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7日，延安寶塔山下的窯洞裡，舉行了一場引人圍觀的婚禮。
新郎張學思，一位從“大帥府”裡走出來的公子。 他是奉系軍閥張作霖的第四子，也就是張學良的四弟。
新娘謝雪萍，則是雇農出身，原是一名紡織女工。 來到延安女子大學就讀，與之相識。
張作霖的兒子來到了延安紅色革命根據地，迎娶了與其身份懸殊的姑娘。
這一段塵封在艱難時世裡的往事，再次回首，依然具有曆史的溫度和傳奇的色彩。
大帥府邸走出來的唯一一名共産黨員
張作霖和張學良的知名度，蓋過了大帥府邸的其他人，鮮有人知，張學思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他走出了一條與兄弟姐妹完全不同的革命道路——成為了張氏帥府中唯一的共産黨員。
張學思，字述卿，又名張昉。 1916年1月6日，張學思降生在奉天古城的大帥府。
張作霖一生共娶6位女人，生下8男6女。 張學思是張作霖的四夫人許澍旸所生。
許澍旸，原籍河北的宛平縣，是一個打鐵匠的女兒。
在她很小的時候，父親就過世了，母親帶着她一起闖關東。來到了奉天法庫縣的一個鄉村裡安頓下來，靠給富人縫補漿洗為生。
雖出生在窮窩窩裡，許澍旸卻長得十分标緻、美麗。
一天清晨，她到村邊井台打水，碰上了騎馬挎刀的張作霖。
他一眼就被這個姑娘迷住了。 随後不久，媒人就上了門，許家姑娘被擡進了張家。
張作霖
封建軍閥的張氏家族，裡面有很多壞習慣，張學思的母親對大帥府裡的好多事情都是非常反感的。
母親常給他說：“你從小生長在這樣的家庭裡，不知道窮人過得什麼日子啊！ ”
母親教導他:你别看這麼大個家，這麼多産業，那都不是你的。一定要自立，不要靠張家的勢力吃飯! 要有志氣，将來自己去創造。
張學思
張學思12歲那年，大帥府發生了一件天大的慘案——張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
長子張學良成為大帥府新掌門人，在吊唁期間，他沉痛地問三位弟弟：“父帥遇害，你們有什麼打算？ ”
二弟張學銘嘶啞着嗓子喊：“我要是你，就把沈陽的小日本鬼子統統殺了！ ”
三弟張學曾聲淚俱下：“可惜我是個文弱書生，隻有把書念好，以慰父帥在天之靈！ ”
四弟張學思回答：“父仇要報，國仇也要報，要報仇先要自強！
張學良拍着張學思的肩膀歎道：“小小年紀，竟能如此慮事，難得啊！”
張作霖的八個兒子，右數第四位張學思
1931年2月，15歲的張學思，毅然走出大帥府。孤身來到北平，進入著名的彙文中學就讀。 他在這裡，不彰顯身份，不苟言笑，不濫交往，粗茶淡飯，專心讀書。
“九·一八”的炮聲，喚醒了炎黃子孫的民族救亡意識，和抗日的怒潮。
張學思參加了“學運”活動，燃燒起向往民主自由、求索真理的熱情火焰。
并決心沖出樊籠，走一條同父親相反的路。
沈陽張氏帥府
1933年4月，年僅17歲的張學思，走出大帥府，加入了共産黨。這一走再未踏進過家門。
受黨的指派，他到廊坊進入東北軍六十七軍，從事“兵運”工作，以望将來拉出一支抗日武裝。
5月底，廊坊兵運失敗，一些同志被捕或失散，張學思一時失掉了組織關系。
1934年7月，張學思在大哥張學良的推薦下，進入中央軍校十期第二總隊學習。
張學良
1936年12月12日淩晨，西安臨潼骊山的上空，響起了一陣嘭嘭嘭……的槍響，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了！
事變當夜，有幾條黑影竄到中央軍校宿舍，來到張學思床鋪前。被驚擾到的他，未等弄清怎麼回事，嘴巴已被堵上，手臂被反綁了起來。
張學思被軍校當局扣押，并連夜解往南京。
