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木簡
▲新疆尉犁縣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
出土的文書《韓朋賦》
新發現
日前，
新疆尉犁縣克亞克庫都克
烽燧遺址考古發掘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果：
累計清理出土各類文物1450餘件（組）。
其中，
以883件文書最為引人注目。
這不僅是國内遺址考古出土
數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書資料，
也是首次發現唐代漢文木簡實物标本。
對于該項考古成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曆史學部主任、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接受采訪時說：
“新疆的這一考古成果，
是闡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重要實物教材，
增強了曆史信度，活化了曆史場景，
對講好中國故事，
提升大衆曆史自覺和文化自信，
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
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位于新疆尉犁縣東南90公裡處的荒漠無人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機關——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
據了解，該遺址累計清理出土各類文物1450餘件（組），均為戍邊将士日常生活、工作實用器物。文物中有木質的杯、碗、筷、勺，陶質的缸、罐、碗、碟，染織衣服、麻鞋，武器裝備弓、箭、铠甲，以及上傳下達的公文信函等等，其中以883件文書（紙文書758、木簡119、帛書4、刻辭2）最為引人注目，這不僅是國内遺址考古出土數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書資料，也是首次發現的唐代漢文木簡實物标本。
▲出土的部分文書
▲文書 開元四年八月四日牒下界内所由為加遠番探侯防備等事
▲文書 唐殘文書為入大城報西州裴司馬等事
文書所記錄内容豐富，涉及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法律、交通、社會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諸多内容均為首次發現，具有極高的史料研究價值。
如文學作品《遊仙窟》為國内現存最早且唯一實物标本，《韓朋賦》《孝經》《千字文》等文書豐富了相關版本。書信、勳告、借貸、佛經、祿命書等文書是還原唐代社會生活的鮮活素材。軍事文書數量最多，有上級傳達的時局戰報、下發的軍情指令，基層上報的日常巡查記錄、将士的換防升遷、武器資裝的報廢申領、軍糧的收支賬目、戰馬的病疫處理等等。記載“計會交牌”、“平安火”“都遊弈”巡檢制度的木簡實物更為國内首次出土，彌補了唐代軍事文獻記錄不詳的缺憾。
▲文書 孝經
▲文書 佛經殘片
以上各類文書包羅萬象，内容極其豐富，大自典章制度、重大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的活動，小到私人生活的瑣事均有涉獵，可以說發掘到了一座全面反映唐代邊防生活、邊疆治理的檔案館。
▲文書 殘書信
2019～2021年，經國家文物局準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進行了主動性考古發掘，發掘面積2300平方米，取得重大收獲，其成果先後入選2019年度“考古中國”絲綢之路重大項目成果和“2020年中國考古新發現”。這是國内首次對唐代烽燧遺址進行的主動性考古發掘。
本次發掘系統地揭露了遺址全貌，明确了烽燧為唐代“沙堆烽”故址，為邊塞軍事建置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實物資料。
“烽燧是中國古代王朝開辟絲綢之路、保護絲綢之路的曆史見證，是國家有效管理體系的重要支撐。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考古成果顯著，學術價值十分突出，作為‘大傳統’物化載體，是當時中央政府的國家工程。其現實政治意義巨大，無疑是近年國家邊疆考古又一項重大考古發現。該烽燧是唐代‘樓蘭路’沿線的一處基層軍事管理機構，其考古發現無疑是具有‘可信’與‘長軸’的很好曆史見證。它與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産的克孜爾烽燧，有着同樣的極為重要的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鄭州大學特聘教授劉慶柱接受采訪時說。
▲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全貌
▲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俯視 上為西
唐代，中央政府對西域的管理大為加強，先後設立安西、北庭兩大都護府，統轄天山南北。以克亞克庫都克烽燧為代表的衆多軍事設施的修築，構成了安西四鎮完備的鎮防體系，保證了唐代中央政府對西域的有效管轄和治理。
考古發掘首次揭露了唐代沙堆烽遺址的全貌，為我們了解唐代戍邊生活，認識羁縻府州政治管理體制，研究古代軍事制度，特别是邊塞烽堠機構的運作等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新發現掩耳守捉、焉耆守捉、榆林鎮、通海鎮、麻澤鎮、臨河烽、馬鋪烽、橫嶺烽、悭泉谷鋪、豬泉谷鋪、蘇累鋪等軍事機構及樓蘭路、麻澤賊路、焉耆路等防禦線路，這些軍事機構及線路均不見于任何記載，填補了曆史文獻關于唐代安西四鎮之一焉耆鎮軍鎮防禦體系記載的空白。樓蘭路、麻澤賊路等路線的發現，對樓蘭地區古代交通和絲綢之路的變遷也提供了新的資料。
