
在沼澤地裡，我們說如果大難不死的話，以後就不賣雞了，免得讓其成為人們的口中之食。我們沒有遵守諾言，看到細嫩的雞肉，誰還管那麼多啊。我呢，我喜歡成熟的香蕉，但是我再也不會吃了；現在，聽收音機的時候，音樂和戲劇再沒有快樂可言。當時，我們還做過承諾，說如果僥幸逃生，那麼就啥也不嫌棄，我的意思是說，什麼都不會拒絕。這是第一個被遺忘的諾言。”
原文作者 | [法]讓·哈茨菲爾德
摘編 | 劉亞光
編輯 | 申婵
導語校對 |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