張學思被押往南京之後，關在幾間寬敞的密室中，吃喝拉撒睡都在裡面。既不審訊也不見人。
半月之後，12月26日，禁閉室的門突然被打開，政訓處長出現在門口。他宣布:張學思無事了。
原來，這一天，西安事變已經和平解決，他恢複自由。繼續在中央軍校學習。
婉拒和母親一起出國，而後去了延安
1937年1月，張學思從中央軍校畢業。
當時，國民黨一些要員想拉攏他。做媒攀親、授以要職，想要拿他做王牌。這些名利場的事都被他一一拒絕了。
1937年7月抗日戰争開始了，張學思第二次入黨，由東北抗日救亡總會黨團書記劉瀾波上司。
1938年4月，張學思接到母親從香港發來的電報。希望母子能見上一面，她不久将動身前往美國大女兒家裡。
張學思有一母同胞的三個兄弟姊妹，一個哥哥、兩個姐姐，他們分别在英國、美國和香港。
張學思的母親和三姐一家僑居在淺水灣。
張作霖的六個女兒
見到母親後，全家都設法規勸他一同去美國。
三姐說：“四弟，你再仔細想一想 ………… 憑你的聰明學識，憑你那呱呱叫的外語，到高等學府深造。将來一定會成為一個出類拔萃的人材，不比留在國内擔驚受怕強一百倍嗎？ ”
三姐夫也說：“現在正處戰亂之際，到處都混亂不堪，搞不好，小命丢了，還不知怎麼丢的。 你現在到那兒留學，學好了本領，将來回國貢獻力量不更有用嗎？ ”
張氏帥府内景
尤其是母親，她老人家握着小兒子的手，苦口婆心地說:“這一走，我們母子何時才能見上一面？ 你在這裡，我是整天都不安心的，能不能遵從母親的心願呢？ ”
張學思聽完母親的話，心中五味雜陳，但他堅定地回答：“軍人的職責是立志保國保民。 國家正處在生死存亡之際…… 我更不能離開祖國的土地……。 母親，恕兒不孝！ ”
張學思說服了母親，由母親送他飛往武漢。
看着在機窗外伶伶而立的老母親，張學思眼眶紅了。
來到延安與毛澤東一次親切幽默的談話
1938年10月中旬，張學思由武漢經西安，輾轉到達了盼望已久的革命聖地延安。改名為張昉，意為初升的太陽。
12月初的一個下午，在楊家嶺，張學思受到毛澤東的親切接見。
那是延安少有的一個好天氣，剛剛進入馬列學院二班學習的張學思，懷着激動的心情，來到毛澤東的住處。
毛澤東親切地讓他坐下，問道： “你就是張學良的弟弟吧?今年多大了？”
張學思回答： “我是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現在叫張昉，今年22歲了。”
毛澤東笑道：“還是個娃娃嘛！你感覺怎麼樣啊?能過得了這裡的生活難關嗎?”
張學思有點難為情了，說： “主席，您可别把我當成小孩子!”
“哈哈哈!”毛澤東爽朗地大笑起來，說：“你是個少爺公子出身，過去的生活條件那樣好，初到延安，我擔心你過不慣苦日子呦!”
張學思爽快地回答： “主席，我能受得了。好多同志都是這樣過來的，過得很愉快。他們能行，我也能行!我要革命，要抗日！延安是最好的大學。”
在延安，張學思和其他人一樣吃小米、鹹菜，住窯洞。
一次，東北老鄉劉瀾波等人籌備一個東北救亡總會通訊處。由于缺少經費，房子蓋不起來。張學思知道後說：“這個錢，由我來出。”
劉瀾波感到意外：“你哪裡有錢？”
原來張學思在香港時，母親給了他一筆錢，存在邊區銀行。張學思撥出了一部分錢，給東北救亡總會通訊處建了七間房。
張學思對美麗的延安女大學生謝雪萍一見鐘情
1939年9月，剛剛23歲的張學思從馬列學院畢業。風華正茂的他，被任命為抗日軍政大學三分校直屬二隊隊長。
1940年春的一天，延安女子大學在延安大禮堂舉行報告會。吸引了周圍馬列學院、抗大、中央黨校、魯藝等許多外校學員。
成千上百的青年人到了一起，大禮堂分外熱鬧起來。
戰友找戰友，朋友找朋友，東一堆西一夥，歡笑聲、聊天聲、嬉鬧聲像開了鍋似的響成一片。
來自抗大的張學思，坐在第三排的長條闆凳上。報告還沒開始，他正翻看一張《新華日報》。