在遺址中還出土有用焉耆文書寫的紙文書和木簡，說明不但有來自中原的漢兵，也有當地蕃兵蕃将參與烽燧戍守，展現出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對中華文化的深刻認同，共同參與西域開發建設，保衛祖國家園的曆史事實。
烽燧遺址出土各類遺物未經擾動，有準确的出土地點、層位和年代，是彌足珍貴的研究資料，對考古學、曆史學、文獻學、軍事史、西域地方史、書法藝術史等諸多學科發展将有極大推動促進，對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北京大學曆史學系教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榮新江介紹說：“從整個敦煌吐魯番乃至西域地區出土的唐代文書來看，這座當時稱為‘沙堆烽’的遺址出土的文書是一組相對完整的烽燧文書群，與敦煌吐魯番文書多為寺院、墓葬出土的二次利用文書不同，它們是實際應用的文書。它們讓我們認識到唐朝烽燧的作用和日常運作情況，大大補充了唐朝軍事防禦制度的細節。而且，這批文書集中在唐朝最強盛的開元天寶時期，所處位置在西域中道的烽燧線、交通線的中間地帶，是以展現了沙堆烽與周邊烽鋪、鎮戍、都護府、西域王國之間的聯系，其中包括東到西州、北庭，西到安西（龜茲）、于阗，一些重要人物如湯大使（開元六年任四鎮節度使的湯嘉惠）的出現，也表明這條交通路線的重要，有力地證明了唐朝對西域地區的穩固控制，以及對絲綢之路的路政建置的持續維護。”
▲帶有墨書的絹片
專家觀點
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考古發掘意義深遠
霍巍（四川大學傑出教授，長江學者，國務院學科評議組考古學科召集人之一）：
新疆考古工作者發掘的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是唐代經略西域的重要曆史見證，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唐代對西域的經營，不但加強了中原與西域各族人民之間的聯系與交流，鞏固了唐代邊防，也為漢以來所鑿通的“絲綢之路”提供了重要保障，維護了東西方的内陸交通。
▲铠甲殘片
從唐代初年開始，唐王朝便陸續在西域設定都護府和軍、鎮、戍、守捉、烽堠等一系列不同級别的軍事建置，配置兵力駐守。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就是其中最為基層的一處烽堠遺址，它首次完整地揭露了唐代邊疆烽燧遺址的全貌，出土了大量戍邊将士日常生活用具、生産工具，尤其是還發現了大量唐代紙文書和木簡，這是國内烽燧遺址出土數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漢文文書資料，其中所涉及的内容相當豐富，既有戍邊軍士們的戍邊記錄、個人書信，也有習字的文學作品和傳統典籍抄件，形象地再現了唐代邊防的諸多細節。
據初步研究，這處烽燧遺址的年代下限可能為中唐，其所處的地理位置和七至八世紀唐朝與吐蕃在西域的争奪有關，這也為研究唐蕃關系以及唐代經略西域的發展程序增添了新的史料，堪稱近年來中國邊疆考古、絲綢之路考古又一項重大發現，意義十分深遠。
▲帶有朱文的箭杆
沈睿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教授）：
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為唐時安西四鎮之焉耆鎮下屬軍事預警設施，時稱“沙堆烽”，為一遊弈所治所，為安西四鎮鎮防體系的有機構成。該遺址考古發掘填補了多項空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意義。遺址的全面揭露第一次為研究唐代的鎮防體系提供了豐富的、較為完整的第一手實物資料；第一次全方位展示了唐時烽燧的擇址與建築方式、治所的布局與管理制度，以及戍邊将士的現實生活與思想世界，集中展現了遺址的軍事特點，給了我們具體、全新的認識。
出土大量珍貴遺物，其中不乏國内首次發現。借助這些遺物可最大程度地建構起焉耆鎮烽燧将士的日常，包括飲食結構，比如因有屯墾而糧食作物種類并無較大特殊之處，但以獵殺野生動物為其主要肉食來源。
▲糧食作物種子
▲園藝植物種子
出土唐代漢文木簡實物為國内首次發現，内容涉及計會交牌、平安火等制度為國内首見；出土文書創國内數量之最，99%以上為漢文，内容極其豐富，諸多内容亦為首次發現，填補多項史載空白，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文書以軍事文書為多，反映遺址的軍事性質。文學作品《韓朋賦》《遊仙窟》、傳統經典《孝經》以及佛經，從内容看，分别對應着将士對家眷的牽挂、當下情感的需要、對家國的忠誠與效忠以及死後歸屬等不同情感的需求，很可能來自治所規訓烽燧将士思想情感的需要。
▲出土的部分動物骨骼
羅豐（西北大學文化遺産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大陸從漢代開始就建立了完備的邊防預警系統，唐代經略西域時繼承并完善了這種烽燧傳遞制度，以確定邊境軍情迅速傳達到指揮中樞。現在我們高興地看到考古工作者對新疆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進行考古發掘，這是大陸首次對一烽燧遺址進行全面揭露。過去我們僅從文獻中得知，烽燧預警為白日放煙，夜晚舉火，千日傳訊，不日而抵。至于戍邊官兵如何進行日常工作和生活，怎樣度過漫長而無聊單調的日日夜夜幾乎無從知曉。現在完整發掘被唐人稱作“沙堆烽”的遺址，在初唐至中唐将近百年的時間，留下豐富的遺迹遺物，各類文物多達1400餘件。
仔細的發掘配合多學科的研究，大體搞清楚了烽燧的布局、功能、人員配制、工作職責等。圍繞着烽燧有房間，通往水塘有階梯踏步，周圍用木栅欄圍堵，他們将垃圾沿高台向下傾倒形成的堆積，幾乎保持着廢棄時的原狀。透過發掘所獲資料，每位官兵從早到晚的工作情況、交接班制度、往來公文私信、平日閱讀和飲食結構，甚至固定的傾倒垃圾、上廁所路線等生活細節，均可複原再現。這是大陸唐代邊防遺址的一個重大發現，對研究當時中央對西域基層防務治理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水塘
▲獸夾
來源 | 文博山西