張學思看到和自己同坐一條長闆凳的，是一位梳長辮子的姑娘。她正聚精會神地看着一本畫報，喧嘩熱鬧的環境似乎和她毫無關系。
姑娘恬靜、端莊的姿态吸引了張學思：輕柔的微笑；一雙秀美的眼睛；嘴唇輕輕地抿着；長長的麻花辮搭在胸前；顯得又妩媚又青春。
張學思主動搭話：“看得這麼認真啊！這份畫報從哪兒借的？”
“同學那裡借的。”姑娘的目光并沒離開畫報。
“聽口音，你好像不是北方人？”
“我是廣東人。”
“嗬，一個女孩子跑這麼遠，不簡單！”
“抗日還分什麼遠近呢！”她扭過頭，禮貌性地向張學思微微一笑。
延安大禮堂
這堂課，張學思走神了，不時把癡癡的目光投向那廣東姑娘。可姑娘倒聽得十分認真，筆尖在粗糙的馬蘭紙本子上急速地寫着。
這以後，姑娘的身影就藏在了張學思的心頭，無法抹去。
早年張學思作為張大帥的“四公子”，在北平、南京讀書時，有多少達官貴人、名媛淑女想攀親附貴，但都激不起他的感情。
唯獨在延安遇見了謝雪萍，讓他怦然心動。
不久，女大終于又有報告會。他早早地就到了會場，又坐到原來的位置上。希望還能看到那個姑娘，心裡一直在盼望，眼睛一直在張望。
原是張學思太癡心，以為姑娘還會坐在原來的位置上。而姑娘或許坐到了别處去，這一次，不得而見。
第三次，他還是坐在第三排那條長闆凳上。一直到散會，姑娘的身影也沒有出現。
這時，一位延安女大的學生向他走來，是他的一位同鄉——顧紅。
看到顧紅，張學思的心裡一下子亮堂了:顧大姐不是在女大嗎？她一定認識那位姑娘。
“張昉 ，有時日沒見了，到我那裡去坐會兒？”顧大姐坐在張學思身邊，和他唠起嗑來。
聊上幾句，張學思就開始轉彎抹角，向她打聽起那位廣東姑娘。
“哦，你問的那位姑娘啊！她叫謝雪萍。我們是同班同學。”
張學思還想對謝雪萍多了解一些，熱情的顧大姐零零星星地向他介紹了謝雪萍的身世。
謝雪萍四姊妹四個姓，因為家貧和家庭變故
謝雪萍，1920年出生在廣東一戶雇農之家。謝雪萍的父親姓李，一家人住在梧州市郊龍平村瓜地嶺。
謝雪萍的母親黎亞清生了四個女兒。大姐姓李；二姐姓陳；她是老三，姓謝；老四姓石。四個姊妹四個姓，就是因為家窮。
她們的父親早年溺水去世。母親無力養活幾個女兒，大姐因為長大了，可以幹活，就留在了家裡。二姐就給人了，跟人家姓陳。
黎亞清帶着三女兒嫁到梧州三雲村一個燒鍋的人家為填房。這家人姓石，她在那生了個女兒，就姓石。
謝雪萍
妹妹出生後，謝雪萍就沒辦法再跟着母親了。
在她七八歲的時候，母親在征得謝雪萍同意的情況下，送她去了表姨家。
表姨的丈夫姓謝，就是謝雪萍現在的姓氏。
謝雪萍十四歲的時候，辍學到廣州去找工作。
謝雪萍的一個堂姐在廣州讀書，認得紡織廠的人，就讓她去了紡織廠缫絲。
當時，工廠旁邊就是仲恺農工學校，晚上開勞工夜校，謝雪萍下班後就去那兒聽課。
1938年秋，她從夜校得到一個消息：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招生，經八路軍駐廣州辦事處介紹就可以去。
1938年9月，堂姐和堂姐的男友帶着謝雪萍一塊，到廣州八路軍辦事處找伍雲甫，報名延安軍政大學。
就這樣，9月18号，他們來到了延安。
1939年6月，謝雪萍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加入共産黨。延安女子大學成立後，她便轉入女大學習。
張學思請求顧大姐當紅娘
謝雪萍的坎坷身世與張學思的出生相比，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聽到她的身世，張學思更增加了對她的愛慕與同情，覺得這正是自己需要的伴侶。
張學思鼓足勇氣說出了心裡話：“顧大姐，我想請你……當個紅娘!”
“誰呀？”顧大姐驚訝地問，但轉瞬間就明白了。“好好，我一定想法兒給你們介紹介紹！”她爽快地點點頭。
顧大姐受了張學思的委托，就把這事一直放在心裡。
星期天到了，她找到了謝雪萍，說：“小廣東，走啊，去新市場逛逛。”
所謂新市場，其實不過是一個僅有七八米寬的小胡同而已。在延安城南，寶塔山的下面。
“正好，我想去買兩個本子呢。”謝雪萍就跟着顧紅走了。
女大在清涼山的山坡上，底下是延水河。兩人說說笑笑，在延河邊向前走着。
延河
從河對岸寶塔山的轉彎處，一個人騎着一匹雪白的馬四蹄翻飛疾馳而來。
顧大姐眼尖，她揚起手來大聲喊：“張昉，到這邊來！”
騎馬的人很快就來到了她們面前。下了馬，張學思問到：“顧大姐，你們是去新市場呀？”
“是呀！張隊長。來來來，我來給你們介紹一下。”
顧大姐樂呵呵地說:“這位是抗大東北幹部隊隊長，他叫張昉，我的同鄉。這位是女大三班的同學，叫謝雪萍。”
“這不是愛看畫報的姑娘嗎？”張學思笑容滿面地說。
謝雪萍用指尖繞着辮梢，眸子裡掠過一絲驚訝，她覺得他似乎有些眼熟，一時又想不起在哪兒見過。
“哦！對了，在女大聽課的時候！”謝雪萍也想起來了。
顧大姐話裡有音地笑着說：“太好了，原來你們已經見過面啊！一位是我的同鄉，一位是我的同學，咱們都是老朋友了嘛！”
“大姐，好長時間沒見了，到我那兒坐坐去。”張學思熱情地邀請道。
“行啊，走，到他那窯洞去看看。”顧大姐對謝雪萍說。
“大姐你自己去吧，我還得去新市場買本子呢。”謝雪萍說道。
張學思趕緊說：“不用去買了，我那兒有好多本子呢！”
顧大姐連拉帶拽，硬是把謝雪萍哄上了寶塔山。
夕陽西下、晚霞滿天的時候，顧大姐和謝雪萍下了山，謝雪萍手裡拿着兩個本子。
她後來才知道，這本子是張學思臨時從别人手裡要來的。
她這次和張學思的“偶然”相會，也是顧大姐一手安排的。
張學思與謝雪萍喜結良緣
那時大家住在山上，吃飯是在山下。
山下是總務處的房子，旁邊就是食堂。大家拿大缸子裝了飯、裝了菜就圍在一塊空地那兒吃。
不久的一天中午，謝雪萍下山吃飯，就看見了張學思在總務處門口站着。
“哎！謝雪萍，你幹嘛去呢？”她說：“幹嗎？吃飯啊！”
他說：“别别，咱們到外面吃去吧！”謝雪萍想：“行啊，到外面吃就到外面吃吧。”
從那以後，一到禮拜天，張學思就跑到女大找她。兩人去延河邊散步、出去吃飯。
這麼一來二去，謝雪萍對這個斯斯文文的軍人也有了點意思。
剛開始的時候，謝雪萍不知道他的身世。後來人家問她：“你知道你那朋友是什麼人嗎？”
她說：“張昉，他不就是東幹隊的隊長嗎？”
那人說：“人家是東北王張作霖的四公子，張學良的弟弟。”
謝雪萍就去問張學思，他帶她到窯洞面前的山坡上。一五一十地，把自己來延安之前的身世經曆都告訴了她。
謝雪萍不是東北人，也不知道張作霖是怎麼回事。她想:“我可不管他以前是什麼身份。我覺得他人可以就行了。”
張學思對旁人說：“我們共産黨人的戀愛婚姻應當志同道合，互相補充。她有的，正是我所缺的！謝雪萍是女工出身，比什麼千金小姐都好，合我的理想，有這樣的伴侶我感到非常滿意！”
1940年9月7号，張學思和謝雪萍在寶塔山的窯洞裡，與東幹隊另外幾對新郎新娘一道，舉行了一個别開生面的集體婚禮。
全隊開了文藝晚會，祝賀新人們美滿姻緣。
張雪思的一個戰友開玩笑地對謝雪萍說：“小謝呀！你是他的第一個女朋友，也是最後一個女朋友。”
張學思和謝雪萍能走到一起，表面上是一見鐘情的緣分。實質是張學思對自己過去家庭的決裂。更有馬克思主義的純潔、真摯的情懷。
婚後一星期，夫妻奔赴敵後抗日戰場
婚後一星期，9月14日，張學思攜妻子謝雪萍，向肅穆的寶塔山告别。帶領東幹隊奔赴華北敵後抗日戰場。
臨行前，張學思對妻子說：“你可不要因為是我的夫妻，在這次行軍中搞特殊。要帶頭吃苦，還要随時準備犧牲。”
謝雪萍說：“如果怕死怕苦，我也不來延安參加革命了。”
第一天計劃行軍60裡，謝雪萍走了十幾裡，就覺得這腿沉得不得了。
人家都說，頭三天是非常困難的，你頭三天能走出來，第四天開始，這就慢慢能走了。
後來行程增加到七八十裡，也不覺得累了，就這麼走到晉察冀。
1940年12月，到了冀中呂正操司令員那裡。
1941年1月，張學思擔任了冀中軍區參謀處長。從此，夫妻倆在華北抗日鬥争最艱苦、最殘酷的冀中平原，經受了戰火鍛煉和生死考驗。
戰争讓他們失去兩個女兒
1941年秋，謝雪萍的第一個孩子就是在敵人追趕、他們跑的情況下生的。張學思給女兒起名為張德華。
不久，敵人開始瘋狂地大掃蕩，部隊天天轉移，夜夜行軍。
有時一個晚上要換兩三個地方宿營，根本沒精力照料女兒。
更為重要的是部隊常常要在敵人炮樓、據點的縫隙之間穿過。
人不許出聲，槍械不許相碰，馬蹄要包上破布或稻草。
孩子要是萬一哭出聲來，就會暴露整個部隊的行動。
商量再三，他們決定把女兒委托給根據地一家姓張的老鄉代養。
當時沒有什麼東西給人家，就是說好了，過一段時間再來看看。
曆經一年多艱苦卓絕的轉戰，敵人的大掃蕩被徹底粉碎，軍區部隊又回到了原駐地。
時值1942年初秋，冀中平原上的青紗帳，搖曳着海洋般的喧響。
“走，走，看女兒去！”部隊剛安頓下來，正在埋鍋做飯，謝雪萍就催着丈夫張學思。
夫妻倆騎上馬，飛一般朝十多裡以外的一個村落趕去。
想到女兒已經一歲多了，不知長得有多可愛，是不是已經蹒跚學步了。謝雪萍的心興奮得怦怦直跳。
村子已經遙遙可見了，張學思馬快，最先沖進村子裡。
謝雪萍剛進村口，就見張學思突然掉轉馬頭，攔住妻子說：“走吧走吧，别看了！”
他緊握拳頭，五官痛苦得扭曲了，眼睛充滿血絲，聲音顫抖着。
謝雪萍不顧一切，拍馬沖過去。
村子北頭那幾十間民房已經成了黑壓壓的廢墟，滿地瓦礫，杳無人迹。
日寇“鐵壁合圍”大掃蕩，村村燒光、殺光、搶光，整個村都沒有了，孩子也沒了。
一聲長長的哀嚎，從謝雪萍的心底發出，淚水和雨水淋漓在臉龐。
張學思連忙拍馬上前，扶住差點要從馬上掉下來的妻子，他的嘴唇咬出了血來。
1943年秋，他們的第二個女兒又降生在日軍殘酷的大掃蕩之中。
張學思給她起名叫“啟明”，說天快亮了，困難的日子要過去了。
一天，張學思離家三個月後，興沖沖回到根據地的家。一進門，家裡沒有孩子的歡笑。
“孩子呢？”他驚問。
謝雪萍滿臉淚痕，告訴丈夫，半個月前，女兒患急性肺炎，在日軍殘酷的大掃蕩中，得不到及時醫治夭亡。
戰争接連奪走他們兩個孩子的生命。
他愧疚地問妻子：“兩個女兒我都沒有保護好，跟了我這樣的丈夫，你不後悔嗎？”
謝雪萍搖搖頭，堅決地說：“你為保護千萬人的生命而戰鬥，我不會後悔！”
1944年，張學思被調任平西擔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老紅軍出身的劉道生司令員，第一次見着他，說到：
“我看你是自找苦吃呀！從香港跑到延安，從延安跑到冀中，又從冀中跑到這個最窮的地方。哪裡差，你就跑哪裡！”
張學思說：“這倒很合我的心意。”
周總理稱贊張學思是一名海軍将才，39歲授海軍少将
歲月流逝，永不停歇。張學思曆經了鏖戰晉察冀的抗日和解放戰争，終于迎來了新中國成立。
周恩來總理把籌建大連海軍學校的艱巨任務交給了33歲的張學思。
他殚精竭慮，從籌備到正式開學，僅用8個月的時間。
在這期間，他七次路過沈陽，其中有五次在沈陽停留過。卻沒有顧得上回家看看，剛剛生産的妻子和孩子。在這期間，他七次路過沈陽，其中有五次在沈陽停留過。卻沒有顧得上回家看看，剛剛生産的妻子和孩子。
同志們和他開玩笑說：當年大禹治水，也隻是三過家門而不入，你現在七過家門而不入，超過大禹一倍還多啊！
1949年10月1日國慶節，張學思率海軍隊伍參加了國慶大典。站到天安門城樓上，張學思感到無比的自豪和驕傲。
1951年，到大連視察的周總理稱贊張學思：“知難而進、邊幹邊學，是一名優秀的海軍将才！”
50年代初，大連海軍學校管理科的同志，見校長張學思隻有一雙大頭鞋，經常穿上它與蘇聯駐軍接觸往來。
同志們覺得有失體面，就給他買了一雙皮鞋。
張學思語重心長地說：“讓我穿上新皮鞋就叫體面嗎？其他人穿得不好，我這個當上司的穿得再好也不體面。”
營房科的同志看到校長的住房一樣破舊灰暗，想要派人前去粉刷。
張學思知道後，更生氣了：“學校的舊房子很多，為什麼單單粉刷我住的這間？特殊化就是從這些地方搞起來的，不能開這個先例。”
1953年，張學思調海軍司令部擔任海軍副參謀長，他不僅自己刻苦專研業務，還多次動員妻子謝雪萍去學校念中學。
謝雪萍半開玩笑地說：“在延安的時候，我就從‘抗大’和‘女大’兩所大學畢了業，難道你叫我從大學往中學念嗎？”
北京大學工農速成中學
張學思一本正經地說：以前那是學怎麼抗日的大學，而你的文化水準，恐怕連國中都夠不上。你必須下決心撇下一切，去念中學。”
謝雪萍當時已經是六個孩子的母親了，要去上學就得離開家。
她還是聽從了丈夫的話，把孩子們托付給解放後從國外回來的婆婆照顧。
自己一個人進入了北京大學工農速成中學住校讀書。
1954年，張學思開創了我海軍以魚雷快艇一舉擊沉敵護衛艦——“太平号”的成功戰例。1955年，39歲的張學思被授予海軍少将軍銜。
1956年7月的一天晚上，張學思興奮得久久不能入睡。因為，他接到了去蘇聯伏羅希洛夫海軍學院留學深造的通知。
身旁的妻子謝雪萍望着丈夫說：“真想不到，你都40歲的人了，還要到外國去留學。你這輩子念了那麼多的書，還不夠嗎？”
聽妻子這樣問，張學思笑了，說：“夠？我的同志啊，差得遠哩！現在是突飛猛進的發展時代，我們可不能用過去打遊擊的老眼光來看新問題啊！”
被林彪一夥秘密關押三年
這樣的好黨員、好幹部，卻為林彪一夥人所不容。
1967年9月11日淩晨4點鐘，他們經過精心策劃，終以莫須有的罪名，以慣用的伎倆把張雪思騙去開緊急會議，而後秘密關押了他。
就在張學思被捕的早晨，那夥人又抄了他的家。謝雪萍一遍一遍地問：“快說，你們把我們學思怎麼樣啦？他是清白的呀！”
張學思被關進北郊衛戍區某團的一排陳舊平房裡，緊閉的窗戶上了鐵絲網，終不見天日。
每頓吃的飯，是一碗發了黴的大米飯或一個又幹又硬的饅頭，其他人都不夠吃，張學思的精神壓力大，經常剩下一半。剩下了也不許倒，要留着下頓吃。
他是多麼希望早日解脫囹圄之苦啊！然而忠實、原則、真理是他終生不渝的信條，絕不可能反革命集團低頭。
正因為他剛正不阿、甯折不彎的秉性，才使他在蒙冤關押期間，所受到的心理傷害、精神折磨和肉體摧殘，比其他人更多更重……。
到了1970年2月17日，專案組最後一次提審他時，他已不能走路，耳朵也幾乎聾了。
18日晚，張學思住進了醫院。醫院的診斷是：
一、全身血行播散性結核；二、肺原性心髒病；三、重度營養不良。
（左三）張學思
即使在醫院裡，對他的迫害也沒有停止過。張學思申訴的原始記錄中寫道：
“我現在是治病，不是治罪，即使對犯人也要給一些寬大吧！等我病好了，怎麼罰我都行，給我加罪也行，現在我不是來醫院治罪的！”
“我想從吃的方面來配合治療，是以我提出買東西。我也不是想吃什麼貴重的東西。就是想吃點香腸、酸菜，他們說沒有。我想吃洋芋，這個不會沒有吧！用水煮一煮就行，也說沒有。我隻想把我的病治好，恢複成一個健康的人。即使給我加罪，你們也要等到我病好了再加呀！”
“這裡這麼好的山林空氣，對我這樣的病人是多麼需要哇！可是這裡幾個月不開門窗，還用鐵絲把窗子擰起來，我這樣的人還能跳樓自殺嗎？能不能給我點寬大？！難道飯不給我吃，呼吸一下新鮮空氣還不行嗎？……”
這是一個身心受誣陷的人發出的正義的求生呼喚！可是有誰能聽得到？他這樣的申訴被壓了下來。
（右）張學思在天安門
張學思含冤離世
眼見張學思的病情一天天危重，到最後，體重比原來生生掉了90斤。(用他自己的話說:反革命分子在他身上搬掉了兩袋面粉。)
5月21日，醫院下病危通知。反革命分子才讓家屬看望最後一面。
走前，那些人告誡謝雪萍：不許哭，出現問題你負責。
張學思的6個子女，分别被趕到黑龍江、内蒙、陝北、青海等邊遠地區插隊勞動。隻有最小的女兒，由老師和親友的關照，才得以留在京郊毛紡廠當了徒工。
謝雪萍帶着14歲的小女兒來到張學思的病床前。
(1967年9月11日——1970年5月21日）整整兩年半的時間。張學思第一次見到了親人。
這兩年半的時間裡，張雪思和他的母親、妻子、兒女承受着怎樣的風雨，這種苦痛讓人難以言說。
晚年謝雪萍看自己一家人當年的合影
張學思怪石嶙峋骨瘦如柴，完全變了模樣。看到她們驚愕的眼光，張學思拉着孩子的手說：“不認識爸爸了吧？”
謝雪萍撫摸着丈夫的手臂：“學思，你有什麼要求嗎？”
“給我買個桔子吧。”這個一生戎馬落拓的丈夫已無複他言。
謝雪萍(右二)
多年以後，謝雪萍憶及此景還滿眼淚光：“22日，我去買回桔子罐頭，并準備了暖瓶。他們的人問我怎麼今天不去上班？我說今天我得去醫院，昨天都說好的。他們堅決說不行，車坐不下，今天你不能去看！”
“我隻好去上班。29号才通知我去看，沒到醫院人就不在了……。”
張學思等了8天，沒有盼來與親人的最後告别……。
1970年5月29日9時13分，黨和人民的忠誠戰士張學思，終因肺部空洞破裂，呼吸功能衰竭，心肌衰竭，心髒停止了跳動，含冤離世，年僅54歲。
冤屈終平反昭雪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摔死在溫都爾汗的戈壁灘上，林彪反革命集團垮台了！
這是曆史的報應，人民無不拍手稱快！
1980年12月，中央軍委、解放軍總政治部準許了為張學思同志進一步平反昭雪的報告，對他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評價！
到了這時，謝雪萍又一次放聲恸哭：“學思，你可以含笑九泉了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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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由作者主觀思想+曆史客觀事實梳理撰寫。
讀曆史生智慧，讀曆史長學問，讀曆史明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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